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愎自用加上勇往直前，最後很容易車毁人亡。」
7.23高鐵慘劇後，我聯想到這金句。沒有幸災樂禍的意思，但時間已經給出答案，究竟這句話適合形容反高鐵的80後、建高鐵的前鐵道部長劉志軍，還是對高鐵寄予厚望的整個國家？
「和諧號」這名字是貼切的，中國式的和諧本就是建基於高速發展的經濟火車頭上，這輛列車一天尚在前進，未上車的人民都能期望總有一天富到自己。惟一夜之間，「和諧號」神話破滅，上車與未上車的人民情緒總爆發，終於懂得對「中國速度」喊停。
連日來，內地媒體與微博上的質問，與去年香港反高鐵青年的聲音遙相呼應—— 經濟高速發展背後，犧牲了的是什麼？我們真的需要高鐵嗎？若是，我們需要的又是怎樣的高鐵？
在沉痛哀悼與聲討問責之餘，大概也需要從社會經濟層面，重新檢視中國高鐵的發展計劃。港大地理系主任王緝憲副教授，研究中港城市的交通運輸系統，他對於這些疑問提出了以下意見：
問：中央政府當年提出興建高鐵的鴻圖大計，背後理據主要有哪些？你認為這些理據是否成立？
王：中國發展高鐵的大計，主要出於以下考慮：
（1）在發展了高速公路網之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高速公路里程最長的國家，其負面影響是大大提高中國對石油資源的依賴和環境污染。這對國家能源安全和減低碳排放都非常不利。對於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發展鐵路才是長久之計。
（2）中國鐵路系統的貨運能力不足，主要是客運太繁忙，需求太大（今天仍然如此：每天火車都是乘客滿滿），更不用說春運。發展高鐵的一個理據是騰出部分原有線路的能力運貨，因為長途運輸煤炭、糧食等貨物採用公路是非常不合理的，造成大量的能源浪費和環境污染。
（3）高速鐵路在歐洲和日本已經成熟。歐洲高鐵的發展顯示，其不僅是比公路更環保的方式，也是比航空更便捷更環保的交通方式。歐洲正在將各國的高鐵連接成一個歐洲高鐵網，這對於將來減少航空運輸造成的碳排放、減少公路的擁擠都非常有利。中國有關研究機構在本世紀初到歐洲考察，意識到這個問題，提出大力發展高鐵。
（4）當出現環球金融海嘯後，國務院決定支援鐵道部加速發展高鐵來拉動經濟，將2020年實現的目標提前到2015年實現，這是非常成問題的一個決策，因為它配合了當時鐵道部長劉志軍的個人野心和種種導致鐵道部更加壟斷鐵路的做法，掩蓋了不少嚴重的技術問題和財政問題。
問：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其實都沒有高鐵；就中國已建成的高鐵線看，盈利似乎並不理想，你認為中國的城市和經濟發展是否已到了適合建設高鐵的階段？有高鐵的歐洲國家每年都錄得巨額虧蝕，只有日本能收支平衡，日本其實具備了哪些獨特的社會條件？
王：美國沒有高鐵，並不能說明高鐵不應該在中國出現。美國走了一條高度依賴公路和航空的道路，這是在其對全球石油資源的控制和不考慮低碳經濟的時代做出的選擇。高鐵發展的初期階段（10年至20年）單獨從經營上計算，賠錢幾乎是肯定的，問題是究竟有沒有實現其預定的社會及經濟效益和目標。
問：每年春運都是中國民工的惡夢，其實中國的交通運輸系統最急需改善的是什麽？高鐵能解決這些問題嗎？還是製造了更多問題？聽說為了提高載客率，很多路線相近但較廉價的火車服務都取消了，令一些根本負擔不起高鐵的民衆被迫花大筆金錢乘搭，這情况是否很嚴重？
王：這是除了安全方面的隱患以外，另外一個最為本質的問題。我們幾個月前組織了一個12,000份的問卷調查，發現大多數高鐵的乘客都是商務客，都是時間更值錢的乘客。而一般民衆需要的是快速（160至200公里∕小時）同時價格適宜的服務。同時發現，鐵路需要服務的城際市場有一個缺失，就是區域市場。目前的高鐵並沒有做到這一點，或者說，鐵道部在發展高鐵的時候，嚴重誤判了這個區域市場的重要需求。其實，廣珠城際開通後，客流量很大。出事的寧波－溫州－廈門的高鐵也是需求極高、經濟效益最高的一段，每天20萬人次的客流量。不提供價格適當的服務，乘客就不會轉移，前面提到的國家大目標就不能實現。
問：中國高鐵發展計劃的佈局、路線走向是否合理？部分高鐵線路已開通一段日子，對途經城市的經濟有否帶來預期的貢獻？有令一般民衆的生活得到改善嗎？
王：中國高鐵網站的佈局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對於沿線城市的帶動作用不一，這是我帶領的一個研究小組正在研究的內容。我們的初步發現，受惠的首先是大都市和有較好旅遊資源的城市，而其他一般城市受益不顯著。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停車的頻率。車次少的城市，自然得益少。不少城市將高鐵站設在遠離城市的新區，目前成功帶動所在新區經濟發展的非常少，未來失敗的風險也很高。
問：興建高鐵的計劃大提速，終於引爆了第一起嚴重安全事故，早前亦有傳退休工程師表示「一生不會坐高鐵」。事到如今，你認為當局應對已建及未建成的高鐵計劃作出怎樣的調整？
王：首先，要組織獨立於鐵道部的專家組，重新審視高鐵發展計劃，並逐項檢查現在所採用的技術及尚未開工建設的路段與車站，必要時叫停建設的進展。其次，對已經在運營中的高鐵（不包括京滬線，因為它根本不應該趕在今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90周年紀念日前投入營運），降低速度以便減少基本風險和能耗，同時降低票價，這一點其實在7月1日已經有所實現。第三，有條件的相鄰城市，比如已經發展了地鐵的兩三個相鄰城市，應該採用成熟技術，用較低的造價，有選擇地自下而上發展中高速（80至200公里時速）城際軌道交通連線。第四，從長遠考慮，需要徹底打破鐵道部對鐵路的長期壟斷，打破其政企關係不清的情况。這個壟斷不打破，提高社會對其監督的透明度是不可能的。這次事件證明，鐵道部長期以來採用包括左右輿論和專家意見的種種手段，不僅欺騙了公衆，更同時欺騙了中央政府。在不徹底改造鐵道部之前，公衆是不會再信任鐵道部的。
問：廣深港高鐵，起點在並不繁華的番禺，香港的終點站亦位於接駁不便的西九龍，線路中間停站過多，同樣備受争議，你認為這設計是否有調整的必要？能否吸引你所指的主要客源—— 商務及旅客？（亦可添加其他你對香港高鐵的看法）
王：這個提法對一半，錯一半：位於番禺的廣州南站是不當的選址，但已經無可挽回，只能補救；而西九龍是正確選址——在相當市中心的地點，對香港發展商務及旅遊有利，與內地多數車站選址比較，更是少有的正確。至於廣深港高鐵是否中間停站過多，由於廣東省的情况特別複雜，說來話長，不可能在這裏展開討論。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周日話題 - 2011-07-31
2011年7月31日 星期日
員工爆港鐵「鐵道部化」
7．23高鐵慘劇的真相，隨着損毁車廂被極速掩埋，鐵道部官員一句「反正我信了」就完事。
這邊廂，大股東為特區政府的港鐵，近年多番瞞報事故為人詬病。一群80後港鐵員工今年初義憤填膺，在 Twitter 開設 MTR Service Update，工作時一聽到風吹草動，便即時發 tweet 公布事故信息，至今吸引了近1300名 followers。
上月底有傳媒報道他們的行動後，事隔僅5天，港鐵極速印製逾萬份工作守則，要員工簽署確認，不得將車務資訊對外公開。兩星期後，港鐵在網站推出「金博士話你知」動畫系列，得意又和諧地解說各種常見鐵路事故。
短片裏，機件摩擦產生的煙霧和異味，竟被動畫角色大讚「好香」，問是否在 BBQ；短路跳掣令車廂烏燈黑火，角色又可以聯想到是為了開 party。總之無論遇到什麼事故，金博士一律叫你「唔使驚」、「無事嘅」，至於你信不信……
受訪的港鐵員工都認為，香港鐵路的快捷和便利仍然是世界領先的，也相信公司對系統安全仍有一套可靠的標準；但在一些運作細節上，已漸見為追求盈利而犧牲服務質素的表現；或許不至造成重大人命傷亡，但種種導致班次延誤的事故則層出不窮，而在事故發生後對公眾知情權的處理，更有「鐵道部化」的趨勢。
延誤層出不窮
Kevin（化名）是負責站務的港鐵職員。今年1月，東鐵早上7時許因壞車而全線服務受阻；8時半，他看即時新聞說，7時45分將壞車移走並公布服務回復正常，於是他按原定計劃於9時乘搭東鐵，不料線路未能消化早前阻塞的一堆列車，列車開開停停，平常10多分鐘的車程變成20多分鐘引致遲到。就在他心急如焚時，還不斷聽到廣播說「列車服務已回復正常」。
「車程時間大增四分之三，怎可以算回復正常？站在乘客角度，車程當然要跟平時完全一樣才叫正常，但移走了壞車就說無事，根本壞車後兩個小時，服務仍然受阻。」
由於去年已有數次繁忙時間信號故障、上班族大擠塞而港鐵全無公布，Kevin 與一班同事決定發揮民間力量，透過 Twitter（twitter.com/mtrupdate）發布員工收到的事故真相，市民亦可以將所見即時retweet。
另一組織成員 Samuel 曾留學英國，他說當地鐵路服務穩定雖不及香港，但透明度卻高得多，無論是預定維修工程、還是突發事故致延誤，都有詳盡及實時的公布。倫敦、紐約地鐵，以至地方上的鐵路公司，都利用各種手機 Apps、Twitter、iGoogle 上的小工具發布最新資訊，或至少在網站首頁不斷刷新。消息內容除了哪處有事故，還包括原因、估計延誤時間、並建議改道的路線選擇。「相反，港鐵就算有廣播，往往是『阿媽係女人』式，告訴你『列車服務受阻，不便之處，敬請原諒』。我已經塞在車廂裏了，哪用你來告訴我列車服務受阻？不講事故原因及影響程度，乘客怎麼決定更改行程？」Samuel 說。
「6月17日，將軍澳線信號故障，乘客白等半個鐘，港鐵不承認信號系統有問題，卻說是『天雨影響』，將軍澳線根本沒有露天段，怎會受天雨影響呢？」Kevin 說。
公布事故信息很和諧
Kevin 自言搭九鐵大，見證兩鐵合併後，從前一些相對開明的做法改變。當年九鐵有「8分鐘通報機制」，當服務受影響超過8分鐘，就會通知傳媒，讓準備乘坐鐵路的乘客盡快得知消息。兩鐵合併之後，這機制無聲消失，昔日新聞中常常聽到出現故障的九鐵、西鐵，「變得相當和諧」。現時港鐵往往留待服務受影響20分鐘以上才公布，車站廣播的範圍與資訊亦不全面。
除了印製萬份員工守則提醒不能「泄露」車務資訊外，Kevin 和 Samuel 覺得最可笑是「金博士話你知」系列動畫。據說，「金博士」就是車務總監、英國倫敦大學機械工程博士金澤培的化身。
對於列車行駛時冒煙兼有異味入侵車廂，金博士解釋為「車輛跟 brake 皮摩擦起來很自然產生熱能，轉化成煙霧及異味！雖然係咁，架車唔會有危險」。主修化學的 Samuel 說，「車唔會有危險，不過人會囉。煞車皮的成分包括金屬同聚合物，高熱下釋放，吸得多會有害！」他認為港鐵企圖將問題合理化，而不是去想辦法改善。
港鐵甚至對內都將資訊收緊。今年4月，九廣鐵路車務員協會便向廣鐵管理層示威，抗議09 年起停止透過內聯網及車站報告板向前線員工公布每日鐵路事故資料，連直接涉事的員工亦不能查閱調查報告，無法從中學習以提升安全水平。
一名工會代表昨日接受訪問時亦認同，兩鐵合併後政策愈趨嚴苛。「各種保密條款一向都擺着，但這兩年特別嚴厲執行，我們都不很了解界線在哪裏，卻又要簽署同意遵守，以致有時工作有需要，也不知道可否將資料 foward 給前線同事。甚至用公司電郵帳戶發一封包含自己姓名和身分證號碼的郵件出去，不理內容如何，系統會自動 block 住，並被上司警告。」
Kevin 認為，港鐵事故連連屢受詬病，除了「死要面」封鎖資訊外，更根本問題是，為何這麼多事故？翻查資料，由05至09年間，令港鐵服務延遲15分鐘以上的事故數字，明顯有增加之勢（見表）。Kevin 直指公司上市後，「所有問題指向錢，永遠都是錢，股東回報最重要」。
為了省錢，近年市區線的供電組件改用國產，較原用的日本三菱牌便宜。但日產的用3年，國產的8個月便壞，結果省不了多少，又常跳掣，去年油麻地站斷電纜致服務癱瘓數小時，便是因此而起。公司上市後，財務預算的審批程序亦更僵化，當設備比預期壽命提早損壞，還要慢慢排期更換；如說西鐵控制中心的大屏幕，顯示器「一撻撻」無法看清，仍更換無期。
內地高鐵慘劇令港人擔心將來高鐵香港段的安全。然而，就算不搭高鐵，國產列車亦避無可避。港鐵即將引入一批由中國北車生產的地鐵行走市區線；將來的南港島線亦斥資14億元，購入由北車自主研發及生產的無人駕駛列車。
港鐵發言人沒有正面回應該批新車是否曾有品質問題，但強調採購設備及系統有既定標準。至於「金博士話你知」的動畫，只是希望讓乘客有另一種方式了解列車運作，採購「brake 皮」時向供應商訂明不能含有毒物質。個別員工若對車務運作或鐵路事宜有任何意見，港鐵鼓勵他們向上司表達。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周日話題 - 2011-07-31
這邊廂，大股東為特區政府的港鐵，近年多番瞞報事故為人詬病。一群80後港鐵員工今年初義憤填膺，在 Twitter 開設 MTR Service Update，工作時一聽到風吹草動，便即時發 tweet 公布事故信息，至今吸引了近1300名 followers。
上月底有傳媒報道他們的行動後，事隔僅5天，港鐵極速印製逾萬份工作守則，要員工簽署確認，不得將車務資訊對外公開。兩星期後，港鐵在網站推出「金博士話你知」動畫系列，得意又和諧地解說各種常見鐵路事故。
短片裏，機件摩擦產生的煙霧和異味，竟被動畫角色大讚「好香」，問是否在 BBQ；短路跳掣令車廂烏燈黑火，角色又可以聯想到是為了開 party。總之無論遇到什麼事故，金博士一律叫你「唔使驚」、「無事嘅」，至於你信不信……
受訪的港鐵員工都認為，香港鐵路的快捷和便利仍然是世界領先的，也相信公司對系統安全仍有一套可靠的標準；但在一些運作細節上，已漸見為追求盈利而犧牲服務質素的表現；或許不至造成重大人命傷亡，但種種導致班次延誤的事故則層出不窮，而在事故發生後對公眾知情權的處理，更有「鐵道部化」的趨勢。
延誤層出不窮
Kevin（化名）是負責站務的港鐵職員。今年1月，東鐵早上7時許因壞車而全線服務受阻；8時半，他看即時新聞說，7時45分將壞車移走並公布服務回復正常，於是他按原定計劃於9時乘搭東鐵，不料線路未能消化早前阻塞的一堆列車，列車開開停停，平常10多分鐘的車程變成20多分鐘引致遲到。就在他心急如焚時，還不斷聽到廣播說「列車服務已回復正常」。
「車程時間大增四分之三，怎可以算回復正常？站在乘客角度，車程當然要跟平時完全一樣才叫正常，但移走了壞車就說無事，根本壞車後兩個小時，服務仍然受阻。」
由於去年已有數次繁忙時間信號故障、上班族大擠塞而港鐵全無公布，Kevin 與一班同事決定發揮民間力量，透過 Twitter（twitter.com/mtrupdate）發布員工收到的事故真相，市民亦可以將所見即時retweet。
另一組織成員 Samuel 曾留學英國，他說當地鐵路服務穩定雖不及香港，但透明度卻高得多，無論是預定維修工程、還是突發事故致延誤，都有詳盡及實時的公布。倫敦、紐約地鐵，以至地方上的鐵路公司，都利用各種手機 Apps、Twitter、iGoogle 上的小工具發布最新資訊，或至少在網站首頁不斷刷新。消息內容除了哪處有事故，還包括原因、估計延誤時間、並建議改道的路線選擇。「相反，港鐵就算有廣播，往往是『阿媽係女人』式，告訴你『列車服務受阻，不便之處，敬請原諒』。我已經塞在車廂裏了，哪用你來告訴我列車服務受阻？不講事故原因及影響程度，乘客怎麼決定更改行程？」Samuel 說。
「6月17日，將軍澳線信號故障，乘客白等半個鐘，港鐵不承認信號系統有問題，卻說是『天雨影響』，將軍澳線根本沒有露天段，怎會受天雨影響呢？」Kevin 說。
公布事故信息很和諧
Kevin 自言搭九鐵大，見證兩鐵合併後，從前一些相對開明的做法改變。當年九鐵有「8分鐘通報機制」，當服務受影響超過8分鐘，就會通知傳媒，讓準備乘坐鐵路的乘客盡快得知消息。兩鐵合併之後，這機制無聲消失，昔日新聞中常常聽到出現故障的九鐵、西鐵，「變得相當和諧」。現時港鐵往往留待服務受影響20分鐘以上才公布，車站廣播的範圍與資訊亦不全面。
除了印製萬份員工守則提醒不能「泄露」車務資訊外，Kevin 和 Samuel 覺得最可笑是「金博士話你知」系列動畫。據說，「金博士」就是車務總監、英國倫敦大學機械工程博士金澤培的化身。
對於列車行駛時冒煙兼有異味入侵車廂，金博士解釋為「車輛跟 brake 皮摩擦起來很自然產生熱能，轉化成煙霧及異味！雖然係咁，架車唔會有危險」。主修化學的 Samuel 說，「車唔會有危險，不過人會囉。煞車皮的成分包括金屬同聚合物，高熱下釋放，吸得多會有害！」他認為港鐵企圖將問題合理化，而不是去想辦法改善。
港鐵甚至對內都將資訊收緊。今年4月，九廣鐵路車務員協會便向廣鐵管理層示威，抗議09 年起停止透過內聯網及車站報告板向前線員工公布每日鐵路事故資料，連直接涉事的員工亦不能查閱調查報告，無法從中學習以提升安全水平。
一名工會代表昨日接受訪問時亦認同，兩鐵合併後政策愈趨嚴苛。「各種保密條款一向都擺着，但這兩年特別嚴厲執行，我們都不很了解界線在哪裏，卻又要簽署同意遵守，以致有時工作有需要，也不知道可否將資料 foward 給前線同事。甚至用公司電郵帳戶發一封包含自己姓名和身分證號碼的郵件出去，不理內容如何，系統會自動 block 住，並被上司警告。」
Kevin 認為，港鐵事故連連屢受詬病，除了「死要面」封鎖資訊外，更根本問題是，為何這麼多事故？翻查資料，由05至09年間，令港鐵服務延遲15分鐘以上的事故數字，明顯有增加之勢（見表）。Kevin 直指公司上市後，「所有問題指向錢，永遠都是錢，股東回報最重要」。
為了省錢，近年市區線的供電組件改用國產，較原用的日本三菱牌便宜。但日產的用3年，國產的8個月便壞，結果省不了多少，又常跳掣，去年油麻地站斷電纜致服務癱瘓數小時，便是因此而起。公司上市後，財務預算的審批程序亦更僵化，當設備比預期壽命提早損壞，還要慢慢排期更換；如說西鐵控制中心的大屏幕，顯示器「一撻撻」無法看清，仍更換無期。
內地高鐵慘劇令港人擔心將來高鐵香港段的安全。然而，就算不搭高鐵，國產列車亦避無可避。港鐵即將引入一批由中國北車生產的地鐵行走市區線；將來的南港島線亦斥資14億元，購入由北車自主研發及生產的無人駕駛列車。
港鐵發言人沒有正面回應該批新車是否曾有品質問題，但強調採購設備及系統有既定標準。至於「金博士話你知」的動畫，只是希望讓乘客有另一種方式了解列車運作，採購「brake 皮」時向供應商訂明不能含有毒物質。個別員工若對車務運作或鐵路事宜有任何意見，港鐵鼓勵他們向上司表達。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周日話題 - 2011-07-31
2011年7月24日 星期日
誰在害怕二次創作？
遞補機制惹來的罵聲四起掩蓋下，被封為「網絡廿三條」的《2011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已悄悄並神速地過了首讀和二讀，網民頭上的一把刀愈逼愈近。政府強調收緊法例打擊網上盜版是與時並進、保護創意所必須。新例卻將創意爆燈的二次創作（如惡搞歌曲或圖片）一網打盡；即使非牟利用途，若「達到損害版權擁有人權利的程度」，便是干犯刑事罪行，最高每件作品可判罰5萬元及監禁4年。
何謂「損害版權擁有人權利」卻是定義模糊，考慮因素除經濟上的損失外，更涵蓋對原作品「潛在市場或價值的影響」；知識產權署長張錦輝進一步說明，將本來嚴肅的作品惡搞成詼諧，也是對原作的貶損性處理，傷害了版權擁有人精神方面的感受，亦屬侵權行為。範圍之闊，超乎想像。
新例條文與官員講法都口口聲聲為版權持有人設想，對他們的經濟利益以至精神感受呵護備至。那邊廂，職業創作人卻紛紛指出，現行的民事訴訟機制已足夠他們追討損失、捍衛權益，刑事化非但不必，更會扼殺他們最重視的創作和表達自由。港大副教務長、著名翻譯及改編劇作家陳鈞潤教授不禁提問—— 誰在害怕二次創作？
就此修訂草案的爭議，我們以電郵訪問了「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CASH）的9名理事。理事會主席陳永華教授表示時間倉促，需要進一步研究法例細節才能發表意見。著名唱片監製梁榮駿簡短回覆說：「個人認為今次將相關行為刑事化是不必要的」；作家理事陳鈞潤教授、出版人理事兼富士太平洋音樂版權（東南亞）有限公司總經理何志恩，都從個人立場作出較詳細的回應。
陳鈞潤：歌神也舊曲填新詞
陳鈞潤教授是英國皇家藝術學會院士，曾翻譯和改編多部舞台劇及歌劇，擅長在原來故事架構下，將人物背景語言本地化，加插俗俚語、相關語及港式幽默等，以拉近香港觀衆與西方劇作的距離，屬二次創作的模範，也經常擔任舊曲新詞比賽的評審。他認為時下網民改編歌詞以抒胸臆、針貶時弊是中國文學的優良傳承，直言今次修例是「矯枉過正」。
陳教授指出，中國的宋詞元曲、以至京崑粵劇都用舊曲譜寫新曲詞，文人之間互贈歌詞交流寄意，是重要的傳統文化。到了近代更多翻唱外國歌用新中文詞，比如唐滌生，就用了不少時代曲以至歐洲輕歌劇的調子；而陳歌辛50年代的國語歌《玫瑰玫瑰我愛你》被翻唱成英文歌「Rose, Rose I Love You」，「誰又告過誰來？」
至於惡搞的例子，他認為近代始祖該數鄧寄塵將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 改成《飛哥跌落坑渠》；70年代黃霑作曲填詞、與溫拿合拍電影《大家樂》，後來全部歌曲都被許冠傑惡搞，《只有知心一個》被改成《只發醫生一個》。「這是文人詩酒唱酬式的韻事，霑叔沒告他，醫生們也沒有小器無聊到去告歌神！」
不過，這些例子絕對符合知識產權署長張錦輝「嚴肅變作詼諧」的定義，如果草案通過，又是「貶損性處理」，一切公開表演、陳列、發佈或傳播皆屬刑事罪行。刑事化的意思是，即使霑叔不以為忤，執法人員也可以上門拘捕歌神，就算最終法庭判斷歌神的惡搞無傷大雅、無罪釋放，由拘捕到判決之間的漫長折騰，已是一種懲罰和阻嚇。
陳鈞潤認為，現行法例下，原創人如不滿惡搞作品對自己構成損失，大可民事索償；如刑事化，是否要煮鶴焚琴追究以上樂壇韻事？「是誰要求刑事化？誰是惡搞的受害人？我見到的是兩個（當然我有可能看漏）；近期的惡搞，針對的是大地產商和政府，前者未見有人對號入座要求刑事化，政府更不應該打壓批評而行苛政以顯其量窄！而我看不到原創作者有自覺是受害人，包括我自己。有人賞面二創拙作，我會受寵若驚。我為天主教會填詞的聖詠，據說在內地給老翻製成K 碟，這有助傳教，我歡喜都來不及，不會去告人。」
他又指出，舊曲新詞的創作，有助新血加入填詞行列。「今年已見到有舊曲新詞的比賽，改為要『新曲新詞』。主辦機構可能不想捲入法律爭拗，但懂得作詞的人未必懂作曲，那無疑是令參賽門檻提高了。」而行外人要正式辦手續取得版權人的授權，有其難度；根據他的經驗，一些知名作品的版權費可以非常高，甚至有錢都買不到。
不過，CASH 的出版人理事之一、富士太平洋音樂版權（東南亞）有限公司總經理何志恩認為，維護版權觀念是最首要原則。「我們不可以說，因為我不懂拍照、也不認識任何攝影師，那就在未取得授權下使用別人的照片，這是藉口。」現時有很多軟件會提供音樂檔案及其他現成的創作素材，都是合法和尊重原創人的創作途徑。無論使用、轉發的是原創還是改編作品，重點是有沒有事先取得版權持有人同意，至於能否取得版權許可和版權費的額度，視乎用途和版權人的意願， 而這始終是應該受到尊重的。
有意見認為，香港修訂版權條例時，應效法歐盟、澳洲和美國加入豁免條文，讓惡搞、「滑稽模仿」之類的二次創作，可以「公平使用」的原則作抗辯理由。但何志恩有所保留，「如果未經授權複製或轉載原創作品是刑事罪行、而改編作品則可獲豁免，會引起很多版權上的爭議。舉個例子，如一篇文章未獲授權而被足本轉載，是犯了刑事罪；但同樣未獲授權而修改了幾隻字再轉載，就不犯刑事罪，這不是很矛盾嗎？」
填詞人：扼殺創作自由
填詞人陳心遙則恐怕法例過嚴，對創作界來說得不償失。「現時對樂壇最傷的盜版行為，是將原創足本的音樂任人下載，但這些主要發生在內地和境外網站，如果政府想保護版權持有人，應該多關注怎樣有效打擊境外侵權的問題，今次推出的修訂即使通過，我見不到會在這方面有很大作用。」
「反而一些原本無心侵害版權利益的人卻墮入法網中，例如自彈自唱心愛偶像的歌曲、抒發感情，或者借現存的圖片二次創作，諷刺時弊，這些是自由世界裏很珍貴的宣泄渠道，我看不到會損害原作者的權益；將相關行為刑事化，令這些人恐懼落入法網而卻步，這對創作環境不是一件善良的事。」
陳心遙自言從來沒參與過惡搞，也從沒這麼關心過立法議案，但見到今次版權修訂條例出台，特地細心研究條文，又諮詢律師的意見，因他確實感到「創作自由」這條最重要的原則受到威脅。
「過去創作人覺得受侵權可以循民事索償，刑事化的話，有沒有損害創作人利益，解釋權在執法者。我不想揣測，推出這條法例背後有什麼政治考慮，但法例通過了就沒回頭，我們有必要作最壞打算，最極端的情况下，這條例可以被執法機關怎樣運用呢？發放一幅電視劇的截圖都可以算刑事，我不覺得警方會一夜之間拉晒全部人，但他會選哪些人去拉？我們不能預測。我希望所有創作人都多去了解這條例，再決定是否值得支持。」
條例影響之廣泛、引起的恐慌，大概可從網民反應看出。除了網上討論區一片怒吼外，昨天立法會就《版權（修訂）條例草案》舉行公眾諮詢會，不少過往身分隱密的網民都決定站出來發聲。發言名單上連串的「花生友俱樂部」、「將感揮友貧黨」、「光豬六壯士」、「全球改圖苦主大聯盟香港分部」蔚為奇觀。起源自高登的「鍵盤戰線」收集了近500名網民聯署意見書，要求政府撤回惡法。
網民：先取授權不切實際
鍵盤戰線的發起人「阿虎」和「虎王夏天」，正職分別是產品設計和平面設計師。夏天說，其他幾個戰友都是不同範疇的設計人，「我也很討厭自己的作品被人抄，但二次創作和抄襲是兩回事，也往往跟原來的作品不同market，沒有利益衝突。沒有人會因為看了批評政改『超錯』的魔盜王海報改圖而不去看《魔盜王》，反而可能有人覺得改圖有趣，本來不看的都打算去看這套戲。」
他們又批評，要在二次創作前取得所有相關版權人的授權是不切實際。「如果我想改《阿凡達》的海報，我去問占士金馬倫，你覺得他會睬我嗎？相關的版權費對於初學者來說能負擔嗎？條例通過後，不想犯法的話，找素材的渠道就會大大收窄，那你就不要告訴我，政府在推動創意產業。」
為了反對「惡搞」刑事化，鍵盤戰線已聯同多位有名氣的創作人結成同盟，包括作家及編劇黃洋達、填詞人梁柏堅和喬靖夫、漫畫《龍虎門》主筆張萬有、《絕代英雄》的黃永高等，透過一系列的創作，表達文化藝術界對新修訂版權條例打壓創作自由的不滿。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周日話題 - 2011-07-24
何謂「損害版權擁有人權利」卻是定義模糊，考慮因素除經濟上的損失外，更涵蓋對原作品「潛在市場或價值的影響」；知識產權署長張錦輝進一步說明，將本來嚴肅的作品惡搞成詼諧，也是對原作的貶損性處理，傷害了版權擁有人精神方面的感受，亦屬侵權行為。範圍之闊，超乎想像。
新例條文與官員講法都口口聲聲為版權持有人設想，對他們的經濟利益以至精神感受呵護備至。那邊廂，職業創作人卻紛紛指出，現行的民事訴訟機制已足夠他們追討損失、捍衛權益，刑事化非但不必，更會扼殺他們最重視的創作和表達自由。港大副教務長、著名翻譯及改編劇作家陳鈞潤教授不禁提問—— 誰在害怕二次創作？
就此修訂草案的爭議，我們以電郵訪問了「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CASH）的9名理事。理事會主席陳永華教授表示時間倉促，需要進一步研究法例細節才能發表意見。著名唱片監製梁榮駿簡短回覆說：「個人認為今次將相關行為刑事化是不必要的」；作家理事陳鈞潤教授、出版人理事兼富士太平洋音樂版權（東南亞）有限公司總經理何志恩，都從個人立場作出較詳細的回應。
陳鈞潤：歌神也舊曲填新詞
陳鈞潤教授是英國皇家藝術學會院士，曾翻譯和改編多部舞台劇及歌劇，擅長在原來故事架構下，將人物背景語言本地化，加插俗俚語、相關語及港式幽默等，以拉近香港觀衆與西方劇作的距離，屬二次創作的模範，也經常擔任舊曲新詞比賽的評審。他認為時下網民改編歌詞以抒胸臆、針貶時弊是中國文學的優良傳承，直言今次修例是「矯枉過正」。
陳教授指出，中國的宋詞元曲、以至京崑粵劇都用舊曲譜寫新曲詞，文人之間互贈歌詞交流寄意，是重要的傳統文化。到了近代更多翻唱外國歌用新中文詞，比如唐滌生，就用了不少時代曲以至歐洲輕歌劇的調子；而陳歌辛50年代的國語歌《玫瑰玫瑰我愛你》被翻唱成英文歌「Rose, Rose I Love You」，「誰又告過誰來？」
至於惡搞的例子，他認為近代始祖該數鄧寄塵將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 改成《飛哥跌落坑渠》；70年代黃霑作曲填詞、與溫拿合拍電影《大家樂》，後來全部歌曲都被許冠傑惡搞，《只有知心一個》被改成《只發醫生一個》。「這是文人詩酒唱酬式的韻事，霑叔沒告他，醫生們也沒有小器無聊到去告歌神！」
不過，這些例子絕對符合知識產權署長張錦輝「嚴肅變作詼諧」的定義，如果草案通過，又是「貶損性處理」，一切公開表演、陳列、發佈或傳播皆屬刑事罪行。刑事化的意思是，即使霑叔不以為忤，執法人員也可以上門拘捕歌神，就算最終法庭判斷歌神的惡搞無傷大雅、無罪釋放，由拘捕到判決之間的漫長折騰，已是一種懲罰和阻嚇。
陳鈞潤認為，現行法例下，原創人如不滿惡搞作品對自己構成損失，大可民事索償；如刑事化，是否要煮鶴焚琴追究以上樂壇韻事？「是誰要求刑事化？誰是惡搞的受害人？我見到的是兩個（當然我有可能看漏）；近期的惡搞，針對的是大地產商和政府，前者未見有人對號入座要求刑事化，政府更不應該打壓批評而行苛政以顯其量窄！而我看不到原創作者有自覺是受害人，包括我自己。有人賞面二創拙作，我會受寵若驚。我為天主教會填詞的聖詠，據說在內地給老翻製成K 碟，這有助傳教，我歡喜都來不及，不會去告人。」
他又指出，舊曲新詞的創作，有助新血加入填詞行列。「今年已見到有舊曲新詞的比賽，改為要『新曲新詞』。主辦機構可能不想捲入法律爭拗，但懂得作詞的人未必懂作曲，那無疑是令參賽門檻提高了。」而行外人要正式辦手續取得版權人的授權，有其難度；根據他的經驗，一些知名作品的版權費可以非常高，甚至有錢都買不到。
不過，CASH 的出版人理事之一、富士太平洋音樂版權（東南亞）有限公司總經理何志恩認為，維護版權觀念是最首要原則。「我們不可以說，因為我不懂拍照、也不認識任何攝影師，那就在未取得授權下使用別人的照片，這是藉口。」現時有很多軟件會提供音樂檔案及其他現成的創作素材，都是合法和尊重原創人的創作途徑。無論使用、轉發的是原創還是改編作品，重點是有沒有事先取得版權持有人同意，至於能否取得版權許可和版權費的額度，視乎用途和版權人的意願， 而這始終是應該受到尊重的。
有意見認為，香港修訂版權條例時，應效法歐盟、澳洲和美國加入豁免條文，讓惡搞、「滑稽模仿」之類的二次創作，可以「公平使用」的原則作抗辯理由。但何志恩有所保留，「如果未經授權複製或轉載原創作品是刑事罪行、而改編作品則可獲豁免，會引起很多版權上的爭議。舉個例子，如一篇文章未獲授權而被足本轉載，是犯了刑事罪；但同樣未獲授權而修改了幾隻字再轉載，就不犯刑事罪，這不是很矛盾嗎？」
填詞人：扼殺創作自由
填詞人陳心遙則恐怕法例過嚴，對創作界來說得不償失。「現時對樂壇最傷的盜版行為，是將原創足本的音樂任人下載，但這些主要發生在內地和境外網站，如果政府想保護版權持有人，應該多關注怎樣有效打擊境外侵權的問題，今次推出的修訂即使通過，我見不到會在這方面有很大作用。」
「反而一些原本無心侵害版權利益的人卻墮入法網中，例如自彈自唱心愛偶像的歌曲、抒發感情，或者借現存的圖片二次創作，諷刺時弊，這些是自由世界裏很珍貴的宣泄渠道，我看不到會損害原作者的權益；將相關行為刑事化，令這些人恐懼落入法網而卻步，這對創作環境不是一件善良的事。」
陳心遙自言從來沒參與過惡搞，也從沒這麼關心過立法議案，但見到今次版權修訂條例出台，特地細心研究條文，又諮詢律師的意見，因他確實感到「創作自由」這條最重要的原則受到威脅。
「過去創作人覺得受侵權可以循民事索償，刑事化的話，有沒有損害創作人利益，解釋權在執法者。我不想揣測，推出這條法例背後有什麼政治考慮，但法例通過了就沒回頭，我們有必要作最壞打算，最極端的情况下，這條例可以被執法機關怎樣運用呢？發放一幅電視劇的截圖都可以算刑事，我不覺得警方會一夜之間拉晒全部人，但他會選哪些人去拉？我們不能預測。我希望所有創作人都多去了解這條例，再決定是否值得支持。」
條例影響之廣泛、引起的恐慌，大概可從網民反應看出。除了網上討論區一片怒吼外，昨天立法會就《版權（修訂）條例草案》舉行公眾諮詢會，不少過往身分隱密的網民都決定站出來發聲。發言名單上連串的「花生友俱樂部」、「將感揮友貧黨」、「光豬六壯士」、「全球改圖苦主大聯盟香港分部」蔚為奇觀。起源自高登的「鍵盤戰線」收集了近500名網民聯署意見書，要求政府撤回惡法。
網民：先取授權不切實際
鍵盤戰線的發起人「阿虎」和「虎王夏天」，正職分別是產品設計和平面設計師。夏天說，其他幾個戰友都是不同範疇的設計人，「我也很討厭自己的作品被人抄，但二次創作和抄襲是兩回事，也往往跟原來的作品不同market，沒有利益衝突。沒有人會因為看了批評政改『超錯』的魔盜王海報改圖而不去看《魔盜王》，反而可能有人覺得改圖有趣，本來不看的都打算去看這套戲。」
他們又批評，要在二次創作前取得所有相關版權人的授權是不切實際。「如果我想改《阿凡達》的海報，我去問占士金馬倫，你覺得他會睬我嗎？相關的版權費對於初學者來說能負擔嗎？條例通過後，不想犯法的話，找素材的渠道就會大大收窄，那你就不要告訴我，政府在推動創意產業。」
為了反對「惡搞」刑事化，鍵盤戰線已聯同多位有名氣的創作人結成同盟，包括作家及編劇黃洋達、填詞人梁柏堅和喬靖夫、漫畫《龍虎門》主筆張萬有、《絕代英雄》的黃永高等，透過一系列的創作，表達文化藝術界對新修訂版權條例打壓創作自由的不滿。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周日話題 - 2011-07-24
2011年7月17日 星期日
竊聽風暴—— 權力精英的傲慢假設
9年前，一名13歲女孩失蹤遇害後被竊聽電話留言，是為藥引；168年歷史、全球最暢銷英文報章《世界新聞報》結業，是第一聲炮響。沒錯，只是第一聲。點燃藥引的人預告：More to come。
「對我而言，這不是個別記者的操守問題。這是關於權力精英階層的故事。關於一個世界上最強大的新聞集團、一個國家最龐大的警隊、最有權力的政黨，以及傳媒投訴委員會，他們如何結成同謀，令彼此能更便利地苟且偷安。關於他們如何想當然地認為自己可以逍遙法外、並想當然地以為欺騙世上其餘所有人完全沒問題── 因為我們只是小人物，我們不會知道他們幹了什麼。由始至終最使我氣憤的一點，就是這些權力精英們的傲慢假設。」
是這一道氣，支持《衛報》偵查記者戴維斯（Nick Davies）度過四年的寂寞，鍥而不捨尋求真相，揭露傳媒史上最醜惡的一場竊聽風暴。
事情由2005年開始。《世界新聞報》一則關於威廉王子膝蓋受傷的報道惹起王室人員懷疑，認為只有竊聽才能知道這消息，要求警方徹查。結果07年該報政治版編輯古德曼（CliveGoodman）及其聘用的私家偵探穆爾凱爾（Glenn Mulcaire）罪成入獄，時任報館總編輯庫爾森（Andy Coulson）聲稱對下屬所為毫不知情，但又決定辭職，旋即被時為反對黨的領袖卡梅倫延攬為傳訊總監；卡梅倫當選首相後，庫爾森更入閣擔當首席發言人。
苦苦追查換來一片死寂
公眾漸漸淡忘往事，而戴維斯並不滿足，他相信竊聽應不是個別事件，於是依靠自己30多年積累的消息來源，循各渠道蒐集證據。2009年7月，他在《衛報》發表竊聽醜聞的首篇報道，揭露新聞集團竊聽數以千計的手機用戶，非法取得銀行、稅務、社保檔案等個人私隱資料，受害人包括多名政客、演藝界及球壇明星；他指出警方亦掌握這些證據，但沒有執法。光是其中三單個案，新聞國際便曾秘密付出共100萬英磅予受害人作「掩口費」，並成功令法庭與警方終止調查。而證據顯示，身為高官的庫爾森在任職《世界新聞報》總編期間亦與這些非法行為有關。
如此爆炸性的報道，戴維斯原期待可以一石擊起千重浪，引發數以百計受害人對新聞集團興訟、違法記者被捕、報館高層受查辭職。但這些通通沒發生，換來的是一片令人難堪的死寂。
《衛報》總編魯斯布列查（Alan Rusbridger）憶述，當時倫敦警察廳宣布調查，然後只過了數小時，警方宣布行動結束，並無發現任何值得調查的事情。新聞國際趾高氣揚地指摘《衛報》妖言惑眾，其他行家亦冷漠以對。有國會議員私下表示同情，但沒有人願意走出來自找麻煩。
戴維斯深信錯的並不是自己，忍受着對手奚落，兩年間不斷跟進事件，並發掘更多受害者資料、新聞集團及其同謀者的關係和犯罪細節等，持續地發表數十篇沒人關注的報道。
今年7月4日，他披露02年一名13歲女童道勒（Milly Dowler）遭綁架及謀殺後，《世界新聞報》竊聽女童的手機留言信箱，並在信箱已滿後刪除部分留言，以清出空間收集並竊聽更多信息；其家人及警方發現一度爆滿的留言信箱突然出現空間，以為這證明女童仍然在生，引致錯判形勢。
或許已習慣了公眾的冷漠，戴維斯沒有預計過報道會有如此強烈的反響。在此之前，公眾以為竊聽對象只限於政要名人，這群人有豐富的資源和能力追究相關報章、悍衛個人權益；當手無寸鐵的普通人—— 一個遇害女童的家庭也受影響，其後更揭出反恐戰陣亡軍人、恐襲受害者家屬皆被竊聽，大眾感到危機前所未有地切身，聲討和要求徹查梅鐸新聞集團的聲勢空前熾烈。
十天之內，卡梅倫與曾經無比親近的梅鐸陣營劃清界線，《世界新聞報》前主編及卡梅倫愛將庫爾森旋即被捕，《世界新聞報》結業，梅鐸收購天空電視的大計泡湯，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宣布介入調查美國國民被竊聽，以及美警涉嫌受賄事宜，而倫敦警察廳就數年來的疏忽連番致歉。
為何警方沒揭露真相
英國國會宣布就事件進行公開聆訊，梅鐸和幼子詹姆斯，以及新聞國際女總裁布魯克斯（Rebekah Brooks）都被傳召作供。聆訊一方面針對新聞集團及傳媒整體的操守問題，另一焦點是追查警方為何長久以來未有揭露真相、背後牽涉的利益關係。
「4年以來，警方表現可恥而不誠實，調查工作上徹底失敗，而這種失敗明顯源於恐懼，害怕為這權傾朝野的新聞帝國帶來麻煩，故沒有將他們繩之以法。對公眾、傳媒及國會發出的聲明裏，警方多次迴避，沒有坦白說出事實。」戴維斯說。警方的恐懼未必沒根據，《紐約時報》報道，06年警方就竊聽事件展開初步調查時，5名資深探員的手機便淪為竊聽目標，其中兩人的負面私生活更在報章上曝光，令人質疑警隊是否因而膽怯，以致其後的調查工作無疾而終。
即使事件屬實，相比起梅鐸在政壇上呼風喚雨的影響力，透過竊聽報復區區幾名警員，大概只算小事一樁。梅鐸於1981年收購《泰晤士報》，大力支持時任首相的戴卓爾夫人削弱工會權力，開啟了英國官媒勾結的時代。1997年，梅鐸力挺工黨貝理雅出任首相，旗下媒體造勢推波助瀾，結束保守黨持續18年的執政；去年大選轉捧保守黨，於是又輪到卡梅倫上台。他當選後亦投桃報李，竊聽風暴引爆前，便多番迴護梅鐸的天空電視收購計劃，企圖讓已佔有4成英國報章市場的新聞集團勢力進一步膨漲。
儘管卡梅倫為求挽回形象而極速轉軚，但英國民眾想必不會忘記這位首相與梅鐸多年來的親密關係。時事評論員Peter Oborne 一篇指摘卡梅倫「誤交損友」的文章引起英民熱話，內容指卡梅倫不單與梅鐸「契女」、新聞國際總裁布魯克斯夫婦過從甚密，而在他當選首相前，《衛報》總編魯斯布列查已透過卡梅倫的親信傳話，提醒他庫爾森涉及的不法勾當，惟卡梅倫當作耳邊風，當選後仍延攬他入閣。
隨着這些來自新聞集團的密友陸續被揭出惡行，Peter Oborne 認為卡梅倫已陷進陰溝裏難以翻身，竊聽風暴將令這位曾經年輕朝氣的首相面對民望轉捩點。
壟斷市場的媒體霸權
令民眾徹底失望的還有監察機構—— 由英國傳媒業界自行成立的傳媒投訴委員會（Press Complaints Commission，PCC）。輿論紛指PCC 是無牙老虎，09年《衛報》報道竊聽事件後只發過兩份毫無發現的報告，近日又突然承認被誤導，顯示由新聞界進行自我監管已不再可行。卡梅倫公開表示要建立一個獨立於政府和新聞界的法定監管機構，惟業界與公眾對「後PCC」年代的傳媒監察應何去何從仍存在分歧。
英國警方、國會以至美國FBI 的調查才剛開始，萬眾期待事件發展下去可揪出更多新聞集團、警隊與政界之間相互包庇的黑幕。在法律制裁之前，民眾已率先發動消費者力量，杯葛梅鐸旗下產品。據業界粗略統計，英國《太陽報》上周六銷量較今年2 月下跌近一成，《泰晤士報》亦跌6.7%。facebook 和twitter 湧現杯葛梅鐸群組。新聞集團股價在美國和澳洲連日重挫，市值在短短4個交易日內蒸發約546億港元。儘管梅鐸開腔澄清，沒打算出售旗下幾份英國報章，但民眾都期待長久以來遭寡頭壟斷的傳媒業，能在竊聽風暴後迎來重新洗牌的契機。
與香港傳媒競爭激烈、不擇手段谷銷量不同，港大陳婉瑩教授指出，梅鐸新聞集團能恣意侵犯他人私隱，是一媒獨大下，傳媒大亨勾結政權、警權互相包庇的結構性產物，這種被制度縱容下的為所欲為，亦是值得香港人警剔的地方。
她認為，傳媒業界總是多元化為好，媒體之間的互相監察可補法律之不足，而新興的獨立與網上媒體，更是打破梅鐸一類媒體霸權的希望所在。不過，身處香港，我們走進任何一間便利店都能見到上百種不同的報章雜誌，壟斷市場的媒體霸權似乎並不存在。但種類甚多的報章雜誌為何都顯得面目模糊和同一化？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周日話題 - 2011-07-17
「對我而言，這不是個別記者的操守問題。這是關於權力精英階層的故事。關於一個世界上最強大的新聞集團、一個國家最龐大的警隊、最有權力的政黨，以及傳媒投訴委員會，他們如何結成同謀，令彼此能更便利地苟且偷安。關於他們如何想當然地認為自己可以逍遙法外、並想當然地以為欺騙世上其餘所有人完全沒問題── 因為我們只是小人物，我們不會知道他們幹了什麼。由始至終最使我氣憤的一點，就是這些權力精英們的傲慢假設。」
是這一道氣，支持《衛報》偵查記者戴維斯（Nick Davies）度過四年的寂寞，鍥而不捨尋求真相，揭露傳媒史上最醜惡的一場竊聽風暴。
事情由2005年開始。《世界新聞報》一則關於威廉王子膝蓋受傷的報道惹起王室人員懷疑，認為只有竊聽才能知道這消息，要求警方徹查。結果07年該報政治版編輯古德曼（CliveGoodman）及其聘用的私家偵探穆爾凱爾（Glenn Mulcaire）罪成入獄，時任報館總編輯庫爾森（Andy Coulson）聲稱對下屬所為毫不知情，但又決定辭職，旋即被時為反對黨的領袖卡梅倫延攬為傳訊總監；卡梅倫當選首相後，庫爾森更入閣擔當首席發言人。
苦苦追查換來一片死寂
公眾漸漸淡忘往事，而戴維斯並不滿足，他相信竊聽應不是個別事件，於是依靠自己30多年積累的消息來源，循各渠道蒐集證據。2009年7月，他在《衛報》發表竊聽醜聞的首篇報道，揭露新聞集團竊聽數以千計的手機用戶，非法取得銀行、稅務、社保檔案等個人私隱資料，受害人包括多名政客、演藝界及球壇明星；他指出警方亦掌握這些證據，但沒有執法。光是其中三單個案，新聞國際便曾秘密付出共100萬英磅予受害人作「掩口費」，並成功令法庭與警方終止調查。而證據顯示，身為高官的庫爾森在任職《世界新聞報》總編期間亦與這些非法行為有關。
如此爆炸性的報道，戴維斯原期待可以一石擊起千重浪，引發數以百計受害人對新聞集團興訟、違法記者被捕、報館高層受查辭職。但這些通通沒發生，換來的是一片令人難堪的死寂。
《衛報》總編魯斯布列查（Alan Rusbridger）憶述，當時倫敦警察廳宣布調查，然後只過了數小時，警方宣布行動結束，並無發現任何值得調查的事情。新聞國際趾高氣揚地指摘《衛報》妖言惑眾，其他行家亦冷漠以對。有國會議員私下表示同情，但沒有人願意走出來自找麻煩。
戴維斯深信錯的並不是自己，忍受着對手奚落，兩年間不斷跟進事件，並發掘更多受害者資料、新聞集團及其同謀者的關係和犯罪細節等，持續地發表數十篇沒人關注的報道。
今年7月4日，他披露02年一名13歲女童道勒（Milly Dowler）遭綁架及謀殺後，《世界新聞報》竊聽女童的手機留言信箱，並在信箱已滿後刪除部分留言，以清出空間收集並竊聽更多信息；其家人及警方發現一度爆滿的留言信箱突然出現空間，以為這證明女童仍然在生，引致錯判形勢。
或許已習慣了公眾的冷漠，戴維斯沒有預計過報道會有如此強烈的反響。在此之前，公眾以為竊聽對象只限於政要名人，這群人有豐富的資源和能力追究相關報章、悍衛個人權益；當手無寸鐵的普通人—— 一個遇害女童的家庭也受影響，其後更揭出反恐戰陣亡軍人、恐襲受害者家屬皆被竊聽，大眾感到危機前所未有地切身，聲討和要求徹查梅鐸新聞集團的聲勢空前熾烈。
十天之內，卡梅倫與曾經無比親近的梅鐸陣營劃清界線，《世界新聞報》前主編及卡梅倫愛將庫爾森旋即被捕，《世界新聞報》結業，梅鐸收購天空電視的大計泡湯，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宣布介入調查美國國民被竊聽，以及美警涉嫌受賄事宜，而倫敦警察廳就數年來的疏忽連番致歉。
為何警方沒揭露真相
英國國會宣布就事件進行公開聆訊，梅鐸和幼子詹姆斯，以及新聞國際女總裁布魯克斯（Rebekah Brooks）都被傳召作供。聆訊一方面針對新聞集團及傳媒整體的操守問題，另一焦點是追查警方為何長久以來未有揭露真相、背後牽涉的利益關係。
「4年以來，警方表現可恥而不誠實，調查工作上徹底失敗，而這種失敗明顯源於恐懼，害怕為這權傾朝野的新聞帝國帶來麻煩，故沒有將他們繩之以法。對公眾、傳媒及國會發出的聲明裏，警方多次迴避，沒有坦白說出事實。」戴維斯說。警方的恐懼未必沒根據，《紐約時報》報道，06年警方就竊聽事件展開初步調查時，5名資深探員的手機便淪為竊聽目標，其中兩人的負面私生活更在報章上曝光，令人質疑警隊是否因而膽怯，以致其後的調查工作無疾而終。
即使事件屬實，相比起梅鐸在政壇上呼風喚雨的影響力，透過竊聽報復區區幾名警員，大概只算小事一樁。梅鐸於1981年收購《泰晤士報》，大力支持時任首相的戴卓爾夫人削弱工會權力，開啟了英國官媒勾結的時代。1997年，梅鐸力挺工黨貝理雅出任首相，旗下媒體造勢推波助瀾，結束保守黨持續18年的執政；去年大選轉捧保守黨，於是又輪到卡梅倫上台。他當選後亦投桃報李，竊聽風暴引爆前，便多番迴護梅鐸的天空電視收購計劃，企圖讓已佔有4成英國報章市場的新聞集團勢力進一步膨漲。
儘管卡梅倫為求挽回形象而極速轉軚，但英國民眾想必不會忘記這位首相與梅鐸多年來的親密關係。時事評論員Peter Oborne 一篇指摘卡梅倫「誤交損友」的文章引起英民熱話，內容指卡梅倫不單與梅鐸「契女」、新聞國際總裁布魯克斯夫婦過從甚密，而在他當選首相前，《衛報》總編魯斯布列查已透過卡梅倫的親信傳話，提醒他庫爾森涉及的不法勾當，惟卡梅倫當作耳邊風，當選後仍延攬他入閣。
隨着這些來自新聞集團的密友陸續被揭出惡行，Peter Oborne 認為卡梅倫已陷進陰溝裏難以翻身，竊聽風暴將令這位曾經年輕朝氣的首相面對民望轉捩點。
壟斷市場的媒體霸權
令民眾徹底失望的還有監察機構—— 由英國傳媒業界自行成立的傳媒投訴委員會（Press Complaints Commission，PCC）。輿論紛指PCC 是無牙老虎，09年《衛報》報道竊聽事件後只發過兩份毫無發現的報告，近日又突然承認被誤導，顯示由新聞界進行自我監管已不再可行。卡梅倫公開表示要建立一個獨立於政府和新聞界的法定監管機構，惟業界與公眾對「後PCC」年代的傳媒監察應何去何從仍存在分歧。
英國警方、國會以至美國FBI 的調查才剛開始，萬眾期待事件發展下去可揪出更多新聞集團、警隊與政界之間相互包庇的黑幕。在法律制裁之前，民眾已率先發動消費者力量，杯葛梅鐸旗下產品。據業界粗略統計，英國《太陽報》上周六銷量較今年2 月下跌近一成，《泰晤士報》亦跌6.7%。facebook 和twitter 湧現杯葛梅鐸群組。新聞集團股價在美國和澳洲連日重挫，市值在短短4個交易日內蒸發約546億港元。儘管梅鐸開腔澄清，沒打算出售旗下幾份英國報章，但民眾都期待長久以來遭寡頭壟斷的傳媒業，能在竊聽風暴後迎來重新洗牌的契機。
與香港傳媒競爭激烈、不擇手段谷銷量不同，港大陳婉瑩教授指出，梅鐸新聞集團能恣意侵犯他人私隱，是一媒獨大下，傳媒大亨勾結政權、警權互相包庇的結構性產物，這種被制度縱容下的為所欲為，亦是值得香港人警剔的地方。
她認為，傳媒業界總是多元化為好，媒體之間的互相監察可補法律之不足，而新興的獨立與網上媒體，更是打破梅鐸一類媒體霸權的希望所在。不過，身處香港，我們走進任何一間便利店都能見到上百種不同的報章雜誌，壟斷市場的媒體霸權似乎並不存在。但種類甚多的報章雜誌為何都顯得面目模糊和同一化？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周日話題 - 2011-07-17
2011年7月10日 星期日
人在做，他在看
七一夜，我在干諾道中堵路現場，與一個年輕示威者聊天之際，他忽然拉拉我手臂，很開心地說，「你睇，那個橙色衫的叔叔又來看我們了！」順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是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
近年警民衝突頻繁，反高鐵集會、反政改青年圍堵立法會、支聯會六四遊行、中聯辦外各大小示威，都有他的橙色身影。過往羅沃啟只是從旁觀察，今年七一，他首次成了鏡頭焦點，因為警察差點想要拘捕他。
那晚他振振有辭與警官爭辯，「全世界從事人權監察的組織都應該得到政府支持，而不是打壓。」十多年來在示威過程充當觀察員，從沒受到阻撓，不料警權之手今次伸向監察人員。後來曲線一點想，「真係拉我就好呀，上到去法庭，你就大獲，一定國際嘩然。」
羅沃啟年輕時是個毛派，自言對毛澤東、馬克思的著作看得比很多新左老左都熟，但後來，祖國的發展當然是令他失望的。「報國無門」之下，心想還是做好香港更實際。
95年大律師夏博義（Paul Harris）牽頭，聯同戴啟思、陳文敏、陸恭蕙等成立人權監察時，羅沃啟是蟻聯的成員，正為立法局增設功能組別的議題鬧到聯合國上去。大家都關注回歸後的香港人權法治，在日內瓦人權委員會遇上，陸恭蕙趁會議期間小休便邀他加入。
只求一國兩制倒退減慢
羅成了人權監察的首任總幹事，轉眼便16年。「香港的法治、自由、公民社會的空間，對中國人來說是個重要的示範單位，回歸後希望將這些優點保留，盡量將一國兩制的倒退程度減慢。」他笑說，「我們要求已經好低，是倒退定了，只希望倒退得慢一些。」
人權工作範圍甚廣，十多年來，由政制發展、言論表達和新聞自由、性別與種族歧視、私隱權等大小議題，羅沃啟都積極在本地媒體以及國際人權會議上發聲。近年警權問題前所未有地惹人關注，也成為人權監察的重點工作。
羅打趣說，97回歸大典舉行期間，李明逵用來掩蓋示威聲浪的貝多芬《命運交響樂》，恰恰選中了歌曲，「那正是納粹時期，受害者被推進毒氣室，臨死前播的音樂。」可說為回歸後的集會自由敲起了喪鐘。
事後輿論與警監會（現稱「監警會」）一致抨擊，警隊內部也發出指引，明言處理示威遊行時，不能假設參與者有犯罪意圖，警方主要角色是協助示威順利進行。
「回歸初期，警隊至少會盡量給公眾一個政治中立的形象。但近年來，可以見到那份指引的原則已經蕩然無存。警方處理示威時，無論立場和策略，都明顯受政治影響，變成是政府的一環，去協助維護中央權威，減少尷尬場面，甚至只是用來打壓示威者。」
在這種改變下，羅目睹警民之間的互信一點一滴流失。「只要有一次處理不當，以後市民就唔會再聽你講。那次警察收咗支聯會個民主女神像，我在遊行隊列裏見到一些好多年無出來的舊朋友，他們都是些乖到唔恨的人，但我看着他們一路行、一路踢警方擺下的雪糕筒，每個人經過就踢開幾吋，踢踢吓，遊行隊伍就多佔了成半條行車線。他們這是在對警方做無聲的抗議，表明『我哋已經唔會再接受你的一套』。」
警員膽粗粗好危險
另一方面，羅私下接觸警方朋友時，亦聽到他們說，警隊內部對示威者已產生一種非常敵意的氣氛，情况令人擔憂。「曾偉雄帶頭話，維護法紀要道歉是天方夜譚，好似好壯士氣，下面的人就諗， 『上頭夠硬，我哋就做硬佢』，以為出了事有一哥撐。膽粗粗是好危險，你對着的不是大奸大惡、江湖大盜嘛。」
事實上，所謂果斷執法，羅沃啟認為並不能收震攝示威者之效。「這樣大規模拘捕示威人士，只會壯大支敢死隊。到一個地步，大家拉又拉過、鎖又鎖過，其實就畢業，以後都不會驚。問題是社會上有些根本矛盾解決不到，有班人覺得在體制上找不到出路，而這體制又無民意授權，衝突必定會繼續，他們亦預計好要付代價。」他簡單一句概括：no justice, no peace。
堵路是對基本社會契約的質問
但示威者以行動爭取民主權利之餘，亦有市民質疑堵路的行為損害了普通人的道路使用權，到底示威集會的權利界線應該怎樣劃分？誰有資格決定什麼時候可以犧牲其他道路使用者的權益？羅指出，堵路示威的行為在各國都有案例，其中以色列最高法院就有判辭指出，道路並不是純粹的交通用途，亦是一個表達訴求的地方。「既然道路平時已被車輛佔用，在某些日子讓示威者使用，是否可以將就到？當然每次示威的情况不同。香港的終審庭案例就認為，示威一定會造成阻礙，但不應去到一個不合理的地步，超乎合理的阻礙則可以視為違法。」
「但你要留意，堵路的人也知道自己是違法，這班人不是亂衝出去的暴民，是經過深層思考的，你同佢哋傾偈會發覺佢哋睇好多理論，直接行動、公民抗命的論述朗朗上口。」羅解釋，現時堵路示威的行動，正是對基本社會契約的質問，人民將權力交給政府，條件是政府要為人民的福祉作出適當決策；一旦政府濫權做一些損害人民的事情，它違反社會契約在先，人民就沒必要聽命於這個政府了。這時候如果當權者使用暴力的國家機器去鎮壓反對聲音，一批人會甘願被國家機器懲罰，透過受罰顯示體制的不合理性，期望在社會上喚起更多人反抗。
羅沃啟認為，抱着這種信念的堵路者，其實是社會上的良心和精英；傷害他們，等於在傷害社會的寶貴資源。「公民抗命並不容易，有各樣的原因會導致其失敗，無法喚起市民共鳴。但我們人權監察的基礎精神是，一個人即使犯了法、判了刑，都有他的基本權利，在被捕過程都要受到尊重。」
在高牆與雞蛋之間，羅沃啟總是站在雞蛋的一邊。有時示威者見到現場有他在，都比較安心，起碼有個見證。「警隊有足夠裝備去保護自己，而且用的是公家資源。示威者在牛高馬大的警員面前其實是很弱勢的，受到不公平或暴力對待，要投訴追究都不容易，往往付出很多時間精力和代價之後，仍然得不到合理裁決。」
不過，為免損害組織的中立性，觀察員即使見到警方有過分使用武力，亦不會立刻出言制止，以免干擾事態發展。人權監察做的是記下證據，循政府體制、法律訴訟和聯合國機制等途徑，爭取公義的裁決及制度、政策上的轉變。
「傳媒也是一道監察力量，但我們對人權的事情會敏感一點、留意的細節多一點。比如警方清場時，記者通常影到示威者被抬出警方人牆就完了，我們會有兩個觀察員，一個拍攝人牆內的路段、一個拍攝人牆外到上警車為止。另外，近年警方大量攝錄示威遊行場面，我們也會留意，他們是影整個場面、還是個別示威者的大頭？有些警員拍攝時給人報復式的感覺，專登將鏡頭近距離對着你，都是涉嫌侵犯私隱權。你不能說，『無做壞事怕咩人影？』喂，我去廁所都唔係做壞事，唔等於你可以影。影咗之後，片段如何使用？哪些部門和級別的警員可以看到？保存期多久？都是很重要的人權問題。」
警察都誤解「公共空間」
羅沃啟說，要判斷警方是否「合理地使用武力」，往往要考慮整個活動的細節經過，近年雖增加了觀察遊行示威的資源，但面對社運青年野貓式行動，他亦笑謂「太spontaneous 了，完全唔知幾時會發生、邊度發生，好突擊，趕到去可能已經出咗事好耐。我們的觀察員大部分是義工，call 起人嚟，有人要湊仔、有人聽日考試，都幾難次次去睇。」
是否資源不足？羅沃啟說，其實都很多人願意幫手，不過有些是大律師，有些是記者，也有些有政黨背景，不便擔當觀察員，但都會在背後出錢出力，協助打官司、寫報告、贊助他們去聯合國開會等；由於組織的角色中立，而本地專責監察人權狀况的團體又不多，間中也會得到政府一些項目撥款。
至於一般市民對人權監察工作的支持度，羅覺得視乎時節而定，六四、七一等敏感時刻會特別關注，遊行期間都很多市民主動走過來捐款。「抽空咁講，大家都會覺得人權和自由很重要，但具體問題上的認識便有參差，例如維持社會穩定與個人權利之間應如何取捨？道路就是讓車行，用來表達就不妥當？包括警察在內都存在對公共空間的錯誤理解。」
「好多時對自己有益嗰下就會講權利，但不打算付出代價。社會為弱勢人士做多些，好像覺得額外施恩，其實是應份的嘛。大家如何對待新移民、少數族裔？新右派的興起，其實也反映個別人士的人權意識、素養有改善空間。」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 - 2011-07-10
近年警民衝突頻繁，反高鐵集會、反政改青年圍堵立法會、支聯會六四遊行、中聯辦外各大小示威，都有他的橙色身影。過往羅沃啟只是從旁觀察，今年七一，他首次成了鏡頭焦點，因為警察差點想要拘捕他。
那晚他振振有辭與警官爭辯，「全世界從事人權監察的組織都應該得到政府支持，而不是打壓。」十多年來在示威過程充當觀察員，從沒受到阻撓，不料警權之手今次伸向監察人員。後來曲線一點想，「真係拉我就好呀，上到去法庭，你就大獲，一定國際嘩然。」
羅沃啟年輕時是個毛派，自言對毛澤東、馬克思的著作看得比很多新左老左都熟，但後來，祖國的發展當然是令他失望的。「報國無門」之下，心想還是做好香港更實際。
95年大律師夏博義（Paul Harris）牽頭，聯同戴啟思、陳文敏、陸恭蕙等成立人權監察時，羅沃啟是蟻聯的成員，正為立法局增設功能組別的議題鬧到聯合國上去。大家都關注回歸後的香港人權法治，在日內瓦人權委員會遇上，陸恭蕙趁會議期間小休便邀他加入。
只求一國兩制倒退減慢
羅成了人權監察的首任總幹事，轉眼便16年。「香港的法治、自由、公民社會的空間，對中國人來說是個重要的示範單位，回歸後希望將這些優點保留，盡量將一國兩制的倒退程度減慢。」他笑說，「我們要求已經好低，是倒退定了，只希望倒退得慢一些。」
人權工作範圍甚廣，十多年來，由政制發展、言論表達和新聞自由、性別與種族歧視、私隱權等大小議題，羅沃啟都積極在本地媒體以及國際人權會議上發聲。近年警權問題前所未有地惹人關注，也成為人權監察的重點工作。
羅打趣說，97回歸大典舉行期間，李明逵用來掩蓋示威聲浪的貝多芬《命運交響樂》，恰恰選中了歌曲，「那正是納粹時期，受害者被推進毒氣室，臨死前播的音樂。」可說為回歸後的集會自由敲起了喪鐘。
事後輿論與警監會（現稱「監警會」）一致抨擊，警隊內部也發出指引，明言處理示威遊行時，不能假設參與者有犯罪意圖，警方主要角色是協助示威順利進行。
「回歸初期，警隊至少會盡量給公眾一個政治中立的形象。但近年來，可以見到那份指引的原則已經蕩然無存。警方處理示威時，無論立場和策略，都明顯受政治影響，變成是政府的一環，去協助維護中央權威，減少尷尬場面，甚至只是用來打壓示威者。」
在這種改變下，羅目睹警民之間的互信一點一滴流失。「只要有一次處理不當，以後市民就唔會再聽你講。那次警察收咗支聯會個民主女神像，我在遊行隊列裏見到一些好多年無出來的舊朋友，他們都是些乖到唔恨的人，但我看着他們一路行、一路踢警方擺下的雪糕筒，每個人經過就踢開幾吋，踢踢吓，遊行隊伍就多佔了成半條行車線。他們這是在對警方做無聲的抗議，表明『我哋已經唔會再接受你的一套』。」
警員膽粗粗好危險
另一方面，羅私下接觸警方朋友時，亦聽到他們說，警隊內部對示威者已產生一種非常敵意的氣氛，情况令人擔憂。「曾偉雄帶頭話，維護法紀要道歉是天方夜譚，好似好壯士氣，下面的人就諗， 『上頭夠硬，我哋就做硬佢』，以為出了事有一哥撐。膽粗粗是好危險，你對着的不是大奸大惡、江湖大盜嘛。」
事實上，所謂果斷執法，羅沃啟認為並不能收震攝示威者之效。「這樣大規模拘捕示威人士，只會壯大支敢死隊。到一個地步，大家拉又拉過、鎖又鎖過，其實就畢業，以後都不會驚。問題是社會上有些根本矛盾解決不到，有班人覺得在體制上找不到出路，而這體制又無民意授權，衝突必定會繼續，他們亦預計好要付代價。」他簡單一句概括：no justice, no peace。
堵路是對基本社會契約的質問
但示威者以行動爭取民主權利之餘，亦有市民質疑堵路的行為損害了普通人的道路使用權，到底示威集會的權利界線應該怎樣劃分？誰有資格決定什麼時候可以犧牲其他道路使用者的權益？羅指出，堵路示威的行為在各國都有案例，其中以色列最高法院就有判辭指出，道路並不是純粹的交通用途，亦是一個表達訴求的地方。「既然道路平時已被車輛佔用，在某些日子讓示威者使用，是否可以將就到？當然每次示威的情况不同。香港的終審庭案例就認為，示威一定會造成阻礙，但不應去到一個不合理的地步，超乎合理的阻礙則可以視為違法。」
「但你要留意，堵路的人也知道自己是違法，這班人不是亂衝出去的暴民，是經過深層思考的，你同佢哋傾偈會發覺佢哋睇好多理論，直接行動、公民抗命的論述朗朗上口。」羅解釋，現時堵路示威的行動，正是對基本社會契約的質問，人民將權力交給政府，條件是政府要為人民的福祉作出適當決策；一旦政府濫權做一些損害人民的事情，它違反社會契約在先，人民就沒必要聽命於這個政府了。這時候如果當權者使用暴力的國家機器去鎮壓反對聲音，一批人會甘願被國家機器懲罰，透過受罰顯示體制的不合理性，期望在社會上喚起更多人反抗。
羅沃啟認為，抱着這種信念的堵路者，其實是社會上的良心和精英；傷害他們，等於在傷害社會的寶貴資源。「公民抗命並不容易，有各樣的原因會導致其失敗，無法喚起市民共鳴。但我們人權監察的基礎精神是，一個人即使犯了法、判了刑，都有他的基本權利，在被捕過程都要受到尊重。」
在高牆與雞蛋之間，羅沃啟總是站在雞蛋的一邊。有時示威者見到現場有他在，都比較安心，起碼有個見證。「警隊有足夠裝備去保護自己，而且用的是公家資源。示威者在牛高馬大的警員面前其實是很弱勢的，受到不公平或暴力對待，要投訴追究都不容易，往往付出很多時間精力和代價之後，仍然得不到合理裁決。」
不過，為免損害組織的中立性，觀察員即使見到警方有過分使用武力，亦不會立刻出言制止，以免干擾事態發展。人權監察做的是記下證據，循政府體制、法律訴訟和聯合國機制等途徑，爭取公義的裁決及制度、政策上的轉變。
「傳媒也是一道監察力量，但我們對人權的事情會敏感一點、留意的細節多一點。比如警方清場時，記者通常影到示威者被抬出警方人牆就完了，我們會有兩個觀察員，一個拍攝人牆內的路段、一個拍攝人牆外到上警車為止。另外，近年警方大量攝錄示威遊行場面，我們也會留意，他們是影整個場面、還是個別示威者的大頭？有些警員拍攝時給人報復式的感覺，專登將鏡頭近距離對着你，都是涉嫌侵犯私隱權。你不能說，『無做壞事怕咩人影？』喂，我去廁所都唔係做壞事，唔等於你可以影。影咗之後，片段如何使用？哪些部門和級別的警員可以看到？保存期多久？都是很重要的人權問題。」
警察都誤解「公共空間」
羅沃啟說，要判斷警方是否「合理地使用武力」，往往要考慮整個活動的細節經過，近年雖增加了觀察遊行示威的資源，但面對社運青年野貓式行動，他亦笑謂「太spontaneous 了，完全唔知幾時會發生、邊度發生，好突擊，趕到去可能已經出咗事好耐。我們的觀察員大部分是義工，call 起人嚟，有人要湊仔、有人聽日考試，都幾難次次去睇。」
是否資源不足？羅沃啟說，其實都很多人願意幫手，不過有些是大律師，有些是記者，也有些有政黨背景，不便擔當觀察員，但都會在背後出錢出力，協助打官司、寫報告、贊助他們去聯合國開會等；由於組織的角色中立，而本地專責監察人權狀况的團體又不多，間中也會得到政府一些項目撥款。
至於一般市民對人權監察工作的支持度，羅覺得視乎時節而定，六四、七一等敏感時刻會特別關注，遊行期間都很多市民主動走過來捐款。「抽空咁講，大家都會覺得人權和自由很重要，但具體問題上的認識便有參差，例如維持社會穩定與個人權利之間應如何取捨？道路就是讓車行，用來表達就不妥當？包括警察在內都存在對公共空間的錯誤理解。」
「好多時對自己有益嗰下就會講權利，但不打算付出代價。社會為弱勢人士做多些，好像覺得額外施恩，其實是應份的嘛。大家如何對待新移民、少數族裔？新右派的興起，其實也反映個別人士的人權意識、素養有改善空間。」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 - 2011-07-10
2011年7月3日 星期日
這夜，我扮示威者
今年七一前夕，火藥味甚濃，部分團體事先張揚遊行後要「反轉政府總部」，並在禮賓府或其他地方進行干擾活動或集會；警方面對近日連串的濫權指控亦嚴陣以待，指示前線警員以克制和高透明度的方式執法，在機動部隊（PTU）人牆之間留下空隙讓傳媒拍攝，「抬人過程盡量靠近記者」，大有在公眾面前做場good show 的準備。我卻懷疑，乖乖地待在警方畫好的記者區內，看他們準備好讓我看的畫面，距離真相會有多遠？
近年來每遇示威清場，警方與示威者總是各執一詞。示威人士指控警察濫用暴力、抬人時故意令他們受傷；警方則指示威者不合作在先，破壞秩序。而對於示威人士所言「慘况」，記者行家們好像總是沒看到、沒報道，到底是真的沒發生、純屬虛構揑造？還是記者站得太遠、看不清楚？比對報章報道與示威者在網上的講法，看得人老大納悶。
於是向黎主編提出一個大膽建議：既有便衣警員混在遊行市民之間蒐集情報，又有市民穿起公安服奏樂示威；七一晚上，記者何不也化身示威者，混在人群之中看看到底發生什麼事？取得上司首肯後，七一下午，我一身示威裝備，包括足夠維持一個晚上的乾糧食水、中胡椒噴霧後洗眼用的大支眼藥水、為防跌倒擦傷而在大熱天穿上長牛仔褲，往政府總部進發。
下午五時許，我隨遊行大隊抵達政府總部，當時已有一些先完成遊行的人士聚集靜坐，部分人預備好地墊、糧水、書本和iPad 等預備長時間抗爭，但當中亦有為數甚多的人只是遊行後短暫停留，並無「反轉政府總部」的打算。
「如果每個人都不出聲，政府就會變本加厲」
七十後的Sam 是政府合約工，○三年開始每年都參加七一遊行，今年特別響應大會呼籲，在遊行後留下坐了一段時間，「過往七一遊行，最多兩個小時就行完，今年卻花了三個多小時。光是由維園到邊寧頓街竟行了一小時，感覺政府在留難上街人士。今年六四我又被點去泳池旁兜大圈，如果每個人都不出聲，政府就會變本加厲」。
在大學修讀文化研究的莫同學與朋友同來，遊行後在政府總部外坐了一個下午，對於是否要留守等清場還未決定，「想聲援過去幾次在抗爭中被捕的朋友，覺得他們對社會很有心，但如果時間太晚，就會先離開了。」然後他又問身邊幾個朋友的意向。
無組織、「睇情形」，是今次堵路行動我所看見的最大特色。晚上八時許，一些八、九十後青年小群組似是收到某些風聲，紛紛耳語相傳，然後陸續收拾地墊、示威道具等大包小包，轉移陣地往山下走去。九時左右，總部外的講台上有人嗌咪，說有示威者計劃在皇后大道中堵路，一時間大批散兵游勇快步衝落山，在長江中心外的皇后大道中路段匯合成接近五六百人的堵路大軍。
朋友看電視新聞，跟我說有「社民連一批人」在皇后大道中堵路，我在現場聽到挺愕然。雖然見到長毛、陶君行的身影，但他們沒有擔當任何領導角色，堵路者其實以八、九十後青年為主，一些熟口熟面的曾在反高鐵、守衛菜園村等抗爭上見過，雖有些十來人組成的朋友圈子，也有很多是兩三人結伴、或者獨自前來。
無行動計劃耳語相傳下一步
他們甚至全無行動計劃。抗爭經驗較豐富的眾多小群組埋頭商議下一步行動，並派出代表與其他群組協調溝通，我和一些散兵游勇則坐在旁邊玩iphone 聊天。群組代表提倡民主精神，對我們這些「生面口」的新丁也都逐個收集意見。代表們有了決定，又逐個小組耳語相傳，以免被人群中的無數便衣探員得悉。確保所有抗爭者都知道下一步行動方向後，一兩個小組帶頭衝，其他人便緊跟尾隨。
當晚的堵路者意見認為，在同一個地點逗留過久，警察便會有足夠時間部署清場，因此不斷打遊擊換地點，十時半由長江中心衝到干諾道中西行線，十一時半又由西行線跑到東行線。但跑到東行線後，附近已沒有其他主要幹道可以堵了，零時起，警察組成的人鏈便不斷收緊，把仍在留守的百多名堵路者重重圍困。
與金鐘道的亂况不同，我跟了中環這一批堵路者走，見到的是一次寧靜得異樣的清場行動。
早在十時許，現場便有小組代表分發「示威者被捕須知」傳單，並對沒有被捕經驗的堵路初哥解釋被拘捕後的法律權利，「踢保」與「坐爆」的選擇利弊，傳單上印有民陣警權關注組支援熱線，可以替被捕人士安排律師支援。從傳單內容可見，堵路者對警察存有很大戒心，詳列一旦被脫衣搜身、暴力及不合理對待時應如何應對。
也許因為每個人都在心理及實質上作好被捕的準備，在清場行動中，堵路者與警方都非常冷靜。零時許，警方在比較遠離我的一邊開始清場時，甚至靜得根本沒引起我的注意。清場過程很慢，大部分時間就是記者打着拍攝用的燈、圍成一圈照着中間的警員和示威者，抬與被抬的都默不作聲；只見留守人士一個接一個的靜靜消失，趁着封路後儼如死城的中環作背景，這畫面猶如一場奇怪的宗教儀式。有個別示威者被抬時喊「警察拉我隻手」、「好痛」，哄動都是幾句就完了，沒多久又靜下來。後來有青年唱起《人民之歌》、《自由花》、《海闊天空》等，歌聲和人丁一樣單薄。
「遊行無用，行來幹嗎？」
為何要堵路？這種在香港吃力不討好的抗爭方式，例必惹來「阻住返工∕放工」的口誅筆伐。與堵路者交談之間了解到，他們各有各的訴求和關注點，但採取了同一個方式表達，因為對政府「和平理性」已沒有效果。八十後的Kitty 曾跟隨一批社運青年到禮賓府遞請願信，但特首連見個面、接封信都不願， 「我當場就哭了，為什麼我們的官員要這樣冷待市民？」此後她覺得再做什麼都沒用，今年七一首次加入堵路行列，其實也是無奈之中的最後反抗。
從事寫作的Raymond 與十六歲女兒冬冬一同堵路，這晚是他們的第一次「公民抗命」，「我知道這是犯法，但遊行無用，行來幹嗎？大陸和特區政府，目前施行的根本是暴政，經濟政策、房屋政策、教育政策都愈來愈離譜，能夠行出來示威，是香港最後的堡壘。我們不是激進的人、不是要打打殺殺，但我們要有勇氣，行出來的人夠多，警察總會就範。」對於即將被捕，父女們都說不怕，「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八十後的Tommy 是泰國華僑，同樣是堵路新丁。在餐廳任職的他今年專誠請假遊行，因為○三年至今香港的民主倒退程度已令他忍無可忍。他擁有泰國護照和投票權，每逢泰國選舉，就算他不能回家鄉，駐港領事館也會安排海外居民投票，香港人卻連在自己的城市裏補選的權利都沒有，「在泰國堵路很平常，當年紅衫軍在旅遊區Central World 縱火、癱瘓機場，對依賴旅遊業的泰國經濟來說傷害很大，但經濟再差，泰國人不會怪示威者，因為他們有信心，用手中的選票換一個有能力的政府」。
凌晨二時，Tommy 跟我交談後不久，就跟其餘最後幾位示威者被警方押走，清場完成，而我亮出記者證脫身了。但同樣為了觀看警方執法而來的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卻險些被捕。警員把他拉到一邊，要他證實自己的身分，羅用英文跟一名警察長官理論，說國際人權法都講明，市民權利有可能被侵害的情况下，人權組織是有權到場觀看的；十多年來從事人權監察運動，這是首次受到阻礙。他怒氣冲冲要警方解釋和道歉，結果該警官竟不發一言轉身走。
見證了一場冷靜到不行的清場行動
離開干諾道中，我沿天橋往金鐘道另一個堵路現場，眼前是一個奇景——力寶中心連接香港公園那邊的天橋上，站着密麻麻的圍觀者，年齡由二十多歲到四十、五十歲都有，他們不是看熱鬧，神情很認真，有些似乎相識但很少人交談，就那樣默默的看。
或者他們跟我一樣，拒絕聽信警民各執一詞的說法，也拒絕相信經過剪接的新聞鏡頭。或者當大家都意識到，我們都有見證、記錄、述說的權利，警察濫權的可能性便會自然終結。七一這晚，我見證了一場冷靜到不行的清場行動，在鎂光燈下，如果連堵路都變成一種形式、常態、例牌的演出，抗爭者以後還應如何去爭取？
跟示威者同過了累極的一晚，跳上的士回家，收音機竟剛好播着這首歌的結尾——
在這夜這猛火像燎原
大眾議論到這三位少年
就似在怨用處沒有一點
在這夜這猛火像燎原
大眾議論到這三位少年
亂說亂說
愈說祇有愈遠
——《十個救火的少年》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07-03
近年來每遇示威清場，警方與示威者總是各執一詞。示威人士指控警察濫用暴力、抬人時故意令他們受傷；警方則指示威者不合作在先，破壞秩序。而對於示威人士所言「慘况」，記者行家們好像總是沒看到、沒報道，到底是真的沒發生、純屬虛構揑造？還是記者站得太遠、看不清楚？比對報章報道與示威者在網上的講法，看得人老大納悶。
於是向黎主編提出一個大膽建議：既有便衣警員混在遊行市民之間蒐集情報，又有市民穿起公安服奏樂示威；七一晚上，記者何不也化身示威者，混在人群之中看看到底發生什麼事？取得上司首肯後，七一下午，我一身示威裝備，包括足夠維持一個晚上的乾糧食水、中胡椒噴霧後洗眼用的大支眼藥水、為防跌倒擦傷而在大熱天穿上長牛仔褲，往政府總部進發。
下午五時許，我隨遊行大隊抵達政府總部，當時已有一些先完成遊行的人士聚集靜坐，部分人預備好地墊、糧水、書本和iPad 等預備長時間抗爭，但當中亦有為數甚多的人只是遊行後短暫停留，並無「反轉政府總部」的打算。
「如果每個人都不出聲，政府就會變本加厲」
七十後的Sam 是政府合約工，○三年開始每年都參加七一遊行，今年特別響應大會呼籲，在遊行後留下坐了一段時間，「過往七一遊行，最多兩個小時就行完，今年卻花了三個多小時。光是由維園到邊寧頓街竟行了一小時，感覺政府在留難上街人士。今年六四我又被點去泳池旁兜大圈，如果每個人都不出聲，政府就會變本加厲」。
在大學修讀文化研究的莫同學與朋友同來，遊行後在政府總部外坐了一個下午，對於是否要留守等清場還未決定，「想聲援過去幾次在抗爭中被捕的朋友，覺得他們對社會很有心，但如果時間太晚，就會先離開了。」然後他又問身邊幾個朋友的意向。
無組織、「睇情形」，是今次堵路行動我所看見的最大特色。晚上八時許，一些八、九十後青年小群組似是收到某些風聲，紛紛耳語相傳，然後陸續收拾地墊、示威道具等大包小包，轉移陣地往山下走去。九時左右，總部外的講台上有人嗌咪，說有示威者計劃在皇后大道中堵路，一時間大批散兵游勇快步衝落山，在長江中心外的皇后大道中路段匯合成接近五六百人的堵路大軍。
朋友看電視新聞，跟我說有「社民連一批人」在皇后大道中堵路，我在現場聽到挺愕然。雖然見到長毛、陶君行的身影，但他們沒有擔當任何領導角色，堵路者其實以八、九十後青年為主，一些熟口熟面的曾在反高鐵、守衛菜園村等抗爭上見過，雖有些十來人組成的朋友圈子，也有很多是兩三人結伴、或者獨自前來。
無行動計劃耳語相傳下一步
他們甚至全無行動計劃。抗爭經驗較豐富的眾多小群組埋頭商議下一步行動，並派出代表與其他群組協調溝通，我和一些散兵游勇則坐在旁邊玩iphone 聊天。群組代表提倡民主精神，對我們這些「生面口」的新丁也都逐個收集意見。代表們有了決定，又逐個小組耳語相傳，以免被人群中的無數便衣探員得悉。確保所有抗爭者都知道下一步行動方向後，一兩個小組帶頭衝，其他人便緊跟尾隨。
當晚的堵路者意見認為，在同一個地點逗留過久，警察便會有足夠時間部署清場，因此不斷打遊擊換地點，十時半由長江中心衝到干諾道中西行線，十一時半又由西行線跑到東行線。但跑到東行線後，附近已沒有其他主要幹道可以堵了，零時起，警察組成的人鏈便不斷收緊，把仍在留守的百多名堵路者重重圍困。
與金鐘道的亂况不同，我跟了中環這一批堵路者走，見到的是一次寧靜得異樣的清場行動。
早在十時許，現場便有小組代表分發「示威者被捕須知」傳單，並對沒有被捕經驗的堵路初哥解釋被拘捕後的法律權利，「踢保」與「坐爆」的選擇利弊，傳單上印有民陣警權關注組支援熱線，可以替被捕人士安排律師支援。從傳單內容可見，堵路者對警察存有很大戒心，詳列一旦被脫衣搜身、暴力及不合理對待時應如何應對。
也許因為每個人都在心理及實質上作好被捕的準備，在清場行動中，堵路者與警方都非常冷靜。零時許，警方在比較遠離我的一邊開始清場時，甚至靜得根本沒引起我的注意。清場過程很慢，大部分時間就是記者打着拍攝用的燈、圍成一圈照着中間的警員和示威者，抬與被抬的都默不作聲；只見留守人士一個接一個的靜靜消失，趁着封路後儼如死城的中環作背景，這畫面猶如一場奇怪的宗教儀式。有個別示威者被抬時喊「警察拉我隻手」、「好痛」，哄動都是幾句就完了，沒多久又靜下來。後來有青年唱起《人民之歌》、《自由花》、《海闊天空》等，歌聲和人丁一樣單薄。
「遊行無用，行來幹嗎？」
為何要堵路？這種在香港吃力不討好的抗爭方式，例必惹來「阻住返工∕放工」的口誅筆伐。與堵路者交談之間了解到，他們各有各的訴求和關注點，但採取了同一個方式表達，因為對政府「和平理性」已沒有效果。八十後的Kitty 曾跟隨一批社運青年到禮賓府遞請願信，但特首連見個面、接封信都不願， 「我當場就哭了，為什麼我們的官員要這樣冷待市民？」此後她覺得再做什麼都沒用，今年七一首次加入堵路行列，其實也是無奈之中的最後反抗。
從事寫作的Raymond 與十六歲女兒冬冬一同堵路，這晚是他們的第一次「公民抗命」，「我知道這是犯法，但遊行無用，行來幹嗎？大陸和特區政府，目前施行的根本是暴政，經濟政策、房屋政策、教育政策都愈來愈離譜，能夠行出來示威，是香港最後的堡壘。我們不是激進的人、不是要打打殺殺，但我們要有勇氣，行出來的人夠多，警察總會就範。」對於即將被捕，父女們都說不怕，「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八十後的Tommy 是泰國華僑，同樣是堵路新丁。在餐廳任職的他今年專誠請假遊行，因為○三年至今香港的民主倒退程度已令他忍無可忍。他擁有泰國護照和投票權，每逢泰國選舉，就算他不能回家鄉，駐港領事館也會安排海外居民投票，香港人卻連在自己的城市裏補選的權利都沒有，「在泰國堵路很平常，當年紅衫軍在旅遊區Central World 縱火、癱瘓機場，對依賴旅遊業的泰國經濟來說傷害很大，但經濟再差，泰國人不會怪示威者，因為他們有信心，用手中的選票換一個有能力的政府」。
凌晨二時，Tommy 跟我交談後不久，就跟其餘最後幾位示威者被警方押走，清場完成，而我亮出記者證脫身了。但同樣為了觀看警方執法而來的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卻險些被捕。警員把他拉到一邊，要他證實自己的身分，羅用英文跟一名警察長官理論，說國際人權法都講明，市民權利有可能被侵害的情况下，人權組織是有權到場觀看的；十多年來從事人權監察運動，這是首次受到阻礙。他怒氣冲冲要警方解釋和道歉，結果該警官竟不發一言轉身走。
見證了一場冷靜到不行的清場行動
離開干諾道中，我沿天橋往金鐘道另一個堵路現場，眼前是一個奇景——力寶中心連接香港公園那邊的天橋上，站着密麻麻的圍觀者，年齡由二十多歲到四十、五十歲都有，他們不是看熱鬧，神情很認真，有些似乎相識但很少人交談，就那樣默默的看。
或者他們跟我一樣，拒絕聽信警民各執一詞的說法，也拒絕相信經過剪接的新聞鏡頭。或者當大家都意識到，我們都有見證、記錄、述說的權利，警察濫權的可能性便會自然終結。七一這晚，我見證了一場冷靜到不行的清場行動，在鎂光燈下，如果連堵路都變成一種形式、常態、例牌的演出，抗爭者以後還應如何去爭取？
跟示威者同過了累極的一晚，跳上的士回家，收音機竟剛好播着這首歌的結尾——
在這夜這猛火像燎原
大眾議論到這三位少年
就似在怨用處沒有一點
在這夜這猛火像燎原
大眾議論到這三位少年
亂說亂說
愈說祇有愈遠
——《十個救火的少年》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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