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的香港城邦自治論述，由年初香港「被規劃」成珠三角宜居灣事件發端。目睹政治上無敵正確的祖國融合論，和回歸後港人對邊緣化的無限恐懼，他從整個歐亞歷史溯源，論證香港擁有自給自足、社會開放、文化多元、法治觀念等傳統歐洲城邦的特性；提倡香港一直以來、往後亦應以「高度自治」原則及香港本位的政策力保「邊緣」地位。正因為邊緣，才可以獨立發展優勢，亦只有香港維持邊緣與獨特性，才可能與中共發展互惠共生的關係。
論述恢宏，立意顛覆並重塑將回歸後香港民主運動帶入困局的觀念，提倡講究謀略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6月中旬，「香港自治運動」理論成形，陳雲陸續以歐式精密散文風格，將重點內容發布到面書上，透過網友互動，調整論點至最貼近民情。著作甚多的他說這還是首次新嘗試，《香港城邦論》是屬於所有面書朋友的。
在內地，維權人士執著憲法列明的人權、民主、依法治國等條文認真，可被扣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陳雲在香港，要重提基本法承諾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少人看過其面書貼文，只聯想到「搞港獨」，或者拿他當傻佬辦。若干年後回首，《香港城邦論》會是癡人說夢，或是先見之明？還看今天有多少港人敢於就個人及這城市的發展前景接受一種新的想像。
城邦的性格
城邦（city-state）的形成遠早於17世紀的民族國家（nation）。古代文明薈萃和物產富饒之地，都是城邦，可上溯至巴比倫、瑪雅城邦、希臘的雅典和斯巴達、意大利羅馬、威尼斯、佛羅倫斯等，都有類似城邦的地位。城邦最初都由商業而起，商人聚居於海港城市或交通要塞，重信用、合約精神，衍生法治觀念；商業繁盛的城市孕育市民階級，社會開放多元，具文化傳播和影響力。然而，城邦多欠缺軍事實力，依附主權體制（通常是帝國或王族）的軍事保護及外交領導，商貿活動亦需要腹地支援。
古代城邦與主權國之間，以締約界定彼此關係，以商業利益交換主權國的軍事與外交保護。這種締約是歐洲民主社會的憲法雛型，十來個城邦結成締約，便建立如荷蘭、德國、比利時等聯邦國家。亞洲的城邦文化，由英國於19世紀建立。英人開闢東亞貿易航道，沿中東科威特、巴林、阿聯酋，至新加坡、馬六甲、檳城、香港等設立貿易港；二戰後，除香港外，各亞洲城邦或獨立建國，或成為主權國內一普通城市，失去城邦身分。
然而，香港卻因殖民地與遺民社會的特殊角色，發展出鮮明的城邦性格。陳雲提出，按「祖國」的史觀，英人殖民佔領香港，將西方文化強加於華人，是百年恥辱；但中共思想體系源自蘇維埃，能否算是中華正溯本就存疑。香港由宋代開始已是「遺民社會」，接收南宋、明末、清末、國共內戰及文革時期，因外族入侵及內亂而逃離的中華文化精英。1842年起英人取得香港，管治公共秩序、守住邊界，令傳統中華文化風俗和良好的人民素質，不至於被戰亂和政治內鬥弄壞；並引入西方觀念，奠定香港開放多元、宗教寬容、尊重法治和合約精神的城邦基礎，成為華人世界中首個歐式制度的典範。
在殖民統治期間，港督雖由英國派遣，施政時卻以香港為本位，規劃上保護本土農業、工業發展，興建自己的水塘，發展大學教育和制定各專業的執業考試。《中英聯合聲明》本為回歸後的香港定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但特區政府卻在中共影響下極速放棄香港本位的思考，由供水、食物至產業上強化香港對內地的依賴，以邊緣化的恐懼推銷融合祖國；大財團與「港共」官員勾結，在牟取暴利的同時消滅本土多元的經濟、文化、生活空間。
香港要自保
《香港城邦論》首章立論，指出香港乃歐洲城邦史於遠東的延續，港人應重新檢視英殖時代對香港社會的意義，並與中共爭奪「回歸」、「祖國」等政治語詞的選擇權與詮釋權。「當港人相信自己是中西、歐亞歷史的融合點，而不是中國歷史的延續；一國兩制是香港自己應有的，而不是大陸賜予，才會有捍衛港人治港的決心。」
陳雲並反對將中國民主發展與香港的民主鬥爭扣連。歷來要求平反六四成為香港民主派的最高行為模範，不少港人亦認為先要中國民主化，香港才有普選的希望；但他指出，根據中國現時的政治社會狀况，急速民主化的中國，很易成為納粹式「國家社會主義」的民主專政體系，以多數人的暴政，苛索香港龐大儲備和金融能量。香港必須搶奪先機，以一國兩制的自治建設，保住城邦獨立的文明根基，自保之餘亦可作為幫助中共政權脫亞入歐的捷徑。
他又提出，屬同一民族，不等於要成立大一統民族國家。德國之所以有今天的實力，因其與同民族的奧地利、瑞士、列支敦士登締結同盟，四國以不同的國際形象、政治聯繫與經濟產業上的專長，在外交與經濟事務上互相配合。中國對台港應效法這種互利互惠的盟友關係，中國好比德國，台灣好比奧地利，香港可以擔當瑞士的角色，而澳門類似列支敦士登。「這書也是要說明，香港維持城邦自治特色和制度，對於中共的戰略價值。所以這次寫書的過程中，一直沒有受到太多阻力。只有《文匯報》出了篇評論說，『香港自治運動』有美國駐港總領事背後策動；其實中港台澳如果形成這種盟友格局，對美國絕對沒有好處。」
拒絕中港融合，《香港城邦論》亦觸及新移民政策；陳雲向來提倡收緊移民限制，被一些進步青年視為「右翼」與自利的代表而存有質疑。他認為，現時政府和社會人士常以資源分配的角度去理解新移民問題，其實他更關注的是大量移民湧入，對香港城邦原有的公民性格和價值觀構成極大衝擊。「1950至80年代，30年間，新移民人口累計才100萬；97年至今，14年已增加了83萬，而且政府是完全被動，不去處理文化融合的問題。」
無節制接收移民 放任種族仇恨
他指出，上世紀來香港的新移民，會尊重香港是個先進地區，港英政策亦着意幫助他們融入社會，適應香港的文化制度。回歸後來的這一群，抱着大中國主流觀念，自外於香港文化，不講廣東話，亦不關心民主政治。「我反對的是無節制地接收移民，接收之餘又無陳述這個社會的價值觀給他們知道。以前港英政府講多元、法治、開放、平等、公德心…… 現在的政府，自己都不是這樣，當然不會跟新移民講。特區政府對新移民是完全不理會，社福、醫療政策出問題，於是有蝗蟲論、本地孕婦爭不到產房牀位，他們袖手旁觀，任由種族仇恨爆發。一個有自治觀念的政府，是應該掌握篩選新移民的自主權，協助他們融入本土文化和價值觀，而不是這樣助長族群政治。」
不過，他對於政府與議會早已不抱期望，書中雖有本土視野的公共政策倡議，要實行都應該是民間「香港自治運動」成功後的事。「我預計了這本書不會有即時明顯的政治效果。」目的是提供一種歷史和戰略視野，令香港人認識自己所處的關鍵位置，重拾爭取自治的信心。「現在的政府不理社會公平，不尊重法律，任由領匯與財團擠壓低下層的生存空間，議會內反對聲音都被收買或孤立，這樣下去，大家不會再期望它會改變，全都好沉默地看着它作惡，只要等一次大衰退，就會谷爆。捱一排啦，五、六年內，香港必有暴動。」近來政府與建制派愈是倒行逆施，陳雲愈是高興都來不及，面書上單單打打，食住花生等睇戲。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讀書 - 2011-11-27
2011年11月27日 星期日
菜園新村 實驗耕作共同體
隨着半年前順利搬遷，菜園村逐漸從公眾的記憶中淡出。不想再被迫離開家園，47戶劫後餘生的村民合資買入新村地皮，透過民主商議、自主規劃重建農耕生活。復辦後的菜園新村導賞團，話題焦點從逼遷危機，轉向香港農村的復興大業。在朱凱迪帶隊下，上周日我們走訪鄰近村落和農地，了解鄉郊環境的變化與本土農業衰亡之路，由此總結重新出發的方向。
埋在地下的原居民耕作史
菜園新村的位置，四周被原居民村圍繞。原居民這身分，由1898年英政府與清廷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土地99年而建立。在此以前在新界居住的，被承認為新界原居民，擁有土地和丁權；其後才到新界落腳的，便是非原居民。1950、60年代，由於內地南來避難的移民過多，港英政府鼓勵他們到新界鄉郊耕作和居住，成就第二代農民。他們與原居民最大的分別，是買不起自己的農地，只能向原居民租賃。不少原居民於這時期放棄務農，成為坐待收租的地主。
脫離了耕種的地主，於是不再關注土地的狀態和未來。80年代起，城市急速發展，新界土地有價有市，原居民地主認為租賃予倉庫、回收場或發展地產利潤更高，開始不願意租地給第二代農民。加上內地供港農產品漸成主流，港英政府開始推出各種不利農業發展的政策。例如提高豬隻和家禽養殖業的排污管制，農民無法負擔相關設備；種植蔬果面對內地競爭，批發商的收購價低得難以為生，前景不明，後代子女紛改行往城市工作。
農民對耕作意興闌珊，原居民掌握土地，以商業思維謀求利潤最大化；90年代起，地產項目和露天貨倉、車場、回收場取代農業，在新界遍地開花。然而，在原居民的勢力中，土地利益亦只集中在少數人手上，一般男性原居民除了建一座丁屋的權利外別無其他，形成鄉事勢力內部嚴重腐化、黑幫傾軋的原因。
八鄉人食八鄉菜
菜園村原有150戶，經歷漫長而痛苦的護村抗爭後，堅持到搬入新村的只剩47戶約130人。村民購入14.5萬呎地，作為重建家園和耕作之用。席間朱凱迪展示村民協商而成的規劃藍圖—— 青山綠水、生態魚塘、龍眼樹林…… 農地公有，重現社區互助和合作精神；實行有機耕種，善用廚餘和家居廢水；房屋井然有序，按地勢決定坐向，依照村民生活習慣而設計。他們說，這裏不止是個住的地方，而是要考慮這一代與下一代要過一種怎樣的生活；這是一場新農村實驗，名為「八鄉人食八鄉菜」的自產自銷社區網絡，望由此處開始，讓大家思考生產者與用家、人與土地的關係。
引水道劃分的土地霸權
中國人以農立國，傳統來說，有選擇的話不會住在山上，因難以耕種和灌溉。往日的新界原居民都群聚於平原地帶；英人接管香港後，一來擁有泵水上山的技術，二來覺得香港氣候太熱容易致病，喜愛山上較清涼的環境，才形成「住半山 = 高級」的觀念。
山對於新界人來說本是共有地帶，是砍柴和安葬先人的地方，山野資源一向都是大家自由取用。1898年後，英人要求新界人交出地契登記，他們只能交出農地和房屋的契，山沒有契，於是所有山坡都成為政府土地。其後政府得以很方便地在山上興建水塘，將新界的水資源抽走供市區使用；原居民多年來從事稻米種植，因其所需水量特別多，水資源被奪後，元朗絲苗從此絕迹，只能種菜。今日的新界原居民常常覺得自己為市區人犧牲很多，這是其中一個主因。
從照片中可見，山上樹木層隱約分成上下兩截，橫向那條分界（虛線）便是興建了通向水塘的引水道。引水道以上屬法律保護的郊野公園範圍；引水道以下至城市之間，大片荒廢土地，農民、原居民、地產商各有所求，新界所有的土地爭議都在此處上演。無權無勢亦無錢的農民，現時往往只能在四野無人、無車路到達、墳墓處處的山邊覓得零碎耕地，即使成功租下亦不知何時被趕走；鄰近引水道和郊野公園的地帶，因大興土木發展基建的可能性較低，為務農者提供相對穩定的落腳地。
群居變散村 被收購難抗爭
開埠以前的新界鄉郊，是無政府無警察地帶，故村民都以氏族為單位，聚居在一起，守衛自己的田產和水源，形成圍村。房屋群聚在一塊興建，以外就是大片一望無際的農地。這些氏族村落的土地都屬集體擁有制，地權變動需要全族人同意，以這機制保護家產。
戰後第二代農民來港，鄉村環境就有所改變。田地被分割成很多個小塊，房屋散佈在各個小塊中，形成所謂的「散村」。由於土地都是租來或辛苦儲錢購入的，每家人都以鐵絲網圍住自己的範圍，以界定私有財產。第二代農民只以核心家庭為單位，相互之間沒有氏族聯繫；也在不同年代到達新界居住，難互相信任。他們各自規劃鐵絲網內的小天地，但面對鄉事勢力或發展商的收購時，往往勢孤力弱，難以協調和團結抗爭。而且從事農業受天氣影響，失收風險大，各自為政的生產模式格外艱難。
舊菜園村本是這種散村的代表，總結第二代農村衰落的經驗，村民決定在新村恢復土地集體擁有制，合資1800萬購入14.5萬呎土地。當中43%是公有耕地，由「菜園新村有限公司」持有， 47戶村民每戶派一名代表擔任股東，變賣土地需要所有股東同意，加入新股東亦需要取得三分之二現有股東同意，以保衛新村田產。公有田地採用半集體經濟，種植方式、作物種類、產品定價、盈利分帳等都由村民共同協商，一同分享耕種技術與分擔風險。餘下57%的土地，則興建村民居所和公共設施。然而，政府的賠償金額不足以支付建設成本，而且申請復耕和開展建築工程的手續繁複，村民的美好藍圖目前還落實無期……
理想集體耕作 如何有機運作？
一片土地由雜草叢生到適宜耕種，開墾的時間足足需要一年。數十年前，租賃耕地的合約一般年期較長，而且慣例是頭一年為「開荒期」，第二年才開始計租；現在不單已沒有這樣的免租期，合約亦短至三年，農地剛開始進入狀態， 農夫剛摸熟當地的水土和氣候，又是時候被逼遷。從事耕種的人沒有自己的土地，是香港農業的致命傷。台灣卻步香港的後塵，近年修例容許分割農地自由買賣，又放寬農舍的興建限制，最終難免走上追逐地產利益之路。
由於菜園村民購入的土地還未能復耕，唯有先在附近租賃約3萬呎農地，現時大約由10戶村民共同經營，率先實驗理想中的生產模式。初時村民種菜，不料區內荒地太多，雀鳥平時難找嫩葉進食，於是村民種的菜剛長出苗來，就成為雀兒的豐富午餐。後來便改種黃豆、四季豆、番薯等雀鳥無法消化的作物；不說不知，現在流行食的番薯苗，從前很少人種，因為不值錢，只用來餵豬，連雀兒都嫌口感太粗不會吃，不料現在卻成為城市人的飲食潮流。另一菜園村產物便是洛神花，收成需時半年，可以作為花茶冲飲。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通識導賞 - 2011-11-27
埋在地下的原居民耕作史
菜園新村的位置，四周被原居民村圍繞。原居民這身分，由1898年英政府與清廷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土地99年而建立。在此以前在新界居住的，被承認為新界原居民，擁有土地和丁權；其後才到新界落腳的，便是非原居民。1950、60年代，由於內地南來避難的移民過多，港英政府鼓勵他們到新界鄉郊耕作和居住，成就第二代農民。他們與原居民最大的分別，是買不起自己的農地，只能向原居民租賃。不少原居民於這時期放棄務農，成為坐待收租的地主。
脫離了耕種的地主，於是不再關注土地的狀態和未來。80年代起，城市急速發展，新界土地有價有市，原居民地主認為租賃予倉庫、回收場或發展地產利潤更高，開始不願意租地給第二代農民。加上內地供港農產品漸成主流，港英政府開始推出各種不利農業發展的政策。例如提高豬隻和家禽養殖業的排污管制，農民無法負擔相關設備；種植蔬果面對內地競爭，批發商的收購價低得難以為生，前景不明，後代子女紛改行往城市工作。
農民對耕作意興闌珊，原居民掌握土地，以商業思維謀求利潤最大化；90年代起，地產項目和露天貨倉、車場、回收場取代農業，在新界遍地開花。然而，在原居民的勢力中，土地利益亦只集中在少數人手上，一般男性原居民除了建一座丁屋的權利外別無其他，形成鄉事勢力內部嚴重腐化、黑幫傾軋的原因。
八鄉人食八鄉菜
菜園村原有150戶，經歷漫長而痛苦的護村抗爭後，堅持到搬入新村的只剩47戶約130人。村民購入14.5萬呎地，作為重建家園和耕作之用。席間朱凱迪展示村民協商而成的規劃藍圖—— 青山綠水、生態魚塘、龍眼樹林…… 農地公有，重現社區互助和合作精神；實行有機耕種，善用廚餘和家居廢水；房屋井然有序，按地勢決定坐向，依照村民生活習慣而設計。他們說，這裏不止是個住的地方，而是要考慮這一代與下一代要過一種怎樣的生活；這是一場新農村實驗，名為「八鄉人食八鄉菜」的自產自銷社區網絡，望由此處開始，讓大家思考生產者與用家、人與土地的關係。
引水道劃分的土地霸權
中國人以農立國，傳統來說，有選擇的話不會住在山上，因難以耕種和灌溉。往日的新界原居民都群聚於平原地帶；英人接管香港後，一來擁有泵水上山的技術，二來覺得香港氣候太熱容易致病，喜愛山上較清涼的環境，才形成「住半山 = 高級」的觀念。
山對於新界人來說本是共有地帶，是砍柴和安葬先人的地方，山野資源一向都是大家自由取用。1898年後，英人要求新界人交出地契登記，他們只能交出農地和房屋的契，山沒有契，於是所有山坡都成為政府土地。其後政府得以很方便地在山上興建水塘，將新界的水資源抽走供市區使用；原居民多年來從事稻米種植，因其所需水量特別多，水資源被奪後，元朗絲苗從此絕迹，只能種菜。今日的新界原居民常常覺得自己為市區人犧牲很多，這是其中一個主因。
從照片中可見，山上樹木層隱約分成上下兩截，橫向那條分界（虛線）便是興建了通向水塘的引水道。引水道以上屬法律保護的郊野公園範圍；引水道以下至城市之間，大片荒廢土地，農民、原居民、地產商各有所求，新界所有的土地爭議都在此處上演。無權無勢亦無錢的農民，現時往往只能在四野無人、無車路到達、墳墓處處的山邊覓得零碎耕地，即使成功租下亦不知何時被趕走；鄰近引水道和郊野公園的地帶，因大興土木發展基建的可能性較低，為務農者提供相對穩定的落腳地。
群居變散村 被收購難抗爭
開埠以前的新界鄉郊，是無政府無警察地帶，故村民都以氏族為單位，聚居在一起，守衛自己的田產和水源，形成圍村。房屋群聚在一塊興建，以外就是大片一望無際的農地。這些氏族村落的土地都屬集體擁有制，地權變動需要全族人同意，以這機制保護家產。
戰後第二代農民來港，鄉村環境就有所改變。田地被分割成很多個小塊，房屋散佈在各個小塊中，形成所謂的「散村」。由於土地都是租來或辛苦儲錢購入的，每家人都以鐵絲網圍住自己的範圍，以界定私有財產。第二代農民只以核心家庭為單位，相互之間沒有氏族聯繫；也在不同年代到達新界居住，難互相信任。他們各自規劃鐵絲網內的小天地，但面對鄉事勢力或發展商的收購時，往往勢孤力弱，難以協調和團結抗爭。而且從事農業受天氣影響，失收風險大，各自為政的生產模式格外艱難。
舊菜園村本是這種散村的代表，總結第二代農村衰落的經驗，村民決定在新村恢復土地集體擁有制，合資1800萬購入14.5萬呎土地。當中43%是公有耕地，由「菜園新村有限公司」持有， 47戶村民每戶派一名代表擔任股東，變賣土地需要所有股東同意，加入新股東亦需要取得三分之二現有股東同意，以保衛新村田產。公有田地採用半集體經濟，種植方式、作物種類、產品定價、盈利分帳等都由村民共同協商，一同分享耕種技術與分擔風險。餘下57%的土地，則興建村民居所和公共設施。然而，政府的賠償金額不足以支付建設成本，而且申請復耕和開展建築工程的手續繁複，村民的美好藍圖目前還落實無期……
理想集體耕作 如何有機運作？
一片土地由雜草叢生到適宜耕種，開墾的時間足足需要一年。數十年前，租賃耕地的合約一般年期較長，而且慣例是頭一年為「開荒期」，第二年才開始計租；現在不單已沒有這樣的免租期，合約亦短至三年，農地剛開始進入狀態， 農夫剛摸熟當地的水土和氣候，又是時候被逼遷。從事耕種的人沒有自己的土地，是香港農業的致命傷。台灣卻步香港的後塵，近年修例容許分割農地自由買賣，又放寬農舍的興建限制，最終難免走上追逐地產利益之路。
由於菜園村民購入的土地還未能復耕，唯有先在附近租賃約3萬呎農地，現時大約由10戶村民共同經營，率先實驗理想中的生產模式。初時村民種菜，不料區內荒地太多，雀鳥平時難找嫩葉進食，於是村民種的菜剛長出苗來，就成為雀兒的豐富午餐。後來便改種黃豆、四季豆、番薯等雀鳥無法消化的作物；不說不知，現在流行食的番薯苗，從前很少人種，因為不值錢，只用來餵豬，連雀兒都嫌口感太粗不會吃，不料現在卻成為城市人的飲食潮流。另一菜園村產物便是洛神花，收成需時半年，可以作為花茶冲飲。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通識導賞 - 2011-11-27
2011年11月13日 星期日
漫步茶果嶺 遇見美好人事
位處藍田麗港城與油塘之間的茶果嶺村，是市區邊陲一個被遺忘的角落。惟在這畸型的城市裏，只有被遺忘才能讓美好事物避過毀滅的厄運。在茶果嶺長大的帶路街坊Stella So 邊行邊嘀咕，「好怕你地報紙一寫出黎這裏就會給踩沉了。」
從麗港城側、一排舊唐樓盡處轉入，層層疊疊的鐵皮屋、老石屋依山而建，沿路滿目是舊式拉閘與商店招牌，士多、辦館、五金、鞋業、疋頭店、洋服店…… 銘刻著數十年前茶果嶺大街繁華興旺之象。然而，隨著油塘灣一帶工業衰落，又多次發生山泥傾瀉和火災，茶果嶺原居民陸續上樓，村民總數由高峰期的二萬人，跌到只剩二千多。不少商店人去樓空，周一下午到訪時，村民各自上班上學，老人在半掩著門的屋裏睡；四周靜悄悄的，山嶺上有雁與鷹盤旋，流浪小貓在牆邊屋角之間看著我們，亮晶晶的眼裏，似有故事。
茶果嶺與鄰近的鯉魚門，原是東九龍沿海最早開發的地區。山嶺上盛產優質礦材，包括建築用的花崗岩、製造高級陶瓷所用的高嶺土等。故香港開埠之後，英人將茶果嶺命名為Rocky Hill；礦產吸引擅長打石的惠州客家人聚居，亦有燒製瓷器的陶窯。
村民自建小學 自給自足社區
據1922年的地圖記載，當時茶果嶺的高度為151公尺，經過多年開採，現時山嶺高度只剩一半。沒掉了的半座山，有些用來建成村民的居所、天后宮和四山小學，有些被運到中環，築成立法會大樓和舊中銀大廈；更多的遠銷海外。
戰後採礦業沒落、工業興起；茶果嶺與油塘一帶出現各式木廠、船廠、機械廠及泥磚廠等，村民多改到工廠謀生。有工作機會，不少內地南來的難民亦在此落腳，鐵皮木板搭建的寮屋愈來愈多。村民更一手一腳築起自己的小學，開辦診所，經營各式商店和街市，沿海大路多達三間茶樓，形成一個自給自足的社區。可惜，此情不再。
搭一個瓜棚 種一生快樂
今日的茶果嶺村，破落之中帶點奇幻，已成識途影友的寶地。老村民不少是木工、泥水、五金匠出身，自己動手修整家居和步道，發展出實用又隨意的空間結構，城堡一般異軍突起。拐彎抹角之際，從門縫、窗戶、鐵皮圍板間探看，隨時有驚喜。一間荒廢村屋裏遺下整套舊式木傢具和古董鐘，其貌不揚的小房子原來擺滿神像與先人照片；從廢棄校舍的圍板外高舉相機、拍到裏面原來保存著整排湖綠色的南洋風門版和百葉窗。抬望眼忽見村民搭了個瓜棚，結著飽滿的大水瓜；銅鐵雜物旁邊一小塊泥地，陽光下長出艷美的花兒。活在無王管的寮屋地帶，貧窮或有福，只看你怎樣理解。
一條隧道 偷走四山小學
然而，城市發展不會放過這片背山面海的寶地。茶果嶺的位置盡攬筲箕灣至中環、觀塘至尖沙嘴的維港兩岸無敵風景，私人發展商悄悄地把村屋地皮逐點收購；政府的東九龍規劃要建設「將軍澳—藍田隧道」，諮詢方案中提出部分幹道將直插茶果嶺而過，勢要拆毀村民心愛的四山小學。前來觀光拍照記錄美麗景致之餘，或者也可以想想，我們是否只能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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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逃不了被消滅的厄運
Stella So 在茶果嶺村口的唐樓群中長大，我們眼中的舊唐樓，卻是村民口中的「新樓」。「他們住了好多年，看著唐樓建起來；現在這些唐樓都有四十幾年，我們唐樓居民就看著麗港城建起來。」唐樓將被收購重建，因位置太靚；碩果僅存的城中村亦等著被消滅。Stella 間中鑽進巷弄之間拾趣，流浪貓兒在村裏聚居，也是她的欣賞重點之一，「流浪到這裏就幸福了。梗係唔走，我都唔想走啦」。
近年村裏五金回收場愈來愈 多，成了她的尋寶地。木材可以作畫時用，舊招牌的英文字型設計獨特，也能成為美麗的擺設；老傢具更應該被循環再用，付上幾十塊錢給收買佬就可以認領回家。節約消費、拒絕浪費，「在這裏住完全是反建制、反地產霸權的生活」。信步走到一間懸掛著印度、尼泊爾式彩色條幅飾物的小屋，屋主自己搭一個瓜棚， Stella 開心地笑，「幾靚呀，像在南丫島一樣，真係識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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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華麵包公司 茶果嶺道185號
開業三十多年，招牌上「豪華」二字都剝落了，但麵包依舊大件夾抵食；巨型菠蘿包才兩塊半，有餡的包三塊半。自設工場新鮮即製。記者買了卷蛋回家，那味道…… 實在太好了！請讓我用「單純」和「實在」兩個詞語來形容一件卷蛋，好有蛋味，咬下去好結實；卷蛋應有的它有十足，卷蛋不應有的它就沒有。吃慣化學膨鬆劑和防腐劑的你，應該懂我說什麼的。
茶果嶺村入口位置
中間的休憩用地原為街市，畫盡五湖四海家常菜的Stella，小時候被媽媽訓練買菜，常常獨個兒來光顧，可惜街市受火災毀壞後被拆掉，現在居民買菜最近都要到油塘。照片右面淺粉紅色的屋子，前身是「添添茶樓」，結業後改作社區中心，但茶樓原來的地磚、樓梯格局都保存下來，可隨意入內參觀。
榮華冰室 茶果嶺大街106 號
五十多年前由鏡叔的父親開始經營。原址本是教堂，用大麻石建造，走過百年歷史仍很穩固。鏡叔鏡嫂六十年代由廣州來港，一直住在茶果嶺村，就在冰室前舖後居。店子由家具裝潢到食物都非常用心，實木雕花的卡座愈舊愈耐看，舊海報、老照片，記載著店主和街坊們的生活。西多士即叫即煎，用煉奶代替糖漿，蛋香而不油膩，咬下去很鬆軟，就是家庭的味道。
鄉公所旁的龍舟
鄉公所旁邊停放了一條龍舟，據說因為附近填海愈填愈多，已經十多年沒機會下水，鋪滿塵埃。但村民念舊不捨得，專門籌了點錢為它建個簷篷，免它受風雨毀壞。
四山公立學校
「四山」是指東九龍的牛頭角、茜草灣（即今天麗港城位置）、茶果嶺及鯉魚門四個石礦場，數十年前觀塘尚未發展，茶果嶺是區內最繁盛的地方。村民自發在此建設學校，遠至觀塘牛頭角的孩子都步行來這兒上課，直到十多年前才停辦。Stella 也在這裏讀小學，最愛學校後方的山坡長滿鳳凰木，轉季時就會變成滿山橙色，很漂亮。現時學校雖停辦，但大麻石建築保存良好，校舍前方綠色的空間，是居民打golf、學射箭、辦活動的地方，也曾租給劇團排戲。可是政府倡議中的隧道將要穿過這座山，四山小學很可能被拆，Stella 義憤難平，「政府見你無畀稅、無畀錢地產商使，梗係唔抵得架啦！」
神秘舊屋
找不到門牌，位於65A 對面。人去樓空，整套古董櫃和時鐘還保存得很好，左方牆上長滿了樹根，又有一幅看不清楚的對聯；屋內掛著一張舊人像照，正對窗外，彷彿守護一個凝結了的時空。
貨物裝卸區
昔日躉船停泊、上落貨櫃之處，今天因途人稀少成為拍拖、釣魚勝地。飽攬維港兩岸美景，對正啟德跑道，因往昔有飛機升降，常是無線電視劇取景拍分手戲、跳海戲的地點。未來東九龍海濱長廊的一部分，自由自在的草根生活空間，將換成人工化的美麗。
天后廟
茶果嶺鯉魚門一帶原是漁村，故亦有拜天后的傳統。此天后廟早於清道光年間建成，曾經多次復修和重建。現時每逢農曆新年和三月廿三日的天后誕，仍然善信雲集；有麒麟隊、花炮會、舞獅舞龍表演，又會搭大戲棚做戲，競投花炮聖物等，非常熱鬧。而天后廟與四山學校之間，有一對求子石；從前未興建茶果嶺道的馬路，學校前面就是海邊，故該石應是海水侵蝕成天然的圓卵型，因形狀類近男性生殖器，被村民奉為求子靈石敬拜。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街知巷聞 - 2011-11-13
從麗港城側、一排舊唐樓盡處轉入，層層疊疊的鐵皮屋、老石屋依山而建，沿路滿目是舊式拉閘與商店招牌，士多、辦館、五金、鞋業、疋頭店、洋服店…… 銘刻著數十年前茶果嶺大街繁華興旺之象。然而，隨著油塘灣一帶工業衰落，又多次發生山泥傾瀉和火災，茶果嶺原居民陸續上樓，村民總數由高峰期的二萬人，跌到只剩二千多。不少商店人去樓空，周一下午到訪時，村民各自上班上學，老人在半掩著門的屋裏睡；四周靜悄悄的，山嶺上有雁與鷹盤旋，流浪小貓在牆邊屋角之間看著我們，亮晶晶的眼裏，似有故事。
茶果嶺與鄰近的鯉魚門，原是東九龍沿海最早開發的地區。山嶺上盛產優質礦材，包括建築用的花崗岩、製造高級陶瓷所用的高嶺土等。故香港開埠之後，英人將茶果嶺命名為Rocky Hill；礦產吸引擅長打石的惠州客家人聚居，亦有燒製瓷器的陶窯。
村民自建小學 自給自足社區
據1922年的地圖記載，當時茶果嶺的高度為151公尺，經過多年開採，現時山嶺高度只剩一半。沒掉了的半座山，有些用來建成村民的居所、天后宮和四山小學，有些被運到中環，築成立法會大樓和舊中銀大廈；更多的遠銷海外。
戰後採礦業沒落、工業興起；茶果嶺與油塘一帶出現各式木廠、船廠、機械廠及泥磚廠等，村民多改到工廠謀生。有工作機會，不少內地南來的難民亦在此落腳，鐵皮木板搭建的寮屋愈來愈多。村民更一手一腳築起自己的小學，開辦診所，經營各式商店和街市，沿海大路多達三間茶樓，形成一個自給自足的社區。可惜，此情不再。
搭一個瓜棚 種一生快樂
今日的茶果嶺村，破落之中帶點奇幻，已成識途影友的寶地。老村民不少是木工、泥水、五金匠出身，自己動手修整家居和步道，發展出實用又隨意的空間結構，城堡一般異軍突起。拐彎抹角之際，從門縫、窗戶、鐵皮圍板間探看，隨時有驚喜。一間荒廢村屋裏遺下整套舊式木傢具和古董鐘，其貌不揚的小房子原來擺滿神像與先人照片；從廢棄校舍的圍板外高舉相機、拍到裏面原來保存著整排湖綠色的南洋風門版和百葉窗。抬望眼忽見村民搭了個瓜棚，結著飽滿的大水瓜；銅鐵雜物旁邊一小塊泥地，陽光下長出艷美的花兒。活在無王管的寮屋地帶，貧窮或有福，只看你怎樣理解。
一條隧道 偷走四山小學
然而，城市發展不會放過這片背山面海的寶地。茶果嶺的位置盡攬筲箕灣至中環、觀塘至尖沙嘴的維港兩岸無敵風景，私人發展商悄悄地把村屋地皮逐點收購；政府的東九龍規劃要建設「將軍澳—藍田隧道」，諮詢方案中提出部分幹道將直插茶果嶺而過，勢要拆毀村民心愛的四山小學。前來觀光拍照記錄美麗景致之餘，或者也可以想想，我們是否只能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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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逃不了被消滅的厄運
Stella So 在茶果嶺村口的唐樓群中長大，我們眼中的舊唐樓，卻是村民口中的「新樓」。「他們住了好多年，看著唐樓建起來；現在這些唐樓都有四十幾年，我們唐樓居民就看著麗港城建起來。」唐樓將被收購重建，因位置太靚；碩果僅存的城中村亦等著被消滅。Stella 間中鑽進巷弄之間拾趣，流浪貓兒在村裏聚居，也是她的欣賞重點之一，「流浪到這裏就幸福了。梗係唔走，我都唔想走啦」。
近年村裏五金回收場愈來愈 多，成了她的尋寶地。木材可以作畫時用，舊招牌的英文字型設計獨特，也能成為美麗的擺設；老傢具更應該被循環再用，付上幾十塊錢給收買佬就可以認領回家。節約消費、拒絕浪費，「在這裏住完全是反建制、反地產霸權的生活」。信步走到一間懸掛著印度、尼泊爾式彩色條幅飾物的小屋，屋主自己搭一個瓜棚， Stella 開心地笑，「幾靚呀，像在南丫島一樣，真係識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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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華麵包公司 茶果嶺道185號
開業三十多年，招牌上「豪華」二字都剝落了，但麵包依舊大件夾抵食；巨型菠蘿包才兩塊半，有餡的包三塊半。自設工場新鮮即製。記者買了卷蛋回家，那味道…… 實在太好了！請讓我用「單純」和「實在」兩個詞語來形容一件卷蛋，好有蛋味，咬下去好結實；卷蛋應有的它有十足，卷蛋不應有的它就沒有。吃慣化學膨鬆劑和防腐劑的你，應該懂我說什麼的。
茶果嶺村入口位置
中間的休憩用地原為街市，畫盡五湖四海家常菜的Stella，小時候被媽媽訓練買菜，常常獨個兒來光顧，可惜街市受火災毀壞後被拆掉，現在居民買菜最近都要到油塘。照片右面淺粉紅色的屋子，前身是「添添茶樓」，結業後改作社區中心，但茶樓原來的地磚、樓梯格局都保存下來，可隨意入內參觀。
榮華冰室 茶果嶺大街106 號
五十多年前由鏡叔的父親開始經營。原址本是教堂，用大麻石建造，走過百年歷史仍很穩固。鏡叔鏡嫂六十年代由廣州來港，一直住在茶果嶺村，就在冰室前舖後居。店子由家具裝潢到食物都非常用心，實木雕花的卡座愈舊愈耐看，舊海報、老照片，記載著店主和街坊們的生活。西多士即叫即煎，用煉奶代替糖漿，蛋香而不油膩，咬下去很鬆軟，就是家庭的味道。
鄉公所旁的龍舟
鄉公所旁邊停放了一條龍舟，據說因為附近填海愈填愈多，已經十多年沒機會下水，鋪滿塵埃。但村民念舊不捨得，專門籌了點錢為它建個簷篷，免它受風雨毀壞。
四山公立學校
「四山」是指東九龍的牛頭角、茜草灣（即今天麗港城位置）、茶果嶺及鯉魚門四個石礦場，數十年前觀塘尚未發展，茶果嶺是區內最繁盛的地方。村民自發在此建設學校，遠至觀塘牛頭角的孩子都步行來這兒上課，直到十多年前才停辦。Stella 也在這裏讀小學，最愛學校後方的山坡長滿鳳凰木，轉季時就會變成滿山橙色，很漂亮。現時學校雖停辦，但大麻石建築保存良好，校舍前方綠色的空間，是居民打golf、學射箭、辦活動的地方，也曾租給劇團排戲。可是政府倡議中的隧道將要穿過這座山，四山小學很可能被拆，Stella 義憤難平，「政府見你無畀稅、無畀錢地產商使，梗係唔抵得架啦！」
神秘舊屋
找不到門牌，位於65A 對面。人去樓空，整套古董櫃和時鐘還保存得很好，左方牆上長滿了樹根，又有一幅看不清楚的對聯；屋內掛著一張舊人像照，正對窗外，彷彿守護一個凝結了的時空。
貨物裝卸區
昔日躉船停泊、上落貨櫃之處，今天因途人稀少成為拍拖、釣魚勝地。飽攬維港兩岸美景，對正啟德跑道，因往昔有飛機升降，常是無線電視劇取景拍分手戲、跳海戲的地點。未來東九龍海濱長廊的一部分，自由自在的草根生活空間，將換成人工化的美麗。
天后廟
茶果嶺鯉魚門一帶原是漁村，故亦有拜天后的傳統。此天后廟早於清道光年間建成，曾經多次復修和重建。現時每逢農曆新年和三月廿三日的天后誕，仍然善信雲集；有麒麟隊、花炮會、舞獅舞龍表演，又會搭大戲棚做戲，競投花炮聖物等，非常熱鬧。而天后廟與四山學校之間，有一對求子石；從前未興建茶果嶺道的馬路，學校前面就是海邊，故該石應是海水侵蝕成天然的圓卵型，因形狀類近男性生殖器，被村民奉為求子靈石敬拜。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街知巷聞 - 2011-11-13
2011年11月6日 星期日
偏鋒亦可 佔領主流
「林夕多情、黃偉文摩登、周耀輝另類」，有人這樣概括香港樂壇三大詞人。
不知道周耀輝是否喜歡這個評價，但回望20多年前的最初，他確實是為了寫些不一樣的歌詞才入行的。
「另類」必須是相對於「主流」而存在，愛寫side cut 走偏鋒，利用流行音樂這個滲透極廣的媒介，與主流思想價值抗衡和對話。
向來關心社會時事，周耀輝借用近期熱話：「填詞對於我來說，是一種佔領。」
用文字去佔領情歌稱霸商業主導的流行樂壇之餘，新學年他還佔領了大學講台，在浸大教授歌詞創作。他不是要告訴別人「如何成為周耀輝」，而是想引導學生從生活中發現自己、鼓勵他們相信、自己也可以寫得不一樣。「如果學期結束後只是教出一堆周耀輝，我會覺得很失敗。」在主流價值就是要做「第二個李嘉誠」或「下一個Steve Jobs」的今天，周耀輝確是另類到不行。
不信天分 最重要有心機培養
這些年來，大家對周耀輝詞的公論是文字精緻華麗、電影感強；寫愛情的時候直搗晦暗曲折的心靈角落，情歌以外亦多有反映政治、社會現實的題材。文字功力，加上對人們生存狀態的敏銳觀察，構成我們所認識的周耀輝；但他不願意說這是來自天分。「很多人認為創意是天生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想這個問題無甚意義，這樣說只是相信天意的一種，而相信天意對我們是無任何幫助的。最重要是有無心機去培養，運用自己已有資源。我見到很多年輕人其實不是無創意、唔識寫，只是不敢講出來。」
他說，自己也不是從小就有另類的勇氣。成長過程中「從來無諗過自己想點」，覺得讀英文前途會比較好，就讀；畢業進入政府新聞處，是大家都認為很穩當的職業。做了幾年後，忽然想試試在公餘時間填詞，向本身相識的黃耀明提出，明哥爽快的讓他試，就有了首支作品〈愛在瘟疫蔓延時〉。一鳴驚人，收錄在89年的達明專輯《意難平》，這大碟裏他共填了4首歌。
「那時見到流行曲都以情歌為主，而且只有很主流的愛情觀，都是〈只願一生愛一人〉、〈每天愛你多一些〉那樣，對情愛的表達好相似。我覺得總有另一些對待愛情的方式和愛情以外的事；所以覺得自己也可以寫，而且要寫些不同的東西。」
流行歌詞滲透力強
在他眼中，流行歌詞是個特別的媒介，「很多時打開收音機、朋友之間推薦分享、走在街上剛巧聽到…… 一首歌就在城市裏流傳；毋須購買，流行曲就能主動滲透到群眾之中。現在人人都聽mp3、iPod、手機，隨時可以很個人地感受音樂，令它在情感挑動方面，比其他創作形式更強。」
因此，當他覺得有話要說，他走上了填詞之路，想將自己的想法表達給最多的人聽到。愛周耀輝的人總是最念念不忘早期他為達明一派、王菲、盧巧音等較為另類偏鋒的歌手所寫的代表作，近年這些歌手逐漸淡出樂壇，資深的周耀輝迷若有所失；其實他的產量沒有減少，只是改為替更多主流和青春偶像歌手填詞，盡量接觸不同類型的群眾。「幾乎任何人搵我寫，我都寫，好濫的，不想錯失任何一個我可以佔領的機會；因為你不佔領，就不知道有什麼人會去佔領了。」
這句話彷彿流露出一種自信，覺得由自己來寫會比別的人更好？他笑着否認，只是認為需要有多些不同風格的作品。「我從小就不是個有自信的人，諗都無諗過可以做創作，結果它成為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件事，覺得好奇妙。回頭看看當年在新聞處工作時的自己，我都會想，為何在此之前這麼膽怯？難得的是當我對自己沒信心時，有人反而對我有信心，不斷給我機會去嘗試。擁有信心不是一件絕對不變的事情，有時還是會突然懷疑自己。但現在算是比較舒服的時間，會相信按我自己的性情、對城市的感應和觀察、對文字的審美和鍛煉寫出來是ok 的。」
就在詞壇上初嘗成功滋味的時候，92年周耀輝突然拋下香港的一切，出走荷蘭，尋找另一種人生。「要在香港經營一種正常生活是很辛苦的」，去到阿姆斯特丹，他建立出一套規律的方式。「找出自己創作力最強的鐘數很重要，對我來說是在早上。」那許多幽暗奇幻的歌詞，原來都是在陽光燦爛的大白天寫出來。「我太喜歡夜晚了，所以晚上當然不工作，去玩！」
歌詞不離生活 見面談情旅行
「不要以為創作人的生活必然日夜顛倒、放任頹廢。其實我習慣早起身，不過起得好慢。慢慢食早餐、看報紙，然後一邊做運動一邊聽歌，把旋律聽熟了，開始有意念、有字詞浮出來。10時許做完運動開始寫，寫到一兩點便停，不會強撐下去，寧願第二日再來。「通常兩三個這樣的session 就寫好一首歌，然後會預返一兩日過冷河，翻睇再修正。有紀律的生活對創作很有幫助，因為創作和好多行業一樣是熟能生巧，與經驗和信心有關，要習慣每天在固定時間坐下來，培養出一坐低就寫到的信心。」
按照自己的步伐，近年他平均一星期寫一首歌，不想令自己太忙。「寫歌詞離不開生活，跟不同的朋友見面、談情、去旅行，都是靈感的來源。我覺得在大學教填詞是個比較理想的環境，有其他學科如哲學、文學的配合；我不只想教一套技巧，而是要培養他們對生活、對自己的一種態度。其實這社會對年輕人是不友好的，對創意好多壓迫和消磨，不鼓勵我們思考，你思考完還想再表達出來，會好攞苦嚟辛。我做的就是盡量鼓勵他們將一些平時被視為癡線、無謂的念頭講出來。」
有次周耀輝給同學們的習作是一個人去行路，記下沿路的小觀察，開始時大家都不敢。有同學由荃灣行到旺角，在荃灣一座天橋底見到寫着「education」的塗鴉， 拍了照；給朋友看，朋友說他無聊，但帶回來班上，同學一起討論這塗鴉的涵義，都很喜歡這照片。從此那同學明白了「無聊」也是一種有趣，還興致勃勃的說想要搞個「無聊節」。「歸根究柢，我覺得我們需要相信自己。初入行時有人鼓勵過我，現在有機會，我也想鼓勵學生，不要膽怯，要對自己的想法有信心。」
現在每個星期四的下午，能夠跟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討論歌詞和創作，對周耀輝和同學們都是個充滿期待的時刻。「早前遇着打風停課，我在facebook 見到同學說『無得上堂好慘』，我好高興佢哋咁講。像林夕、Wyman 那樣， 寫歌詞寫到很風光的人，需要很多事情配合；大家都明白做創作不易名成利就，難得好多年輕人仍有興趣和熱情去寫。我最怕不自覺將自己的風格和美學強加在他們身上，要恰當地給予意見同時又保持着他們的創作熱情，難度很高的。」
「不少人在慨嘆樂壇一代不如一代，從銷量和生意角度來看或許是。今天的媒體四分五裂，對創意反而是好事。早前跟兩個女生的組合Ultrapink 寫歌，她們完全靠網上發表和club 場表演，不需要考慮主流媒體的宣傳方式，所以我幫她們寫了〈性經〉。這樣的歌如果要上電視電台plug，不可能出現；沒有大公司支持，但放上網一樣好多人會聽到。只要放棄賺錢這目標，其實好多機會、好好玩。當然制度本身需要完善，令創作有更好報酬；但爭取到之前，只要覺得創作好玩就去玩吧！」
周耀輝自選詞
要替周耀輝選幾首代表作有點難，每首的題材語言都各有特色，說不上哪首比另一首更好。請他自己揀，他也苦思了一陣子；剛巧最近參與過「性別流動」的文學活動，重溫了情色題材的舊作，他選了幾首在性別、情慾方面較有特殊意義的詞作，同時每首都與他創作路程的轉折有關。
〈忘記他是她〉達明一派 1989年
收錄在第一次跟達明合作的《意難平》裏面，探討跨性別愛情屬當時罕見題材，引起很大迴響，令人從此記住了周耀輝的名字。
〈迷糊情慾對象〉許志安 1996年
互聯網發展的初期，寫了一首關於cyber sex 的歌詞。剛開始跟較為主流的歌手合作時，發現很多事情要磨合和遷就，並不得心應手；這歌是首次感覺到替主流歌手填詞都可以保持自己風格，為日後的嘗試帶來更多信心。
〈黑房〉黃耀明 2003年
那年龔志成的劇場表演MGarden 請周耀輝參與填詞，探討身體感官是否可以超越記憶的問題。這是脫離唱片業界與劇場音樂合作的開端，開拓了新的創作平台和樂趣。
〈性經〉超粉紅 2011年
有感香港近年在性空間方面愈來愈收窄，故用這首歌挑戰狹隘的價值觀。兩女生組成的樂隊，只在網上發表作品，令這種敏感題材也能接觸群眾，感受到脫離正規音樂生產渠道而得到的創作自由。
周耀輝談作詞
1 他山之石
找一些特別令你感動的歌詞段落細讀，通常它們都有修辭技巧在內。留意當中的句式運用、詞句的轉折位，整首歌在情景方面的鋪排，呷韻、斷句等。
2 多讀外語
看書對語文運用和增長見識都有幫助。中英文書都看，外語能提供另一種思考方式和情景，好的翻譯也別有風味。在香港生活，時間往往支離破碎，突然要等人、等車，宜讀詩。
3 規律生活
多練習，熟能生巧。不要等靈感來拜訪、等天才爆發，那只會讓自己一直拖延。健康規律的生活對創作很重要，將最得心應手的時段保留給自己。
4 隨身記下
好好地過生活，是一切靈感的來源。與不同的人見面聊天，去未去過的地方；嘗試打破常規，做些平常不會做不敢做的事。用心觀察，隨身帶本子記下；靈感一觸即逝，需要累積和細意保存。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生活達人 - 2011-11-06
不知道周耀輝是否喜歡這個評價，但回望20多年前的最初，他確實是為了寫些不一樣的歌詞才入行的。
「另類」必須是相對於「主流」而存在，愛寫side cut 走偏鋒，利用流行音樂這個滲透極廣的媒介，與主流思想價值抗衡和對話。
向來關心社會時事，周耀輝借用近期熱話：「填詞對於我來說，是一種佔領。」
用文字去佔領情歌稱霸商業主導的流行樂壇之餘，新學年他還佔領了大學講台，在浸大教授歌詞創作。他不是要告訴別人「如何成為周耀輝」，而是想引導學生從生活中發現自己、鼓勵他們相信、自己也可以寫得不一樣。「如果學期結束後只是教出一堆周耀輝，我會覺得很失敗。」在主流價值就是要做「第二個李嘉誠」或「下一個Steve Jobs」的今天，周耀輝確是另類到不行。
不信天分 最重要有心機培養
這些年來，大家對周耀輝詞的公論是文字精緻華麗、電影感強；寫愛情的時候直搗晦暗曲折的心靈角落，情歌以外亦多有反映政治、社會現實的題材。文字功力，加上對人們生存狀態的敏銳觀察，構成我們所認識的周耀輝；但他不願意說這是來自天分。「很多人認為創意是天生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想這個問題無甚意義，這樣說只是相信天意的一種，而相信天意對我們是無任何幫助的。最重要是有無心機去培養，運用自己已有資源。我見到很多年輕人其實不是無創意、唔識寫，只是不敢講出來。」
他說，自己也不是從小就有另類的勇氣。成長過程中「從來無諗過自己想點」，覺得讀英文前途會比較好，就讀；畢業進入政府新聞處，是大家都認為很穩當的職業。做了幾年後，忽然想試試在公餘時間填詞，向本身相識的黃耀明提出，明哥爽快的讓他試，就有了首支作品〈愛在瘟疫蔓延時〉。一鳴驚人，收錄在89年的達明專輯《意難平》，這大碟裏他共填了4首歌。
「那時見到流行曲都以情歌為主，而且只有很主流的愛情觀，都是〈只願一生愛一人〉、〈每天愛你多一些〉那樣，對情愛的表達好相似。我覺得總有另一些對待愛情的方式和愛情以外的事；所以覺得自己也可以寫，而且要寫些不同的東西。」
流行歌詞滲透力強
在他眼中，流行歌詞是個特別的媒介，「很多時打開收音機、朋友之間推薦分享、走在街上剛巧聽到…… 一首歌就在城市裏流傳；毋須購買，流行曲就能主動滲透到群眾之中。現在人人都聽mp3、iPod、手機，隨時可以很個人地感受音樂，令它在情感挑動方面，比其他創作形式更強。」
因此，當他覺得有話要說，他走上了填詞之路，想將自己的想法表達給最多的人聽到。愛周耀輝的人總是最念念不忘早期他為達明一派、王菲、盧巧音等較為另類偏鋒的歌手所寫的代表作，近年這些歌手逐漸淡出樂壇，資深的周耀輝迷若有所失；其實他的產量沒有減少，只是改為替更多主流和青春偶像歌手填詞，盡量接觸不同類型的群眾。「幾乎任何人搵我寫，我都寫，好濫的，不想錯失任何一個我可以佔領的機會；因為你不佔領，就不知道有什麼人會去佔領了。」
這句話彷彿流露出一種自信，覺得由自己來寫會比別的人更好？他笑着否認，只是認為需要有多些不同風格的作品。「我從小就不是個有自信的人，諗都無諗過可以做創作，結果它成為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件事，覺得好奇妙。回頭看看當年在新聞處工作時的自己，我都會想，為何在此之前這麼膽怯？難得的是當我對自己沒信心時，有人反而對我有信心，不斷給我機會去嘗試。擁有信心不是一件絕對不變的事情，有時還是會突然懷疑自己。但現在算是比較舒服的時間，會相信按我自己的性情、對城市的感應和觀察、對文字的審美和鍛煉寫出來是ok 的。」
就在詞壇上初嘗成功滋味的時候，92年周耀輝突然拋下香港的一切，出走荷蘭，尋找另一種人生。「要在香港經營一種正常生活是很辛苦的」，去到阿姆斯特丹，他建立出一套規律的方式。「找出自己創作力最強的鐘數很重要，對我來說是在早上。」那許多幽暗奇幻的歌詞，原來都是在陽光燦爛的大白天寫出來。「我太喜歡夜晚了，所以晚上當然不工作，去玩！」
歌詞不離生活 見面談情旅行
「不要以為創作人的生活必然日夜顛倒、放任頹廢。其實我習慣早起身，不過起得好慢。慢慢食早餐、看報紙，然後一邊做運動一邊聽歌，把旋律聽熟了，開始有意念、有字詞浮出來。10時許做完運動開始寫，寫到一兩點便停，不會強撐下去，寧願第二日再來。「通常兩三個這樣的session 就寫好一首歌，然後會預返一兩日過冷河，翻睇再修正。有紀律的生活對創作很有幫助，因為創作和好多行業一樣是熟能生巧，與經驗和信心有關，要習慣每天在固定時間坐下來，培養出一坐低就寫到的信心。」
按照自己的步伐，近年他平均一星期寫一首歌，不想令自己太忙。「寫歌詞離不開生活，跟不同的朋友見面、談情、去旅行，都是靈感的來源。我覺得在大學教填詞是個比較理想的環境，有其他學科如哲學、文學的配合；我不只想教一套技巧，而是要培養他們對生活、對自己的一種態度。其實這社會對年輕人是不友好的，對創意好多壓迫和消磨，不鼓勵我們思考，你思考完還想再表達出來，會好攞苦嚟辛。我做的就是盡量鼓勵他們將一些平時被視為癡線、無謂的念頭講出來。」
有次周耀輝給同學們的習作是一個人去行路，記下沿路的小觀察，開始時大家都不敢。有同學由荃灣行到旺角，在荃灣一座天橋底見到寫着「education」的塗鴉， 拍了照；給朋友看，朋友說他無聊，但帶回來班上，同學一起討論這塗鴉的涵義，都很喜歡這照片。從此那同學明白了「無聊」也是一種有趣，還興致勃勃的說想要搞個「無聊節」。「歸根究柢，我覺得我們需要相信自己。初入行時有人鼓勵過我，現在有機會，我也想鼓勵學生，不要膽怯，要對自己的想法有信心。」
現在每個星期四的下午，能夠跟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討論歌詞和創作，對周耀輝和同學們都是個充滿期待的時刻。「早前遇着打風停課，我在facebook 見到同學說『無得上堂好慘』，我好高興佢哋咁講。像林夕、Wyman 那樣， 寫歌詞寫到很風光的人，需要很多事情配合；大家都明白做創作不易名成利就，難得好多年輕人仍有興趣和熱情去寫。我最怕不自覺將自己的風格和美學強加在他們身上，要恰當地給予意見同時又保持着他們的創作熱情，難度很高的。」
「不少人在慨嘆樂壇一代不如一代，從銷量和生意角度來看或許是。今天的媒體四分五裂，對創意反而是好事。早前跟兩個女生的組合Ultrapink 寫歌，她們完全靠網上發表和club 場表演，不需要考慮主流媒體的宣傳方式，所以我幫她們寫了〈性經〉。這樣的歌如果要上電視電台plug，不可能出現；沒有大公司支持，但放上網一樣好多人會聽到。只要放棄賺錢這目標，其實好多機會、好好玩。當然制度本身需要完善，令創作有更好報酬；但爭取到之前，只要覺得創作好玩就去玩吧！」
周耀輝自選詞
要替周耀輝選幾首代表作有點難，每首的題材語言都各有特色，說不上哪首比另一首更好。請他自己揀，他也苦思了一陣子；剛巧最近參與過「性別流動」的文學活動，重溫了情色題材的舊作，他選了幾首在性別、情慾方面較有特殊意義的詞作，同時每首都與他創作路程的轉折有關。
〈忘記他是她〉達明一派 1989年
收錄在第一次跟達明合作的《意難平》裏面，探討跨性別愛情屬當時罕見題材，引起很大迴響，令人從此記住了周耀輝的名字。
〈迷糊情慾對象〉許志安 1996年
互聯網發展的初期，寫了一首關於cyber sex 的歌詞。剛開始跟較為主流的歌手合作時，發現很多事情要磨合和遷就，並不得心應手；這歌是首次感覺到替主流歌手填詞都可以保持自己風格，為日後的嘗試帶來更多信心。
〈黑房〉黃耀明 2003年
那年龔志成的劇場表演MGarden 請周耀輝參與填詞，探討身體感官是否可以超越記憶的問題。這是脫離唱片業界與劇場音樂合作的開端，開拓了新的創作平台和樂趣。
〈性經〉超粉紅 2011年
有感香港近年在性空間方面愈來愈收窄，故用這首歌挑戰狹隘的價值觀。兩女生組成的樂隊，只在網上發表作品，令這種敏感題材也能接觸群眾，感受到脫離正規音樂生產渠道而得到的創作自由。
周耀輝談作詞
1 他山之石
找一些特別令你感動的歌詞段落細讀，通常它們都有修辭技巧在內。留意當中的句式運用、詞句的轉折位，整首歌在情景方面的鋪排，呷韻、斷句等。
2 多讀外語
看書對語文運用和增長見識都有幫助。中英文書都看，外語能提供另一種思考方式和情景，好的翻譯也別有風味。在香港生活，時間往往支離破碎，突然要等人、等車，宜讀詩。
3 規律生活
多練習，熟能生巧。不要等靈感來拜訪、等天才爆發，那只會讓自己一直拖延。健康規律的生活對創作很重要，將最得心應手的時段保留給自己。
4 隨身記下
好好地過生活，是一切靈感的來源。與不同的人見面聊天，去未去過的地方；嘗試打破常規，做些平常不會做不敢做的事。用心觀察，隨身帶本子記下；靈感一觸即逝，需要累積和細意保存。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生活達人 - 2011-11-06
暴動第一槍現場 大有街
這次採訪之前，從未到過新蒲崗。但喜歡閱讀地圖的我，記得被長長彩虹道U 字型圍繞的小區內，有一組以數字順序命名的街道—— 大有、雙喜、三祝、四美、五芳、六合、七寶、八達，感覺「很陳慧」。（還是應該說，陳慧的《拾香紀》「很新蒲崗」？）
六七暴動
香港工業起飛的年代，新蒲崗是個十分熱鬧的工業中心；時至今日，我們還可以在大有街上見到仍在營運中的紅A 塑膠廠和長江製衣有限公司，及不少印刷廠、紡織製衣廠、塑膠廠的舊招牌。但當年最興旺的還要數「穿膠花」行業；六七十年代港產塑膠花盛極一時，高峰期曾佔世界塑膠花貿易額80%。而引發六七暴動的香港人造花廠，正是業內一員。
事情由1967年4月中廠方宣布削減薪酬福利開始。至4月下旬，先後有92名工人被無理解僱；5月初，勞方開始反擊，在大有街近三祝街交界的廠廈外牆張貼大字報，號召罷工，並在廠房外集結阻止資方出貨。
5月6日勞資談判破裂，150多名工人在廠房外集會，群情洶湧；警察前來調停，卻有人乘亂將附近茶水檔的鐵摺椅擲入人群，引來防暴隊鎮壓，多名工人被警棍打傷，21人被捕；同時，大有街沿路廠廈內的工人和小童，紛紛從窗戶向警察投擲玻璃瓶、石塊等硬物，警方直到晚上八時才成功撤走。
軍隊鎮壓
及後數天，工聯會與其他支持者持續在新蒲崗工廠區集會示威，手持「毛語錄」高喊共產口號，囤駐街道上與警方對峙，並襲擊警員；警方先施放催淚彈和木彈驅趕，5月11日發出了第一響槍聲，127人被捕、2人受傷，是為「5.11 血案」。其後，黃大仙、土瓜灣有群眾燒車，港英政府出動軍隊鎮壓，東九龍宵禁；北京表態支持香港市民上街「反英抗暴」。5月16日，香港左派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聯合親共團體數百人前往港督府、花園道與皇后像廣場一帶遊行，學生和群眾陸續響應，在港九各處舉行集會和示威，六七暴動正式開始。
工人地頭
隨着鬥委會在土瓜灣成立指揮中心，大有街在暴動中的重要性，於5.11血案後便減退。暴動過後，港英政府着力加強勞工保障，並推行一系列地方行政、廉政、教育、醫療、房屋等社會改革，香港迎來七、八十年代的經濟起飛。新蒲崗工廠區機會處處，老街坊話當年，「師傅級」工人月入動輒過萬，小孩在街頭玩耍也被工頭招攬。人人生活無憂，區內熱鬧昇平，發薪後到啟德遊樂場、麗宮戲院消遣，成為大家的共同記憶。
90年代工業北移，加上新蒲崗遠離地鐵，啟德機場停用後區外人流大減，令這傳統工業區日漸式微。近年舊工廈的高樓底、大面積及廉宜租金，卻吸引不少年輕藝術家設立工作室、小劇場、舞蹈館，也有war game 以至攀石場地；其他地區不可能的任務，都在這裏悄悄萌芽。
然而，政府打造新啟德的鴻圖大計加上沙中線效應，還是吸引了發展商。新地樓盤「譽．港灣」如巨人駕到，大型倒模商場mikiki 開幕，新蒲崗終於有了第一間星巴克。在巨人腳底的橫街窄巷之間，草根小店默默經營，10元一碗雲吞麵、古法粵菜尚未絕迹。大變前夕，是時候趕來拾味。
---
穿梭舊式工廈 重塑六七暴動
聽說沈旭暉也在大有街租了寫字樓，還以為他在湊藝術家和劇場人的熱鬧。原來最近他接了一個項目研究六七暴動。研究團隊訪問多位目擊者，包括參與事件的學生、工人、工會和左派組織成員、大有街上的廠家等，實地重組當年片段，並重點分析暴動爆發與港英殖民政策、及六十年代國際左翼思潮的互動關係。
研究開展了一年，估計至少還要再做兩年；經常在新蒲崗出出入入，沈旭暉很簡潔地以「幾得意」來形容這條街。在舊式工廈間穿梭，他便聯想到1967年的場景；同時亦目睹租金飛漲，舊工廈逐漸被收購重建成玻璃幕牆寫字樓，街道面貌一點一滴地變化中。當年目擊者已成老人，曾經熟悉的廠廈地標被拆去，滄海桑田之間都無法指出每件事發生的具體位置了。不過，在一般商業區已絕迹的街坊文具店、茶餐廳、雜貨店尚在，身在這裏仍能感受到草根生活的氣氛，總算一道難得可喜的城市風景。
---
暴動鎮壓起點 大有街1號
1967年5月防暴警察便是由此處殺入大有街鎮壓工人，今日改建成寫字樓勤達中心，沈旭暉的六七暴動研究基地在這裏。
旺景食堂 大有街2號
東主黃氏一家，原在旁邊開電器店，1975年從前任食堂老闆處接手經營，當年三姐和愛姐還是小孩子，就隨父母在店裏幫忙。愛姐說食堂生意在80年代最興旺，人人搵到錢，食堂是工友聚腳地，打牌鋤dee 不亦樂乎；90年代開始淡靜下來。現時大有街雖也不乏寫字樓上班族，但茶餐廳愈開愈多，生意始終難及從前。倒是年輕人愛來這種舊食堂尋找童年味道。
愛姐在旺景食堂長大，成為人母之後也把女兒帶到店裏，街坊對小女孩總是熱情，這個請她吃東西，那個又教她寫字畫公仔，結果愛姐一度要在小女兒胸前掛個牌：「我已吃飽，請姐姐不要餵食」！
星光實業有限公司 大有街25號
62年歷史的紅A，是香港最大型塑膠製造生產商，也是碩果僅存100%香港製造的工業。
喬宏石屋
從港鐵鑽石山站A2出口走來，鐵絲網劃出來的小徑人來人往，通向大有街街口，中間那片空地便是大磡村舊址。大磡村是香港最後一個寮屋區，1950年代難民湧港時發展起來，2001年清拆前約有1700個住戶，由於無法獲得原區安置，部分居民拒絕遷走，政府多次以破門、破牆、截水電、封屋等強硬手段清場。現時唯一保留下來的房屋「大觀園四號石屋」是已故影星喬宏的故居，建屋所用的花崗岩來自鑽石山石礦場，已被評為三級歷史建築。
得龍大飯店 康強街25號至29號
1963年得龍開業之初，主要為區內勞動階層提供大眾化的燒味碟頭飯；90年代工廠北移加上機場搬遷，得龍「蝕足十年」，老闆曾國生痛下苦功鑽研古籍食譜，重現正宗古法粵菜太爺雞、金錢雞、鴨腳包等，吸引食客跨區光顧，09年更成為米芝蓮推介食肆。
潮輝麵家 仁愛街52號
「真係10蚊？」有食客半信半疑問，阿姐一個「係」字清脆俐落。雲吞、魚蛋、牛丸、牛雜、牛腩麵通通10元一碗。記者嘗了雲吞麵，味道不俗，有三粒雲吞，麵的分量也夠一般女生吃飽。實在太抵食了！
港九樹膠塑膠業總工會 彩虹道22 號
1947年成立的「港九樹膠塑膠業總工會」，在六七暴動初起時曾擔當重要角色。5月6日大有街第一次流血衝突後21名膠花廠工人被捕，工會主席馮金水到黃大仙警署抗議亦遭拘押，激起工會成員義憤，其後數天在區內策動多起抗議集會，引發5.11血案。6月23日，一批左派示威者遭警方追捕時逃入此會址，數百名防暴隊圍攻7小時才攻進去，拘捕膠業工會主席馮金水和53名工人。當日警方有1人被斧頭砍傷，十多人被鐵枝和硫酸所傷；左派報章則稱3名工人被捕後遭「毒打致死」。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街知巷聞 - 2011-11-06
六七暴動
香港工業起飛的年代，新蒲崗是個十分熱鬧的工業中心；時至今日，我們還可以在大有街上見到仍在營運中的紅A 塑膠廠和長江製衣有限公司，及不少印刷廠、紡織製衣廠、塑膠廠的舊招牌。但當年最興旺的還要數「穿膠花」行業；六七十年代港產塑膠花盛極一時，高峰期曾佔世界塑膠花貿易額80%。而引發六七暴動的香港人造花廠，正是業內一員。
事情由1967年4月中廠方宣布削減薪酬福利開始。至4月下旬，先後有92名工人被無理解僱；5月初，勞方開始反擊，在大有街近三祝街交界的廠廈外牆張貼大字報，號召罷工，並在廠房外集結阻止資方出貨。
5月6日勞資談判破裂，150多名工人在廠房外集會，群情洶湧；警察前來調停，卻有人乘亂將附近茶水檔的鐵摺椅擲入人群，引來防暴隊鎮壓，多名工人被警棍打傷，21人被捕；同時，大有街沿路廠廈內的工人和小童，紛紛從窗戶向警察投擲玻璃瓶、石塊等硬物，警方直到晚上八時才成功撤走。
軍隊鎮壓
及後數天，工聯會與其他支持者持續在新蒲崗工廠區集會示威，手持「毛語錄」高喊共產口號，囤駐街道上與警方對峙，並襲擊警員；警方先施放催淚彈和木彈驅趕，5月11日發出了第一響槍聲，127人被捕、2人受傷，是為「5.11 血案」。其後，黃大仙、土瓜灣有群眾燒車，港英政府出動軍隊鎮壓，東九龍宵禁；北京表態支持香港市民上街「反英抗暴」。5月16日，香港左派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聯合親共團體數百人前往港督府、花園道與皇后像廣場一帶遊行，學生和群眾陸續響應，在港九各處舉行集會和示威，六七暴動正式開始。
工人地頭
隨着鬥委會在土瓜灣成立指揮中心，大有街在暴動中的重要性，於5.11血案後便減退。暴動過後，港英政府着力加強勞工保障，並推行一系列地方行政、廉政、教育、醫療、房屋等社會改革，香港迎來七、八十年代的經濟起飛。新蒲崗工廠區機會處處，老街坊話當年，「師傅級」工人月入動輒過萬，小孩在街頭玩耍也被工頭招攬。人人生活無憂，區內熱鬧昇平，發薪後到啟德遊樂場、麗宮戲院消遣，成為大家的共同記憶。
90年代工業北移，加上新蒲崗遠離地鐵，啟德機場停用後區外人流大減，令這傳統工業區日漸式微。近年舊工廈的高樓底、大面積及廉宜租金，卻吸引不少年輕藝術家設立工作室、小劇場、舞蹈館，也有war game 以至攀石場地；其他地區不可能的任務，都在這裏悄悄萌芽。
然而，政府打造新啟德的鴻圖大計加上沙中線效應，還是吸引了發展商。新地樓盤「譽．港灣」如巨人駕到，大型倒模商場mikiki 開幕，新蒲崗終於有了第一間星巴克。在巨人腳底的橫街窄巷之間，草根小店默默經營，10元一碗雲吞麵、古法粵菜尚未絕迹。大變前夕，是時候趕來拾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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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舊式工廈 重塑六七暴動
聽說沈旭暉也在大有街租了寫字樓，還以為他在湊藝術家和劇場人的熱鬧。原來最近他接了一個項目研究六七暴動。研究團隊訪問多位目擊者，包括參與事件的學生、工人、工會和左派組織成員、大有街上的廠家等，實地重組當年片段，並重點分析暴動爆發與港英殖民政策、及六十年代國際左翼思潮的互動關係。
研究開展了一年，估計至少還要再做兩年；經常在新蒲崗出出入入，沈旭暉很簡潔地以「幾得意」來形容這條街。在舊式工廈間穿梭，他便聯想到1967年的場景；同時亦目睹租金飛漲，舊工廈逐漸被收購重建成玻璃幕牆寫字樓，街道面貌一點一滴地變化中。當年目擊者已成老人，曾經熟悉的廠廈地標被拆去，滄海桑田之間都無法指出每件事發生的具體位置了。不過，在一般商業區已絕迹的街坊文具店、茶餐廳、雜貨店尚在，身在這裏仍能感受到草根生活的氣氛，總算一道難得可喜的城市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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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動鎮壓起點 大有街1號
1967年5月防暴警察便是由此處殺入大有街鎮壓工人，今日改建成寫字樓勤達中心，沈旭暉的六七暴動研究基地在這裏。
旺景食堂 大有街2號
東主黃氏一家，原在旁邊開電器店，1975年從前任食堂老闆處接手經營，當年三姐和愛姐還是小孩子，就隨父母在店裏幫忙。愛姐說食堂生意在80年代最興旺，人人搵到錢，食堂是工友聚腳地，打牌鋤dee 不亦樂乎；90年代開始淡靜下來。現時大有街雖也不乏寫字樓上班族，但茶餐廳愈開愈多，生意始終難及從前。倒是年輕人愛來這種舊食堂尋找童年味道。
愛姐在旺景食堂長大，成為人母之後也把女兒帶到店裏，街坊對小女孩總是熱情，這個請她吃東西，那個又教她寫字畫公仔，結果愛姐一度要在小女兒胸前掛個牌：「我已吃飽，請姐姐不要餵食」！
星光實業有限公司 大有街25號
62年歷史的紅A，是香港最大型塑膠製造生產商，也是碩果僅存100%香港製造的工業。
喬宏石屋
從港鐵鑽石山站A2出口走來，鐵絲網劃出來的小徑人來人往，通向大有街街口，中間那片空地便是大磡村舊址。大磡村是香港最後一個寮屋區，1950年代難民湧港時發展起來，2001年清拆前約有1700個住戶，由於無法獲得原區安置，部分居民拒絕遷走，政府多次以破門、破牆、截水電、封屋等強硬手段清場。現時唯一保留下來的房屋「大觀園四號石屋」是已故影星喬宏的故居，建屋所用的花崗岩來自鑽石山石礦場，已被評為三級歷史建築。
得龍大飯店 康強街25號至29號
1963年得龍開業之初，主要為區內勞動階層提供大眾化的燒味碟頭飯；90年代工廠北移加上機場搬遷，得龍「蝕足十年」，老闆曾國生痛下苦功鑽研古籍食譜，重現正宗古法粵菜太爺雞、金錢雞、鴨腳包等，吸引食客跨區光顧，09年更成為米芝蓮推介食肆。
潮輝麵家 仁愛街52號
「真係10蚊？」有食客半信半疑問，阿姐一個「係」字清脆俐落。雲吞、魚蛋、牛丸、牛雜、牛腩麵通通10元一碗。記者嘗了雲吞麵，味道不俗，有三粒雲吞，麵的分量也夠一般女生吃飽。實在太抵食了！
港九樹膠塑膠業總工會 彩虹道22 號
1947年成立的「港九樹膠塑膠業總工會」，在六七暴動初起時曾擔當重要角色。5月6日大有街第一次流血衝突後21名膠花廠工人被捕，工會主席馮金水到黃大仙警署抗議亦遭拘押，激起工會成員義憤，其後數天在區內策動多起抗議集會，引發5.11血案。6月23日，一批左派示威者遭警方追捕時逃入此會址，數百名防暴隊圍攻7小時才攻進去，拘捕膠業工會主席馮金水和53名工人。當日警方有1人被斧頭砍傷，十多人被鐵枝和硫酸所傷；左派報章則稱3名工人被捕後遭「毒打致死」。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街知巷聞 - 2011-11-06
2011年10月30日 星期日
更多中環可以佔領
一群年輕人正在佔領中環，地點就在匯豐銀行總行地下的通道，有大學老師更特意帶學生到那兒去上課。
其實，每逢假日，外傭姐姐都會佔領中環，她/他們席地而坐，在城市的金融心臟野餐跳舞聯誼，將平日難以停留、只有汽車和上班族來去匆匆的偌大空間還原為公共，形成一道香港獨有的風景線。
政府總部搬到海邊，原本承諾開放給公眾休憩的大公園，被揭發貨不對辦；偌大的中環，難道只能容得下漫畫家小克筆下那一座座冰冷如機械人的金融巨廈？
還剩下幾多公眾可以佔領的人氣地方？讓我們來檢閱一下。
99％人，只剩1％生活空間
中環的公共空間，本來不少。曾經在政府山上過班的學者陳雲指出，港英時期所經營的中環，由山上的兵頭花園 （現稱動植物公園）開始，往下數是港督府、政府山建築群、匯豐總行地面廣場、皇后像廣場、愛丁堡廣場、大會堂、天星和皇后碼頭，由半山伸延到海旁都是公共地方。回歸後，政府總部加上鐵欄圍繞，公眾不再能自由進出；天星碼頭和大會堂一帶最草根的空間被推土機破壞得體無完膚，與政府合署西座一樣即將變成商業用途。
原本連綿大片的土地，被霸道的金融大樓和巨型商場切割得分崩離析；商業建築之間由一道道天橋連接，形成香港獨有的都市風景，卻架空了庶民街道生活。陳雲形容這是「管道社會」—— 點與點之間由管道接駁，人們被迫由一個目的地快速移往另一個目的地，行色匆匆，沒有停留的地方，不利示威集會等公民活動成形。
隨商業發展而來的一些補償性公共空間，如交易廣場平台、IFC 商場天台花園、長江中心花園等，由私人地產商委託公司管理，一方面裝修得過分光鮮亮麗，令公眾不知道這是公共空間，怯於使用；另一方面保安手段苛刻得多，「在康文署直接管理的公園，他干涉你，你可以據理力爭，問他是依據《公園條例》哪一條來執法；私人管理的地方，保安員不准你坐、說你阻礙通道，都可以推說是上頭的意思。所以政府其實愈來愈傾向委託地產商管理，不用上身，是九七後刻意令公共空間萎縮的陰招。」
公共空間要有人用，才能體現其社會價值和意義。佔領中環行動也許正要喚起這種覺醒—— 在中環這片金融核心區，1%的人不止掠奪了99%的財富，更運用這些財富將珍貴的土地資源通通私有化，令那99%的人 口只剩下1%的生活空間。
天橋當道 宰割街道生活
行人天橋系統由中環大地主置地公司於1970年代建立雛形，連接當時新落成的康樂大廈（今怡和大廈），與其他置地物業如遮打、歷山、太子大廈和文華酒店。1980年代初，交易廣場落成，政府建天橋連接置地的天橋系統，並向西連接當時的中環碼頭及上環信德中心；93年再擴建，經恒生總行大廈接駁至新落成的半山扶手電梯。
1998年，IFC 一期及機場快線香港站落成，部分沿干諾道中興建的行人天橋被拆卸，改為連接IFC。2000年後，政府再興建新天橋連接環球大廈與交易廣場，與1973年置地所建連接遮打大廈與怡和大廈、郵政總局的首條天橋並排而行。另外，皇后大道中的渣打銀行大廈和中匯大廈，亦興建了行人天橋連接置地物業，成為天橋網絡的一部分。
天橋系統的建立，主要因為中區交通繁忙，尤其干諾道中路段，完全實行人車分隔，提高行人與汽車的流動速度與安全性；商廈之間的小型天橋則方便租戶與消費者。然而，利用高架天橋連接商廈和平台花園，令行人與街道生活割裂，無法建立感情聯繫，亦是一種社會控制的手段。
陳雲舉例，由中環核心區連接新天星碼頭的天橋、金鐘連接新政府總部的天橋，旨在將空間切割，像中世紀的古堡一樣，只要收起吊橋就可阻斷人民接近，或透過封鎖天橋將示威者與其他民眾徹底孤立。這種設計在民主國家的公共建築規劃是絕不會出現的。
噴水池阻集會
噴水池是另一種空間切割的萬靈丹。IFC 商場對出的交易廣場平台、皇后場廣場、遮打花園，都有大型噴水池的存在；平日途人可以在池邊聊天閒坐，但示威集會時便會發覺，噴水池佔去了大部分空間，無法容納太多群眾，容易跌落水池成為落湯雞！另外，交易廣場平台的設計，有不少高高低低的石牆和地台；遮打花園被走廊與水池劃分成不同小區，令民眾集會時難以互相望到事件發展，都是空間設計上一些較為柔性和隱性的控制手段。相比起來，外國的國會、市政廳門口一般都會有視野遼闊的大廣場，只有一個噴水池在中 央，其餘都是可供民眾聚集的空地。
由於鄰近立法會大樓，皇后像廣場和遮打花園多年來是社運抗爭的熱點。但陳雲預計，隨着立法會遷往新政總，因大樓將改為給最高法院使用，而在尊重法治的社會裏，政治活動不應干預司法，此地的社運角色將會衰落（可能還會有個愛護香港力量前往反對大家擁有司法覆核權吧！）。
天星 社運搖籃
1960年代起港英政府為了將香港經濟轉型向工商業發展，着力經營「開放社會」，提高政府透明度，鼓勵民間認識和參與社會事務。電台phone in、城市論壇，官員落區講解政策的習慣都是那時出現；主要目的是令封閉的華人社群改變事事私下解決的習慣，學習配合社會制度、相信司法機關和找政府機構解決問題，建立與現代化社會的聯繫。
當時的天星碼頭一帶便是這種初期公民生活的搖籃，大會堂經常舉辦文化節目、關於現代社會的論壇講座，節目完結後人們便到愛丁堡廣場和碼頭一帶聊天討論，再坐船回家。那年代能凝聚一批對社會事務有激情的人，都拜這開放的公共空間之賜；著名的66年天星小輪加價騷動，及其他很多社會運動都在這裏發生。
自從天星、皇后碼頭被拆，此地不再成為交通樞紐，已變得人流冷清。郵政總局亦即將面臨拆卸，政府說它的保育價值不高，但它和旁邊大會堂的建築設計簡約樸素、無權威感，將該處連同新填海區變身為高檔商場，可說是以金融價值消滅了1960年代「開放社會」的象徵。
匯豐 碩果僅存的自在
位於政府山下的匯豐總行，位置可說是港英時期公共地帶的中心點，地面廣場屬公共空間，兩邊無商廈，街道活動因此沒有被天橋消滅，是中區難得有大批行人過路的地方。陳雲認為「路人甲乙丙」往往是運動成功關鍵：當年布拉格之春能凝聚到強大力量令共產黨倒台，因為他們在一個四周都是民居的廣場上示威，人們可以在家中、在日常生活裏目擊和談論事件，示威者可以直接帶動市民反應和感情投入，重要時刻由附近的民居擁出數十萬人上街，阻止坦克車開入廣場鎮壓。
「Magic 就是要在地面，有行人、有街坊圍觀和加入。與街坊隔絕了的示威只能成為media event，永遠只動員到同一班核心分子，那是經過消毒的公民生活。」在中環活動的人大多有一個明確目的地，上下班、吃飯、購物，匆匆而過；匯豐總行地下是中環少數位於地面而又能讓人稍事停留的大型空間，附近有巴士電車站，旁邊有公園，也有小販檔和公廁，是個相對容易持久留守並讓大眾目擊事件的地方。
長江公園安樂瞓
一個因為修整得太美觀而被忽略的公共空間。窄長的走廊沿石級步上去別有洞天，平時只有熟路的中環人會在這裏吃飯盒和休息。今年4月公民黨特意號召在此進行連續3天的「瞓街」行動，其間舉行地產霸權研討會和預算案論壇，藉此讓更多人知道這處是可以自由使用的公共地方。採訪當日恰好有人在麻石上躺臥， 安樂地睡午覺，除了我們的攝記立即舉起鏡頭外，一名匆匆走過的「西裝友」亦忍不住停下來掏出小相機，拍下這道難得的中環風景。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通識導賞 - 2011-10-30
其實，每逢假日，外傭姐姐都會佔領中環，她/他們席地而坐，在城市的金融心臟野餐跳舞聯誼，將平日難以停留、只有汽車和上班族來去匆匆的偌大空間還原為公共，形成一道香港獨有的風景線。
政府總部搬到海邊，原本承諾開放給公眾休憩的大公園，被揭發貨不對辦；偌大的中環，難道只能容得下漫畫家小克筆下那一座座冰冷如機械人的金融巨廈？
還剩下幾多公眾可以佔領的人氣地方？讓我們來檢閱一下。
99％人，只剩1％生活空間
中環的公共空間，本來不少。曾經在政府山上過班的學者陳雲指出，港英時期所經營的中環，由山上的兵頭花園 （現稱動植物公園）開始，往下數是港督府、政府山建築群、匯豐總行地面廣場、皇后像廣場、愛丁堡廣場、大會堂、天星和皇后碼頭，由半山伸延到海旁都是公共地方。回歸後，政府總部加上鐵欄圍繞，公眾不再能自由進出；天星碼頭和大會堂一帶最草根的空間被推土機破壞得體無完膚，與政府合署西座一樣即將變成商業用途。
原本連綿大片的土地，被霸道的金融大樓和巨型商場切割得分崩離析；商業建築之間由一道道天橋連接，形成香港獨有的都市風景，卻架空了庶民街道生活。陳雲形容這是「管道社會」—— 點與點之間由管道接駁，人們被迫由一個目的地快速移往另一個目的地，行色匆匆，沒有停留的地方，不利示威集會等公民活動成形。
隨商業發展而來的一些補償性公共空間，如交易廣場平台、IFC 商場天台花園、長江中心花園等，由私人地產商委託公司管理，一方面裝修得過分光鮮亮麗，令公眾不知道這是公共空間，怯於使用；另一方面保安手段苛刻得多，「在康文署直接管理的公園，他干涉你，你可以據理力爭，問他是依據《公園條例》哪一條來執法；私人管理的地方，保安員不准你坐、說你阻礙通道，都可以推說是上頭的意思。所以政府其實愈來愈傾向委託地產商管理，不用上身，是九七後刻意令公共空間萎縮的陰招。」
公共空間要有人用，才能體現其社會價值和意義。佔領中環行動也許正要喚起這種覺醒—— 在中環這片金融核心區，1%的人不止掠奪了99%的財富，更運用這些財富將珍貴的土地資源通通私有化，令那99%的人 口只剩下1%的生活空間。
天橋當道 宰割街道生活
行人天橋系統由中環大地主置地公司於1970年代建立雛形，連接當時新落成的康樂大廈（今怡和大廈），與其他置地物業如遮打、歷山、太子大廈和文華酒店。1980年代初，交易廣場落成，政府建天橋連接置地的天橋系統，並向西連接當時的中環碼頭及上環信德中心；93年再擴建，經恒生總行大廈接駁至新落成的半山扶手電梯。
1998年，IFC 一期及機場快線香港站落成，部分沿干諾道中興建的行人天橋被拆卸，改為連接IFC。2000年後，政府再興建新天橋連接環球大廈與交易廣場，與1973年置地所建連接遮打大廈與怡和大廈、郵政總局的首條天橋並排而行。另外，皇后大道中的渣打銀行大廈和中匯大廈，亦興建了行人天橋連接置地物業，成為天橋網絡的一部分。
天橋系統的建立，主要因為中區交通繁忙，尤其干諾道中路段，完全實行人車分隔，提高行人與汽車的流動速度與安全性；商廈之間的小型天橋則方便租戶與消費者。然而，利用高架天橋連接商廈和平台花園，令行人與街道生活割裂，無法建立感情聯繫，亦是一種社會控制的手段。
陳雲舉例，由中環核心區連接新天星碼頭的天橋、金鐘連接新政府總部的天橋，旨在將空間切割，像中世紀的古堡一樣，只要收起吊橋就可阻斷人民接近，或透過封鎖天橋將示威者與其他民眾徹底孤立。這種設計在民主國家的公共建築規劃是絕不會出現的。
噴水池阻集會
噴水池是另一種空間切割的萬靈丹。IFC 商場對出的交易廣場平台、皇后場廣場、遮打花園，都有大型噴水池的存在；平日途人可以在池邊聊天閒坐，但示威集會時便會發覺，噴水池佔去了大部分空間，無法容納太多群眾，容易跌落水池成為落湯雞！另外，交易廣場平台的設計，有不少高高低低的石牆和地台；遮打花園被走廊與水池劃分成不同小區，令民眾集會時難以互相望到事件發展，都是空間設計上一些較為柔性和隱性的控制手段。相比起來，外國的國會、市政廳門口一般都會有視野遼闊的大廣場，只有一個噴水池在中 央，其餘都是可供民眾聚集的空地。
由於鄰近立法會大樓，皇后像廣場和遮打花園多年來是社運抗爭的熱點。但陳雲預計，隨着立法會遷往新政總，因大樓將改為給最高法院使用，而在尊重法治的社會裏，政治活動不應干預司法，此地的社運角色將會衰落（可能還會有個愛護香港力量前往反對大家擁有司法覆核權吧！）。
天星 社運搖籃
1960年代起港英政府為了將香港經濟轉型向工商業發展，着力經營「開放社會」，提高政府透明度，鼓勵民間認識和參與社會事務。電台phone in、城市論壇，官員落區講解政策的習慣都是那時出現；主要目的是令封閉的華人社群改變事事私下解決的習慣，學習配合社會制度、相信司法機關和找政府機構解決問題，建立與現代化社會的聯繫。
當時的天星碼頭一帶便是這種初期公民生活的搖籃，大會堂經常舉辦文化節目、關於現代社會的論壇講座，節目完結後人們便到愛丁堡廣場和碼頭一帶聊天討論，再坐船回家。那年代能凝聚一批對社會事務有激情的人，都拜這開放的公共空間之賜；著名的66年天星小輪加價騷動，及其他很多社會運動都在這裏發生。
自從天星、皇后碼頭被拆，此地不再成為交通樞紐，已變得人流冷清。郵政總局亦即將面臨拆卸，政府說它的保育價值不高，但它和旁邊大會堂的建築設計簡約樸素、無權威感，將該處連同新填海區變身為高檔商場，可說是以金融價值消滅了1960年代「開放社會」的象徵。
匯豐 碩果僅存的自在
位於政府山下的匯豐總行，位置可說是港英時期公共地帶的中心點，地面廣場屬公共空間，兩邊無商廈，街道活動因此沒有被天橋消滅，是中區難得有大批行人過路的地方。陳雲認為「路人甲乙丙」往往是運動成功關鍵：當年布拉格之春能凝聚到強大力量令共產黨倒台，因為他們在一個四周都是民居的廣場上示威，人們可以在家中、在日常生活裏目擊和談論事件，示威者可以直接帶動市民反應和感情投入，重要時刻由附近的民居擁出數十萬人上街，阻止坦克車開入廣場鎮壓。
「Magic 就是要在地面，有行人、有街坊圍觀和加入。與街坊隔絕了的示威只能成為media event，永遠只動員到同一班核心分子，那是經過消毒的公民生活。」在中環活動的人大多有一個明確目的地，上下班、吃飯、購物，匆匆而過；匯豐總行地下是中環少數位於地面而又能讓人稍事停留的大型空間，附近有巴士電車站，旁邊有公園，也有小販檔和公廁，是個相對容易持久留守並讓大眾目擊事件的地方。
長江公園安樂瞓
一個因為修整得太美觀而被忽略的公共空間。窄長的走廊沿石級步上去別有洞天，平時只有熟路的中環人會在這裏吃飯盒和休息。今年4月公民黨特意號召在此進行連續3天的「瞓街」行動，其間舉行地產霸權研討會和預算案論壇，藉此讓更多人知道這處是可以自由使用的公共地方。採訪當日恰好有人在麻石上躺臥， 安樂地睡午覺，除了我們的攝記立即舉起鏡頭外，一名匆匆走過的「西裝友」亦忍不住停下來掏出小相機，拍下這道難得的中環風景。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通識導賞 - 2011-10-30
2011年10月23日 星期日
突發新聞消失時
「有個建造業的前輩告訴我，這些年累計下來，香港平均每個建築地盤就有一宗死亡個案。」工業傷亡權益會的社工Kathy 與我站在港島區一處工地外，等候遺屬前來路祭時說。我們望着四周施工中、施工完和即將要施工的高樓大廈，想像那些為城市發展而犧牲掉的性命。
今天我們數得出，即將建成的希慎廣場（前三越百貨）曾塌天秤奪兩命、九龍站ICC 電梯槽有6人捐軀、「門常開」的新政總有一個工人觸電死亡，那都是從新聞報道而來。如果沒有新聞報道、沒有記者的發掘與追查，這些曾經活生生的人和事都只會成為勞工處檔案裏的一個統計數字；連事件都不知道的話，一切後續的遺屬支援工作、意外調查和問責都將無從談起。
「如果沒有新聞報道」，乍聽是個多餘的設問。長久以來我們習慣社會上發生什麼事都會有記者第一時間趕到現場，帶來看之不盡的圖片與資訊，有時甚至覺得厭膩，以至忘記，知悉突發新聞的權利並不是必然的，來到今天更是一件急需極力捍衛和爭取的事情。
自從2004年警隊將999報案與內部通訊系統全面數碼化，突發記者無法再透過截聽警方頻道得悉罪案與意外事故的發生，市民的知情權已悄悄步入黑暗時代；其間新聞界雖仍能收聽消防白車台取得部分資訊，但不涉及傷亡的罪案如爆竊、刑毁、街頭騙案等已無從得悉，一些兇殺和謀殺案在白車台上亦可能被說成「有人昏迷」而錯過。去年底白車台亦開始試行數碼化，本月正式全面推行，負責「聽機」的突發記者說現時能截聽到的訊號與一年前相比只剩下兩成，並且勢將在不久的將來完全銷聲匿迹。
工權會恐難提供即時援助
除了記者採訪受阻外，工業傷亡權益會（下稱工權會）多年來一直依靠新聞界聽機、相熟記者通風報訊或查看即時新聞，盡量第一時間趕往醫院協助死傷者家屬；隨着聽機成為歷史，工權會一眾成員都非常擔心，以後將無法為家屬提供即時援助、心理輔導和爭取合理補償。
以上星期一宗地盤意外死亡個案為例。Kathy 趕到醫院時，當事人剛被證實不治，遺孀坐在一旁傷心痛哭沒人理，相關建築工程的大判、二判等人已圍繞在死者兒子的身旁開價，「這個說賠幾萬，那個又說賠幾萬，然後就問囝囝接唔接受」。年輕兒子一臉茫然不懂回應，Kathy 趕緊陪着遺孀，這除了是社工的天職，亦是把握關鍵時機與遺屬建立互信。「因為商討殮葬安排和恩恤金額嚴格來說只是家屬和資方之間的事，資方固然不希望工權會介入事件，如果家屬沒開口堅持要我們陪伴，他們在私人地方傾，我們很難賴死在場的。」
Kathy 解釋，法定的勞工保險賠償審批繁複，往往一年後才到手，這期間資方沒有法律責任給予任何援助，通常只會酌情給一點恩恤安置；但工業意外傷亡的多是家中經濟支柱，這一年間遺屬的家庭生活開支和殮葬費用龐大，需要極佳的談判技巧才能向資方爭取到足夠的恩恤金。而遺屬在痛失至親的情緒影響下，無力討價還價；如果單獨與資方商討，容易接受一個低額草草了事，甚至沒簽條文保障，日後連說好了的金額都沒法到手。
在這次個案中，我全程跟隨Kathy 與其他工權會幹事，目擊他們與資方角力的經過，由醫院陪遺屬返家、翌日一早前往殮房辦手續、回工地路祭、往殯儀店商定殮葬事宜、到恩恤金談判和簽訂協議，這一切極為繁複瑣碎的工作都在意外發生後24小時內完成。當中固然因為資方想盡快了結事件，工權會與家屬亦需要把握事發後有傳媒追訪的時間，讓資方在輿論壓力下答應一個較為理想的恩恤安排。
記者在場資方受壓急回應
在這異常奔波的24小時裏，由於資方擁有私家車，順理成章接載家屬「遊花園」，想盡辦法撇掉工權會人員，在獨對家屬時說服他們接受資方提出的條件；而我們則努力截的士緊跟尾隨（急需撘的士時總是一架都沒有），亦曾被資方員工試圖以肢體阻撓我們陪伴家屬進入路祭場地，過程中家屬心力交瘁下可說是任由擺佈，幸而最後工權會人員都能參與恩恤談判，為家屬爭取到的金額、比事發後資方在醫院提出的金額高出近兩倍。
Kathy 談到即時得知意外資訊的重要性，「最關鍵是能夠趕到醫院與家屬溝通，及時告訴他們應有的權益，資方可能對他們使出哪些手段，令家屬信任我們，願意接受我們幫助。今次若不是家屬肯跟我們保持電話聯絡，我們一定被資方甩掉了。過了事發後一兩天的黃金時間，再想約資方談判便難過登天」。
30年來走在遺屬支援工作最前線，工權會總幹事陳錦康亦憂慮，日後新聞界無法通過截聽得悉意外事故，記者與他們都無法趕赴現場，遺屬將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以我處理這些談判的經驗，有記者在場，資方才有壓力做嘢。試過有僱主本來完全不撘理我們和家屬，但翌日見到一班記者守候在公司外面，態度即刻180度轉變。所以如果政府不安排好突發新聞的消息發布，那對社會來說是很壞的一件事」。
突發新聞對工傷個案意義大
繼04年截聽999台被「封殺」後，去年底傳出消防白車通訊系統也要數碼化，新聞工作者之間反響極大，紛斥此舉將令新聞界徹底失去收風渠道，剝奪記者採訪和市民知情權。據記協表示，04年999台數碼化前，警方曾向多間傳媒作出口頭承諾，會每天發布約100則突發事件信息，並且在事發後20分鐘內公布，讓傳媒能及時到場採訪。
然而幾年來這些承諾全然落空。記協統計結果顯示，警方09年的突發事件發布宗數較04年大幅倒退78%，09年下半年每天平均有212.7宗罪案，同期每天平均公布的只有2.7宗，佔整體罪案宗數1.27%、暴力罪行總數的12.8%（註1）；警方並且從無交代公布時的篩選標準。在時間方面，09年下半年只有不足兩成案件能達到20分鐘內的公布承諾。記協指出，除了資訊發布數量少及時間慢之外，發布內容大都極其簡單，有刻意將事件糢糊化或低調化之嫌，個別案例甚至可被質疑有誤導成分，例如曾將「屍體發現案」列為「求警協助」案公布。
突發消息來源被堵塞，新聞數量大幅減少，去年至今更出現突發記者失業潮。老行尊話當年，離不開訴說1990年代記者採訪車快過警察到場、拍下大批第一手新聞圖片的風光日子；但對於已厭倦煽腥色新聞的市民大眾來說，似乎引不起多大支持。任職突發記者約20年的阿達同意，以數量計，突發新聞中很大比重都是些個人的事情，例如從自殺、兇殺案發掘出來的人物故事，市民知道與不知道可能真的無所謂；突發新聞較有直接社會貢獻的應該是工傷意外死亡個案，報道可以令當事人得到社會援助和捐款、向政府施壓要求即時回應和檢討等。
從前說公眾知情權或傳媒的社會監察功能，對市民來說或許太過抽象。直到本月警方兩度瞞報重大案件，包括將軍澳連環斬人案和觀塘的連環非禮案，才最令公眾感到切身。另一位突發記者阿偉說，從前案件發生後到現場做街訪，10個路人都未必有兩個願意答理，但今次他跟進將軍澳斬人事件時，街坊紛紛主動走過來了解，「他們說早幾天見到一大班警察做嘢，但又不知何事，翌日去買報紙想看個究竟，什麼資料也找不到；街坊們都很擔心地向記者追問詳情，我只能說『差人蓋住件事，連我哋都唔知呀。』」
警察憑什麼篩選案件公布
這次連環斬人案共4人受傷，當中兩單發生在10月2日、兩單發生在10月3日，警方卻在案發後一星期才將消息告知其中一家媒體，其他傳媒要到再隔一日才能跟進報道。「你可以這樣想，如果10月2日有公布事件，街坊知道防範，留意疑人並向警方報告，10月3日那兩單說不定就能避免了。」阿偉形容，突發記者在前線工作，就像打一場資訊的戰爭，「SARS 時病毒不斷擴散，大陸人都來搶醋，但政府一直好想隱瞞事件，告訴市民只要戴口罩就可以防止感染；但我們在醫院看到的是，醫護人員防疫裝備遠超於此，就知道不是這樣簡單。這是有記者在現場採訪、目擊的重要之處」。
「官員的習慣永遠是想防止消息外泄引致公眾恐慌，但其實有傳媒報道出去，公眾知道如何防範應對，疫情才能真正受到控制。」這次瞞報連環斬人和非禮案被譴責，保安局長李少光回應時反強調是「以公眾利益及安全為首要考慮」。阿偉指出，突發新聞資訊被消音，才是將市民置於不設防的危險境地。
在新聞業界猛烈聲討下，本周三起警方忽然將每天公布的案件數量，由十來宗增加至百幾二百宗，有突發記者認為，公布多一些當然比少好，但根本的原則問題並無解決，「警察憑什麼擔當篩選案件公布的角色？案件的新聞價值和社會意義，應該是由記者判斷的。」現時所謂的公布只包含案件類型和事發地點，其他如涉案人性別、年齡、簡要案發過程都欠奉，記者難以據此衡量新聞價值；到達案發地時，每每已經清場，目擊者都散去，只能接受警方提供的極簡短描述。資深記者愈來愈依賴交情向消息人士「索料」，更易衍生利益衝突和貪腐問題。
良善的人會說「沒有新聞就是好新聞」，只因不希望看到天天有暴力罪案、傷亡慘重的事情發生。但當社會問題一點沒減少，媒體卻愈來愈寧靜和諧，危機與暴力只是換了一個樣子在無聲之中擴散。突發新聞消失時，我們將得到耳根清靜，在城市經濟發展中捐軀的人將悄無聲色地死去，權貴或體制內有人員犯錯將可逃避法律制裁與問責，而我們安穩地、快活地在被消音的世界裏生活着，直至成為暴徒的下一個目標。你，喜歡這一則「好新聞」嗎？
註1：暴力罪行包括兇殺、行劫、傷人∕嚴重毆打、勒索、縱火、強姦、非禮等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10-23
今天我們數得出，即將建成的希慎廣場（前三越百貨）曾塌天秤奪兩命、九龍站ICC 電梯槽有6人捐軀、「門常開」的新政總有一個工人觸電死亡，那都是從新聞報道而來。如果沒有新聞報道、沒有記者的發掘與追查，這些曾經活生生的人和事都只會成為勞工處檔案裏的一個統計數字；連事件都不知道的話，一切後續的遺屬支援工作、意外調查和問責都將無從談起。
「如果沒有新聞報道」，乍聽是個多餘的設問。長久以來我們習慣社會上發生什麼事都會有記者第一時間趕到現場，帶來看之不盡的圖片與資訊，有時甚至覺得厭膩，以至忘記，知悉突發新聞的權利並不是必然的，來到今天更是一件急需極力捍衛和爭取的事情。
自從2004年警隊將999報案與內部通訊系統全面數碼化，突發記者無法再透過截聽警方頻道得悉罪案與意外事故的發生，市民的知情權已悄悄步入黑暗時代；其間新聞界雖仍能收聽消防白車台取得部分資訊，但不涉及傷亡的罪案如爆竊、刑毁、街頭騙案等已無從得悉，一些兇殺和謀殺案在白車台上亦可能被說成「有人昏迷」而錯過。去年底白車台亦開始試行數碼化，本月正式全面推行，負責「聽機」的突發記者說現時能截聽到的訊號與一年前相比只剩下兩成，並且勢將在不久的將來完全銷聲匿迹。
工權會恐難提供即時援助
除了記者採訪受阻外，工業傷亡權益會（下稱工權會）多年來一直依靠新聞界聽機、相熟記者通風報訊或查看即時新聞，盡量第一時間趕往醫院協助死傷者家屬；隨着聽機成為歷史，工權會一眾成員都非常擔心，以後將無法為家屬提供即時援助、心理輔導和爭取合理補償。
以上星期一宗地盤意外死亡個案為例。Kathy 趕到醫院時，當事人剛被證實不治，遺孀坐在一旁傷心痛哭沒人理，相關建築工程的大判、二判等人已圍繞在死者兒子的身旁開價，「這個說賠幾萬，那個又說賠幾萬，然後就問囝囝接唔接受」。年輕兒子一臉茫然不懂回應，Kathy 趕緊陪着遺孀，這除了是社工的天職，亦是把握關鍵時機與遺屬建立互信。「因為商討殮葬安排和恩恤金額嚴格來說只是家屬和資方之間的事，資方固然不希望工權會介入事件，如果家屬沒開口堅持要我們陪伴，他們在私人地方傾，我們很難賴死在場的。」
Kathy 解釋，法定的勞工保險賠償審批繁複，往往一年後才到手，這期間資方沒有法律責任給予任何援助，通常只會酌情給一點恩恤安置；但工業意外傷亡的多是家中經濟支柱，這一年間遺屬的家庭生活開支和殮葬費用龐大，需要極佳的談判技巧才能向資方爭取到足夠的恩恤金。而遺屬在痛失至親的情緒影響下，無力討價還價；如果單獨與資方商討，容易接受一個低額草草了事，甚至沒簽條文保障，日後連說好了的金額都沒法到手。
在這次個案中，我全程跟隨Kathy 與其他工權會幹事，目擊他們與資方角力的經過，由醫院陪遺屬返家、翌日一早前往殮房辦手續、回工地路祭、往殯儀店商定殮葬事宜、到恩恤金談判和簽訂協議，這一切極為繁複瑣碎的工作都在意外發生後24小時內完成。當中固然因為資方想盡快了結事件，工權會與家屬亦需要把握事發後有傳媒追訪的時間，讓資方在輿論壓力下答應一個較為理想的恩恤安排。
記者在場資方受壓急回應
在這異常奔波的24小時裏，由於資方擁有私家車，順理成章接載家屬「遊花園」，想盡辦法撇掉工權會人員，在獨對家屬時說服他們接受資方提出的條件；而我們則努力截的士緊跟尾隨（急需撘的士時總是一架都沒有），亦曾被資方員工試圖以肢體阻撓我們陪伴家屬進入路祭場地，過程中家屬心力交瘁下可說是任由擺佈，幸而最後工權會人員都能參與恩恤談判，為家屬爭取到的金額、比事發後資方在醫院提出的金額高出近兩倍。
Kathy 談到即時得知意外資訊的重要性，「最關鍵是能夠趕到醫院與家屬溝通，及時告訴他們應有的權益，資方可能對他們使出哪些手段，令家屬信任我們，願意接受我們幫助。今次若不是家屬肯跟我們保持電話聯絡，我們一定被資方甩掉了。過了事發後一兩天的黃金時間，再想約資方談判便難過登天」。
30年來走在遺屬支援工作最前線，工權會總幹事陳錦康亦憂慮，日後新聞界無法通過截聽得悉意外事故，記者與他們都無法趕赴現場，遺屬將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以我處理這些談判的經驗，有記者在場，資方才有壓力做嘢。試過有僱主本來完全不撘理我們和家屬，但翌日見到一班記者守候在公司外面，態度即刻180度轉變。所以如果政府不安排好突發新聞的消息發布，那對社會來說是很壞的一件事」。
突發新聞對工傷個案意義大
繼04年截聽999台被「封殺」後，去年底傳出消防白車通訊系統也要數碼化，新聞工作者之間反響極大，紛斥此舉將令新聞界徹底失去收風渠道，剝奪記者採訪和市民知情權。據記協表示，04年999台數碼化前，警方曾向多間傳媒作出口頭承諾，會每天發布約100則突發事件信息，並且在事發後20分鐘內公布，讓傳媒能及時到場採訪。
然而幾年來這些承諾全然落空。記協統計結果顯示，警方09年的突發事件發布宗數較04年大幅倒退78%，09年下半年每天平均有212.7宗罪案，同期每天平均公布的只有2.7宗，佔整體罪案宗數1.27%、暴力罪行總數的12.8%（註1）；警方並且從無交代公布時的篩選標準。在時間方面，09年下半年只有不足兩成案件能達到20分鐘內的公布承諾。記協指出，除了資訊發布數量少及時間慢之外，發布內容大都極其簡單，有刻意將事件糢糊化或低調化之嫌，個別案例甚至可被質疑有誤導成分，例如曾將「屍體發現案」列為「求警協助」案公布。
突發消息來源被堵塞，新聞數量大幅減少，去年至今更出現突發記者失業潮。老行尊話當年，離不開訴說1990年代記者採訪車快過警察到場、拍下大批第一手新聞圖片的風光日子；但對於已厭倦煽腥色新聞的市民大眾來說，似乎引不起多大支持。任職突發記者約20年的阿達同意，以數量計，突發新聞中很大比重都是些個人的事情，例如從自殺、兇殺案發掘出來的人物故事，市民知道與不知道可能真的無所謂；突發新聞較有直接社會貢獻的應該是工傷意外死亡個案，報道可以令當事人得到社會援助和捐款、向政府施壓要求即時回應和檢討等。
從前說公眾知情權或傳媒的社會監察功能，對市民來說或許太過抽象。直到本月警方兩度瞞報重大案件，包括將軍澳連環斬人案和觀塘的連環非禮案，才最令公眾感到切身。另一位突發記者阿偉說，從前案件發生後到現場做街訪，10個路人都未必有兩個願意答理，但今次他跟進將軍澳斬人事件時，街坊紛紛主動走過來了解，「他們說早幾天見到一大班警察做嘢，但又不知何事，翌日去買報紙想看個究竟，什麼資料也找不到；街坊們都很擔心地向記者追問詳情，我只能說『差人蓋住件事，連我哋都唔知呀。』」
警察憑什麼篩選案件公布
這次連環斬人案共4人受傷，當中兩單發生在10月2日、兩單發生在10月3日，警方卻在案發後一星期才將消息告知其中一家媒體，其他傳媒要到再隔一日才能跟進報道。「你可以這樣想，如果10月2日有公布事件，街坊知道防範，留意疑人並向警方報告，10月3日那兩單說不定就能避免了。」阿偉形容，突發記者在前線工作，就像打一場資訊的戰爭，「SARS 時病毒不斷擴散，大陸人都來搶醋，但政府一直好想隱瞞事件，告訴市民只要戴口罩就可以防止感染；但我們在醫院看到的是，醫護人員防疫裝備遠超於此，就知道不是這樣簡單。這是有記者在現場採訪、目擊的重要之處」。
「官員的習慣永遠是想防止消息外泄引致公眾恐慌，但其實有傳媒報道出去，公眾知道如何防範應對，疫情才能真正受到控制。」這次瞞報連環斬人和非禮案被譴責，保安局長李少光回應時反強調是「以公眾利益及安全為首要考慮」。阿偉指出，突發新聞資訊被消音，才是將市民置於不設防的危險境地。
在新聞業界猛烈聲討下，本周三起警方忽然將每天公布的案件數量，由十來宗增加至百幾二百宗，有突發記者認為，公布多一些當然比少好，但根本的原則問題並無解決，「警察憑什麼擔當篩選案件公布的角色？案件的新聞價值和社會意義，應該是由記者判斷的。」現時所謂的公布只包含案件類型和事發地點，其他如涉案人性別、年齡、簡要案發過程都欠奉，記者難以據此衡量新聞價值；到達案發地時，每每已經清場，目擊者都散去，只能接受警方提供的極簡短描述。資深記者愈來愈依賴交情向消息人士「索料」，更易衍生利益衝突和貪腐問題。
良善的人會說「沒有新聞就是好新聞」，只因不希望看到天天有暴力罪案、傷亡慘重的事情發生。但當社會問題一點沒減少，媒體卻愈來愈寧靜和諧，危機與暴力只是換了一個樣子在無聲之中擴散。突發新聞消失時，我們將得到耳根清靜，在城市經濟發展中捐軀的人將悄無聲色地死去，權貴或體制內有人員犯錯將可逃避法律制裁與問責，而我們安穩地、快活地在被消音的世界裏生活着，直至成為暴徒的下一個目標。你，喜歡這一則「好新聞」嗎？
註1：暴力罪行包括兇殺、行劫、傷人∕嚴重毆打、勒索、縱火、強姦、非禮等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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