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蹤舊青年

本應是個平靜的上課天吧。清早七時，睡眼惺忪之際，門鈴響起，就被重案組帶回警署受查，即日上庭，成為「被告」。

「控告你一項在公眾聚集中作出擾亂秩序行為罪、一項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為罪，你認不認罪？」

鄧建華（22 歲）、陳倩瑩（22 歲），你們都準備好為自己的信念承受代價了嗎？後果之嚴重最終會否超乎了你們的想像？

媒體總是喜歡名人和意見領袖的，因此一行7人被捕，焦點都放在長毛和黃洋達身上。如果你們被判刑，如果你們犧牲了前程，會有人記得你們嗎？你們又是否在乎、能否並以何種方式被人記住？

但江關生記得1967年的兩位皇仁學長，李繼潘和何安頓（見002 版）。

我也想起一位已退休的中學教師。

良美（化名）現在不太看新聞了。如果她看見這些年輕人，也會聯想到當年的自己嗎？

「我的事情並不引起任何社會關注。」她說：「實在，我也不想再提這些往事，過去的便讓它過去好了。」

火紅的年代。良美是個單純乖巧、尊師重道的女生。她以升中試全港頭十名的佳績考進名牌女校庇理羅士。家貧，但她一直能靠獎學金供自己免費讀書。

像文藝青年般投稿

良美喜歡文學，小學時已讀完一堆五四作家的著作，巴金、魯迅、老舍、茅盾、冰心……特別喜歡巴金的《家．春．秋》、《寒夜》和《第四病室》，也讀了《青春之歌》一類為新中國宣傳的小說。書中的共產主義理想和愛國情懷，潛移默化着良美。

六十年代的左派，與貧苦大眾站在同一陣線。工會為他們辦福利、爭權益，國貨價廉物美，左派報刊正氣澟然。良美是它們的忠實讀者，讀得多了，就投稿。她主要投稿到《青年樂園》，投稿多了，與編輯和其他作者熟稔起來，間中也參與他們辦的文娛活動。

「寫的內容無非像一般文藝青年那樣吧，反映社會現實是有的，但談不上對時政有什麼評論和批判。」

學籍被開除

1966、67年之交，殖民政府治下種種貪贓枉法、貧富懸殊導致的社會不滿開始爆發。天星小輪加價引起騷動；內地文革開展，港澳地區的左派受到鼓動，工潮不斷。67年盛夏，工人、學生和其他群眾的「反英抗暴」行動，發展至流血衝突、放炸彈、槍戰和暗殺。

5月16日，香港左派宣布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由工聯會理事長楊光擔任領導。除了傳統左派學校外，皇仁、庇理羅士、英皇、聖保羅等英文名校裏的愛國學生，亦紛紛在校內成立鬥委會。

良美那年升中五，校內的鬥委會由預科班同學發起，「其實她們只是派傳單、掛標語那樣，還有辦學會活動時交流愛國思想，都是很和平的；以我所知，沒有同學去放炸彈、搞暴力抗爭。但校方還是將她們視為眼中釘，要禁止有左傾思想的同學跟學妹接觸。」

新學年開始，校方突然通知良美，她的獎學金沒有了。「我想唯一的原因是我經常投稿的那份刊物有左派背景，老師就覺得我搞政治。我只是有點愛國傾向而已，並不屬於鬥委會那一群，我無份派傳單，什麼政治行為也沒有做。」

每月要交30多元學費，良美負擔不來，在全班同學面前跟老師理論，「準確的字眼我記不清楚，大概是說我無禮貌，要開除我。母親知道後很失望難過，我又不是犯了什麼校規，平日都是乖乖的，於是她去跟老師交涉，校方就含糊其辭說以後我也不用回校讀書了。」

與良美一樣經常投稿到《青年樂園》的朋友，就讀其他學校，並沒有遭到處分。「大概因為皇仁和庇理羅士都是重點官校，校方和政府看得特別緊吧。」

差不多同樣時間，皇仁兩名活躍的愛國學生李繼潘和何安頓，亦遭無故停課。他們不服校方決定，於停課期間嘗試進入校園，李與阻攔他的老師發生推撞，校方報警查辦。結果李被判「擅入皇仁書院廣場」、毆打老師、阻差辦公、藐視法庭等五項罪名成立，判監22月零7 天。何的罪名較輕，「侵佔學校地方」和藐視法庭，判監4個月。

失學了的良美在報章上讀到這些事情，心裏視他倆為英雄。沒多久，庇理羅士多名師姐妹，先後被校方抓到痛腳開除學籍，當中14人更被捕判監。

「後來怎樣了，我不太清楚，只聽說牽涉鬥委會的同學出路都很艱難，大部分都寂寂無名、消聲匿迹了。她們其實都是高質素的女孩子，唯有默默地祝福她們。」

後來家裏勉強地籌措了學費，良美在翌年一月入讀私校繼續學業，但受到心情和學習環境的影響，會考成績大打折扣。良美喜歡做老師，當時一般私立學校聘教師只要有會考證書就可以，她順利地取得一份教職。惟那年頭私立學校教師月薪只有180元左右，津小教師卻可以有千多元。

良美邊教私校邊進修，約8年後成為正式註冊教師，待遇得到頗大改善，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心裡鬱結隨年月過去逐漸淡化。

「如果我能繼續讀書，我會讀上大學的。以我的興趣，或許會成為一個學者吧。」

為貧苦發聲我並不後悔

對於年少時的理想，良美只能說經一事長一智。「林彪之死是一個衝擊，四人幫倒台是更大的衝擊。其後社會閱歷多了，對中共和中國大陸也有更深的了解，明白年輕時的單純和輕信是不可取的。許多在學時期認識的左傾朋友都四散了，甚少來往，甚至不想往來。因為大家都有自己的新取向和新生活了。」

「但我始終相信，包括我在內，當時被稱為左派的青年，都是懷抱愛國熱情、為社會公義而行動，他們願意站在勞苦大眾的一邊，為弱勢社群發聲，這是正義的行為。就這一點來說，我並不後悔。」

和平地在校園散播愛國思想的精英學生，最終付出沉重代價；策動暴力行為的工會領袖楊光卻獲頒大紫荊勳章，良美並沒有特別感到不平。「其實當年留下來的忠誠左派，也只是很小部分人享受到有頭有面的政治待遇，聽說與楊光相等地位的某工會領袖，晚景頗凄涼哩。對這些事情，我現在已不感興趣。」

「古今中外，無論革命與改良，往往都是青年打頭陣的。因為參與了社運，導致個人前途坎坷，即使無奈，也不應怨天尤人，因為其中有自己的選擇。我被犧牲的感覺不是說沒有，但比較淡。從我自身經驗看，我會告誡學生，應該好好地讀書，對社會要關心，但中學階段更重要的是增長知識和獨立思考能力，認清人生道路的方向。」

近年青年學生成為社運主力，經常被捕，甚至面臨審訊，良美你擔心他們也會步自己後塵嗎？「很難說，今天的學生已不像我們那時單純。我雖然不同意違法行為，但如果他們犯了法而受到制裁，我是同情的，他們畢竟是為弱勢社群發聲。」

「個別建制派人士要求警察用強硬手段對付異見的示威者，他們從往日的平民身分變成了統治集團的一部分，便忘記了昔日被鎮壓的痛苦。示威者違法，警察可以依法查辦，任何一方使用暴力都是不可取的。但是，力量強大的一方，即政府當局，更要約束自己。因為，統治者總是更容易輕率地使用暴力。」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0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