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京核心地段一個公園內，大大小小的天藍色帳篷形成聚落，住着40多名露宿者。這聚落已存在逾30年，高峰期有近300名居民。他們建立起自己的餐廳、髮廊，定期舉辦茶會、縫紉和繪畫班；大部分無業或以散工維生的居民，以物易物地，過着一種與金錢無關的富足生活，建立起沒有瓦遮頭卻洋溢鄰里溫情的家園。
曾在荷蘭參與佔屋（squatting）運動的藝術家市村美佐子，是這條藍色村落的居民之一。現年40歲的她，2003年在此建起自己的帳篷，一住8年，其間出版了記述女性無家者生活狀况的繪本《Chocolate in a Blue-Tent Village: Letters to Kikuchi from the Park》，並積極參與東京露宿者的「維權」運動。最近她應活化廳邀請來港交流一個月，了解香港露宿者的生活狀態，打算以此為題進行創作。旅程甫開始，便發生「喪屍隧道」事件。
藍色小村被視為都市毒瘤
美佐子保留了當天的報紙頭版，對記者指着「喪屍」二字連連搖頭，不明白為何要這樣詆譭露宿一族。語言不通下，她最先注意到那幅頭版大相，「一對迷你裙下的美腿，走在衣冠不整的男道友旁邊，很明顯只是為了gossip，而不是報道新聞」。於是她親身去隧道看看，本打算在那裏過夜，不料露宿者已被趕得一乾二淨。
她說，將露宿者視為骯髒、危險的厭惡物，在日本亦很普遍；但其實露宿者社群也像一般人一樣，有骯髒的也有講究衛生的人，如能建立較為穩定的基地，例如像帳篷村落裏有煮食和洗滌的基本生活設施，露宿者也可以過得很乾淨。她開心地跟我分享藍色小村的生活照，問我香港可以建這樣的帳篷嗎？我猶疑，「有無這條法例我不知道，但以政府做事的習慣，應該很快會給掃蕩吧？」她聽了大惑不解，「那香港政府不是很矛盾嗎？既嫌露宿者骯髒，又不許他們建立比較像樣的住所。」
現時東京的露宿者估計有一萬人，租金高昂是主要成因。美佐子說，一般大學畢業生要在東京市區租個一房連簡單廚廁的單位，租金開支便花去收入的一半，教育程度稍低者更是想都不用想。她從荷蘭回國後主要靠藝術教育工作謀生，本來也租屋住，8年前有朋友邀請她到藍色小村參觀，樹木圍繞下的友善社群令她印象難忘，一再回訪，3個月後她決定把房子退租，成為帳篷村民。
東京市政府其實也將藍色小村視為都市毒瘤，但基於人道考慮，一直沒有採取強硬行動清場。只是2005年起推出自願安置計劃，提供價廉的房子讓露宿者居住兩年，其間每月會安排兩天散工的「就業機會」。村民覺得計劃只屬短期，社會制度不改變的話，兩年後又是前路茫茫。但幾年之間接受了安置方案的人也不少，所以村民現在只剩40多人。
對比起政府較為懷柔的政策，一些市民的行動更為激烈。2007年，一群聚居鐵路站外的露宿者疑惹起居民不滿，於是住處被縱火，燒出一大塊焦黑，露宿者亦作鳥獸散。美佐子知道後隻身前往居住，蓋起紙皮屋之餘，又在焦黑牆身貼上錯落有致的星星裝飾，為自己營造一片獨特的夜空。居民與路人可能覺得這紙皮屋太奇怪，都不敢再攻擊，於是其他露宿者慢慢又聚回來了，半年後美佐子但覺完成任務，於是回到藍色小村居住。
No Nike 運動公共空間使用權
另一次離家是在去年的「No Nike」運動。事緣澀谷的宮下公園因規劃失當，遊人稀少，吸引了數十名露宿者聚居，建起簡陋的小屋群；3年前政府計劃翻新公園，覓得Nike 出資4.6億日圓贊助重建，Nike 打算每年支付1870萬日圓購買直至2020年的命名權，公園翻新後各種體育設施將會收費，公園名字亦會改成「Nike 宮下公園」。
協議曝光後，包括美佐子在內的一群社運人士和藝術家大力反對，他們不滿原為免費公共空間的宮下公園變成收費場地，趕絕露宿者和基層使用者；政府則反指露宿者聚居嚇走遊人，令一般市民不能享用公園設施。就在封鎖公園、翻新工程開展前一日，美佐子記得很清楚，是去年的3月15日，她和約百名示威者佔據了公園，架起帳篷準備長期留守，一直居住了半年。其間舉辦各項藝術活動、表演和工作坊，熱鬧得像嘉年華會，更吸引了其他社會組織如關注貧窮戶、殘疾人士、同志、婦女團體加入抗爭，最多曾聚集了數百人留守。但在大規模的夏祭活動後眾人一時鬆懈，各自歸家休息，只剩數名露宿者在公園，9月15日，政府人員便伺機將他們攆走，翻新工程還是開展了。
惟Nike 也怯於輿論壓力，放棄了公園命名權，翻新後只叫作「新宮下公園」，原定所有設施收費的，也改為有三分一面積屬免費公眾地方，但Nike 堅持每日黃昏6時半便將整個公園鎖上，露宿者想以此為家是不可能了。不過，作為領頭人之一的美佐子還是對這次抗爭持肯定態度，因過去露宿者發起的行動都停留在爭取社會救助的層面，「No Nike」是首次大規模的、並且提升至公共空間使用權的層面，美佐子相信，為期數月的抗爭已令民眾對「公園」的存在意義有更深入的反思。
來到香港，美佐子最感興趣的亦是公共空間與露宿者生活的關係，計劃在下周日於油麻地活化廳的會址發表一件相關作品。來港近兩星期，最吸引她注意的是牙籤式「豪宅」。她試過登上高樓，放眼盡是一幢幢唐樓天台的破落景致，新建的、昂貴的大廈在不斷蠶食舊有居住空間。美佐子發現，這城裏樓宇高度的反差，同時亦是財富、身分地位的差距；至於未能在任何樓宇裏佔一席之地的露宿者，遊走在最底層的街道上，是否就永遠只有仰望或低頭的份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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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藍色帳篷小村落位於東京市中心一著名公園內，美佐子擔心村民會受滋擾和驅趕，希望記者不要提及公園的名稱。據說該公園足有4個維園那樣大，相比起來帳篷小村落只佔很小的角落，一般遊人通常不以為意。
註2：向社協的吳衛東查詢，換了在香港的公園內架起帳篷會有什麼後果？他說肯定不行，會被屋宇署當成僭建物清拆。在日本能這樣做，是因為01年有位年老露宿者被青年擲進河中浸死了，成為重大的社會事件，政府才立例規定不能清拆露宿者的帳篷。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08-14
2011年8月14日 星期日
這裏，只有人
上周日，數十萬份以「喪屍隧道」為頭版大標題的報紙在城裏流傳。內文將南昌站旁邊一條因規劃失當而使用率極低的隧道，描述成「道友之家」；貧者無家可歸的困境，被扭曲為威脅途人安全與影響環境衛生的問題。網上版報道更配以動畫，繒聲繒色地對這群窮途潦倒的露宿者極盡挖苦侮辱之能事，稍有同理心亦覺不忍卒讀。
有關注露宿者權益的社會人士在網上怒斥「人有人格！報有報格！」質問誰才是喪屍？也有人擔心聚居在內的露宿者何去何從，趕快到隧道探訪時，不但發現他們通通「被失蹤」，牆上更方方正正地貼着當日的頭版報道，恍如在弱勢社群的傷口上灑鹽。
過了兩天，徹夜下雨，他們還有哪裏可容身呢？在熟悉該區露宿者的社協幹事吳衛東帶路下，記者找到幾位隧道居民，捎回來一些細碎的故事，但願還原他們活生生的、人的聲音和面貌。
祥哥今年62歲，在隧道內住了3個多月。他說，有毒癮的人聚在深旺道出口的一端，他和別的露宿者聚在連翔道的一端，加起來大概有15、16人，向來相安無事。他不諱言個別鄰居的行為是有點過火，公眾地方只穿條三角褲在「啪針」，但記者報道時卻將這個別人士的行為放到無限大，用十分鄙視的字眼去形容他們，閱後感到很不開心。
「點解要話我哋係喪屍？ 有得揀邊個想瞓街？」
對於報道花大篇幅描寫隧道如何骯髒，針筒、血紙巾隨處丟，臭氣瀰漫，祥哥說該記者沒有誇大，只是有所不知，「我們也跟有毒癮的人反映過，叫他們要用報紙包好髒物，後來清潔阿姐給了一個大垃圾桶，他們都很合作丟在裏面。只是近期多了外人來吸毒，不是在這裏住，自然不會守規矩，記者影到散布地上的針筒垃圾，其實不是我們丟的。」
英叔和阿美（化名）兩夫妻，睡街已經3、4年，近一年多住在隧道內。他們買不起報紙，過了幾天有人拿給他們看才知何事；說到有關報道，阿美很生氣，「露宿者也有私隱吧？我住了那麼久，一向無人行，才把那裏當自己的家，穿得比較隨便，你無問過一句就影咗我登報紙，比着你會有咩感受？我哋只不過喺度瞓，又無搞到人，點解要話我哋係喪屍？ 有得揀邊個想瞓街？」
據露宿者說，周日當晚就有軍裝和便衣探員前來，說是有人投訴，所以不能在這裏住了，要他們收拾離開。但因為一時也找不到新地方睡，祥哥和幾個人將「行李」放在附近隱蔽處，晚上還是嘗試回隧道；阿美兩夫妻就請相熟的露宿者騰出點地方，「但人地瞓開，借你瞓一兩日就得，耐咗會唔鍾意，我哋都唔知走去邊好。」
吳衛東告訴他們，「那是公眾地方，其實警察沒權趕你們走的，他也講不出你是犯了哪條法例呀。」但露宿者聽了都沉吟不語，或搖頭嘆氣。祥哥說，警察一晚來兩三次，又查身分證又搜身，根本無法休息，不走也不成。另外幾名隧道居民辛苦找到新地方落腳，見到有人來探訪，便嘆「慘啦，咁快就黃咗！」他們都很擔心會再給掃蕩，便無處可去了。
「以前一屋九伙人，住客的口水痰、垃圾亂丟，我跟房東講，他又不理，最後鬧翻了我便搬出來」
如果沒親身到附近一帶看過，真的難以想像，天大地大，露宿者會連一小塊落腳地都找不到。隨着吳衛東在深水埗、南昌走一圈，沿途長椅全都加上分隔扶手；稍闊一點的石壆，不是加上拱起的硬物、就是造成斜面，無法躺穩。多處球場看台和公園涼亭在晚上11時便拉閘上鎖，輔以專人看守或閉路電視監察。更令人歎為觀止的是，部分涼亭頂蓋改建成中空，亭不成亭；有蓋的地方，康文署每天黃昏、晚上派人灑水三次，令地面濕得不能睡，更時常添加足以揦穿褲的臭粉。露宿者楊生說，連負責灑水的阿姐也無奈，「我都知折墮，唉，唔關我哋事架。」
層出不窮的行政手段彷彿告訴露宿者—— 高樓大廈沒你們份了，長椅和石壆不是為你們而設的，你們髒，公園涼亭的瓦遮頭也不歡迎你，最好你睡在地上吧，你們只配跟老鼠和蟑螂活在同一個高度，並且不要讓別人看到，因為你影響市容。
不睡街可以睡哪裏？露宿者中有些在輪候公屋，但「分分鐘等到死都未到」；宿舍限時限刻開放，環境擠迫之餘，只容許短住，住完再露宿時睡慣的地方已被佔去。綜援租津1200多元，質素最差的板間房月租亦隨時超越此數，更別提哪裏籌錢付按金上期。即使租到，每一位露宿者都提及令人聞風喪膽的木蝨；早前社協幹事陳紹銘便親身體驗板間房生涯，夜裏被木蝨咬得痛醒，腫塊足有三隻拇指大。
外人以為隧道算很髒，但祥哥說，他正是怕了更髒的板間房，才搬去隧道，「以前一屋九伙人，住客的口水痰、垃圾亂丟，我跟房東講，他又不理，最後鬧翻了我便搬出來。我幾廿歲人無病痛，就因為好注重衛生，板間房髒到我不敢住，在隧道口反而睡得到，起碼通風。」搬出來後，祥哥每天到公廁洗澡洗衫，衣服攤在球場曬，看起來的確乾淨清爽。「但現在日日趕人，唯有返去畀木蝨咬囉。」
「所有人露宿之前都是住屋企」
睡街四處被逐，楊生直言現在是「等死」，年逾60的他患了糖尿病，露宿兩、三年間曾嘗試上樓，但唐五樓的板間房也要1300元，他的一雙糖尿足根本無力走上去。頭腦清醒地受着苦，視力已日漸倒退，醫生警告雙足一旦受傷肯定要鋸；營養師叫他要吃得清淡，每天幾份菜幾份肉，他沒地方煮食，根本不可能遵從。有次他說「不如有咩食咗快啲死嘅，你寫比我啦」，於是被轉介看心理醫生，但他需要的又怎會是一名心理醫生？
令人難過的是，他們都如此友善、有禮、說話有紋有路，除了楊生受病患困擾外，其他人都仍然健康有力氣，一直在找工作卻沒人請。英叔和阿美兩夫妻本來都是清潔工，5、6年前，長工變成合約工，然後合約愈變愈短愈零散，最後散工也沒得做。阿美只不過40來歲，「見清潔工佢哋話我老，我老公50幾歲，想去送外賣，人哋又話要請老啲喎，咁即係點？」傾談間，祥哥的朋友走過來說，「我聽到迪士尼請清潔，6900元一個月，去唔去？」祥哥苦笑， 「迪士尼一碟飯30幾蚊，返工交通費又貴，做埋都係要瞓街。」
當晚遇到最年輕的一位隧道居民恆仔，年紀看來最多只有20尾30頭，他對於自己的情况不願多談，總是以笑迴避，卻有一句話令我印象深刻。我問到他露宿之前在哪裏住，他說：「住屋企囉，所有人露宿之前都是住屋企。」我想了想，或者也可以倒過來說，所有現在「住屋企」的人，都只不過是處於「露宿之前」的階段罷了。
這晚我聽到各種各樣成為露宿者的原因，人們只不過是失去了一份工，跟家人∕鄰居∕房東吵了一場架，收樓重建時沒等到賠償早了一步搬走，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在生命裏某個挫敗時刻遇上了毒品和賭博…… 甚至，只不過是老了、病了，因此沒有僱主認為你值錢了。在這涼薄的社會制度下，現在「住屋企」的人隨時亦可以成為露宿者的一分子。今天踐踏別人為喪屍，真的以為自己跟露宿生活是那麼遙遠嗎？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08-14
有關注露宿者權益的社會人士在網上怒斥「人有人格！報有報格！」質問誰才是喪屍？也有人擔心聚居在內的露宿者何去何從，趕快到隧道探訪時，不但發現他們通通「被失蹤」，牆上更方方正正地貼着當日的頭版報道，恍如在弱勢社群的傷口上灑鹽。
過了兩天，徹夜下雨，他們還有哪裏可容身呢？在熟悉該區露宿者的社協幹事吳衛東帶路下，記者找到幾位隧道居民，捎回來一些細碎的故事，但願還原他們活生生的、人的聲音和面貌。
祥哥今年62歲，在隧道內住了3個多月。他說，有毒癮的人聚在深旺道出口的一端，他和別的露宿者聚在連翔道的一端，加起來大概有15、16人，向來相安無事。他不諱言個別鄰居的行為是有點過火，公眾地方只穿條三角褲在「啪針」，但記者報道時卻將這個別人士的行為放到無限大，用十分鄙視的字眼去形容他們，閱後感到很不開心。
「點解要話我哋係喪屍？ 有得揀邊個想瞓街？」
對於報道花大篇幅描寫隧道如何骯髒，針筒、血紙巾隨處丟，臭氣瀰漫，祥哥說該記者沒有誇大，只是有所不知，「我們也跟有毒癮的人反映過，叫他們要用報紙包好髒物，後來清潔阿姐給了一個大垃圾桶，他們都很合作丟在裏面。只是近期多了外人來吸毒，不是在這裏住，自然不會守規矩，記者影到散布地上的針筒垃圾，其實不是我們丟的。」
英叔和阿美（化名）兩夫妻，睡街已經3、4年，近一年多住在隧道內。他們買不起報紙，過了幾天有人拿給他們看才知何事；說到有關報道，阿美很生氣，「露宿者也有私隱吧？我住了那麼久，一向無人行，才把那裏當自己的家，穿得比較隨便，你無問過一句就影咗我登報紙，比着你會有咩感受？我哋只不過喺度瞓，又無搞到人，點解要話我哋係喪屍？ 有得揀邊個想瞓街？」
據露宿者說，周日當晚就有軍裝和便衣探員前來，說是有人投訴，所以不能在這裏住了，要他們收拾離開。但因為一時也找不到新地方睡，祥哥和幾個人將「行李」放在附近隱蔽處，晚上還是嘗試回隧道；阿美兩夫妻就請相熟的露宿者騰出點地方，「但人地瞓開，借你瞓一兩日就得，耐咗會唔鍾意，我哋都唔知走去邊好。」
吳衛東告訴他們，「那是公眾地方，其實警察沒權趕你們走的，他也講不出你是犯了哪條法例呀。」但露宿者聽了都沉吟不語，或搖頭嘆氣。祥哥說，警察一晚來兩三次，又查身分證又搜身，根本無法休息，不走也不成。另外幾名隧道居民辛苦找到新地方落腳，見到有人來探訪，便嘆「慘啦，咁快就黃咗！」他們都很擔心會再給掃蕩，便無處可去了。
「以前一屋九伙人，住客的口水痰、垃圾亂丟，我跟房東講，他又不理，最後鬧翻了我便搬出來」
如果沒親身到附近一帶看過，真的難以想像，天大地大，露宿者會連一小塊落腳地都找不到。隨着吳衛東在深水埗、南昌走一圈，沿途長椅全都加上分隔扶手；稍闊一點的石壆，不是加上拱起的硬物、就是造成斜面，無法躺穩。多處球場看台和公園涼亭在晚上11時便拉閘上鎖，輔以專人看守或閉路電視監察。更令人歎為觀止的是，部分涼亭頂蓋改建成中空，亭不成亭；有蓋的地方，康文署每天黃昏、晚上派人灑水三次，令地面濕得不能睡，更時常添加足以揦穿褲的臭粉。露宿者楊生說，連負責灑水的阿姐也無奈，「我都知折墮，唉，唔關我哋事架。」
層出不窮的行政手段彷彿告訴露宿者—— 高樓大廈沒你們份了，長椅和石壆不是為你們而設的，你們髒，公園涼亭的瓦遮頭也不歡迎你，最好你睡在地上吧，你們只配跟老鼠和蟑螂活在同一個高度，並且不要讓別人看到，因為你影響市容。
不睡街可以睡哪裏？露宿者中有些在輪候公屋，但「分分鐘等到死都未到」；宿舍限時限刻開放，環境擠迫之餘，只容許短住，住完再露宿時睡慣的地方已被佔去。綜援租津1200多元，質素最差的板間房月租亦隨時超越此數，更別提哪裏籌錢付按金上期。即使租到，每一位露宿者都提及令人聞風喪膽的木蝨；早前社協幹事陳紹銘便親身體驗板間房生涯，夜裏被木蝨咬得痛醒，腫塊足有三隻拇指大。
外人以為隧道算很髒，但祥哥說，他正是怕了更髒的板間房，才搬去隧道，「以前一屋九伙人，住客的口水痰、垃圾亂丟，我跟房東講，他又不理，最後鬧翻了我便搬出來。我幾廿歲人無病痛，就因為好注重衛生，板間房髒到我不敢住，在隧道口反而睡得到，起碼通風。」搬出來後，祥哥每天到公廁洗澡洗衫，衣服攤在球場曬，看起來的確乾淨清爽。「但現在日日趕人，唯有返去畀木蝨咬囉。」
「所有人露宿之前都是住屋企」
睡街四處被逐，楊生直言現在是「等死」，年逾60的他患了糖尿病，露宿兩、三年間曾嘗試上樓，但唐五樓的板間房也要1300元，他的一雙糖尿足根本無力走上去。頭腦清醒地受着苦，視力已日漸倒退，醫生警告雙足一旦受傷肯定要鋸；營養師叫他要吃得清淡，每天幾份菜幾份肉，他沒地方煮食，根本不可能遵從。有次他說「不如有咩食咗快啲死嘅，你寫比我啦」，於是被轉介看心理醫生，但他需要的又怎會是一名心理醫生？
令人難過的是，他們都如此友善、有禮、說話有紋有路，除了楊生受病患困擾外，其他人都仍然健康有力氣，一直在找工作卻沒人請。英叔和阿美兩夫妻本來都是清潔工，5、6年前，長工變成合約工，然後合約愈變愈短愈零散，最後散工也沒得做。阿美只不過40來歲，「見清潔工佢哋話我老，我老公50幾歲，想去送外賣，人哋又話要請老啲喎，咁即係點？」傾談間，祥哥的朋友走過來說，「我聽到迪士尼請清潔，6900元一個月，去唔去？」祥哥苦笑， 「迪士尼一碟飯30幾蚊，返工交通費又貴，做埋都係要瞓街。」
當晚遇到最年輕的一位隧道居民恆仔，年紀看來最多只有20尾30頭，他對於自己的情况不願多談，總是以笑迴避，卻有一句話令我印象深刻。我問到他露宿之前在哪裏住，他說：「住屋企囉，所有人露宿之前都是住屋企。」我想了想，或者也可以倒過來說，所有現在「住屋企」的人，都只不過是處於「露宿之前」的階段罷了。
這晚我聽到各種各樣成為露宿者的原因，人們只不過是失去了一份工，跟家人∕鄰居∕房東吵了一場架，收樓重建時沒等到賠償早了一步搬走，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在生命裏某個挫敗時刻遇上了毒品和賭博…… 甚至，只不過是老了、病了，因此沒有僱主認為你值錢了。在這涼薄的社會制度下，現在「住屋企」的人隨時亦可以成為露宿者的一分子。今天踐踏別人為喪屍，真的以為自己跟露宿生活是那麼遙遠嗎？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08-14
2011年8月7日 星期日
先生小姐，我們不是要查你條命
文：白離
人口普查統計員其中一個守則是，不可接受訪問。作為統計員的我緊守指引守口如瓶，絕不透露市民資料。然而我未能明白，在我們搜刮私隱的同時，何以不向溫馴地獻上寶貴資料的大眾交代工作實情。
每天晚上在中心處理堆疊案頭的長問卷，一個個名字一個個單位被簡約成整整齊齊的數字和交叉，個體被打散成細碎的方格以便處理。不論你住豪宅還是擠劏房，都以同一問卷總結，冷冷呈上眼前，看不出分別。問卷被保存在潔白的膠盒內，沾不上人氣。我們就像發配外太空的敢死隊，擷取樣本再拿回地球研究。完成擷取後，樣本將被那些安坐辦公室的專家指手劃腳地分析，他們不曾踏在混雜紛亂的原生地，不曾跟樣本的來源者對話，就以字碼總結一個時代，一個地方，告訴我們，噢，香港，就是這樣的了。
最近一個調查公布，香港整體的快樂指數達七分以上，屬快樂一群。我有點難以相信。三個星期裏我拿着手裏的問卷去敲一道又一道的門，路過身旁的盡是赤裸上身汗水淋漓的工人，或是穿戴整齊目無表情的上班族。我手裏那份方方正正的清單與他們有多接近。當我們要用一個調查總結一個地方，我們如何忠實面對被詮釋的，人。
徘徊天堂地獄
我同時遊走於舊唐樓與新建私人住宅之間。統計員視唐樓為苦差，沒有電梯又骯髒，有數不盡的附建單位與劏房；龍蛇混雜，尤顯生人勿近。而豪宅則是受盡青睞的優差，只需在冷氣長開的大堂按按對講機，或向看更稍稍查問住戶行蹤，不用拍門叫喊，省卻不少工夫。我工作的唐樓與豪宅只有一街之隔，當我在舊樓汗流浹背地爬樓梯時，就仰望到隔壁高聳入雲、閃閃發光的落地玻璃；當我在豪宅的陽台迎風眺望，就俯瞰到舊區堆疊的破落景觀。甚或兩者之間根本毫無阻隔，從唐樓的正門向前走十步，就是拔地而起的新落成豪宅。而我總在想像，當一個住在舊樓的人與住在豪宅的人隔着窗框目光相接，會是多麼超現實的情節。然而更超現實的是，我們抽取每個人身上最容易量化的部分，例如是收入和學歷，把他們總結，並以此分門別類。每個人都變成數據，被一個自己也不甚清楚的機制劃分到一個陌生組別。就像離遠觀看舊樓與豪宅，只看到外貌，然而對單位的內部陳設，毫無認識。
當我遊走所謂的天堂與地獄時，發現住在兩處的人其實沒有分別，一樣會彬彬有禮，一樣會聲大氣粗。然而這些，不用記錄，因為難以分析，並且「對政府在規劃和制訂政策方面，以及私人機構在商業及研究的用途上」，無實際作用。
劏房的美麗名字—— 拆細單位
舊唐樓是劏房的樂園，一劏三是正常不過的格局，還有一劏五六七八九十，不單是舊唐樓，公屋、工廠都可以劏成多個拆細單位。統計員未必能預先知道單位是劏房，往往要切身處地才驚覺突然多了幾伙「客」。劏房不一定是凶險之地，不少單位切割整齊，環境清潔；然而更多是狹窄至無法轉身的長條形小室，一個一百多呎的窄小房間，住上一家四口，四口子擠在一張雙人牀上，月租也要三千多元。我在一個客廳、睡房、廚房和浴室同處一室的劏房內，向戶主機械性地問道：「請問單位有幾多個廳？」「你一眼睇晒啦，邊有廳呀？廚房即係廁所即係睡房即係廳囉！」而我還是根據指示，寫下一廳一廚一浴，因為問卷沒有一房多包的選擇。這個時候，戶主的貓咪「剎」一聲掠過我身後，小男孩捧着膠碗走到堆滿書簿雜物的桌上笑着吃水餃麵，我坐在矮櫈以最友善的語氣詢問他母親為何沒有工作。這個時候我腦中就閃過，隔壁豪宅那個五歲小孩鋪滿火車模型的窗台。
一個大單位的門後，是蟲洞般的小房間，住着不同家庭。幾伙人擠在一個單位內，即使是接近得開水喉的聲音也聽得到，彼此卻互不相識：這一伙是獨居老人，那一伙是南亞裔，那伙是新移民，全都隱沒在鐵閘後。伙伴對我說：「這就是我們的未來。」我們每每「爆」劏房的門，都無人回應，即使親眼遇上自房間走出來的人，他們都會立刻否認自己是住客，逃離現場。其實有時候我是不想找到他們的，當住劏房變成跟拿綜援一樣「值得同情」，叫人怎樣承認。後來知道屋宇署以英雄般的氣勢掃蕩劏房，義正詞嚴地指出劏房必須被取締，脫下奶綠色制服的我又想起一個跟我同齡的媽媽，與她那不足三歲的女兒，在一百呎房間裏的快樂笑聲。
要數據還是要人
有些住戶會把統計員當作傾談的對象，跟我們說好多個人的事，往往遠超所需的範圍。他們會說自己的病、家庭、政見、對社會現况的不滿。當我完成一個訪問，我可以記得那一戶人的感覺與印象，或一點點問卷以外的隱密；然而再反觀問卷，卻無從看見那一戶人的形象，那些數據彷彿與它們的主人脫離了。我們不需要記錄那個人生活得快不快樂，壓力大不大；我們只需要填上他們出生年月份、職業、收入、乘什麼交通工具上班上學、六月三十日凌晨三時在不在港。
其中一個劏房住戶把我們當作社會福利署的職員，向我們訴說苦况。他們一家五口租住一個劏房內的兩個細房，兒子、媳婦和孫兒的房間早前被爆竊，錢包證件電腦一律不翼而飛。她向業主投訴未獲理會；陌生人隨意出入，劏房內的其他住戶又不鎖好大門，令媳婦每天提心吊膽，只好帶着四個月大的兒子到另一單位內暫避，等到晚上丈夫回來才敢回到家中。她懇求我們把這些都寫在問卷上，向政府反映她們的苦况。我多麼想告訴她，對不起，我只是負責填數字和交叉的，你的苦况無碼可譯，因此是「不適用」，可以省去。
問卷中有一組詢問職業的分題。對於在職人士，不但要問從事的行業、職位，還有職責、所需學歷和技能。不少受訪者都不能說出自己的工作實際上是做什麼，「處理文件」是經常出現的供詞填充。當受訪者乾脆回答一些明顯不過的工種，例如「清潔」時，我們依然要繼續字正腔圓地追問：「請問你呢個職位最主要嘅職責係咩呢？」、「請問你呢個職位需要咩技能、學歷或者專業資格呢？」不少人答「一腳踢」和「捱得」，我後悔沒有寫下來。
點解要問咁多
我負責的長問卷，共有41個項目，很多時候受訪者都會不耐煩，質問我們何以要問這麼多問題，得到的資料又有何用。這個時候稱職的我必定會說出預先背得滾瓜爛熟、由統計處一早準備的台辭答話：「人口普查的目的旨在蒐集本港的人口和社會經濟特徵，以及按地區分佈的最新基準資料。人口普查統計資料對政府在規劃和制訂政策方面，以及私人機構在商業及研究的用途上，均十分重要」，然後我會說，如果你們提供資料，政府便可以制訂更好的政策去改善市民生活，市民大眾便會受惠。然而每當說出這段說話時我都不禁心虛，我實在無從得知市民慷慨解囊相贈的資料會被怎樣分析與挪用。「私人機構」、「商業及研究的用途」這幾個字一直是理直氣壯背後的夢魘。而新劏成的單位，我們一律上報，這些消息會否轉到其他部門？究竟如何知道，這個政府會怎樣拼貼我們的資料，而它又能否，展示一幅真實而立體的十年人口圖？
「齊參與，人口普查；共建設，美好明天」伙伴們整天嘲笑口號的隨便與老套，不押韻兼毫無誠意，空洞有如被內地客大手掃走的豪宅單位。整個香港也要參與，建設很可能只是一小撮人的美好明天。一個婆婆曾以粗言拒絕受訪，大喊了句「查你條命！」我後悔沒有向她解釋，人口普查，不是要查你條命，只是要在你身上拿一些有用的東西，而已。
文：林茵
看過白離的文章後，我首先便致電統計處，要求給我一份人口普查長問卷看看，以核實她的講法是否真有其事。不料追問了一整天，統計處都不願意將這份有十分一香港人回應過的問卷發給我看，理由是「怕我看不明白」，因為他們認為問卷字眼和問題的進路比較複雜（比如說第一題答「是」的話應接着答第二題、答「否」的話要跳到第七題之類）。
其時統計員上門訪問和網上填問卷的階段都已告一段落，幸好白離還保存着一份受訓時的參考樣本。是需要花一點耐心去理解，但任何一個中五畢業生都不至於看不明白吧。於是我發現，除了白離指出那些、與實况對比起來顯得有點荒謬的問題外，更根本的是，問卷所蒐集的資料，真的對「政府在規劃和制訂政策」方面有幫助嗎？
政府在關心什麼？
除了「何不食肉糜」的高官外，誰都知道現時社會最急需解決的是住屋和通脹的問題，其次令人擔心的該要數公共醫療、退休保障吧。但41個問卷項目裏，與居所及住戶人數有關的問題約有10個，卻沒有問我們居所的實際面積；查問各種來源的收入，卻不問各種生活開支。到底香港人在用多少錢供一個多麼細小的單位？香港人是否入不敷支？每月花幾成收入支付基本的食物和車費？能剩下錢儲蓄嗎？香港人每周要工作幾小時才換來那份收入？多少人有長期病患？通通沒．有．問。
沒有問是否等於這個政府並不關心？
或許統計處是對的，看完這份問卷後，我真的有很多事情不明白。結果他們都不肯正式地將長問卷給我看，但提議，不如安排負責人口普查的職員面對面跟你講解？
於是我在混亂又殘破的觀塘工廠區迷失了近20分鐘，才找到統計處落戶的那幢新建的、超光鮮亮麗的Landmark East 商業大樓。兩個高級統計師、一個研究經理和一個高級新聞主任，準備好大疊文件手冊和多媒體資料來跟我上課。我提出以上的連串疑問，他們掛起友善微笑，耐心地一一解釋。
例如整個普查由2008年開始籌備，已廣泛徵詢各政府部門、學術界及非政府組織的意見；現時的長問卷已花費市民近一小時來回答了，再加入新問題的空間不大，總得有所取捨；除了人口普查外，統計處還不時有其他主題性調查，就特定議題蒐集資料數據。
他們說，普查的問題和答案選項一定要易理解、易回答、沒爭議。如果問居所面積，有些人答建築面積、有些人答實用面積、有些人用目測估計，答案準確度甚低，因此參考價值不大。就着居住空間，問卷裏面已問及住戶有幾多個廳、幾多個房、幾多個廚房廁所、是否要與人共用等問題。
但在這城裏，富人的一個廁所可以比窮人的整間屋還大，我不明白為何他們可以無視這種天淵之別，卻不能接受目測面積的一點誤差。
他們又說，一般人都不能準確回答每月各方面的生活開支；那我更不明白，同樣無法準確回答的「你呢個職位嘅主要職責係咩呢？」和「你呢個職位需要乜嘢技能、學歷或者專業資格？」這兩條開放式問題，為何存在？
而如果41個項目已令受訪者踏進不耐煩的臨界點，我亦不明白，為何下列問題，會比我所提出的那些更有資格佔去這41分之一：
「喺6月24日至6月30日呢7日內，如果有人請你，你可唔可以隨時返工？如果你有嘢做未能即時返工，例如要準備考試或者處理家務，咁你就算係唔可以隨時返工。」
「喺6月1日至6月30日呢30日內，你有無搵工做？」
「你主要用乜嘢方法搵工呢？」
每個和平理性又聽來專業的解釋，都為我帶來更多的不明白。但我知道這些「不明白」已經超越統計方法是否可信和可靠的技術問題，而是包含着價值判斷；既然他們已說明了統計處所持的邏輯和價值觀，我還是問問其他人的看法吧。
社福界權威學者、港大周永新教授勸勉我，對人口普查不要有太大期望。他認同統計處所言的限制：問卷不能太長、問題不能太難答；一些特定的社會問題，留待主題性研究去處理會比較適合，雖然受訪人數和回應率一定難以相比。人口普查最有用的是提供基本人口數據，例如可以得出衡量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各區居民的收入差異，以及這些基本數據的變化。如果每屆人口普查的問卷項目都有更改，便難與過往數字作比較。
市民對普查期望過高？
日前公布「快樂指數」調查的嶺大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何濼生教授說，曾在今次人口普查的諮詢階段向統計處提出，加入一條「整體生活滿意度」的問題，可以由零至十分讓市民自評；但統計處則有所保留，問他有哪些外國的官方機構做過這種調查，他說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英國和加拿大政府都做過，但統計處最後都沒有採用。
他覺得沒有加進這條問題有點可惜，因為人口普查的優勢是全港市民都提供了廣泛的基本資料，每多一條問題，都可以憑該答案得出多個面向的分析結果（例如不同性別、年齡、學歷、職業、收入、種族、居住地區的市民快樂程度有何差別？），惟他也接受，每個調查項目都會有不足之處。
聽了學者的說法，真不知道，其實我對這耗用5.2億公帑的人口普查，是否算得上期望過高？將「參與人口普查」和「建設美好明天」畫上等號的是統計處，我有理由相信普查回應率之高，跟市民對它的期望有關。但研究過普查問卷之後，我更好奇的是，每次人口普查那沒收回的約10%問卷，是在無聲地訴說着什麼？
作為劏房居民，原單位一個信箱由四伙人共用，眼看裏面擱着一份沒指明給那間房的普查問卷，誰都沒有取來填。白離說劏房居民最難拜訪，回應率也特別低。但如果我知道信封裏有一條真正關心我的問題在等着的話，花兩個小時我也會願意填的。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08-07
人口普查統計員其中一個守則是，不可接受訪問。作為統計員的我緊守指引守口如瓶，絕不透露市民資料。然而我未能明白，在我們搜刮私隱的同時，何以不向溫馴地獻上寶貴資料的大眾交代工作實情。
每天晚上在中心處理堆疊案頭的長問卷，一個個名字一個個單位被簡約成整整齊齊的數字和交叉，個體被打散成細碎的方格以便處理。不論你住豪宅還是擠劏房，都以同一問卷總結，冷冷呈上眼前，看不出分別。問卷被保存在潔白的膠盒內，沾不上人氣。我們就像發配外太空的敢死隊，擷取樣本再拿回地球研究。完成擷取後，樣本將被那些安坐辦公室的專家指手劃腳地分析，他們不曾踏在混雜紛亂的原生地，不曾跟樣本的來源者對話，就以字碼總結一個時代，一個地方，告訴我們，噢，香港，就是這樣的了。
最近一個調查公布，香港整體的快樂指數達七分以上，屬快樂一群。我有點難以相信。三個星期裏我拿着手裏的問卷去敲一道又一道的門，路過身旁的盡是赤裸上身汗水淋漓的工人，或是穿戴整齊目無表情的上班族。我手裏那份方方正正的清單與他們有多接近。當我們要用一個調查總結一個地方，我們如何忠實面對被詮釋的，人。
徘徊天堂地獄
我同時遊走於舊唐樓與新建私人住宅之間。統計員視唐樓為苦差，沒有電梯又骯髒，有數不盡的附建單位與劏房；龍蛇混雜，尤顯生人勿近。而豪宅則是受盡青睞的優差，只需在冷氣長開的大堂按按對講機，或向看更稍稍查問住戶行蹤，不用拍門叫喊，省卻不少工夫。我工作的唐樓與豪宅只有一街之隔，當我在舊樓汗流浹背地爬樓梯時，就仰望到隔壁高聳入雲、閃閃發光的落地玻璃；當我在豪宅的陽台迎風眺望，就俯瞰到舊區堆疊的破落景觀。甚或兩者之間根本毫無阻隔，從唐樓的正門向前走十步，就是拔地而起的新落成豪宅。而我總在想像，當一個住在舊樓的人與住在豪宅的人隔着窗框目光相接，會是多麼超現實的情節。然而更超現實的是，我們抽取每個人身上最容易量化的部分，例如是收入和學歷，把他們總結，並以此分門別類。每個人都變成數據，被一個自己也不甚清楚的機制劃分到一個陌生組別。就像離遠觀看舊樓與豪宅，只看到外貌，然而對單位的內部陳設，毫無認識。
當我遊走所謂的天堂與地獄時，發現住在兩處的人其實沒有分別，一樣會彬彬有禮，一樣會聲大氣粗。然而這些，不用記錄，因為難以分析，並且「對政府在規劃和制訂政策方面，以及私人機構在商業及研究的用途上」，無實際作用。
劏房的美麗名字—— 拆細單位
舊唐樓是劏房的樂園，一劏三是正常不過的格局，還有一劏五六七八九十，不單是舊唐樓，公屋、工廠都可以劏成多個拆細單位。統計員未必能預先知道單位是劏房，往往要切身處地才驚覺突然多了幾伙「客」。劏房不一定是凶險之地，不少單位切割整齊，環境清潔；然而更多是狹窄至無法轉身的長條形小室，一個一百多呎的窄小房間，住上一家四口，四口子擠在一張雙人牀上，月租也要三千多元。我在一個客廳、睡房、廚房和浴室同處一室的劏房內，向戶主機械性地問道：「請問單位有幾多個廳？」「你一眼睇晒啦，邊有廳呀？廚房即係廁所即係睡房即係廳囉！」而我還是根據指示，寫下一廳一廚一浴，因為問卷沒有一房多包的選擇。這個時候，戶主的貓咪「剎」一聲掠過我身後，小男孩捧着膠碗走到堆滿書簿雜物的桌上笑着吃水餃麵，我坐在矮櫈以最友善的語氣詢問他母親為何沒有工作。這個時候我腦中就閃過，隔壁豪宅那個五歲小孩鋪滿火車模型的窗台。
一個大單位的門後，是蟲洞般的小房間，住着不同家庭。幾伙人擠在一個單位內，即使是接近得開水喉的聲音也聽得到，彼此卻互不相識：這一伙是獨居老人，那一伙是南亞裔，那伙是新移民，全都隱沒在鐵閘後。伙伴對我說：「這就是我們的未來。」我們每每「爆」劏房的門，都無人回應，即使親眼遇上自房間走出來的人，他們都會立刻否認自己是住客，逃離現場。其實有時候我是不想找到他們的，當住劏房變成跟拿綜援一樣「值得同情」，叫人怎樣承認。後來知道屋宇署以英雄般的氣勢掃蕩劏房，義正詞嚴地指出劏房必須被取締，脫下奶綠色制服的我又想起一個跟我同齡的媽媽，與她那不足三歲的女兒，在一百呎房間裏的快樂笑聲。
要數據還是要人
有些住戶會把統計員當作傾談的對象，跟我們說好多個人的事，往往遠超所需的範圍。他們會說自己的病、家庭、政見、對社會現况的不滿。當我完成一個訪問，我可以記得那一戶人的感覺與印象，或一點點問卷以外的隱密；然而再反觀問卷，卻無從看見那一戶人的形象，那些數據彷彿與它們的主人脫離了。我們不需要記錄那個人生活得快不快樂，壓力大不大；我們只需要填上他們出生年月份、職業、收入、乘什麼交通工具上班上學、六月三十日凌晨三時在不在港。
其中一個劏房住戶把我們當作社會福利署的職員，向我們訴說苦况。他們一家五口租住一個劏房內的兩個細房，兒子、媳婦和孫兒的房間早前被爆竊，錢包證件電腦一律不翼而飛。她向業主投訴未獲理會；陌生人隨意出入，劏房內的其他住戶又不鎖好大門，令媳婦每天提心吊膽，只好帶着四個月大的兒子到另一單位內暫避，等到晚上丈夫回來才敢回到家中。她懇求我們把這些都寫在問卷上，向政府反映她們的苦况。我多麼想告訴她，對不起，我只是負責填數字和交叉的，你的苦况無碼可譯，因此是「不適用」，可以省去。
問卷中有一組詢問職業的分題。對於在職人士，不但要問從事的行業、職位，還有職責、所需學歷和技能。不少受訪者都不能說出自己的工作實際上是做什麼，「處理文件」是經常出現的供詞填充。當受訪者乾脆回答一些明顯不過的工種，例如「清潔」時，我們依然要繼續字正腔圓地追問：「請問你呢個職位最主要嘅職責係咩呢？」、「請問你呢個職位需要咩技能、學歷或者專業資格呢？」不少人答「一腳踢」和「捱得」，我後悔沒有寫下來。
點解要問咁多
我負責的長問卷，共有41個項目，很多時候受訪者都會不耐煩，質問我們何以要問這麼多問題，得到的資料又有何用。這個時候稱職的我必定會說出預先背得滾瓜爛熟、由統計處一早準備的台辭答話：「人口普查的目的旨在蒐集本港的人口和社會經濟特徵，以及按地區分佈的最新基準資料。人口普查統計資料對政府在規劃和制訂政策方面，以及私人機構在商業及研究的用途上，均十分重要」，然後我會說，如果你們提供資料，政府便可以制訂更好的政策去改善市民生活，市民大眾便會受惠。然而每當說出這段說話時我都不禁心虛，我實在無從得知市民慷慨解囊相贈的資料會被怎樣分析與挪用。「私人機構」、「商業及研究的用途」這幾個字一直是理直氣壯背後的夢魘。而新劏成的單位，我們一律上報，這些消息會否轉到其他部門？究竟如何知道，這個政府會怎樣拼貼我們的資料，而它又能否，展示一幅真實而立體的十年人口圖？
「齊參與，人口普查；共建設，美好明天」伙伴們整天嘲笑口號的隨便與老套，不押韻兼毫無誠意，空洞有如被內地客大手掃走的豪宅單位。整個香港也要參與，建設很可能只是一小撮人的美好明天。一個婆婆曾以粗言拒絕受訪，大喊了句「查你條命！」我後悔沒有向她解釋，人口普查，不是要查你條命，只是要在你身上拿一些有用的東西，而已。
愈看愈唔明的問卷
文：林茵
看過白離的文章後，我首先便致電統計處，要求給我一份人口普查長問卷看看，以核實她的講法是否真有其事。不料追問了一整天，統計處都不願意將這份有十分一香港人回應過的問卷發給我看，理由是「怕我看不明白」，因為他們認為問卷字眼和問題的進路比較複雜（比如說第一題答「是」的話應接着答第二題、答「否」的話要跳到第七題之類）。
其時統計員上門訪問和網上填問卷的階段都已告一段落，幸好白離還保存着一份受訓時的參考樣本。是需要花一點耐心去理解，但任何一個中五畢業生都不至於看不明白吧。於是我發現，除了白離指出那些、與實况對比起來顯得有點荒謬的問題外，更根本的是，問卷所蒐集的資料，真的對「政府在規劃和制訂政策」方面有幫助嗎？
政府在關心什麼？
除了「何不食肉糜」的高官外，誰都知道現時社會最急需解決的是住屋和通脹的問題，其次令人擔心的該要數公共醫療、退休保障吧。但41個問卷項目裏，與居所及住戶人數有關的問題約有10個，卻沒有問我們居所的實際面積；查問各種來源的收入，卻不問各種生活開支。到底香港人在用多少錢供一個多麼細小的單位？香港人是否入不敷支？每月花幾成收入支付基本的食物和車費？能剩下錢儲蓄嗎？香港人每周要工作幾小時才換來那份收入？多少人有長期病患？通通沒．有．問。
沒有問是否等於這個政府並不關心？
或許統計處是對的，看完這份問卷後，我真的有很多事情不明白。結果他們都不肯正式地將長問卷給我看，但提議，不如安排負責人口普查的職員面對面跟你講解？
於是我在混亂又殘破的觀塘工廠區迷失了近20分鐘，才找到統計處落戶的那幢新建的、超光鮮亮麗的Landmark East 商業大樓。兩個高級統計師、一個研究經理和一個高級新聞主任，準備好大疊文件手冊和多媒體資料來跟我上課。我提出以上的連串疑問，他們掛起友善微笑，耐心地一一解釋。
例如整個普查由2008年開始籌備，已廣泛徵詢各政府部門、學術界及非政府組織的意見；現時的長問卷已花費市民近一小時來回答了，再加入新問題的空間不大，總得有所取捨；除了人口普查外，統計處還不時有其他主題性調查，就特定議題蒐集資料數據。
他們說，普查的問題和答案選項一定要易理解、易回答、沒爭議。如果問居所面積，有些人答建築面積、有些人答實用面積、有些人用目測估計，答案準確度甚低，因此參考價值不大。就着居住空間，問卷裏面已問及住戶有幾多個廳、幾多個房、幾多個廚房廁所、是否要與人共用等問題。
但在這城裏，富人的一個廁所可以比窮人的整間屋還大，我不明白為何他們可以無視這種天淵之別，卻不能接受目測面積的一點誤差。
他們又說，一般人都不能準確回答每月各方面的生活開支；那我更不明白，同樣無法準確回答的「你呢個職位嘅主要職責係咩呢？」和「你呢個職位需要乜嘢技能、學歷或者專業資格？」這兩條開放式問題，為何存在？
而如果41個項目已令受訪者踏進不耐煩的臨界點，我亦不明白，為何下列問題，會比我所提出的那些更有資格佔去這41分之一：
「喺6月24日至6月30日呢7日內，如果有人請你，你可唔可以隨時返工？如果你有嘢做未能即時返工，例如要準備考試或者處理家務，咁你就算係唔可以隨時返工。」
「喺6月1日至6月30日呢30日內，你有無搵工做？」
「你主要用乜嘢方法搵工呢？」
每個和平理性又聽來專業的解釋，都為我帶來更多的不明白。但我知道這些「不明白」已經超越統計方法是否可信和可靠的技術問題，而是包含着價值判斷；既然他們已說明了統計處所持的邏輯和價值觀，我還是問問其他人的看法吧。
社福界權威學者、港大周永新教授勸勉我，對人口普查不要有太大期望。他認同統計處所言的限制：問卷不能太長、問題不能太難答；一些特定的社會問題，留待主題性研究去處理會比較適合，雖然受訪人數和回應率一定難以相比。人口普查最有用的是提供基本人口數據，例如可以得出衡量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各區居民的收入差異，以及這些基本數據的變化。如果每屆人口普查的問卷項目都有更改，便難與過往數字作比較。
市民對普查期望過高？
日前公布「快樂指數」調查的嶺大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何濼生教授說，曾在今次人口普查的諮詢階段向統計處提出，加入一條「整體生活滿意度」的問題，可以由零至十分讓市民自評；但統計處則有所保留，問他有哪些外國的官方機構做過這種調查，他說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英國和加拿大政府都做過，但統計處最後都沒有採用。
他覺得沒有加進這條問題有點可惜，因為人口普查的優勢是全港市民都提供了廣泛的基本資料，每多一條問題，都可以憑該答案得出多個面向的分析結果（例如不同性別、年齡、學歷、職業、收入、種族、居住地區的市民快樂程度有何差別？），惟他也接受，每個調查項目都會有不足之處。
聽了學者的說法，真不知道，其實我對這耗用5.2億公帑的人口普查，是否算得上期望過高？將「參與人口普查」和「建設美好明天」畫上等號的是統計處，我有理由相信普查回應率之高，跟市民對它的期望有關。但研究過普查問卷之後，我更好奇的是，每次人口普查那沒收回的約10%問卷，是在無聲地訴說着什麼？
作為劏房居民，原單位一個信箱由四伙人共用，眼看裏面擱着一份沒指明給那間房的普查問卷，誰都沒有取來填。白離說劏房居民最難拜訪，回應率也特別低。但如果我知道信封裏有一條真正關心我的問題在等着的話，花兩個小時我也會願意填的。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08-07
周耀輝玄妙習作
《7749》這書名，有點靈異，有啲嘢。周耀輝說，因為小時候看武俠片，中毒的人總要在七七四十九個時辰內找到解藥才能救命，所以他認定7749是個玄妙的數。
《7749》這本書，裏面有周耀輝發明的49個創意小練習。沒有自命靈丹妙藥，也請勿誤會為「你不能不知道的49招創作必勝術」。他只是想自己和別人都生活得更有趣、更好奇。
練習用旅客般興致勃勃的天真的開放的滿心期待的目光去看這過分熟悉因而嫌其束縛刻板又苦悶的小城。練習將居住的地方變為異地。
比如說，選一種食物，慢慢看着它腐爛。在街上選一棵樹、一幅牆、一件你關懷的東西，天天看顧它。又或者，選擇放棄一種身體功能（啞/聾/瞎/手腳不靈……）過一日，去發現健全的人所不會發現的體驗。
試過在Google 的時候翻到最後一頁看那點擊率最低的搜尋結果說什麼嗎？
下次出席公開場合，要做第一個鼓掌、第一個發問、第一個離場的人。
49個練習，需要的是時間和勇氣，以及一點點阿姆斯特丹式的飄浮。對於總是循規蹈矩地忙着賺錢與花錢的香港人來說，會不會有點難……
「我也不知道如何對付『沒時間』和『沒勇氣』的問題。生活逼人，練習創意似乎是一種奢侈，但，弔詭的是，練習創意同時也是一種必須。如果我們真的覺得現實束縛刻板疏離、如果我們覺得生活不夠快樂，那麼我們就必須尋找方法讓自己過得快樂一些，即使奢侈。」
或者，就先挑幾個比較簡單的，不太需要時間和勇氣的，試試看。他剛和六個朋友約好，試玩練習《23》，半年一次，模仿荷蘭電視節目Zomergasten，以另一種方式了解彼此。
舊照額鑿厭悶要活出趣味
而他也不是天生就懂得如何大無畏地活出趣味。翻到《7749》的第7頁，你見到幾幅孩子照片，額頭上鑿着「厭悶」兩個字，表情帶點生氣，就是小時的周耀輝。
清一色快樂的相簿，他看不慣。「人人拍照都舉起V手勢的時候，你呢？假如當時當刻你的情緒並不那麼V，你會因為鏡頭而本能地舉起V手勢嗎？」
「生活照拍下的往往不是我們的生活，而是一個又一個的pose。」
練習《42》，為朋友家人伴侶拍一輯並不笑容滿面、並不和諧滿足、並不快樂的照片。
「忘了從什麼時候開始，總之，但凡拍了這類的頭像，我都把它保留下來。我的相簿裏就有好些，從小到大，往往叫我看得心驚膽跳。」
這個一臉厭悶的孩子怎看也不像是會發明出49個小遊戲呼籲大家「來玩一下嘛」的類型。
「童年和所謂青春期都過得規規矩矩的，有一段時間，我因為曾經得過模範生獎而非常悲哀。也許因為覺得從來沒有年輕過，所以往後的日子總是渴望過得年輕一點。我曾經說，時間過得很快，什麼都不要拖延，唯一我想拖延的，是年老。「我想繼續玩下去。」
願每天青春，直到不能，無論有沒有發生。他說，七七四十九個想法都很輕很微很虛浮，需要找一個剔透的瓶子裝起來。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讀書 - 2011-08-07
《7749》這本書，裏面有周耀輝發明的49個創意小練習。沒有自命靈丹妙藥，也請勿誤會為「你不能不知道的49招創作必勝術」。他只是想自己和別人都生活得更有趣、更好奇。
練習用旅客般興致勃勃的天真的開放的滿心期待的目光去看這過分熟悉因而嫌其束縛刻板又苦悶的小城。練習將居住的地方變為異地。
比如說，選一種食物，慢慢看着它腐爛。在街上選一棵樹、一幅牆、一件你關懷的東西，天天看顧它。又或者，選擇放棄一種身體功能（啞/聾/瞎/手腳不靈……）過一日，去發現健全的人所不會發現的體驗。
試過在Google 的時候翻到最後一頁看那點擊率最低的搜尋結果說什麼嗎？
下次出席公開場合，要做第一個鼓掌、第一個發問、第一個離場的人。
49個練習，需要的是時間和勇氣，以及一點點阿姆斯特丹式的飄浮。對於總是循規蹈矩地忙着賺錢與花錢的香港人來說，會不會有點難……
「我也不知道如何對付『沒時間』和『沒勇氣』的問題。生活逼人，練習創意似乎是一種奢侈，但，弔詭的是，練習創意同時也是一種必須。如果我們真的覺得現實束縛刻板疏離、如果我們覺得生活不夠快樂，那麼我們就必須尋找方法讓自己過得快樂一些，即使奢侈。」
或者，就先挑幾個比較簡單的，不太需要時間和勇氣的，試試看。他剛和六個朋友約好，試玩練習《23》，半年一次，模仿荷蘭電視節目Zomergasten，以另一種方式了解彼此。
舊照額鑿厭悶要活出趣味
而他也不是天生就懂得如何大無畏地活出趣味。翻到《7749》的第7頁，你見到幾幅孩子照片，額頭上鑿着「厭悶」兩個字，表情帶點生氣，就是小時的周耀輝。
清一色快樂的相簿，他看不慣。「人人拍照都舉起V手勢的時候，你呢？假如當時當刻你的情緒並不那麼V，你會因為鏡頭而本能地舉起V手勢嗎？」
「生活照拍下的往往不是我們的生活，而是一個又一個的pose。」
練習《42》，為朋友家人伴侶拍一輯並不笑容滿面、並不和諧滿足、並不快樂的照片。
「忘了從什麼時候開始，總之，但凡拍了這類的頭像，我都把它保留下來。我的相簿裏就有好些，從小到大，往往叫我看得心驚膽跳。」
這個一臉厭悶的孩子怎看也不像是會發明出49個小遊戲呼籲大家「來玩一下嘛」的類型。
「童年和所謂青春期都過得規規矩矩的，有一段時間，我因為曾經得過模範生獎而非常悲哀。也許因為覺得從來沒有年輕過，所以往後的日子總是渴望過得年輕一點。我曾經說，時間過得很快，什麼都不要拖延，唯一我想拖延的，是年老。「我想繼續玩下去。」
願每天青春，直到不能，無論有沒有發生。他說，七七四十九個想法都很輕很微很虛浮，需要找一個剔透的瓶子裝起來。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讀書 - 2011-08-07
2011年7月31日 星期日
重整高鐵 打破鐵道部壟斷
「剛愎自用加上勇往直前，最後很容易車毁人亡。」
7.23高鐵慘劇後，我聯想到這金句。沒有幸災樂禍的意思，但時間已經給出答案，究竟這句話適合形容反高鐵的80後、建高鐵的前鐵道部長劉志軍，還是對高鐵寄予厚望的整個國家？
「和諧號」這名字是貼切的，中國式的和諧本就是建基於高速發展的經濟火車頭上，這輛列車一天尚在前進，未上車的人民都能期望總有一天富到自己。惟一夜之間，「和諧號」神話破滅，上車與未上車的人民情緒總爆發，終於懂得對「中國速度」喊停。
連日來，內地媒體與微博上的質問，與去年香港反高鐵青年的聲音遙相呼應—— 經濟高速發展背後，犧牲了的是什麼？我們真的需要高鐵嗎？若是，我們需要的又是怎樣的高鐵？
在沉痛哀悼與聲討問責之餘，大概也需要從社會經濟層面，重新檢視中國高鐵的發展計劃。港大地理系主任王緝憲副教授，研究中港城市的交通運輸系統，他對於這些疑問提出了以下意見：
問：中央政府當年提出興建高鐵的鴻圖大計，背後理據主要有哪些？你認為這些理據是否成立？
王：中國發展高鐵的大計，主要出於以下考慮：
（1）在發展了高速公路網之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高速公路里程最長的國家，其負面影響是大大提高中國對石油資源的依賴和環境污染。這對國家能源安全和減低碳排放都非常不利。對於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發展鐵路才是長久之計。
（2）中國鐵路系統的貨運能力不足，主要是客運太繁忙，需求太大（今天仍然如此：每天火車都是乘客滿滿），更不用說春運。發展高鐵的一個理據是騰出部分原有線路的能力運貨，因為長途運輸煤炭、糧食等貨物採用公路是非常不合理的，造成大量的能源浪費和環境污染。
（3）高速鐵路在歐洲和日本已經成熟。歐洲高鐵的發展顯示，其不僅是比公路更環保的方式，也是比航空更便捷更環保的交通方式。歐洲正在將各國的高鐵連接成一個歐洲高鐵網，這對於將來減少航空運輸造成的碳排放、減少公路的擁擠都非常有利。中國有關研究機構在本世紀初到歐洲考察，意識到這個問題，提出大力發展高鐵。
（4）當出現環球金融海嘯後，國務院決定支援鐵道部加速發展高鐵來拉動經濟，將2020年實現的目標提前到2015年實現，這是非常成問題的一個決策，因為它配合了當時鐵道部長劉志軍的個人野心和種種導致鐵道部更加壟斷鐵路的做法，掩蓋了不少嚴重的技術問題和財政問題。
問：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其實都沒有高鐵；就中國已建成的高鐵線看，盈利似乎並不理想，你認為中國的城市和經濟發展是否已到了適合建設高鐵的階段？有高鐵的歐洲國家每年都錄得巨額虧蝕，只有日本能收支平衡，日本其實具備了哪些獨特的社會條件？
王：美國沒有高鐵，並不能說明高鐵不應該在中國出現。美國走了一條高度依賴公路和航空的道路，這是在其對全球石油資源的控制和不考慮低碳經濟的時代做出的選擇。高鐵發展的初期階段（10年至20年）單獨從經營上計算，賠錢幾乎是肯定的，問題是究竟有沒有實現其預定的社會及經濟效益和目標。
問：每年春運都是中國民工的惡夢，其實中國的交通運輸系統最急需改善的是什麽？高鐵能解決這些問題嗎？還是製造了更多問題？聽說為了提高載客率，很多路線相近但較廉價的火車服務都取消了，令一些根本負擔不起高鐵的民衆被迫花大筆金錢乘搭，這情况是否很嚴重？
王：這是除了安全方面的隱患以外，另外一個最為本質的問題。我們幾個月前組織了一個12,000份的問卷調查，發現大多數高鐵的乘客都是商務客，都是時間更值錢的乘客。而一般民衆需要的是快速（160至200公里∕小時）同時價格適宜的服務。同時發現，鐵路需要服務的城際市場有一個缺失，就是區域市場。目前的高鐵並沒有做到這一點，或者說，鐵道部在發展高鐵的時候，嚴重誤判了這個區域市場的重要需求。其實，廣珠城際開通後，客流量很大。出事的寧波－溫州－廈門的高鐵也是需求極高、經濟效益最高的一段，每天20萬人次的客流量。不提供價格適當的服務，乘客就不會轉移，前面提到的國家大目標就不能實現。
問：中國高鐵發展計劃的佈局、路線走向是否合理？部分高鐵線路已開通一段日子，對途經城市的經濟有否帶來預期的貢獻？有令一般民衆的生活得到改善嗎？
王：中國高鐵網站的佈局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對於沿線城市的帶動作用不一，這是我帶領的一個研究小組正在研究的內容。我們的初步發現，受惠的首先是大都市和有較好旅遊資源的城市，而其他一般城市受益不顯著。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停車的頻率。車次少的城市，自然得益少。不少城市將高鐵站設在遠離城市的新區，目前成功帶動所在新區經濟發展的非常少，未來失敗的風險也很高。
問：興建高鐵的計劃大提速，終於引爆了第一起嚴重安全事故，早前亦有傳退休工程師表示「一生不會坐高鐵」。事到如今，你認為當局應對已建及未建成的高鐵計劃作出怎樣的調整？
王：首先，要組織獨立於鐵道部的專家組，重新審視高鐵發展計劃，並逐項檢查現在所採用的技術及尚未開工建設的路段與車站，必要時叫停建設的進展。其次，對已經在運營中的高鐵（不包括京滬線，因為它根本不應該趕在今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90周年紀念日前投入營運），降低速度以便減少基本風險和能耗，同時降低票價，這一點其實在7月1日已經有所實現。第三，有條件的相鄰城市，比如已經發展了地鐵的兩三個相鄰城市，應該採用成熟技術，用較低的造價，有選擇地自下而上發展中高速（80至200公里時速）城際軌道交通連線。第四，從長遠考慮，需要徹底打破鐵道部對鐵路的長期壟斷，打破其政企關係不清的情况。這個壟斷不打破，提高社會對其監督的透明度是不可能的。這次事件證明，鐵道部長期以來採用包括左右輿論和專家意見的種種手段，不僅欺騙了公衆，更同時欺騙了中央政府。在不徹底改造鐵道部之前，公衆是不會再信任鐵道部的。
問：廣深港高鐵，起點在並不繁華的番禺，香港的終點站亦位於接駁不便的西九龍，線路中間停站過多，同樣備受争議，你認為這設計是否有調整的必要？能否吸引你所指的主要客源—— 商務及旅客？（亦可添加其他你對香港高鐵的看法）
王：這個提法對一半，錯一半：位於番禺的廣州南站是不當的選址，但已經無可挽回，只能補救；而西九龍是正確選址——在相當市中心的地點，對香港發展商務及旅遊有利，與內地多數車站選址比較，更是少有的正確。至於廣深港高鐵是否中間停站過多，由於廣東省的情况特別複雜，說來話長，不可能在這裏展開討論。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周日話題 - 2011-07-31
7.23高鐵慘劇後，我聯想到這金句。沒有幸災樂禍的意思，但時間已經給出答案，究竟這句話適合形容反高鐵的80後、建高鐵的前鐵道部長劉志軍，還是對高鐵寄予厚望的整個國家？
「和諧號」這名字是貼切的，中國式的和諧本就是建基於高速發展的經濟火車頭上，這輛列車一天尚在前進，未上車的人民都能期望總有一天富到自己。惟一夜之間，「和諧號」神話破滅，上車與未上車的人民情緒總爆發，終於懂得對「中國速度」喊停。
連日來，內地媒體與微博上的質問，與去年香港反高鐵青年的聲音遙相呼應—— 經濟高速發展背後，犧牲了的是什麼？我們真的需要高鐵嗎？若是，我們需要的又是怎樣的高鐵？
在沉痛哀悼與聲討問責之餘，大概也需要從社會經濟層面，重新檢視中國高鐵的發展計劃。港大地理系主任王緝憲副教授，研究中港城市的交通運輸系統，他對於這些疑問提出了以下意見：
問：中央政府當年提出興建高鐵的鴻圖大計，背後理據主要有哪些？你認為這些理據是否成立？
王：中國發展高鐵的大計，主要出於以下考慮：
（1）在發展了高速公路網之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高速公路里程最長的國家，其負面影響是大大提高中國對石油資源的依賴和環境污染。這對國家能源安全和減低碳排放都非常不利。對於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發展鐵路才是長久之計。
（2）中國鐵路系統的貨運能力不足，主要是客運太繁忙，需求太大（今天仍然如此：每天火車都是乘客滿滿），更不用說春運。發展高鐵的一個理據是騰出部分原有線路的能力運貨，因為長途運輸煤炭、糧食等貨物採用公路是非常不合理的，造成大量的能源浪費和環境污染。
（3）高速鐵路在歐洲和日本已經成熟。歐洲高鐵的發展顯示，其不僅是比公路更環保的方式，也是比航空更便捷更環保的交通方式。歐洲正在將各國的高鐵連接成一個歐洲高鐵網，這對於將來減少航空運輸造成的碳排放、減少公路的擁擠都非常有利。中國有關研究機構在本世紀初到歐洲考察，意識到這個問題，提出大力發展高鐵。
（4）當出現環球金融海嘯後，國務院決定支援鐵道部加速發展高鐵來拉動經濟，將2020年實現的目標提前到2015年實現，這是非常成問題的一個決策，因為它配合了當時鐵道部長劉志軍的個人野心和種種導致鐵道部更加壟斷鐵路的做法，掩蓋了不少嚴重的技術問題和財政問題。
問：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其實都沒有高鐵；就中國已建成的高鐵線看，盈利似乎並不理想，你認為中國的城市和經濟發展是否已到了適合建設高鐵的階段？有高鐵的歐洲國家每年都錄得巨額虧蝕，只有日本能收支平衡，日本其實具備了哪些獨特的社會條件？
王：美國沒有高鐵，並不能說明高鐵不應該在中國出現。美國走了一條高度依賴公路和航空的道路，這是在其對全球石油資源的控制和不考慮低碳經濟的時代做出的選擇。高鐵發展的初期階段（10年至20年）單獨從經營上計算，賠錢幾乎是肯定的，問題是究竟有沒有實現其預定的社會及經濟效益和目標。
問：每年春運都是中國民工的惡夢，其實中國的交通運輸系統最急需改善的是什麽？高鐵能解決這些問題嗎？還是製造了更多問題？聽說為了提高載客率，很多路線相近但較廉價的火車服務都取消了，令一些根本負擔不起高鐵的民衆被迫花大筆金錢乘搭，這情况是否很嚴重？
王：這是除了安全方面的隱患以外，另外一個最為本質的問題。我們幾個月前組織了一個12,000份的問卷調查，發現大多數高鐵的乘客都是商務客，都是時間更值錢的乘客。而一般民衆需要的是快速（160至200公里∕小時）同時價格適宜的服務。同時發現，鐵路需要服務的城際市場有一個缺失，就是區域市場。目前的高鐵並沒有做到這一點，或者說，鐵道部在發展高鐵的時候，嚴重誤判了這個區域市場的重要需求。其實，廣珠城際開通後，客流量很大。出事的寧波－溫州－廈門的高鐵也是需求極高、經濟效益最高的一段，每天20萬人次的客流量。不提供價格適當的服務，乘客就不會轉移，前面提到的國家大目標就不能實現。
問：中國高鐵發展計劃的佈局、路線走向是否合理？部分高鐵線路已開通一段日子，對途經城市的經濟有否帶來預期的貢獻？有令一般民衆的生活得到改善嗎？
王：中國高鐵網站的佈局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對於沿線城市的帶動作用不一，這是我帶領的一個研究小組正在研究的內容。我們的初步發現，受惠的首先是大都市和有較好旅遊資源的城市，而其他一般城市受益不顯著。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停車的頻率。車次少的城市，自然得益少。不少城市將高鐵站設在遠離城市的新區，目前成功帶動所在新區經濟發展的非常少，未來失敗的風險也很高。
問：興建高鐵的計劃大提速，終於引爆了第一起嚴重安全事故，早前亦有傳退休工程師表示「一生不會坐高鐵」。事到如今，你認為當局應對已建及未建成的高鐵計劃作出怎樣的調整？
王：首先，要組織獨立於鐵道部的專家組，重新審視高鐵發展計劃，並逐項檢查現在所採用的技術及尚未開工建設的路段與車站，必要時叫停建設的進展。其次，對已經在運營中的高鐵（不包括京滬線，因為它根本不應該趕在今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90周年紀念日前投入營運），降低速度以便減少基本風險和能耗，同時降低票價，這一點其實在7月1日已經有所實現。第三，有條件的相鄰城市，比如已經發展了地鐵的兩三個相鄰城市，應該採用成熟技術，用較低的造價，有選擇地自下而上發展中高速（80至200公里時速）城際軌道交通連線。第四，從長遠考慮，需要徹底打破鐵道部對鐵路的長期壟斷，打破其政企關係不清的情况。這個壟斷不打破，提高社會對其監督的透明度是不可能的。這次事件證明，鐵道部長期以來採用包括左右輿論和專家意見的種種手段，不僅欺騙了公衆，更同時欺騙了中央政府。在不徹底改造鐵道部之前，公衆是不會再信任鐵道部的。
問：廣深港高鐵，起點在並不繁華的番禺，香港的終點站亦位於接駁不便的西九龍，線路中間停站過多，同樣備受争議，你認為這設計是否有調整的必要？能否吸引你所指的主要客源—— 商務及旅客？（亦可添加其他你對香港高鐵的看法）
王：這個提法對一半，錯一半：位於番禺的廣州南站是不當的選址，但已經無可挽回，只能補救；而西九龍是正確選址——在相當市中心的地點，對香港發展商務及旅遊有利，與內地多數車站選址比較，更是少有的正確。至於廣深港高鐵是否中間停站過多，由於廣東省的情况特別複雜，說來話長，不可能在這裏展開討論。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周日話題 - 2011-07-31
員工爆港鐵「鐵道部化」
7．23高鐵慘劇的真相，隨着損毁車廂被極速掩埋，鐵道部官員一句「反正我信了」就完事。
這邊廂，大股東為特區政府的港鐵，近年多番瞞報事故為人詬病。一群80後港鐵員工今年初義憤填膺，在 Twitter 開設 MTR Service Update，工作時一聽到風吹草動，便即時發 tweet 公布事故信息，至今吸引了近1300名 followers。
上月底有傳媒報道他們的行動後，事隔僅5天，港鐵極速印製逾萬份工作守則，要員工簽署確認，不得將車務資訊對外公開。兩星期後，港鐵在網站推出「金博士話你知」動畫系列，得意又和諧地解說各種常見鐵路事故。
短片裏，機件摩擦產生的煙霧和異味，竟被動畫角色大讚「好香」，問是否在 BBQ；短路跳掣令車廂烏燈黑火，角色又可以聯想到是為了開 party。總之無論遇到什麼事故，金博士一律叫你「唔使驚」、「無事嘅」，至於你信不信……
受訪的港鐵員工都認為，香港鐵路的快捷和便利仍然是世界領先的，也相信公司對系統安全仍有一套可靠的標準；但在一些運作細節上，已漸見為追求盈利而犧牲服務質素的表現；或許不至造成重大人命傷亡，但種種導致班次延誤的事故則層出不窮，而在事故發生後對公眾知情權的處理，更有「鐵道部化」的趨勢。
延誤層出不窮
Kevin（化名）是負責站務的港鐵職員。今年1月，東鐵早上7時許因壞車而全線服務受阻；8時半，他看即時新聞說，7時45分將壞車移走並公布服務回復正常，於是他按原定計劃於9時乘搭東鐵，不料線路未能消化早前阻塞的一堆列車，列車開開停停，平常10多分鐘的車程變成20多分鐘引致遲到。就在他心急如焚時，還不斷聽到廣播說「列車服務已回復正常」。
「車程時間大增四分之三，怎可以算回復正常？站在乘客角度，車程當然要跟平時完全一樣才叫正常，但移走了壞車就說無事，根本壞車後兩個小時，服務仍然受阻。」
由於去年已有數次繁忙時間信號故障、上班族大擠塞而港鐵全無公布，Kevin 與一班同事決定發揮民間力量，透過 Twitter（twitter.com/mtrupdate）發布員工收到的事故真相，市民亦可以將所見即時retweet。
另一組織成員 Samuel 曾留學英國，他說當地鐵路服務穩定雖不及香港，但透明度卻高得多，無論是預定維修工程、還是突發事故致延誤，都有詳盡及實時的公布。倫敦、紐約地鐵，以至地方上的鐵路公司，都利用各種手機 Apps、Twitter、iGoogle 上的小工具發布最新資訊，或至少在網站首頁不斷刷新。消息內容除了哪處有事故，還包括原因、估計延誤時間、並建議改道的路線選擇。「相反，港鐵就算有廣播，往往是『阿媽係女人』式，告訴你『列車服務受阻，不便之處，敬請原諒』。我已經塞在車廂裏了，哪用你來告訴我列車服務受阻？不講事故原因及影響程度，乘客怎麼決定更改行程？」Samuel 說。
「6月17日，將軍澳線信號故障，乘客白等半個鐘，港鐵不承認信號系統有問題，卻說是『天雨影響』，將軍澳線根本沒有露天段，怎會受天雨影響呢？」Kevin 說。
公布事故信息很和諧
Kevin 自言搭九鐵大，見證兩鐵合併後，從前一些相對開明的做法改變。當年九鐵有「8分鐘通報機制」，當服務受影響超過8分鐘，就會通知傳媒，讓準備乘坐鐵路的乘客盡快得知消息。兩鐵合併之後，這機制無聲消失，昔日新聞中常常聽到出現故障的九鐵、西鐵，「變得相當和諧」。現時港鐵往往留待服務受影響20分鐘以上才公布，車站廣播的範圍與資訊亦不全面。
除了印製萬份員工守則提醒不能「泄露」車務資訊外，Kevin 和 Samuel 覺得最可笑是「金博士話你知」系列動畫。據說，「金博士」就是車務總監、英國倫敦大學機械工程博士金澤培的化身。
對於列車行駛時冒煙兼有異味入侵車廂，金博士解釋為「車輛跟 brake 皮摩擦起來很自然產生熱能，轉化成煙霧及異味！雖然係咁，架車唔會有危險」。主修化學的 Samuel 說，「車唔會有危險，不過人會囉。煞車皮的成分包括金屬同聚合物，高熱下釋放，吸得多會有害！」他認為港鐵企圖將問題合理化，而不是去想辦法改善。
港鐵甚至對內都將資訊收緊。今年4月，九廣鐵路車務員協會便向廣鐵管理層示威，抗議09 年起停止透過內聯網及車站報告板向前線員工公布每日鐵路事故資料，連直接涉事的員工亦不能查閱調查報告，無法從中學習以提升安全水平。
一名工會代表昨日接受訪問時亦認同，兩鐵合併後政策愈趨嚴苛。「各種保密條款一向都擺着，但這兩年特別嚴厲執行，我們都不很了解界線在哪裏，卻又要簽署同意遵守，以致有時工作有需要，也不知道可否將資料 foward 給前線同事。甚至用公司電郵帳戶發一封包含自己姓名和身分證號碼的郵件出去，不理內容如何，系統會自動 block 住，並被上司警告。」
Kevin 認為，港鐵事故連連屢受詬病，除了「死要面」封鎖資訊外，更根本問題是，為何這麼多事故？翻查資料，由05至09年間，令港鐵服務延遲15分鐘以上的事故數字，明顯有增加之勢（見表）。Kevin 直指公司上市後，「所有問題指向錢，永遠都是錢，股東回報最重要」。
為了省錢，近年市區線的供電組件改用國產，較原用的日本三菱牌便宜。但日產的用3年，國產的8個月便壞，結果省不了多少，又常跳掣，去年油麻地站斷電纜致服務癱瘓數小時，便是因此而起。公司上市後，財務預算的審批程序亦更僵化，當設備比預期壽命提早損壞，還要慢慢排期更換；如說西鐵控制中心的大屏幕，顯示器「一撻撻」無法看清，仍更換無期。
內地高鐵慘劇令港人擔心將來高鐵香港段的安全。然而，就算不搭高鐵，國產列車亦避無可避。港鐵即將引入一批由中國北車生產的地鐵行走市區線；將來的南港島線亦斥資14億元，購入由北車自主研發及生產的無人駕駛列車。
港鐵發言人沒有正面回應該批新車是否曾有品質問題，但強調採購設備及系統有既定標準。至於「金博士話你知」的動畫，只是希望讓乘客有另一種方式了解列車運作，採購「brake 皮」時向供應商訂明不能含有毒物質。個別員工若對車務運作或鐵路事宜有任何意見，港鐵鼓勵他們向上司表達。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周日話題 - 2011-07-31
這邊廂，大股東為特區政府的港鐵，近年多番瞞報事故為人詬病。一群80後港鐵員工今年初義憤填膺，在 Twitter 開設 MTR Service Update，工作時一聽到風吹草動，便即時發 tweet 公布事故信息，至今吸引了近1300名 followers。
上月底有傳媒報道他們的行動後，事隔僅5天，港鐵極速印製逾萬份工作守則，要員工簽署確認，不得將車務資訊對外公開。兩星期後，港鐵在網站推出「金博士話你知」動畫系列，得意又和諧地解說各種常見鐵路事故。
短片裏，機件摩擦產生的煙霧和異味，竟被動畫角色大讚「好香」，問是否在 BBQ；短路跳掣令車廂烏燈黑火，角色又可以聯想到是為了開 party。總之無論遇到什麼事故，金博士一律叫你「唔使驚」、「無事嘅」，至於你信不信……
受訪的港鐵員工都認為，香港鐵路的快捷和便利仍然是世界領先的，也相信公司對系統安全仍有一套可靠的標準；但在一些運作細節上，已漸見為追求盈利而犧牲服務質素的表現；或許不至造成重大人命傷亡，但種種導致班次延誤的事故則層出不窮，而在事故發生後對公眾知情權的處理，更有「鐵道部化」的趨勢。
延誤層出不窮
Kevin（化名）是負責站務的港鐵職員。今年1月，東鐵早上7時許因壞車而全線服務受阻；8時半，他看即時新聞說，7時45分將壞車移走並公布服務回復正常，於是他按原定計劃於9時乘搭東鐵，不料線路未能消化早前阻塞的一堆列車，列車開開停停，平常10多分鐘的車程變成20多分鐘引致遲到。就在他心急如焚時，還不斷聽到廣播說「列車服務已回復正常」。
「車程時間大增四分之三，怎可以算回復正常？站在乘客角度，車程當然要跟平時完全一樣才叫正常，但移走了壞車就說無事，根本壞車後兩個小時，服務仍然受阻。」
由於去年已有數次繁忙時間信號故障、上班族大擠塞而港鐵全無公布，Kevin 與一班同事決定發揮民間力量，透過 Twitter（twitter.com/mtrupdate）發布員工收到的事故真相，市民亦可以將所見即時retweet。
另一組織成員 Samuel 曾留學英國，他說當地鐵路服務穩定雖不及香港，但透明度卻高得多，無論是預定維修工程、還是突發事故致延誤，都有詳盡及實時的公布。倫敦、紐約地鐵，以至地方上的鐵路公司，都利用各種手機 Apps、Twitter、iGoogle 上的小工具發布最新資訊，或至少在網站首頁不斷刷新。消息內容除了哪處有事故，還包括原因、估計延誤時間、並建議改道的路線選擇。「相反，港鐵就算有廣播，往往是『阿媽係女人』式，告訴你『列車服務受阻，不便之處，敬請原諒』。我已經塞在車廂裏了，哪用你來告訴我列車服務受阻？不講事故原因及影響程度，乘客怎麼決定更改行程？」Samuel 說。
「6月17日，將軍澳線信號故障，乘客白等半個鐘，港鐵不承認信號系統有問題，卻說是『天雨影響』，將軍澳線根本沒有露天段，怎會受天雨影響呢？」Kevin 說。
公布事故信息很和諧
Kevin 自言搭九鐵大，見證兩鐵合併後，從前一些相對開明的做法改變。當年九鐵有「8分鐘通報機制」，當服務受影響超過8分鐘，就會通知傳媒，讓準備乘坐鐵路的乘客盡快得知消息。兩鐵合併之後，這機制無聲消失，昔日新聞中常常聽到出現故障的九鐵、西鐵，「變得相當和諧」。現時港鐵往往留待服務受影響20分鐘以上才公布，車站廣播的範圍與資訊亦不全面。
除了印製萬份員工守則提醒不能「泄露」車務資訊外，Kevin 和 Samuel 覺得最可笑是「金博士話你知」系列動畫。據說，「金博士」就是車務總監、英國倫敦大學機械工程博士金澤培的化身。
對於列車行駛時冒煙兼有異味入侵車廂，金博士解釋為「車輛跟 brake 皮摩擦起來很自然產生熱能，轉化成煙霧及異味！雖然係咁，架車唔會有危險」。主修化學的 Samuel 說，「車唔會有危險，不過人會囉。煞車皮的成分包括金屬同聚合物，高熱下釋放，吸得多會有害！」他認為港鐵企圖將問題合理化，而不是去想辦法改善。
港鐵甚至對內都將資訊收緊。今年4月，九廣鐵路車務員協會便向廣鐵管理層示威，抗議09 年起停止透過內聯網及車站報告板向前線員工公布每日鐵路事故資料，連直接涉事的員工亦不能查閱調查報告，無法從中學習以提升安全水平。
一名工會代表昨日接受訪問時亦認同，兩鐵合併後政策愈趨嚴苛。「各種保密條款一向都擺着，但這兩年特別嚴厲執行，我們都不很了解界線在哪裏，卻又要簽署同意遵守，以致有時工作有需要，也不知道可否將資料 foward 給前線同事。甚至用公司電郵帳戶發一封包含自己姓名和身分證號碼的郵件出去，不理內容如何，系統會自動 block 住，並被上司警告。」
Kevin 認為，港鐵事故連連屢受詬病，除了「死要面」封鎖資訊外，更根本問題是，為何這麼多事故？翻查資料，由05至09年間，令港鐵服務延遲15分鐘以上的事故數字，明顯有增加之勢（見表）。Kevin 直指公司上市後，「所有問題指向錢，永遠都是錢，股東回報最重要」。
為了省錢，近年市區線的供電組件改用國產，較原用的日本三菱牌便宜。但日產的用3年，國產的8個月便壞，結果省不了多少，又常跳掣，去年油麻地站斷電纜致服務癱瘓數小時，便是因此而起。公司上市後，財務預算的審批程序亦更僵化，當設備比預期壽命提早損壞，還要慢慢排期更換；如說西鐵控制中心的大屏幕，顯示器「一撻撻」無法看清，仍更換無期。
內地高鐵慘劇令港人擔心將來高鐵香港段的安全。然而，就算不搭高鐵，國產列車亦避無可避。港鐵即將引入一批由中國北車生產的地鐵行走市區線；將來的南港島線亦斥資14億元，購入由北車自主研發及生產的無人駕駛列車。
港鐵發言人沒有正面回應該批新車是否曾有品質問題，但強調採購設備及系統有既定標準。至於「金博士話你知」的動畫，只是希望讓乘客有另一種方式了解列車運作，採購「brake 皮」時向供應商訂明不能含有毒物質。個別員工若對車務運作或鐵路事宜有任何意見，港鐵鼓勵他們向上司表達。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周日話題 - 2011-07-31
2011年7月24日 星期日
誰在害怕二次創作？
遞補機制惹來的罵聲四起掩蓋下，被封為「網絡廿三條」的《2011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已悄悄並神速地過了首讀和二讀，網民頭上的一把刀愈逼愈近。政府強調收緊法例打擊網上盜版是與時並進、保護創意所必須。新例卻將創意爆燈的二次創作（如惡搞歌曲或圖片）一網打盡；即使非牟利用途，若「達到損害版權擁有人權利的程度」，便是干犯刑事罪行，最高每件作品可判罰5萬元及監禁4年。
何謂「損害版權擁有人權利」卻是定義模糊，考慮因素除經濟上的損失外，更涵蓋對原作品「潛在市場或價值的影響」；知識產權署長張錦輝進一步說明，將本來嚴肅的作品惡搞成詼諧，也是對原作的貶損性處理，傷害了版權擁有人精神方面的感受，亦屬侵權行為。範圍之闊，超乎想像。
新例條文與官員講法都口口聲聲為版權持有人設想，對他們的經濟利益以至精神感受呵護備至。那邊廂，職業創作人卻紛紛指出，現行的民事訴訟機制已足夠他們追討損失、捍衛權益，刑事化非但不必，更會扼殺他們最重視的創作和表達自由。港大副教務長、著名翻譯及改編劇作家陳鈞潤教授不禁提問—— 誰在害怕二次創作？
就此修訂草案的爭議，我們以電郵訪問了「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CASH）的9名理事。理事會主席陳永華教授表示時間倉促，需要進一步研究法例細節才能發表意見。著名唱片監製梁榮駿簡短回覆說：「個人認為今次將相關行為刑事化是不必要的」；作家理事陳鈞潤教授、出版人理事兼富士太平洋音樂版權（東南亞）有限公司總經理何志恩，都從個人立場作出較詳細的回應。
陳鈞潤：歌神也舊曲填新詞
陳鈞潤教授是英國皇家藝術學會院士，曾翻譯和改編多部舞台劇及歌劇，擅長在原來故事架構下，將人物背景語言本地化，加插俗俚語、相關語及港式幽默等，以拉近香港觀衆與西方劇作的距離，屬二次創作的模範，也經常擔任舊曲新詞比賽的評審。他認為時下網民改編歌詞以抒胸臆、針貶時弊是中國文學的優良傳承，直言今次修例是「矯枉過正」。
陳教授指出，中國的宋詞元曲、以至京崑粵劇都用舊曲譜寫新曲詞，文人之間互贈歌詞交流寄意，是重要的傳統文化。到了近代更多翻唱外國歌用新中文詞，比如唐滌生，就用了不少時代曲以至歐洲輕歌劇的調子；而陳歌辛50年代的國語歌《玫瑰玫瑰我愛你》被翻唱成英文歌「Rose, Rose I Love You」，「誰又告過誰來？」
至於惡搞的例子，他認為近代始祖該數鄧寄塵將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 改成《飛哥跌落坑渠》；70年代黃霑作曲填詞、與溫拿合拍電影《大家樂》，後來全部歌曲都被許冠傑惡搞，《只有知心一個》被改成《只發醫生一個》。「這是文人詩酒唱酬式的韻事，霑叔沒告他，醫生們也沒有小器無聊到去告歌神！」
不過，這些例子絕對符合知識產權署長張錦輝「嚴肅變作詼諧」的定義，如果草案通過，又是「貶損性處理」，一切公開表演、陳列、發佈或傳播皆屬刑事罪行。刑事化的意思是，即使霑叔不以為忤，執法人員也可以上門拘捕歌神，就算最終法庭判斷歌神的惡搞無傷大雅、無罪釋放，由拘捕到判決之間的漫長折騰，已是一種懲罰和阻嚇。
陳鈞潤認為，現行法例下，原創人如不滿惡搞作品對自己構成損失，大可民事索償；如刑事化，是否要煮鶴焚琴追究以上樂壇韻事？「是誰要求刑事化？誰是惡搞的受害人？我見到的是兩個（當然我有可能看漏）；近期的惡搞，針對的是大地產商和政府，前者未見有人對號入座要求刑事化，政府更不應該打壓批評而行苛政以顯其量窄！而我看不到原創作者有自覺是受害人，包括我自己。有人賞面二創拙作，我會受寵若驚。我為天主教會填詞的聖詠，據說在內地給老翻製成K 碟，這有助傳教，我歡喜都來不及，不會去告人。」
他又指出，舊曲新詞的創作，有助新血加入填詞行列。「今年已見到有舊曲新詞的比賽，改為要『新曲新詞』。主辦機構可能不想捲入法律爭拗，但懂得作詞的人未必懂作曲，那無疑是令參賽門檻提高了。」而行外人要正式辦手續取得版權人的授權，有其難度；根據他的經驗，一些知名作品的版權費可以非常高，甚至有錢都買不到。
不過，CASH 的出版人理事之一、富士太平洋音樂版權（東南亞）有限公司總經理何志恩認為，維護版權觀念是最首要原則。「我們不可以說，因為我不懂拍照、也不認識任何攝影師，那就在未取得授權下使用別人的照片，這是藉口。」現時有很多軟件會提供音樂檔案及其他現成的創作素材，都是合法和尊重原創人的創作途徑。無論使用、轉發的是原創還是改編作品，重點是有沒有事先取得版權持有人同意，至於能否取得版權許可和版權費的額度，視乎用途和版權人的意願， 而這始終是應該受到尊重的。
有意見認為，香港修訂版權條例時，應效法歐盟、澳洲和美國加入豁免條文，讓惡搞、「滑稽模仿」之類的二次創作，可以「公平使用」的原則作抗辯理由。但何志恩有所保留，「如果未經授權複製或轉載原創作品是刑事罪行、而改編作品則可獲豁免，會引起很多版權上的爭議。舉個例子，如一篇文章未獲授權而被足本轉載，是犯了刑事罪；但同樣未獲授權而修改了幾隻字再轉載，就不犯刑事罪，這不是很矛盾嗎？」
填詞人：扼殺創作自由
填詞人陳心遙則恐怕法例過嚴，對創作界來說得不償失。「現時對樂壇最傷的盜版行為，是將原創足本的音樂任人下載，但這些主要發生在內地和境外網站，如果政府想保護版權持有人，應該多關注怎樣有效打擊境外侵權的問題，今次推出的修訂即使通過，我見不到會在這方面有很大作用。」
「反而一些原本無心侵害版權利益的人卻墮入法網中，例如自彈自唱心愛偶像的歌曲、抒發感情，或者借現存的圖片二次創作，諷刺時弊，這些是自由世界裏很珍貴的宣泄渠道，我看不到會損害原作者的權益；將相關行為刑事化，令這些人恐懼落入法網而卻步，這對創作環境不是一件善良的事。」
陳心遙自言從來沒參與過惡搞，也從沒這麼關心過立法議案，但見到今次版權修訂條例出台，特地細心研究條文，又諮詢律師的意見，因他確實感到「創作自由」這條最重要的原則受到威脅。
「過去創作人覺得受侵權可以循民事索償，刑事化的話，有沒有損害創作人利益，解釋權在執法者。我不想揣測，推出這條法例背後有什麼政治考慮，但法例通過了就沒回頭，我們有必要作最壞打算，最極端的情况下，這條例可以被執法機關怎樣運用呢？發放一幅電視劇的截圖都可以算刑事，我不覺得警方會一夜之間拉晒全部人，但他會選哪些人去拉？我們不能預測。我希望所有創作人都多去了解這條例，再決定是否值得支持。」
條例影響之廣泛、引起的恐慌，大概可從網民反應看出。除了網上討論區一片怒吼外，昨天立法會就《版權（修訂）條例草案》舉行公眾諮詢會，不少過往身分隱密的網民都決定站出來發聲。發言名單上連串的「花生友俱樂部」、「將感揮友貧黨」、「光豬六壯士」、「全球改圖苦主大聯盟香港分部」蔚為奇觀。起源自高登的「鍵盤戰線」收集了近500名網民聯署意見書，要求政府撤回惡法。
網民：先取授權不切實際
鍵盤戰線的發起人「阿虎」和「虎王夏天」，正職分別是產品設計和平面設計師。夏天說，其他幾個戰友都是不同範疇的設計人，「我也很討厭自己的作品被人抄，但二次創作和抄襲是兩回事，也往往跟原來的作品不同market，沒有利益衝突。沒有人會因為看了批評政改『超錯』的魔盜王海報改圖而不去看《魔盜王》，反而可能有人覺得改圖有趣，本來不看的都打算去看這套戲。」
他們又批評，要在二次創作前取得所有相關版權人的授權是不切實際。「如果我想改《阿凡達》的海報，我去問占士金馬倫，你覺得他會睬我嗎？相關的版權費對於初學者來說能負擔嗎？條例通過後，不想犯法的話，找素材的渠道就會大大收窄，那你就不要告訴我，政府在推動創意產業。」
為了反對「惡搞」刑事化，鍵盤戰線已聯同多位有名氣的創作人結成同盟，包括作家及編劇黃洋達、填詞人梁柏堅和喬靖夫、漫畫《龍虎門》主筆張萬有、《絕代英雄》的黃永高等，透過一系列的創作，表達文化藝術界對新修訂版權條例打壓創作自由的不滿。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周日話題 - 2011-07-24
何謂「損害版權擁有人權利」卻是定義模糊，考慮因素除經濟上的損失外，更涵蓋對原作品「潛在市場或價值的影響」；知識產權署長張錦輝進一步說明，將本來嚴肅的作品惡搞成詼諧，也是對原作的貶損性處理，傷害了版權擁有人精神方面的感受，亦屬侵權行為。範圍之闊，超乎想像。
新例條文與官員講法都口口聲聲為版權持有人設想，對他們的經濟利益以至精神感受呵護備至。那邊廂，職業創作人卻紛紛指出，現行的民事訴訟機制已足夠他們追討損失、捍衛權益，刑事化非但不必，更會扼殺他們最重視的創作和表達自由。港大副教務長、著名翻譯及改編劇作家陳鈞潤教授不禁提問—— 誰在害怕二次創作？
就此修訂草案的爭議，我們以電郵訪問了「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CASH）的9名理事。理事會主席陳永華教授表示時間倉促，需要進一步研究法例細節才能發表意見。著名唱片監製梁榮駿簡短回覆說：「個人認為今次將相關行為刑事化是不必要的」；作家理事陳鈞潤教授、出版人理事兼富士太平洋音樂版權（東南亞）有限公司總經理何志恩，都從個人立場作出較詳細的回應。
陳鈞潤：歌神也舊曲填新詞
陳鈞潤教授是英國皇家藝術學會院士，曾翻譯和改編多部舞台劇及歌劇，擅長在原來故事架構下，將人物背景語言本地化，加插俗俚語、相關語及港式幽默等，以拉近香港觀衆與西方劇作的距離，屬二次創作的模範，也經常擔任舊曲新詞比賽的評審。他認為時下網民改編歌詞以抒胸臆、針貶時弊是中國文學的優良傳承，直言今次修例是「矯枉過正」。
陳教授指出，中國的宋詞元曲、以至京崑粵劇都用舊曲譜寫新曲詞，文人之間互贈歌詞交流寄意，是重要的傳統文化。到了近代更多翻唱外國歌用新中文詞，比如唐滌生，就用了不少時代曲以至歐洲輕歌劇的調子；而陳歌辛50年代的國語歌《玫瑰玫瑰我愛你》被翻唱成英文歌「Rose, Rose I Love You」，「誰又告過誰來？」
至於惡搞的例子，他認為近代始祖該數鄧寄塵將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 改成《飛哥跌落坑渠》；70年代黃霑作曲填詞、與溫拿合拍電影《大家樂》，後來全部歌曲都被許冠傑惡搞，《只有知心一個》被改成《只發醫生一個》。「這是文人詩酒唱酬式的韻事，霑叔沒告他，醫生們也沒有小器無聊到去告歌神！」
不過，這些例子絕對符合知識產權署長張錦輝「嚴肅變作詼諧」的定義，如果草案通過，又是「貶損性處理」，一切公開表演、陳列、發佈或傳播皆屬刑事罪行。刑事化的意思是，即使霑叔不以為忤，執法人員也可以上門拘捕歌神，就算最終法庭判斷歌神的惡搞無傷大雅、無罪釋放，由拘捕到判決之間的漫長折騰，已是一種懲罰和阻嚇。
陳鈞潤認為，現行法例下，原創人如不滿惡搞作品對自己構成損失，大可民事索償；如刑事化，是否要煮鶴焚琴追究以上樂壇韻事？「是誰要求刑事化？誰是惡搞的受害人？我見到的是兩個（當然我有可能看漏）；近期的惡搞，針對的是大地產商和政府，前者未見有人對號入座要求刑事化，政府更不應該打壓批評而行苛政以顯其量窄！而我看不到原創作者有自覺是受害人，包括我自己。有人賞面二創拙作，我會受寵若驚。我為天主教會填詞的聖詠，據說在內地給老翻製成K 碟，這有助傳教，我歡喜都來不及，不會去告人。」
他又指出，舊曲新詞的創作，有助新血加入填詞行列。「今年已見到有舊曲新詞的比賽，改為要『新曲新詞』。主辦機構可能不想捲入法律爭拗，但懂得作詞的人未必懂作曲，那無疑是令參賽門檻提高了。」而行外人要正式辦手續取得版權人的授權，有其難度；根據他的經驗，一些知名作品的版權費可以非常高，甚至有錢都買不到。
不過，CASH 的出版人理事之一、富士太平洋音樂版權（東南亞）有限公司總經理何志恩認為，維護版權觀念是最首要原則。「我們不可以說，因為我不懂拍照、也不認識任何攝影師，那就在未取得授權下使用別人的照片，這是藉口。」現時有很多軟件會提供音樂檔案及其他現成的創作素材，都是合法和尊重原創人的創作途徑。無論使用、轉發的是原創還是改編作品，重點是有沒有事先取得版權持有人同意，至於能否取得版權許可和版權費的額度，視乎用途和版權人的意願， 而這始終是應該受到尊重的。
有意見認為，香港修訂版權條例時，應效法歐盟、澳洲和美國加入豁免條文，讓惡搞、「滑稽模仿」之類的二次創作，可以「公平使用」的原則作抗辯理由。但何志恩有所保留，「如果未經授權複製或轉載原創作品是刑事罪行、而改編作品則可獲豁免，會引起很多版權上的爭議。舉個例子，如一篇文章未獲授權而被足本轉載，是犯了刑事罪；但同樣未獲授權而修改了幾隻字再轉載，就不犯刑事罪，這不是很矛盾嗎？」
填詞人：扼殺創作自由
填詞人陳心遙則恐怕法例過嚴，對創作界來說得不償失。「現時對樂壇最傷的盜版行為，是將原創足本的音樂任人下載，但這些主要發生在內地和境外網站，如果政府想保護版權持有人，應該多關注怎樣有效打擊境外侵權的問題，今次推出的修訂即使通過，我見不到會在這方面有很大作用。」
「反而一些原本無心侵害版權利益的人卻墮入法網中，例如自彈自唱心愛偶像的歌曲、抒發感情，或者借現存的圖片二次創作，諷刺時弊，這些是自由世界裏很珍貴的宣泄渠道，我看不到會損害原作者的權益；將相關行為刑事化，令這些人恐懼落入法網而卻步，這對創作環境不是一件善良的事。」
陳心遙自言從來沒參與過惡搞，也從沒這麼關心過立法議案，但見到今次版權修訂條例出台，特地細心研究條文，又諮詢律師的意見，因他確實感到「創作自由」這條最重要的原則受到威脅。
「過去創作人覺得受侵權可以循民事索償，刑事化的話，有沒有損害創作人利益，解釋權在執法者。我不想揣測，推出這條法例背後有什麼政治考慮，但法例通過了就沒回頭，我們有必要作最壞打算，最極端的情况下，這條例可以被執法機關怎樣運用呢？發放一幅電視劇的截圖都可以算刑事，我不覺得警方會一夜之間拉晒全部人，但他會選哪些人去拉？我們不能預測。我希望所有創作人都多去了解這條例，再決定是否值得支持。」
條例影響之廣泛、引起的恐慌，大概可從網民反應看出。除了網上討論區一片怒吼外，昨天立法會就《版權（修訂）條例草案》舉行公眾諮詢會，不少過往身分隱密的網民都決定站出來發聲。發言名單上連串的「花生友俱樂部」、「將感揮友貧黨」、「光豬六壯士」、「全球改圖苦主大聯盟香港分部」蔚為奇觀。起源自高登的「鍵盤戰線」收集了近500名網民聯署意見書，要求政府撤回惡法。
網民：先取授權不切實際
鍵盤戰線的發起人「阿虎」和「虎王夏天」，正職分別是產品設計和平面設計師。夏天說，其他幾個戰友都是不同範疇的設計人，「我也很討厭自己的作品被人抄，但二次創作和抄襲是兩回事，也往往跟原來的作品不同market，沒有利益衝突。沒有人會因為看了批評政改『超錯』的魔盜王海報改圖而不去看《魔盜王》，反而可能有人覺得改圖有趣，本來不看的都打算去看這套戲。」
他們又批評，要在二次創作前取得所有相關版權人的授權是不切實際。「如果我想改《阿凡達》的海報，我去問占士金馬倫，你覺得他會睬我嗎？相關的版權費對於初學者來說能負擔嗎？條例通過後，不想犯法的話，找素材的渠道就會大大收窄，那你就不要告訴我，政府在推動創意產業。」
為了反對「惡搞」刑事化，鍵盤戰線已聯同多位有名氣的創作人結成同盟，包括作家及編劇黃洋達、填詞人梁柏堅和喬靖夫、漫畫《龍虎門》主筆張萬有、《絕代英雄》的黃永高等，透過一系列的創作，表達文化藝術界對新修訂版權條例打壓創作自由的不滿。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周日話題 - 2011-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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