在東京核心地段一個公園內，大大小小的天藍色帳篷形成聚落，住着40多名露宿者。這聚落已存在逾30年，高峰期有近300名居民。他們建立起自己的餐廳、髮廊，定期舉辦茶會、縫紉和繪畫班；大部分無業或以散工維生的居民，以物易物地，過着一種與金錢無關的富足生活，建立起沒有瓦遮頭卻洋溢鄰里溫情的家園。
曾在荷蘭參與佔屋（squatting）運動的藝術家市村美佐子，是這條藍色村落的居民之一。現年40歲的她，2003年在此建起自己的帳篷，一住8年，其間出版了記述女性無家者生活狀况的繪本《Chocolate in a Blue-Tent Village: Letters to Kikuchi from the Park》，並積極參與東京露宿者的「維權」運動。最近她應活化廳邀請來港交流一個月，了解香港露宿者的生活狀態，打算以此為題進行創作。旅程甫開始，便發生「喪屍隧道」事件。
藍色小村被視為都市毒瘤
美佐子保留了當天的報紙頭版，對記者指着「喪屍」二字連連搖頭，不明白為何要這樣詆譭露宿一族。語言不通下，她最先注意到那幅頭版大相，「一對迷你裙下的美腿，走在衣冠不整的男道友旁邊，很明顯只是為了gossip，而不是報道新聞」。於是她親身去隧道看看，本打算在那裏過夜，不料露宿者已被趕得一乾二淨。
她說，將露宿者視為骯髒、危險的厭惡物，在日本亦很普遍；但其實露宿者社群也像一般人一樣，有骯髒的也有講究衛生的人，如能建立較為穩定的基地，例如像帳篷村落裏有煮食和洗滌的基本生活設施，露宿者也可以過得很乾淨。她開心地跟我分享藍色小村的生活照，問我香港可以建這樣的帳篷嗎？我猶疑，「有無這條法例我不知道，但以政府做事的習慣，應該很快會給掃蕩吧？」她聽了大惑不解，「那香港政府不是很矛盾嗎？既嫌露宿者骯髒，又不許他們建立比較像樣的住所。」
現時東京的露宿者估計有一萬人，租金高昂是主要成因。美佐子說，一般大學畢業生要在東京市區租個一房連簡單廚廁的單位，租金開支便花去收入的一半，教育程度稍低者更是想都不用想。她從荷蘭回國後主要靠藝術教育工作謀生，本來也租屋住，8年前有朋友邀請她到藍色小村參觀，樹木圍繞下的友善社群令她印象難忘，一再回訪，3個月後她決定把房子退租，成為帳篷村民。
東京市政府其實也將藍色小村視為都市毒瘤，但基於人道考慮，一直沒有採取強硬行動清場。只是2005年起推出自願安置計劃，提供價廉的房子讓露宿者居住兩年，其間每月會安排兩天散工的「就業機會」。村民覺得計劃只屬短期，社會制度不改變的話，兩年後又是前路茫茫。但幾年之間接受了安置方案的人也不少，所以村民現在只剩40多人。
對比起政府較為懷柔的政策，一些市民的行動更為激烈。2007年，一群聚居鐵路站外的露宿者疑惹起居民不滿，於是住處被縱火，燒出一大塊焦黑，露宿者亦作鳥獸散。美佐子知道後隻身前往居住，蓋起紙皮屋之餘，又在焦黑牆身貼上錯落有致的星星裝飾，為自己營造一片獨特的夜空。居民與路人可能覺得這紙皮屋太奇怪，都不敢再攻擊，於是其他露宿者慢慢又聚回來了，半年後美佐子但覺完成任務，於是回到藍色小村居住。
No Nike 運動公共空間使用權
另一次離家是在去年的「No Nike」運動。事緣澀谷的宮下公園因規劃失當，遊人稀少，吸引了數十名露宿者聚居，建起簡陋的小屋群；3年前政府計劃翻新公園，覓得Nike 出資4.6億日圓贊助重建，Nike 打算每年支付1870萬日圓購買直至2020年的命名權，公園翻新後各種體育設施將會收費，公園名字亦會改成「Nike 宮下公園」。
協議曝光後，包括美佐子在內的一群社運人士和藝術家大力反對，他們不滿原為免費公共空間的宮下公園變成收費場地，趕絕露宿者和基層使用者；政府則反指露宿者聚居嚇走遊人，令一般市民不能享用公園設施。就在封鎖公園、翻新工程開展前一日，美佐子記得很清楚，是去年的3月15日，她和約百名示威者佔據了公園，架起帳篷準備長期留守，一直居住了半年。其間舉辦各項藝術活動、表演和工作坊，熱鬧得像嘉年華會，更吸引了其他社會組織如關注貧窮戶、殘疾人士、同志、婦女團體加入抗爭，最多曾聚集了數百人留守。但在大規模的夏祭活動後眾人一時鬆懈，各自歸家休息，只剩數名露宿者在公園，9月15日，政府人員便伺機將他們攆走，翻新工程還是開展了。
惟Nike 也怯於輿論壓力，放棄了公園命名權，翻新後只叫作「新宮下公園」，原定所有設施收費的，也改為有三分一面積屬免費公眾地方，但Nike 堅持每日黃昏6時半便將整個公園鎖上，露宿者想以此為家是不可能了。不過，作為領頭人之一的美佐子還是對這次抗爭持肯定態度，因過去露宿者發起的行動都停留在爭取社會救助的層面，「No Nike」是首次大規模的、並且提升至公共空間使用權的層面，美佐子相信，為期數月的抗爭已令民眾對「公園」的存在意義有更深入的反思。
來到香港，美佐子最感興趣的亦是公共空間與露宿者生活的關係，計劃在下周日於油麻地活化廳的會址發表一件相關作品。來港近兩星期，最吸引她注意的是牙籤式「豪宅」。她試過登上高樓，放眼盡是一幢幢唐樓天台的破落景致，新建的、昂貴的大廈在不斷蠶食舊有居住空間。美佐子發現，這城裏樓宇高度的反差，同時亦是財富、身分地位的差距；至於未能在任何樓宇裏佔一席之地的露宿者，遊走在最底層的街道上，是否就永遠只有仰望或低頭的份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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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藍色帳篷小村落位於東京市中心一著名公園內，美佐子擔心村民會受滋擾和驅趕，希望記者不要提及公園的名稱。據說該公園足有4個維園那樣大，相比起來帳篷小村落只佔很小的角落，一般遊人通常不以為意。
註2：向社協的吳衛東查詢，換了在香港的公園內架起帳篷會有什麼後果？他說肯定不行，會被屋宇署當成僭建物清拆。在日本能這樣做，是因為01年有位年老露宿者被青年擲進河中浸死了，成為重大的社會事件，政府才立例規定不能清拆露宿者的帳篷。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08-14
2011年8月14日 星期日
這裏，只有人
上周日，數十萬份以「喪屍隧道」為頭版大標題的報紙在城裏流傳。內文將南昌站旁邊一條因規劃失當而使用率極低的隧道，描述成「道友之家」；貧者無家可歸的困境，被扭曲為威脅途人安全與影響環境衛生的問題。網上版報道更配以動畫，繒聲繒色地對這群窮途潦倒的露宿者極盡挖苦侮辱之能事，稍有同理心亦覺不忍卒讀。
有關注露宿者權益的社會人士在網上怒斥「人有人格！報有報格！」質問誰才是喪屍？也有人擔心聚居在內的露宿者何去何從，趕快到隧道探訪時，不但發現他們通通「被失蹤」，牆上更方方正正地貼着當日的頭版報道，恍如在弱勢社群的傷口上灑鹽。
過了兩天，徹夜下雨，他們還有哪裏可容身呢？在熟悉該區露宿者的社協幹事吳衛東帶路下，記者找到幾位隧道居民，捎回來一些細碎的故事，但願還原他們活生生的、人的聲音和面貌。
祥哥今年62歲，在隧道內住了3個多月。他說，有毒癮的人聚在深旺道出口的一端，他和別的露宿者聚在連翔道的一端，加起來大概有15、16人，向來相安無事。他不諱言個別鄰居的行為是有點過火，公眾地方只穿條三角褲在「啪針」，但記者報道時卻將這個別人士的行為放到無限大，用十分鄙視的字眼去形容他們，閱後感到很不開心。
「點解要話我哋係喪屍？ 有得揀邊個想瞓街？」
對於報道花大篇幅描寫隧道如何骯髒，針筒、血紙巾隨處丟，臭氣瀰漫，祥哥說該記者沒有誇大，只是有所不知，「我們也跟有毒癮的人反映過，叫他們要用報紙包好髒物，後來清潔阿姐給了一個大垃圾桶，他們都很合作丟在裏面。只是近期多了外人來吸毒，不是在這裏住，自然不會守規矩，記者影到散布地上的針筒垃圾，其實不是我們丟的。」
英叔和阿美（化名）兩夫妻，睡街已經3、4年，近一年多住在隧道內。他們買不起報紙，過了幾天有人拿給他們看才知何事；說到有關報道，阿美很生氣，「露宿者也有私隱吧？我住了那麼久，一向無人行，才把那裏當自己的家，穿得比較隨便，你無問過一句就影咗我登報紙，比着你會有咩感受？我哋只不過喺度瞓，又無搞到人，點解要話我哋係喪屍？ 有得揀邊個想瞓街？」
據露宿者說，周日當晚就有軍裝和便衣探員前來，說是有人投訴，所以不能在這裏住了，要他們收拾離開。但因為一時也找不到新地方睡，祥哥和幾個人將「行李」放在附近隱蔽處，晚上還是嘗試回隧道；阿美兩夫妻就請相熟的露宿者騰出點地方，「但人地瞓開，借你瞓一兩日就得，耐咗會唔鍾意，我哋都唔知走去邊好。」
吳衛東告訴他們，「那是公眾地方，其實警察沒權趕你們走的，他也講不出你是犯了哪條法例呀。」但露宿者聽了都沉吟不語，或搖頭嘆氣。祥哥說，警察一晚來兩三次，又查身分證又搜身，根本無法休息，不走也不成。另外幾名隧道居民辛苦找到新地方落腳，見到有人來探訪，便嘆「慘啦，咁快就黃咗！」他們都很擔心會再給掃蕩，便無處可去了。
「以前一屋九伙人，住客的口水痰、垃圾亂丟，我跟房東講，他又不理，最後鬧翻了我便搬出來」
如果沒親身到附近一帶看過，真的難以想像，天大地大，露宿者會連一小塊落腳地都找不到。隨着吳衛東在深水埗、南昌走一圈，沿途長椅全都加上分隔扶手；稍闊一點的石壆，不是加上拱起的硬物、就是造成斜面，無法躺穩。多處球場看台和公園涼亭在晚上11時便拉閘上鎖，輔以專人看守或閉路電視監察。更令人歎為觀止的是，部分涼亭頂蓋改建成中空，亭不成亭；有蓋的地方，康文署每天黃昏、晚上派人灑水三次，令地面濕得不能睡，更時常添加足以揦穿褲的臭粉。露宿者楊生說，連負責灑水的阿姐也無奈，「我都知折墮，唉，唔關我哋事架。」
層出不窮的行政手段彷彿告訴露宿者—— 高樓大廈沒你們份了，長椅和石壆不是為你們而設的，你們髒，公園涼亭的瓦遮頭也不歡迎你，最好你睡在地上吧，你們只配跟老鼠和蟑螂活在同一個高度，並且不要讓別人看到，因為你影響市容。
不睡街可以睡哪裏？露宿者中有些在輪候公屋，但「分分鐘等到死都未到」；宿舍限時限刻開放，環境擠迫之餘，只容許短住，住完再露宿時睡慣的地方已被佔去。綜援租津1200多元，質素最差的板間房月租亦隨時超越此數，更別提哪裏籌錢付按金上期。即使租到，每一位露宿者都提及令人聞風喪膽的木蝨；早前社協幹事陳紹銘便親身體驗板間房生涯，夜裏被木蝨咬得痛醒，腫塊足有三隻拇指大。
外人以為隧道算很髒，但祥哥說，他正是怕了更髒的板間房，才搬去隧道，「以前一屋九伙人，住客的口水痰、垃圾亂丟，我跟房東講，他又不理，最後鬧翻了我便搬出來。我幾廿歲人無病痛，就因為好注重衛生，板間房髒到我不敢住，在隧道口反而睡得到，起碼通風。」搬出來後，祥哥每天到公廁洗澡洗衫，衣服攤在球場曬，看起來的確乾淨清爽。「但現在日日趕人，唯有返去畀木蝨咬囉。」
「所有人露宿之前都是住屋企」
睡街四處被逐，楊生直言現在是「等死」，年逾60的他患了糖尿病，露宿兩、三年間曾嘗試上樓，但唐五樓的板間房也要1300元，他的一雙糖尿足根本無力走上去。頭腦清醒地受着苦，視力已日漸倒退，醫生警告雙足一旦受傷肯定要鋸；營養師叫他要吃得清淡，每天幾份菜幾份肉，他沒地方煮食，根本不可能遵從。有次他說「不如有咩食咗快啲死嘅，你寫比我啦」，於是被轉介看心理醫生，但他需要的又怎會是一名心理醫生？
令人難過的是，他們都如此友善、有禮、說話有紋有路，除了楊生受病患困擾外，其他人都仍然健康有力氣，一直在找工作卻沒人請。英叔和阿美兩夫妻本來都是清潔工，5、6年前，長工變成合約工，然後合約愈變愈短愈零散，最後散工也沒得做。阿美只不過40來歲，「見清潔工佢哋話我老，我老公50幾歲，想去送外賣，人哋又話要請老啲喎，咁即係點？」傾談間，祥哥的朋友走過來說，「我聽到迪士尼請清潔，6900元一個月，去唔去？」祥哥苦笑， 「迪士尼一碟飯30幾蚊，返工交通費又貴，做埋都係要瞓街。」
當晚遇到最年輕的一位隧道居民恆仔，年紀看來最多只有20尾30頭，他對於自己的情况不願多談，總是以笑迴避，卻有一句話令我印象深刻。我問到他露宿之前在哪裏住，他說：「住屋企囉，所有人露宿之前都是住屋企。」我想了想，或者也可以倒過來說，所有現在「住屋企」的人，都只不過是處於「露宿之前」的階段罷了。
這晚我聽到各種各樣成為露宿者的原因，人們只不過是失去了一份工，跟家人∕鄰居∕房東吵了一場架，收樓重建時沒等到賠償早了一步搬走，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在生命裏某個挫敗時刻遇上了毒品和賭博…… 甚至，只不過是老了、病了，因此沒有僱主認為你值錢了。在這涼薄的社會制度下，現在「住屋企」的人隨時亦可以成為露宿者的一分子。今天踐踏別人為喪屍，真的以為自己跟露宿生活是那麼遙遠嗎？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08-14
有關注露宿者權益的社會人士在網上怒斥「人有人格！報有報格！」質問誰才是喪屍？也有人擔心聚居在內的露宿者何去何從，趕快到隧道探訪時，不但發現他們通通「被失蹤」，牆上更方方正正地貼着當日的頭版報道，恍如在弱勢社群的傷口上灑鹽。
過了兩天，徹夜下雨，他們還有哪裏可容身呢？在熟悉該區露宿者的社協幹事吳衛東帶路下，記者找到幾位隧道居民，捎回來一些細碎的故事，但願還原他們活生生的、人的聲音和面貌。
祥哥今年62歲，在隧道內住了3個多月。他說，有毒癮的人聚在深旺道出口的一端，他和別的露宿者聚在連翔道的一端，加起來大概有15、16人，向來相安無事。他不諱言個別鄰居的行為是有點過火，公眾地方只穿條三角褲在「啪針」，但記者報道時卻將這個別人士的行為放到無限大，用十分鄙視的字眼去形容他們，閱後感到很不開心。
「點解要話我哋係喪屍？ 有得揀邊個想瞓街？」
對於報道花大篇幅描寫隧道如何骯髒，針筒、血紙巾隨處丟，臭氣瀰漫，祥哥說該記者沒有誇大，只是有所不知，「我們也跟有毒癮的人反映過，叫他們要用報紙包好髒物，後來清潔阿姐給了一個大垃圾桶，他們都很合作丟在裏面。只是近期多了外人來吸毒，不是在這裏住，自然不會守規矩，記者影到散布地上的針筒垃圾，其實不是我們丟的。」
英叔和阿美（化名）兩夫妻，睡街已經3、4年，近一年多住在隧道內。他們買不起報紙，過了幾天有人拿給他們看才知何事；說到有關報道，阿美很生氣，「露宿者也有私隱吧？我住了那麼久，一向無人行，才把那裏當自己的家，穿得比較隨便，你無問過一句就影咗我登報紙，比着你會有咩感受？我哋只不過喺度瞓，又無搞到人，點解要話我哋係喪屍？ 有得揀邊個想瞓街？」
據露宿者說，周日當晚就有軍裝和便衣探員前來，說是有人投訴，所以不能在這裏住了，要他們收拾離開。但因為一時也找不到新地方睡，祥哥和幾個人將「行李」放在附近隱蔽處，晚上還是嘗試回隧道；阿美兩夫妻就請相熟的露宿者騰出點地方，「但人地瞓開，借你瞓一兩日就得，耐咗會唔鍾意，我哋都唔知走去邊好。」
吳衛東告訴他們，「那是公眾地方，其實警察沒權趕你們走的，他也講不出你是犯了哪條法例呀。」但露宿者聽了都沉吟不語，或搖頭嘆氣。祥哥說，警察一晚來兩三次，又查身分證又搜身，根本無法休息，不走也不成。另外幾名隧道居民辛苦找到新地方落腳，見到有人來探訪，便嘆「慘啦，咁快就黃咗！」他們都很擔心會再給掃蕩，便無處可去了。
「以前一屋九伙人，住客的口水痰、垃圾亂丟，我跟房東講，他又不理，最後鬧翻了我便搬出來」
如果沒親身到附近一帶看過，真的難以想像，天大地大，露宿者會連一小塊落腳地都找不到。隨着吳衛東在深水埗、南昌走一圈，沿途長椅全都加上分隔扶手；稍闊一點的石壆，不是加上拱起的硬物、就是造成斜面，無法躺穩。多處球場看台和公園涼亭在晚上11時便拉閘上鎖，輔以專人看守或閉路電視監察。更令人歎為觀止的是，部分涼亭頂蓋改建成中空，亭不成亭；有蓋的地方，康文署每天黃昏、晚上派人灑水三次，令地面濕得不能睡，更時常添加足以揦穿褲的臭粉。露宿者楊生說，連負責灑水的阿姐也無奈，「我都知折墮，唉，唔關我哋事架。」
層出不窮的行政手段彷彿告訴露宿者—— 高樓大廈沒你們份了，長椅和石壆不是為你們而設的，你們髒，公園涼亭的瓦遮頭也不歡迎你，最好你睡在地上吧，你們只配跟老鼠和蟑螂活在同一個高度，並且不要讓別人看到，因為你影響市容。
不睡街可以睡哪裏？露宿者中有些在輪候公屋，但「分分鐘等到死都未到」；宿舍限時限刻開放，環境擠迫之餘，只容許短住，住完再露宿時睡慣的地方已被佔去。綜援租津1200多元，質素最差的板間房月租亦隨時超越此數，更別提哪裏籌錢付按金上期。即使租到，每一位露宿者都提及令人聞風喪膽的木蝨；早前社協幹事陳紹銘便親身體驗板間房生涯，夜裏被木蝨咬得痛醒，腫塊足有三隻拇指大。
外人以為隧道算很髒，但祥哥說，他正是怕了更髒的板間房，才搬去隧道，「以前一屋九伙人，住客的口水痰、垃圾亂丟，我跟房東講，他又不理，最後鬧翻了我便搬出來。我幾廿歲人無病痛，就因為好注重衛生，板間房髒到我不敢住，在隧道口反而睡得到，起碼通風。」搬出來後，祥哥每天到公廁洗澡洗衫，衣服攤在球場曬，看起來的確乾淨清爽。「但現在日日趕人，唯有返去畀木蝨咬囉。」
「所有人露宿之前都是住屋企」
睡街四處被逐，楊生直言現在是「等死」，年逾60的他患了糖尿病，露宿兩、三年間曾嘗試上樓，但唐五樓的板間房也要1300元，他的一雙糖尿足根本無力走上去。頭腦清醒地受着苦，視力已日漸倒退，醫生警告雙足一旦受傷肯定要鋸；營養師叫他要吃得清淡，每天幾份菜幾份肉，他沒地方煮食，根本不可能遵從。有次他說「不如有咩食咗快啲死嘅，你寫比我啦」，於是被轉介看心理醫生，但他需要的又怎會是一名心理醫生？
令人難過的是，他們都如此友善、有禮、說話有紋有路，除了楊生受病患困擾外，其他人都仍然健康有力氣，一直在找工作卻沒人請。英叔和阿美兩夫妻本來都是清潔工，5、6年前，長工變成合約工，然後合約愈變愈短愈零散，最後散工也沒得做。阿美只不過40來歲，「見清潔工佢哋話我老，我老公50幾歲，想去送外賣，人哋又話要請老啲喎，咁即係點？」傾談間，祥哥的朋友走過來說，「我聽到迪士尼請清潔，6900元一個月，去唔去？」祥哥苦笑， 「迪士尼一碟飯30幾蚊，返工交通費又貴，做埋都係要瞓街。」
當晚遇到最年輕的一位隧道居民恆仔，年紀看來最多只有20尾30頭，他對於自己的情况不願多談，總是以笑迴避，卻有一句話令我印象深刻。我問到他露宿之前在哪裏住，他說：「住屋企囉，所有人露宿之前都是住屋企。」我想了想，或者也可以倒過來說，所有現在「住屋企」的人，都只不過是處於「露宿之前」的階段罷了。
這晚我聽到各種各樣成為露宿者的原因，人們只不過是失去了一份工，跟家人∕鄰居∕房東吵了一場架，收樓重建時沒等到賠償早了一步搬走，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在生命裏某個挫敗時刻遇上了毒品和賭博…… 甚至，只不過是老了、病了，因此沒有僱主認為你值錢了。在這涼薄的社會制度下，現在「住屋企」的人隨時亦可以成為露宿者的一分子。今天踐踏別人為喪屍，真的以為自己跟露宿生活是那麼遙遠嗎？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08-14
2011年8月7日 星期日
先生小姐，我們不是要查你條命
文：白離
人口普查統計員其中一個守則是，不可接受訪問。作為統計員的我緊守指引守口如瓶，絕不透露市民資料。然而我未能明白，在我們搜刮私隱的同時，何以不向溫馴地獻上寶貴資料的大眾交代工作實情。
每天晚上在中心處理堆疊案頭的長問卷，一個個名字一個個單位被簡約成整整齊齊的數字和交叉，個體被打散成細碎的方格以便處理。不論你住豪宅還是擠劏房，都以同一問卷總結，冷冷呈上眼前，看不出分別。問卷被保存在潔白的膠盒內，沾不上人氣。我們就像發配外太空的敢死隊，擷取樣本再拿回地球研究。完成擷取後，樣本將被那些安坐辦公室的專家指手劃腳地分析，他們不曾踏在混雜紛亂的原生地，不曾跟樣本的來源者對話，就以字碼總結一個時代，一個地方，告訴我們，噢，香港，就是這樣的了。
最近一個調查公布，香港整體的快樂指數達七分以上，屬快樂一群。我有點難以相信。三個星期裏我拿着手裏的問卷去敲一道又一道的門，路過身旁的盡是赤裸上身汗水淋漓的工人，或是穿戴整齊目無表情的上班族。我手裏那份方方正正的清單與他們有多接近。當我們要用一個調查總結一個地方，我們如何忠實面對被詮釋的，人。
徘徊天堂地獄
我同時遊走於舊唐樓與新建私人住宅之間。統計員視唐樓為苦差，沒有電梯又骯髒，有數不盡的附建單位與劏房；龍蛇混雜，尤顯生人勿近。而豪宅則是受盡青睞的優差，只需在冷氣長開的大堂按按對講機，或向看更稍稍查問住戶行蹤，不用拍門叫喊，省卻不少工夫。我工作的唐樓與豪宅只有一街之隔，當我在舊樓汗流浹背地爬樓梯時，就仰望到隔壁高聳入雲、閃閃發光的落地玻璃；當我在豪宅的陽台迎風眺望，就俯瞰到舊區堆疊的破落景觀。甚或兩者之間根本毫無阻隔，從唐樓的正門向前走十步，就是拔地而起的新落成豪宅。而我總在想像，當一個住在舊樓的人與住在豪宅的人隔着窗框目光相接，會是多麼超現實的情節。然而更超現實的是，我們抽取每個人身上最容易量化的部分，例如是收入和學歷，把他們總結，並以此分門別類。每個人都變成數據，被一個自己也不甚清楚的機制劃分到一個陌生組別。就像離遠觀看舊樓與豪宅，只看到外貌，然而對單位的內部陳設，毫無認識。
當我遊走所謂的天堂與地獄時，發現住在兩處的人其實沒有分別，一樣會彬彬有禮，一樣會聲大氣粗。然而這些，不用記錄，因為難以分析，並且「對政府在規劃和制訂政策方面，以及私人機構在商業及研究的用途上」，無實際作用。
劏房的美麗名字—— 拆細單位
舊唐樓是劏房的樂園，一劏三是正常不過的格局，還有一劏五六七八九十，不單是舊唐樓，公屋、工廠都可以劏成多個拆細單位。統計員未必能預先知道單位是劏房，往往要切身處地才驚覺突然多了幾伙「客」。劏房不一定是凶險之地，不少單位切割整齊，環境清潔；然而更多是狹窄至無法轉身的長條形小室，一個一百多呎的窄小房間，住上一家四口，四口子擠在一張雙人牀上，月租也要三千多元。我在一個客廳、睡房、廚房和浴室同處一室的劏房內，向戶主機械性地問道：「請問單位有幾多個廳？」「你一眼睇晒啦，邊有廳呀？廚房即係廁所即係睡房即係廳囉！」而我還是根據指示，寫下一廳一廚一浴，因為問卷沒有一房多包的選擇。這個時候，戶主的貓咪「剎」一聲掠過我身後，小男孩捧着膠碗走到堆滿書簿雜物的桌上笑着吃水餃麵，我坐在矮櫈以最友善的語氣詢問他母親為何沒有工作。這個時候我腦中就閃過，隔壁豪宅那個五歲小孩鋪滿火車模型的窗台。
一個大單位的門後，是蟲洞般的小房間，住着不同家庭。幾伙人擠在一個單位內，即使是接近得開水喉的聲音也聽得到，彼此卻互不相識：這一伙是獨居老人，那一伙是南亞裔，那伙是新移民，全都隱沒在鐵閘後。伙伴對我說：「這就是我們的未來。」我們每每「爆」劏房的門，都無人回應，即使親眼遇上自房間走出來的人，他們都會立刻否認自己是住客，逃離現場。其實有時候我是不想找到他們的，當住劏房變成跟拿綜援一樣「值得同情」，叫人怎樣承認。後來知道屋宇署以英雄般的氣勢掃蕩劏房，義正詞嚴地指出劏房必須被取締，脫下奶綠色制服的我又想起一個跟我同齡的媽媽，與她那不足三歲的女兒，在一百呎房間裏的快樂笑聲。
要數據還是要人
有些住戶會把統計員當作傾談的對象，跟我們說好多個人的事，往往遠超所需的範圍。他們會說自己的病、家庭、政見、對社會現况的不滿。當我完成一個訪問，我可以記得那一戶人的感覺與印象，或一點點問卷以外的隱密；然而再反觀問卷，卻無從看見那一戶人的形象，那些數據彷彿與它們的主人脫離了。我們不需要記錄那個人生活得快不快樂，壓力大不大；我們只需要填上他們出生年月份、職業、收入、乘什麼交通工具上班上學、六月三十日凌晨三時在不在港。
其中一個劏房住戶把我們當作社會福利署的職員，向我們訴說苦况。他們一家五口租住一個劏房內的兩個細房，兒子、媳婦和孫兒的房間早前被爆竊，錢包證件電腦一律不翼而飛。她向業主投訴未獲理會；陌生人隨意出入，劏房內的其他住戶又不鎖好大門，令媳婦每天提心吊膽，只好帶着四個月大的兒子到另一單位內暫避，等到晚上丈夫回來才敢回到家中。她懇求我們把這些都寫在問卷上，向政府反映她們的苦况。我多麼想告訴她，對不起，我只是負責填數字和交叉的，你的苦况無碼可譯，因此是「不適用」，可以省去。
問卷中有一組詢問職業的分題。對於在職人士，不但要問從事的行業、職位，還有職責、所需學歷和技能。不少受訪者都不能說出自己的工作實際上是做什麼，「處理文件」是經常出現的供詞填充。當受訪者乾脆回答一些明顯不過的工種，例如「清潔」時，我們依然要繼續字正腔圓地追問：「請問你呢個職位最主要嘅職責係咩呢？」、「請問你呢個職位需要咩技能、學歷或者專業資格呢？」不少人答「一腳踢」和「捱得」，我後悔沒有寫下來。
點解要問咁多
我負責的長問卷，共有41個項目，很多時候受訪者都會不耐煩，質問我們何以要問這麼多問題，得到的資料又有何用。這個時候稱職的我必定會說出預先背得滾瓜爛熟、由統計處一早準備的台辭答話：「人口普查的目的旨在蒐集本港的人口和社會經濟特徵，以及按地區分佈的最新基準資料。人口普查統計資料對政府在規劃和制訂政策方面，以及私人機構在商業及研究的用途上，均十分重要」，然後我會說，如果你們提供資料，政府便可以制訂更好的政策去改善市民生活，市民大眾便會受惠。然而每當說出這段說話時我都不禁心虛，我實在無從得知市民慷慨解囊相贈的資料會被怎樣分析與挪用。「私人機構」、「商業及研究的用途」這幾個字一直是理直氣壯背後的夢魘。而新劏成的單位，我們一律上報，這些消息會否轉到其他部門？究竟如何知道，這個政府會怎樣拼貼我們的資料，而它又能否，展示一幅真實而立體的十年人口圖？
「齊參與，人口普查；共建設，美好明天」伙伴們整天嘲笑口號的隨便與老套，不押韻兼毫無誠意，空洞有如被內地客大手掃走的豪宅單位。整個香港也要參與，建設很可能只是一小撮人的美好明天。一個婆婆曾以粗言拒絕受訪，大喊了句「查你條命！」我後悔沒有向她解釋，人口普查，不是要查你條命，只是要在你身上拿一些有用的東西，而已。
文：林茵
看過白離的文章後，我首先便致電統計處，要求給我一份人口普查長問卷看看，以核實她的講法是否真有其事。不料追問了一整天，統計處都不願意將這份有十分一香港人回應過的問卷發給我看，理由是「怕我看不明白」，因為他們認為問卷字眼和問題的進路比較複雜（比如說第一題答「是」的話應接着答第二題、答「否」的話要跳到第七題之類）。
其時統計員上門訪問和網上填問卷的階段都已告一段落，幸好白離還保存着一份受訓時的參考樣本。是需要花一點耐心去理解，但任何一個中五畢業生都不至於看不明白吧。於是我發現，除了白離指出那些、與實况對比起來顯得有點荒謬的問題外，更根本的是，問卷所蒐集的資料，真的對「政府在規劃和制訂政策」方面有幫助嗎？
政府在關心什麼？
除了「何不食肉糜」的高官外，誰都知道現時社會最急需解決的是住屋和通脹的問題，其次令人擔心的該要數公共醫療、退休保障吧。但41個問卷項目裏，與居所及住戶人數有關的問題約有10個，卻沒有問我們居所的實際面積；查問各種來源的收入，卻不問各種生活開支。到底香港人在用多少錢供一個多麼細小的單位？香港人是否入不敷支？每月花幾成收入支付基本的食物和車費？能剩下錢儲蓄嗎？香港人每周要工作幾小時才換來那份收入？多少人有長期病患？通通沒．有．問。
沒有問是否等於這個政府並不關心？
或許統計處是對的，看完這份問卷後，我真的有很多事情不明白。結果他們都不肯正式地將長問卷給我看，但提議，不如安排負責人口普查的職員面對面跟你講解？
於是我在混亂又殘破的觀塘工廠區迷失了近20分鐘，才找到統計處落戶的那幢新建的、超光鮮亮麗的Landmark East 商業大樓。兩個高級統計師、一個研究經理和一個高級新聞主任，準備好大疊文件手冊和多媒體資料來跟我上課。我提出以上的連串疑問，他們掛起友善微笑，耐心地一一解釋。
例如整個普查由2008年開始籌備，已廣泛徵詢各政府部門、學術界及非政府組織的意見；現時的長問卷已花費市民近一小時來回答了，再加入新問題的空間不大，總得有所取捨；除了人口普查外，統計處還不時有其他主題性調查，就特定議題蒐集資料數據。
他們說，普查的問題和答案選項一定要易理解、易回答、沒爭議。如果問居所面積，有些人答建築面積、有些人答實用面積、有些人用目測估計，答案準確度甚低，因此參考價值不大。就着居住空間，問卷裏面已問及住戶有幾多個廳、幾多個房、幾多個廚房廁所、是否要與人共用等問題。
但在這城裏，富人的一個廁所可以比窮人的整間屋還大，我不明白為何他們可以無視這種天淵之別，卻不能接受目測面積的一點誤差。
他們又說，一般人都不能準確回答每月各方面的生活開支；那我更不明白，同樣無法準確回答的「你呢個職位嘅主要職責係咩呢？」和「你呢個職位需要乜嘢技能、學歷或者專業資格？」這兩條開放式問題，為何存在？
而如果41個項目已令受訪者踏進不耐煩的臨界點，我亦不明白，為何下列問題，會比我所提出的那些更有資格佔去這41分之一：
「喺6月24日至6月30日呢7日內，如果有人請你，你可唔可以隨時返工？如果你有嘢做未能即時返工，例如要準備考試或者處理家務，咁你就算係唔可以隨時返工。」
「喺6月1日至6月30日呢30日內，你有無搵工做？」
「你主要用乜嘢方法搵工呢？」
每個和平理性又聽來專業的解釋，都為我帶來更多的不明白。但我知道這些「不明白」已經超越統計方法是否可信和可靠的技術問題，而是包含着價值判斷；既然他們已說明了統計處所持的邏輯和價值觀，我還是問問其他人的看法吧。
社福界權威學者、港大周永新教授勸勉我，對人口普查不要有太大期望。他認同統計處所言的限制：問卷不能太長、問題不能太難答；一些特定的社會問題，留待主題性研究去處理會比較適合，雖然受訪人數和回應率一定難以相比。人口普查最有用的是提供基本人口數據，例如可以得出衡量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各區居民的收入差異，以及這些基本數據的變化。如果每屆人口普查的問卷項目都有更改，便難與過往數字作比較。
市民對普查期望過高？
日前公布「快樂指數」調查的嶺大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何濼生教授說，曾在今次人口普查的諮詢階段向統計處提出，加入一條「整體生活滿意度」的問題，可以由零至十分讓市民自評；但統計處則有所保留，問他有哪些外國的官方機構做過這種調查，他說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英國和加拿大政府都做過，但統計處最後都沒有採用。
他覺得沒有加進這條問題有點可惜，因為人口普查的優勢是全港市民都提供了廣泛的基本資料，每多一條問題，都可以憑該答案得出多個面向的分析結果（例如不同性別、年齡、學歷、職業、收入、種族、居住地區的市民快樂程度有何差別？），惟他也接受，每個調查項目都會有不足之處。
聽了學者的說法，真不知道，其實我對這耗用5.2億公帑的人口普查，是否算得上期望過高？將「參與人口普查」和「建設美好明天」畫上等號的是統計處，我有理由相信普查回應率之高，跟市民對它的期望有關。但研究過普查問卷之後，我更好奇的是，每次人口普查那沒收回的約10%問卷，是在無聲地訴說着什麼？
作為劏房居民，原單位一個信箱由四伙人共用，眼看裏面擱着一份沒指明給那間房的普查問卷，誰都沒有取來填。白離說劏房居民最難拜訪，回應率也特別低。但如果我知道信封裏有一條真正關心我的問題在等着的話，花兩個小時我也會願意填的。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08-07
人口普查統計員其中一個守則是，不可接受訪問。作為統計員的我緊守指引守口如瓶，絕不透露市民資料。然而我未能明白，在我們搜刮私隱的同時，何以不向溫馴地獻上寶貴資料的大眾交代工作實情。
每天晚上在中心處理堆疊案頭的長問卷，一個個名字一個個單位被簡約成整整齊齊的數字和交叉，個體被打散成細碎的方格以便處理。不論你住豪宅還是擠劏房，都以同一問卷總結，冷冷呈上眼前，看不出分別。問卷被保存在潔白的膠盒內，沾不上人氣。我們就像發配外太空的敢死隊，擷取樣本再拿回地球研究。完成擷取後，樣本將被那些安坐辦公室的專家指手劃腳地分析，他們不曾踏在混雜紛亂的原生地，不曾跟樣本的來源者對話，就以字碼總結一個時代，一個地方，告訴我們，噢，香港，就是這樣的了。
最近一個調查公布，香港整體的快樂指數達七分以上，屬快樂一群。我有點難以相信。三個星期裏我拿着手裏的問卷去敲一道又一道的門，路過身旁的盡是赤裸上身汗水淋漓的工人，或是穿戴整齊目無表情的上班族。我手裏那份方方正正的清單與他們有多接近。當我們要用一個調查總結一個地方，我們如何忠實面對被詮釋的，人。
徘徊天堂地獄
我同時遊走於舊唐樓與新建私人住宅之間。統計員視唐樓為苦差，沒有電梯又骯髒，有數不盡的附建單位與劏房；龍蛇混雜，尤顯生人勿近。而豪宅則是受盡青睞的優差，只需在冷氣長開的大堂按按對講機，或向看更稍稍查問住戶行蹤，不用拍門叫喊，省卻不少工夫。我工作的唐樓與豪宅只有一街之隔，當我在舊樓汗流浹背地爬樓梯時，就仰望到隔壁高聳入雲、閃閃發光的落地玻璃；當我在豪宅的陽台迎風眺望，就俯瞰到舊區堆疊的破落景觀。甚或兩者之間根本毫無阻隔，從唐樓的正門向前走十步，就是拔地而起的新落成豪宅。而我總在想像，當一個住在舊樓的人與住在豪宅的人隔着窗框目光相接，會是多麼超現實的情節。然而更超現實的是，我們抽取每個人身上最容易量化的部分，例如是收入和學歷，把他們總結，並以此分門別類。每個人都變成數據，被一個自己也不甚清楚的機制劃分到一個陌生組別。就像離遠觀看舊樓與豪宅，只看到外貌，然而對單位的內部陳設，毫無認識。
當我遊走所謂的天堂與地獄時，發現住在兩處的人其實沒有分別，一樣會彬彬有禮，一樣會聲大氣粗。然而這些，不用記錄，因為難以分析，並且「對政府在規劃和制訂政策方面，以及私人機構在商業及研究的用途上」，無實際作用。
劏房的美麗名字—— 拆細單位
舊唐樓是劏房的樂園，一劏三是正常不過的格局，還有一劏五六七八九十，不單是舊唐樓，公屋、工廠都可以劏成多個拆細單位。統計員未必能預先知道單位是劏房，往往要切身處地才驚覺突然多了幾伙「客」。劏房不一定是凶險之地，不少單位切割整齊，環境清潔；然而更多是狹窄至無法轉身的長條形小室，一個一百多呎的窄小房間，住上一家四口，四口子擠在一張雙人牀上，月租也要三千多元。我在一個客廳、睡房、廚房和浴室同處一室的劏房內，向戶主機械性地問道：「請問單位有幾多個廳？」「你一眼睇晒啦，邊有廳呀？廚房即係廁所即係睡房即係廳囉！」而我還是根據指示，寫下一廳一廚一浴，因為問卷沒有一房多包的選擇。這個時候，戶主的貓咪「剎」一聲掠過我身後，小男孩捧着膠碗走到堆滿書簿雜物的桌上笑着吃水餃麵，我坐在矮櫈以最友善的語氣詢問他母親為何沒有工作。這個時候我腦中就閃過，隔壁豪宅那個五歲小孩鋪滿火車模型的窗台。
一個大單位的門後，是蟲洞般的小房間，住着不同家庭。幾伙人擠在一個單位內，即使是接近得開水喉的聲音也聽得到，彼此卻互不相識：這一伙是獨居老人，那一伙是南亞裔，那伙是新移民，全都隱沒在鐵閘後。伙伴對我說：「這就是我們的未來。」我們每每「爆」劏房的門，都無人回應，即使親眼遇上自房間走出來的人，他們都會立刻否認自己是住客，逃離現場。其實有時候我是不想找到他們的，當住劏房變成跟拿綜援一樣「值得同情」，叫人怎樣承認。後來知道屋宇署以英雄般的氣勢掃蕩劏房，義正詞嚴地指出劏房必須被取締，脫下奶綠色制服的我又想起一個跟我同齡的媽媽，與她那不足三歲的女兒，在一百呎房間裏的快樂笑聲。
要數據還是要人
有些住戶會把統計員當作傾談的對象，跟我們說好多個人的事，往往遠超所需的範圍。他們會說自己的病、家庭、政見、對社會現况的不滿。當我完成一個訪問，我可以記得那一戶人的感覺與印象，或一點點問卷以外的隱密；然而再反觀問卷，卻無從看見那一戶人的形象，那些數據彷彿與它們的主人脫離了。我們不需要記錄那個人生活得快不快樂，壓力大不大；我們只需要填上他們出生年月份、職業、收入、乘什麼交通工具上班上學、六月三十日凌晨三時在不在港。
其中一個劏房住戶把我們當作社會福利署的職員，向我們訴說苦况。他們一家五口租住一個劏房內的兩個細房，兒子、媳婦和孫兒的房間早前被爆竊，錢包證件電腦一律不翼而飛。她向業主投訴未獲理會；陌生人隨意出入，劏房內的其他住戶又不鎖好大門，令媳婦每天提心吊膽，只好帶着四個月大的兒子到另一單位內暫避，等到晚上丈夫回來才敢回到家中。她懇求我們把這些都寫在問卷上，向政府反映她們的苦况。我多麼想告訴她，對不起，我只是負責填數字和交叉的，你的苦况無碼可譯，因此是「不適用」，可以省去。
問卷中有一組詢問職業的分題。對於在職人士，不但要問從事的行業、職位，還有職責、所需學歷和技能。不少受訪者都不能說出自己的工作實際上是做什麼，「處理文件」是經常出現的供詞填充。當受訪者乾脆回答一些明顯不過的工種，例如「清潔」時，我們依然要繼續字正腔圓地追問：「請問你呢個職位最主要嘅職責係咩呢？」、「請問你呢個職位需要咩技能、學歷或者專業資格呢？」不少人答「一腳踢」和「捱得」，我後悔沒有寫下來。
點解要問咁多
我負責的長問卷，共有41個項目，很多時候受訪者都會不耐煩，質問我們何以要問這麼多問題，得到的資料又有何用。這個時候稱職的我必定會說出預先背得滾瓜爛熟、由統計處一早準備的台辭答話：「人口普查的目的旨在蒐集本港的人口和社會經濟特徵，以及按地區分佈的最新基準資料。人口普查統計資料對政府在規劃和制訂政策方面，以及私人機構在商業及研究的用途上，均十分重要」，然後我會說，如果你們提供資料，政府便可以制訂更好的政策去改善市民生活，市民大眾便會受惠。然而每當說出這段說話時我都不禁心虛，我實在無從得知市民慷慨解囊相贈的資料會被怎樣分析與挪用。「私人機構」、「商業及研究的用途」這幾個字一直是理直氣壯背後的夢魘。而新劏成的單位，我們一律上報，這些消息會否轉到其他部門？究竟如何知道，這個政府會怎樣拼貼我們的資料，而它又能否，展示一幅真實而立體的十年人口圖？
「齊參與，人口普查；共建設，美好明天」伙伴們整天嘲笑口號的隨便與老套，不押韻兼毫無誠意，空洞有如被內地客大手掃走的豪宅單位。整個香港也要參與，建設很可能只是一小撮人的美好明天。一個婆婆曾以粗言拒絕受訪，大喊了句「查你條命！」我後悔沒有向她解釋，人口普查，不是要查你條命，只是要在你身上拿一些有用的東西，而已。
愈看愈唔明的問卷
文：林茵
看過白離的文章後，我首先便致電統計處，要求給我一份人口普查長問卷看看，以核實她的講法是否真有其事。不料追問了一整天，統計處都不願意將這份有十分一香港人回應過的問卷發給我看，理由是「怕我看不明白」，因為他們認為問卷字眼和問題的進路比較複雜（比如說第一題答「是」的話應接着答第二題、答「否」的話要跳到第七題之類）。
其時統計員上門訪問和網上填問卷的階段都已告一段落，幸好白離還保存着一份受訓時的參考樣本。是需要花一點耐心去理解，但任何一個中五畢業生都不至於看不明白吧。於是我發現，除了白離指出那些、與實况對比起來顯得有點荒謬的問題外，更根本的是，問卷所蒐集的資料，真的對「政府在規劃和制訂政策」方面有幫助嗎？
政府在關心什麼？
除了「何不食肉糜」的高官外，誰都知道現時社會最急需解決的是住屋和通脹的問題，其次令人擔心的該要數公共醫療、退休保障吧。但41個問卷項目裏，與居所及住戶人數有關的問題約有10個，卻沒有問我們居所的實際面積；查問各種來源的收入，卻不問各種生活開支。到底香港人在用多少錢供一個多麼細小的單位？香港人是否入不敷支？每月花幾成收入支付基本的食物和車費？能剩下錢儲蓄嗎？香港人每周要工作幾小時才換來那份收入？多少人有長期病患？通通沒．有．問。
沒有問是否等於這個政府並不關心？
或許統計處是對的，看完這份問卷後，我真的有很多事情不明白。結果他們都不肯正式地將長問卷給我看，但提議，不如安排負責人口普查的職員面對面跟你講解？
於是我在混亂又殘破的觀塘工廠區迷失了近20分鐘，才找到統計處落戶的那幢新建的、超光鮮亮麗的Landmark East 商業大樓。兩個高級統計師、一個研究經理和一個高級新聞主任，準備好大疊文件手冊和多媒體資料來跟我上課。我提出以上的連串疑問，他們掛起友善微笑，耐心地一一解釋。
例如整個普查由2008年開始籌備，已廣泛徵詢各政府部門、學術界及非政府組織的意見；現時的長問卷已花費市民近一小時來回答了，再加入新問題的空間不大，總得有所取捨；除了人口普查外，統計處還不時有其他主題性調查，就特定議題蒐集資料數據。
他們說，普查的問題和答案選項一定要易理解、易回答、沒爭議。如果問居所面積，有些人答建築面積、有些人答實用面積、有些人用目測估計，答案準確度甚低，因此參考價值不大。就着居住空間，問卷裏面已問及住戶有幾多個廳、幾多個房、幾多個廚房廁所、是否要與人共用等問題。
但在這城裏，富人的一個廁所可以比窮人的整間屋還大，我不明白為何他們可以無視這種天淵之別，卻不能接受目測面積的一點誤差。
他們又說，一般人都不能準確回答每月各方面的生活開支；那我更不明白，同樣無法準確回答的「你呢個職位嘅主要職責係咩呢？」和「你呢個職位需要乜嘢技能、學歷或者專業資格？」這兩條開放式問題，為何存在？
而如果41個項目已令受訪者踏進不耐煩的臨界點，我亦不明白，為何下列問題，會比我所提出的那些更有資格佔去這41分之一：
「喺6月24日至6月30日呢7日內，如果有人請你，你可唔可以隨時返工？如果你有嘢做未能即時返工，例如要準備考試或者處理家務，咁你就算係唔可以隨時返工。」
「喺6月1日至6月30日呢30日內，你有無搵工做？」
「你主要用乜嘢方法搵工呢？」
每個和平理性又聽來專業的解釋，都為我帶來更多的不明白。但我知道這些「不明白」已經超越統計方法是否可信和可靠的技術問題，而是包含着價值判斷；既然他們已說明了統計處所持的邏輯和價值觀，我還是問問其他人的看法吧。
社福界權威學者、港大周永新教授勸勉我，對人口普查不要有太大期望。他認同統計處所言的限制：問卷不能太長、問題不能太難答；一些特定的社會問題，留待主題性研究去處理會比較適合，雖然受訪人數和回應率一定難以相比。人口普查最有用的是提供基本人口數據，例如可以得出衡量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各區居民的收入差異，以及這些基本數據的變化。如果每屆人口普查的問卷項目都有更改，便難與過往數字作比較。
市民對普查期望過高？
日前公布「快樂指數」調查的嶺大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何濼生教授說，曾在今次人口普查的諮詢階段向統計處提出，加入一條「整體生活滿意度」的問題，可以由零至十分讓市民自評；但統計處則有所保留，問他有哪些外國的官方機構做過這種調查，他說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英國和加拿大政府都做過，但統計處最後都沒有採用。
他覺得沒有加進這條問題有點可惜，因為人口普查的優勢是全港市民都提供了廣泛的基本資料，每多一條問題，都可以憑該答案得出多個面向的分析結果（例如不同性別、年齡、學歷、職業、收入、種族、居住地區的市民快樂程度有何差別？），惟他也接受，每個調查項目都會有不足之處。
聽了學者的說法，真不知道，其實我對這耗用5.2億公帑的人口普查，是否算得上期望過高？將「參與人口普查」和「建設美好明天」畫上等號的是統計處，我有理由相信普查回應率之高，跟市民對它的期望有關。但研究過普查問卷之後，我更好奇的是，每次人口普查那沒收回的約10%問卷，是在無聲地訴說着什麼？
作為劏房居民，原單位一個信箱由四伙人共用，眼看裏面擱着一份沒指明給那間房的普查問卷，誰都沒有取來填。白離說劏房居民最難拜訪，回應率也特別低。但如果我知道信封裏有一條真正關心我的問題在等着的話，花兩個小時我也會願意填的。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08-07
周耀輝玄妙習作
《7749》這書名，有點靈異，有啲嘢。周耀輝說，因為小時候看武俠片，中毒的人總要在七七四十九個時辰內找到解藥才能救命，所以他認定7749是個玄妙的數。
《7749》這本書，裏面有周耀輝發明的49個創意小練習。沒有自命靈丹妙藥，也請勿誤會為「你不能不知道的49招創作必勝術」。他只是想自己和別人都生活得更有趣、更好奇。
練習用旅客般興致勃勃的天真的開放的滿心期待的目光去看這過分熟悉因而嫌其束縛刻板又苦悶的小城。練習將居住的地方變為異地。
比如說，選一種食物，慢慢看着它腐爛。在街上選一棵樹、一幅牆、一件你關懷的東西，天天看顧它。又或者，選擇放棄一種身體功能（啞/聾/瞎/手腳不靈……）過一日，去發現健全的人所不會發現的體驗。
試過在Google 的時候翻到最後一頁看那點擊率最低的搜尋結果說什麼嗎？
下次出席公開場合，要做第一個鼓掌、第一個發問、第一個離場的人。
49個練習，需要的是時間和勇氣，以及一點點阿姆斯特丹式的飄浮。對於總是循規蹈矩地忙着賺錢與花錢的香港人來說，會不會有點難……
「我也不知道如何對付『沒時間』和『沒勇氣』的問題。生活逼人，練習創意似乎是一種奢侈，但，弔詭的是，練習創意同時也是一種必須。如果我們真的覺得現實束縛刻板疏離、如果我們覺得生活不夠快樂，那麼我們就必須尋找方法讓自己過得快樂一些，即使奢侈。」
或者，就先挑幾個比較簡單的，不太需要時間和勇氣的，試試看。他剛和六個朋友約好，試玩練習《23》，半年一次，模仿荷蘭電視節目Zomergasten，以另一種方式了解彼此。
舊照額鑿厭悶要活出趣味
而他也不是天生就懂得如何大無畏地活出趣味。翻到《7749》的第7頁，你見到幾幅孩子照片，額頭上鑿着「厭悶」兩個字，表情帶點生氣，就是小時的周耀輝。
清一色快樂的相簿，他看不慣。「人人拍照都舉起V手勢的時候，你呢？假如當時當刻你的情緒並不那麼V，你會因為鏡頭而本能地舉起V手勢嗎？」
「生活照拍下的往往不是我們的生活，而是一個又一個的pose。」
練習《42》，為朋友家人伴侶拍一輯並不笑容滿面、並不和諧滿足、並不快樂的照片。
「忘了從什麼時候開始，總之，但凡拍了這類的頭像，我都把它保留下來。我的相簿裏就有好些，從小到大，往往叫我看得心驚膽跳。」
這個一臉厭悶的孩子怎看也不像是會發明出49個小遊戲呼籲大家「來玩一下嘛」的類型。
「童年和所謂青春期都過得規規矩矩的，有一段時間，我因為曾經得過模範生獎而非常悲哀。也許因為覺得從來沒有年輕過，所以往後的日子總是渴望過得年輕一點。我曾經說，時間過得很快，什麼都不要拖延，唯一我想拖延的，是年老。「我想繼續玩下去。」
願每天青春，直到不能，無論有沒有發生。他說，七七四十九個想法都很輕很微很虛浮，需要找一個剔透的瓶子裝起來。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讀書 - 2011-08-07
《7749》這本書，裏面有周耀輝發明的49個創意小練習。沒有自命靈丹妙藥，也請勿誤會為「你不能不知道的49招創作必勝術」。他只是想自己和別人都生活得更有趣、更好奇。
練習用旅客般興致勃勃的天真的開放的滿心期待的目光去看這過分熟悉因而嫌其束縛刻板又苦悶的小城。練習將居住的地方變為異地。
比如說，選一種食物，慢慢看着它腐爛。在街上選一棵樹、一幅牆、一件你關懷的東西，天天看顧它。又或者，選擇放棄一種身體功能（啞/聾/瞎/手腳不靈……）過一日，去發現健全的人所不會發現的體驗。
試過在Google 的時候翻到最後一頁看那點擊率最低的搜尋結果說什麼嗎？
下次出席公開場合，要做第一個鼓掌、第一個發問、第一個離場的人。
49個練習，需要的是時間和勇氣，以及一點點阿姆斯特丹式的飄浮。對於總是循規蹈矩地忙着賺錢與花錢的香港人來說，會不會有點難……
「我也不知道如何對付『沒時間』和『沒勇氣』的問題。生活逼人，練習創意似乎是一種奢侈，但，弔詭的是，練習創意同時也是一種必須。如果我們真的覺得現實束縛刻板疏離、如果我們覺得生活不夠快樂，那麼我們就必須尋找方法讓自己過得快樂一些，即使奢侈。」
或者，就先挑幾個比較簡單的，不太需要時間和勇氣的，試試看。他剛和六個朋友約好，試玩練習《23》，半年一次，模仿荷蘭電視節目Zomergasten，以另一種方式了解彼此。
舊照額鑿厭悶要活出趣味
而他也不是天生就懂得如何大無畏地活出趣味。翻到《7749》的第7頁，你見到幾幅孩子照片，額頭上鑿着「厭悶」兩個字，表情帶點生氣，就是小時的周耀輝。
清一色快樂的相簿，他看不慣。「人人拍照都舉起V手勢的時候，你呢？假如當時當刻你的情緒並不那麼V，你會因為鏡頭而本能地舉起V手勢嗎？」
「生活照拍下的往往不是我們的生活，而是一個又一個的pose。」
練習《42》，為朋友家人伴侶拍一輯並不笑容滿面、並不和諧滿足、並不快樂的照片。
「忘了從什麼時候開始，總之，但凡拍了這類的頭像，我都把它保留下來。我的相簿裏就有好些，從小到大，往往叫我看得心驚膽跳。」
這個一臉厭悶的孩子怎看也不像是會發明出49個小遊戲呼籲大家「來玩一下嘛」的類型。
「童年和所謂青春期都過得規規矩矩的，有一段時間，我因為曾經得過模範生獎而非常悲哀。也許因為覺得從來沒有年輕過，所以往後的日子總是渴望過得年輕一點。我曾經說，時間過得很快，什麼都不要拖延，唯一我想拖延的，是年老。「我想繼續玩下去。」
願每天青春，直到不能，無論有沒有發生。他說，七七四十九個想法都很輕很微很虛浮，需要找一個剔透的瓶子裝起來。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讀書 - 2011-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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