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年輕人正在佔領中環，地點就在匯豐銀行總行地下的通道，有大學老師更特意帶學生到那兒去上課。
其實，每逢假日，外傭姐姐都會佔領中環，她/他們席地而坐，在城市的金融心臟野餐跳舞聯誼，將平日難以停留、只有汽車和上班族來去匆匆的偌大空間還原為公共，形成一道香港獨有的風景線。
政府總部搬到海邊，原本承諾開放給公眾休憩的大公園，被揭發貨不對辦；偌大的中環，難道只能容得下漫畫家小克筆下那一座座冰冷如機械人的金融巨廈？
還剩下幾多公眾可以佔領的人氣地方？讓我們來檢閱一下。
99％人，只剩1％生活空間
中環的公共空間，本來不少。曾經在政府山上過班的學者陳雲指出，港英時期所經營的中環，由山上的兵頭花園
（現稱動植物公園）開始，往下數是港督府、政府山建築群、匯豐總行地面廣場、皇后像廣場、愛丁堡廣場、大會堂、天星和皇后碼頭，由半山伸延到海旁都是公共地方。回歸後，政府總部加上鐵欄圍繞，公眾不再能自由進出；天星碼頭和大會堂一帶最草根的空間被推土機破壞得體無完膚，與政府合署西座一樣即將變成商業用途。
原本連綿大片的土地，被霸道的金融大樓和巨型商場切割得分崩離析；商業建築之間由一道道天橋連接，形成香港獨有的都市風景，卻架空了庶民街道生活。陳雲形容這是「管道社會」—— 點與點之間由管道接駁，人們被迫由一個目的地快速移往另一個目的地，行色匆匆，沒有停留的地方，不利示威集會等公民活動成形。
隨商業發展而來的一些補償性公共空間，如交易廣場平台、IFC
商場天台花園、長江中心花園等，由私人地產商委託公司管理，一方面裝修得過分光鮮亮麗，令公眾不知道這是公共空間，怯於使用；另一方面保安手段苛刻得多，「在康文署直接管理的公園，他干涉你，你可以據理力爭，問他是依據《公園條例》哪一條來執法；私人管理的地方，保安員不准你坐、說你阻礙通道，都可以推說是上頭的意思。所以政府其實愈來愈傾向委託地產商管理，不用上身，是九七後刻意令公共空間萎縮的陰招。」
公共空間要有人用，才能體現其社會價值和意義。佔領中環行動也許正要喚起這種覺醒—— 在中環這片金融核心區，1%的人不止掠奪了99%的財富，更運用這些財富將珍貴的土地資源通通私有化，令那99%的人
口只剩下1%的生活空間。
天橋當道 宰割街道生活
行人天橋系統由中環大地主置地公司於1970年代建立雛形，連接當時新落成的康樂大廈（今怡和大廈），與其他置地物業如遮打、歷山、太子大廈和文華酒店。1980年代初，交易廣場落成，政府建天橋連接置地的天橋系統，並向西連接當時的中環碼頭及上環信德中心；93年再擴建，經恒生總行大廈接駁至新落成的半山扶手電梯。
1998年，IFC 一期及機場快線香港站落成，部分沿干諾道中興建的行人天橋被拆卸，改為連接IFC。2000年後，政府再興建新天橋連接環球大廈與交易廣場，與1973年置地所建連接遮打大廈與怡和大廈、郵政總局的首條天橋並排而行。另外，皇后大道中的渣打銀行大廈和中匯大廈，亦興建了行人天橋連接置地物業，成為天橋網絡的一部分。
天橋系統的建立，主要因為中區交通繁忙，尤其干諾道中路段，完全實行人車分隔，提高行人與汽車的流動速度與安全性；商廈之間的小型天橋則方便租戶與消費者。然而，利用高架天橋連接商廈和平台花園，令行人與街道生活割裂，無法建立感情聯繫，亦是一種社會控制的手段。
陳雲舉例，由中環核心區連接新天星碼頭的天橋、金鐘連接新政府總部的天橋，旨在將空間切割，像中世紀的古堡一樣，只要收起吊橋就可阻斷人民接近，或透過封鎖天橋將示威者與其他民眾徹底孤立。這種設計在民主國家的公共建築規劃是絕不會出現的。
噴水池阻集會
噴水池是另一種空間切割的萬靈丹。IFC
商場對出的交易廣場平台、皇后場廣場、遮打花園，都有大型噴水池的存在；平日途人可以在池邊聊天閒坐，但示威集會時便會發覺，噴水池佔去了大部分空間，無法容納太多群眾，容易跌落水池成為落湯雞！另外，交易廣場平台的設計，有不少高高低低的石牆和地台；遮打花園被走廊與水池劃分成不同小區，令民眾集會時難以互相望到事件發展，都是空間設計上一些較為柔性和隱性的控制手段。相比起來，外國的國會、市政廳門口一般都會有視野遼闊的大廣場，只有一個噴水池在中
央，其餘都是可供民眾聚集的空地。
由於鄰近立法會大樓，皇后像廣場和遮打花園多年來是社運抗爭的熱點。但陳雲預計，隨着立法會遷往新政總，因大樓將改為給最高法院使用，而在尊重法治的社會裏，政治活動不應干預司法，此地的社運角色將會衰落（可能還會有個愛護香港力量前往反對大家擁有司法覆核權吧！）。
天星 社運搖籃
1960年代起港英政府為了將香港經濟轉型向工商業發展，着力經營「開放社會」，提高政府透明度，鼓勵民間認識和參與社會事務。電台phone
in、城市論壇，官員落區講解政策的習慣都是那時出現；主要目的是令封閉的華人社群改變事事私下解決的習慣，學習配合社會制度、相信司法機關和找政府機構解決問題，建立與現代化社會的聯繫。
當時的天星碼頭一帶便是這種初期公民生活的搖籃，大會堂經常舉辦文化節目、關於現代社會的論壇講座，節目完結後人們便到愛丁堡廣場和碼頭一帶聊天討論，再坐船回家。那年代能凝聚一批對社會事務有激情的人，都拜這開放的公共空間之賜；著名的66年天星小輪加價騷動，及其他很多社會運動都在這裏發生。
自從天星、皇后碼頭被拆，此地不再成為交通樞紐，已變得人流冷清。郵政總局亦即將面臨拆卸，政府說它的保育價值不高，但它和旁邊大會堂的建築設計簡約樸素、無權威感，將該處連同新填海區變身為高檔商場，可說是以金融價值消滅了1960年代「開放社會」的象徵。
匯豐 碩果僅存的自在
位於政府山下的匯豐總行，位置可說是港英時期公共地帶的中心點，地面廣場屬公共空間，兩邊無商廈，街道活動因此沒有被天橋消滅，是中區難得有大批行人過路的地方。陳雲認為「路人甲乙丙」往往是運動成功關鍵：當年布拉格之春能凝聚到強大力量令共產黨倒台，因為他們在一個四周都是民居的廣場上示威，人們可以在家中、在日常生活裏目擊和談論事件，示威者可以直接帶動市民反應和感情投入，重要時刻由附近的民居擁出數十萬人上街，阻止坦克車開入廣場鎮壓。
「Magic 就是要在地面，有行人、有街坊圍觀和加入。與街坊隔絕了的示威只能成為media event，永遠只動員到同一班核心分子，那是經過消毒的公民生活。」在中環活動的人大多有一個明確目的地，上下班、吃飯、購物，匆匆而過；匯豐總行地下是中環少數位於地面而又能讓人稍事停留的大型空間，附近有巴士電車站，旁邊有公園，也有小販檔和公廁，是個相對容易持久留守並讓大眾目擊事件的地方。
長江公園安樂瞓
一個因為修整得太美觀而被忽略的公共空間。窄長的走廊沿石級步上去別有洞天，平時只有熟路的中環人會在這裏吃飯盒和休息。今年4月公民黨特意號召在此進行連續3天的「瞓街」行動，其間舉行地產霸權研討會和預算案論壇，藉此讓更多人知道這處是可以自由使用的公共地方。採訪當日恰好有人在麻石上躺臥， 安樂地睡午覺，除了我們的攝記立即舉起鏡頭外，一名匆匆走過的「西裝友」亦忍不住停下來掏出小相機，拍下這道難得的中環風景。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通識導賞 - 2011-10-30
2011年10月23日 星期日
突發新聞消失時
「有個建造業的前輩告訴我，這些年累計下來，香港平均每個建築地盤就有一宗死亡個案。」工業傷亡權益會的社工Kathy 與我站在港島區一處工地外，等候遺屬前來路祭時說。我們望着四周施工中、施工完和即將要施工的高樓大廈，想像那些為城市發展而犧牲掉的性命。
今天我們數得出，即將建成的希慎廣場（前三越百貨）曾塌天秤奪兩命、九龍站ICC 電梯槽有6人捐軀、「門常開」的新政總有一個工人觸電死亡，那都是從新聞報道而來。如果沒有新聞報道、沒有記者的發掘與追查，這些曾經活生生的人和事都只會成為勞工處檔案裏的一個統計數字；連事件都不知道的話，一切後續的遺屬支援工作、意外調查和問責都將無從談起。
「如果沒有新聞報道」，乍聽是個多餘的設問。長久以來我們習慣社會上發生什麼事都會有記者第一時間趕到現場，帶來看之不盡的圖片與資訊，有時甚至覺得厭膩，以至忘記，知悉突發新聞的權利並不是必然的，來到今天更是一件急需極力捍衛和爭取的事情。
自從2004年警隊將999報案與內部通訊系統全面數碼化，突發記者無法再透過截聽警方頻道得悉罪案與意外事故的發生，市民的知情權已悄悄步入黑暗時代；其間新聞界雖仍能收聽消防白車台取得部分資訊，但不涉及傷亡的罪案如爆竊、刑毁、街頭騙案等已無從得悉，一些兇殺和謀殺案在白車台上亦可能被說成「有人昏迷」而錯過。去年底白車台亦開始試行數碼化，本月正式全面推行，負責「聽機」的突發記者說現時能截聽到的訊號與一年前相比只剩下兩成，並且勢將在不久的將來完全銷聲匿迹。
工權會恐難提供即時援助
除了記者採訪受阻外，工業傷亡權益會（下稱工權會）多年來一直依靠新聞界聽機、相熟記者通風報訊或查看即時新聞，盡量第一時間趕往醫院協助死傷者家屬；隨着聽機成為歷史，工權會一眾成員都非常擔心，以後將無法為家屬提供即時援助、心理輔導和爭取合理補償。
以上星期一宗地盤意外死亡個案為例。Kathy 趕到醫院時，當事人剛被證實不治，遺孀坐在一旁傷心痛哭沒人理，相關建築工程的大判、二判等人已圍繞在死者兒子的身旁開價，「這個說賠幾萬，那個又說賠幾萬，然後就問囝囝接唔接受」。年輕兒子一臉茫然不懂回應，Kathy 趕緊陪着遺孀，這除了是社工的天職，亦是把握關鍵時機與遺屬建立互信。「因為商討殮葬安排和恩恤金額嚴格來說只是家屬和資方之間的事，資方固然不希望工權會介入事件，如果家屬沒開口堅持要我們陪伴，他們在私人地方傾，我們很難賴死在場的。」
Kathy 解釋，法定的勞工保險賠償審批繁複，往往一年後才到手，這期間資方沒有法律責任給予任何援助，通常只會酌情給一點恩恤安置；但工業意外傷亡的多是家中經濟支柱，這一年間遺屬的家庭生活開支和殮葬費用龐大，需要極佳的談判技巧才能向資方爭取到足夠的恩恤金。而遺屬在痛失至親的情緒影響下，無力討價還價；如果單獨與資方商討，容易接受一個低額草草了事，甚至沒簽條文保障，日後連說好了的金額都沒法到手。
在這次個案中，我全程跟隨Kathy 與其他工權會幹事，目擊他們與資方角力的經過，由醫院陪遺屬返家、翌日一早前往殮房辦手續、回工地路祭、往殯儀店商定殮葬事宜、到恩恤金談判和簽訂協議，這一切極為繁複瑣碎的工作都在意外發生後24小時內完成。當中固然因為資方想盡快了結事件，工權會與家屬亦需要把握事發後有傳媒追訪的時間，讓資方在輿論壓力下答應一個較為理想的恩恤安排。
記者在場資方受壓急回應
在這異常奔波的24小時裏，由於資方擁有私家車，順理成章接載家屬「遊花園」，想盡辦法撇掉工權會人員，在獨對家屬時說服他們接受資方提出的條件；而我們則努力截的士緊跟尾隨（急需撘的士時總是一架都沒有），亦曾被資方員工試圖以肢體阻撓我們陪伴家屬進入路祭場地，過程中家屬心力交瘁下可說是任由擺佈，幸而最後工權會人員都能參與恩恤談判，為家屬爭取到的金額、比事發後資方在醫院提出的金額高出近兩倍。
Kathy 談到即時得知意外資訊的重要性，「最關鍵是能夠趕到醫院與家屬溝通，及時告訴他們應有的權益，資方可能對他們使出哪些手段，令家屬信任我們，願意接受我們幫助。今次若不是家屬肯跟我們保持電話聯絡，我們一定被資方甩掉了。過了事發後一兩天的黃金時間，再想約資方談判便難過登天」。
30年來走在遺屬支援工作最前線，工權會總幹事陳錦康亦憂慮，日後新聞界無法通過截聽得悉意外事故，記者與他們都無法趕赴現場，遺屬將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以我處理這些談判的經驗，有記者在場，資方才有壓力做嘢。試過有僱主本來完全不撘理我們和家屬，但翌日見到一班記者守候在公司外面，態度即刻180度轉變。所以如果政府不安排好突發新聞的消息發布，那對社會來說是很壞的一件事」。
突發新聞對工傷個案意義大
繼04年截聽999台被「封殺」後，去年底傳出消防白車通訊系統也要數碼化，新聞工作者之間反響極大，紛斥此舉將令新聞界徹底失去收風渠道，剝奪記者採訪和市民知情權。據記協表示，04年999台數碼化前，警方曾向多間傳媒作出口頭承諾，會每天發布約100則突發事件信息，並且在事發後20分鐘內公布，讓傳媒能及時到場採訪。
然而幾年來這些承諾全然落空。記協統計結果顯示，警方09年的突發事件發布宗數較04年大幅倒退78%，09年下半年每天平均有212.7宗罪案，同期每天平均公布的只有2.7宗，佔整體罪案宗數1.27%、暴力罪行總數的12.8%（註1）；警方並且從無交代公布時的篩選標準。在時間方面，09年下半年只有不足兩成案件能達到20分鐘內的公布承諾。記協指出，除了資訊發布數量少及時間慢之外，發布內容大都極其簡單，有刻意將事件糢糊化或低調化之嫌，個別案例甚至可被質疑有誤導成分，例如曾將「屍體發現案」列為「求警協助」案公布。
突發消息來源被堵塞，新聞數量大幅減少，去年至今更出現突發記者失業潮。老行尊話當年，離不開訴說1990年代記者採訪車快過警察到場、拍下大批第一手新聞圖片的風光日子；但對於已厭倦煽腥色新聞的市民大眾來說，似乎引不起多大支持。任職突發記者約20年的阿達同意，以數量計，突發新聞中很大比重都是些個人的事情，例如從自殺、兇殺案發掘出來的人物故事，市民知道與不知道可能真的無所謂；突發新聞較有直接社會貢獻的應該是工傷意外死亡個案，報道可以令當事人得到社會援助和捐款、向政府施壓要求即時回應和檢討等。
從前說公眾知情權或傳媒的社會監察功能，對市民來說或許太過抽象。直到本月警方兩度瞞報重大案件，包括將軍澳連環斬人案和觀塘的連環非禮案，才最令公眾感到切身。另一位突發記者阿偉說，從前案件發生後到現場做街訪，10個路人都未必有兩個願意答理，但今次他跟進將軍澳斬人事件時，街坊紛紛主動走過來了解，「他們說早幾天見到一大班警察做嘢，但又不知何事，翌日去買報紙想看個究竟，什麼資料也找不到；街坊們都很擔心地向記者追問詳情，我只能說『差人蓋住件事，連我哋都唔知呀。』」
警察憑什麼篩選案件公布
這次連環斬人案共4人受傷，當中兩單發生在10月2日、兩單發生在10月3日，警方卻在案發後一星期才將消息告知其中一家媒體，其他傳媒要到再隔一日才能跟進報道。「你可以這樣想，如果10月2日有公布事件，街坊知道防範，留意疑人並向警方報告，10月3日那兩單說不定就能避免了。」阿偉形容，突發記者在前線工作，就像打一場資訊的戰爭，「SARS 時病毒不斷擴散，大陸人都來搶醋，但政府一直好想隱瞞事件，告訴市民只要戴口罩就可以防止感染；但我們在醫院看到的是，醫護人員防疫裝備遠超於此，就知道不是這樣簡單。這是有記者在現場採訪、目擊的重要之處」。
「官員的習慣永遠是想防止消息外泄引致公眾恐慌，但其實有傳媒報道出去，公眾知道如何防範應對，疫情才能真正受到控制。」這次瞞報連環斬人和非禮案被譴責，保安局長李少光回應時反強調是「以公眾利益及安全為首要考慮」。阿偉指出，突發新聞資訊被消音，才是將市民置於不設防的危險境地。
在新聞業界猛烈聲討下，本周三起警方忽然將每天公布的案件數量，由十來宗增加至百幾二百宗，有突發記者認為，公布多一些當然比少好，但根本的原則問題並無解決，「警察憑什麼擔當篩選案件公布的角色？案件的新聞價值和社會意義，應該是由記者判斷的。」現時所謂的公布只包含案件類型和事發地點，其他如涉案人性別、年齡、簡要案發過程都欠奉，記者難以據此衡量新聞價值；到達案發地時，每每已經清場，目擊者都散去，只能接受警方提供的極簡短描述。資深記者愈來愈依賴交情向消息人士「索料」，更易衍生利益衝突和貪腐問題。
良善的人會說「沒有新聞就是好新聞」，只因不希望看到天天有暴力罪案、傷亡慘重的事情發生。但當社會問題一點沒減少，媒體卻愈來愈寧靜和諧，危機與暴力只是換了一個樣子在無聲之中擴散。突發新聞消失時，我們將得到耳根清靜，在城市經濟發展中捐軀的人將悄無聲色地死去，權貴或體制內有人員犯錯將可逃避法律制裁與問責，而我們安穩地、快活地在被消音的世界裏生活着，直至成為暴徒的下一個目標。你，喜歡這一則「好新聞」嗎？
註1：暴力罪行包括兇殺、行劫、傷人∕嚴重毆打、勒索、縱火、強姦、非禮等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10-23
今天我們數得出，即將建成的希慎廣場（前三越百貨）曾塌天秤奪兩命、九龍站ICC 電梯槽有6人捐軀、「門常開」的新政總有一個工人觸電死亡，那都是從新聞報道而來。如果沒有新聞報道、沒有記者的發掘與追查，這些曾經活生生的人和事都只會成為勞工處檔案裏的一個統計數字；連事件都不知道的話，一切後續的遺屬支援工作、意外調查和問責都將無從談起。
「如果沒有新聞報道」，乍聽是個多餘的設問。長久以來我們習慣社會上發生什麼事都會有記者第一時間趕到現場，帶來看之不盡的圖片與資訊，有時甚至覺得厭膩，以至忘記，知悉突發新聞的權利並不是必然的，來到今天更是一件急需極力捍衛和爭取的事情。
自從2004年警隊將999報案與內部通訊系統全面數碼化，突發記者無法再透過截聽警方頻道得悉罪案與意外事故的發生，市民的知情權已悄悄步入黑暗時代；其間新聞界雖仍能收聽消防白車台取得部分資訊，但不涉及傷亡的罪案如爆竊、刑毁、街頭騙案等已無從得悉，一些兇殺和謀殺案在白車台上亦可能被說成「有人昏迷」而錯過。去年底白車台亦開始試行數碼化，本月正式全面推行，負責「聽機」的突發記者說現時能截聽到的訊號與一年前相比只剩下兩成，並且勢將在不久的將來完全銷聲匿迹。
工權會恐難提供即時援助
除了記者採訪受阻外，工業傷亡權益會（下稱工權會）多年來一直依靠新聞界聽機、相熟記者通風報訊或查看即時新聞，盡量第一時間趕往醫院協助死傷者家屬；隨着聽機成為歷史，工權會一眾成員都非常擔心，以後將無法為家屬提供即時援助、心理輔導和爭取合理補償。
以上星期一宗地盤意外死亡個案為例。Kathy 趕到醫院時，當事人剛被證實不治，遺孀坐在一旁傷心痛哭沒人理，相關建築工程的大判、二判等人已圍繞在死者兒子的身旁開價，「這個說賠幾萬，那個又說賠幾萬，然後就問囝囝接唔接受」。年輕兒子一臉茫然不懂回應，Kathy 趕緊陪着遺孀，這除了是社工的天職，亦是把握關鍵時機與遺屬建立互信。「因為商討殮葬安排和恩恤金額嚴格來說只是家屬和資方之間的事，資方固然不希望工權會介入事件，如果家屬沒開口堅持要我們陪伴，他們在私人地方傾，我們很難賴死在場的。」
Kathy 解釋，法定的勞工保險賠償審批繁複，往往一年後才到手，這期間資方沒有法律責任給予任何援助，通常只會酌情給一點恩恤安置；但工業意外傷亡的多是家中經濟支柱，這一年間遺屬的家庭生活開支和殮葬費用龐大，需要極佳的談判技巧才能向資方爭取到足夠的恩恤金。而遺屬在痛失至親的情緒影響下，無力討價還價；如果單獨與資方商討，容易接受一個低額草草了事，甚至沒簽條文保障，日後連說好了的金額都沒法到手。
在這次個案中，我全程跟隨Kathy 與其他工權會幹事，目擊他們與資方角力的經過，由醫院陪遺屬返家、翌日一早前往殮房辦手續、回工地路祭、往殯儀店商定殮葬事宜、到恩恤金談判和簽訂協議，這一切極為繁複瑣碎的工作都在意外發生後24小時內完成。當中固然因為資方想盡快了結事件，工權會與家屬亦需要把握事發後有傳媒追訪的時間，讓資方在輿論壓力下答應一個較為理想的恩恤安排。
記者在場資方受壓急回應
在這異常奔波的24小時裏，由於資方擁有私家車，順理成章接載家屬「遊花園」，想盡辦法撇掉工權會人員，在獨對家屬時說服他們接受資方提出的條件；而我們則努力截的士緊跟尾隨（急需撘的士時總是一架都沒有），亦曾被資方員工試圖以肢體阻撓我們陪伴家屬進入路祭場地，過程中家屬心力交瘁下可說是任由擺佈，幸而最後工權會人員都能參與恩恤談判，為家屬爭取到的金額、比事發後資方在醫院提出的金額高出近兩倍。
Kathy 談到即時得知意外資訊的重要性，「最關鍵是能夠趕到醫院與家屬溝通，及時告訴他們應有的權益，資方可能對他們使出哪些手段，令家屬信任我們，願意接受我們幫助。今次若不是家屬肯跟我們保持電話聯絡，我們一定被資方甩掉了。過了事發後一兩天的黃金時間，再想約資方談判便難過登天」。
30年來走在遺屬支援工作最前線，工權會總幹事陳錦康亦憂慮，日後新聞界無法通過截聽得悉意外事故，記者與他們都無法趕赴現場，遺屬將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以我處理這些談判的經驗，有記者在場，資方才有壓力做嘢。試過有僱主本來完全不撘理我們和家屬，但翌日見到一班記者守候在公司外面，態度即刻180度轉變。所以如果政府不安排好突發新聞的消息發布，那對社會來說是很壞的一件事」。
突發新聞對工傷個案意義大
繼04年截聽999台被「封殺」後，去年底傳出消防白車通訊系統也要數碼化，新聞工作者之間反響極大，紛斥此舉將令新聞界徹底失去收風渠道，剝奪記者採訪和市民知情權。據記協表示，04年999台數碼化前，警方曾向多間傳媒作出口頭承諾，會每天發布約100則突發事件信息，並且在事發後20分鐘內公布，讓傳媒能及時到場採訪。
然而幾年來這些承諾全然落空。記協統計結果顯示，警方09年的突發事件發布宗數較04年大幅倒退78%，09年下半年每天平均有212.7宗罪案，同期每天平均公布的只有2.7宗，佔整體罪案宗數1.27%、暴力罪行總數的12.8%（註1）；警方並且從無交代公布時的篩選標準。在時間方面，09年下半年只有不足兩成案件能達到20分鐘內的公布承諾。記協指出，除了資訊發布數量少及時間慢之外，發布內容大都極其簡單，有刻意將事件糢糊化或低調化之嫌，個別案例甚至可被質疑有誤導成分，例如曾將「屍體發現案」列為「求警協助」案公布。
突發消息來源被堵塞，新聞數量大幅減少，去年至今更出現突發記者失業潮。老行尊話當年，離不開訴說1990年代記者採訪車快過警察到場、拍下大批第一手新聞圖片的風光日子；但對於已厭倦煽腥色新聞的市民大眾來說，似乎引不起多大支持。任職突發記者約20年的阿達同意，以數量計，突發新聞中很大比重都是些個人的事情，例如從自殺、兇殺案發掘出來的人物故事，市民知道與不知道可能真的無所謂；突發新聞較有直接社會貢獻的應該是工傷意外死亡個案，報道可以令當事人得到社會援助和捐款、向政府施壓要求即時回應和檢討等。
從前說公眾知情權或傳媒的社會監察功能，對市民來說或許太過抽象。直到本月警方兩度瞞報重大案件，包括將軍澳連環斬人案和觀塘的連環非禮案，才最令公眾感到切身。另一位突發記者阿偉說，從前案件發生後到現場做街訪，10個路人都未必有兩個願意答理，但今次他跟進將軍澳斬人事件時，街坊紛紛主動走過來了解，「他們說早幾天見到一大班警察做嘢，但又不知何事，翌日去買報紙想看個究竟，什麼資料也找不到；街坊們都很擔心地向記者追問詳情，我只能說『差人蓋住件事，連我哋都唔知呀。』」
警察憑什麼篩選案件公布
這次連環斬人案共4人受傷，當中兩單發生在10月2日、兩單發生在10月3日，警方卻在案發後一星期才將消息告知其中一家媒體，其他傳媒要到再隔一日才能跟進報道。「你可以這樣想，如果10月2日有公布事件，街坊知道防範，留意疑人並向警方報告，10月3日那兩單說不定就能避免了。」阿偉形容，突發記者在前線工作，就像打一場資訊的戰爭，「SARS 時病毒不斷擴散，大陸人都來搶醋，但政府一直好想隱瞞事件，告訴市民只要戴口罩就可以防止感染；但我們在醫院看到的是，醫護人員防疫裝備遠超於此，就知道不是這樣簡單。這是有記者在現場採訪、目擊的重要之處」。
「官員的習慣永遠是想防止消息外泄引致公眾恐慌，但其實有傳媒報道出去，公眾知道如何防範應對，疫情才能真正受到控制。」這次瞞報連環斬人和非禮案被譴責，保安局長李少光回應時反強調是「以公眾利益及安全為首要考慮」。阿偉指出，突發新聞資訊被消音，才是將市民置於不設防的危險境地。
在新聞業界猛烈聲討下，本周三起警方忽然將每天公布的案件數量，由十來宗增加至百幾二百宗，有突發記者認為，公布多一些當然比少好，但根本的原則問題並無解決，「警察憑什麼擔當篩選案件公布的角色？案件的新聞價值和社會意義，應該是由記者判斷的。」現時所謂的公布只包含案件類型和事發地點，其他如涉案人性別、年齡、簡要案發過程都欠奉，記者難以據此衡量新聞價值；到達案發地時，每每已經清場，目擊者都散去，只能接受警方提供的極簡短描述。資深記者愈來愈依賴交情向消息人士「索料」，更易衍生利益衝突和貪腐問題。
良善的人會說「沒有新聞就是好新聞」，只因不希望看到天天有暴力罪案、傷亡慘重的事情發生。但當社會問題一點沒減少，媒體卻愈來愈寧靜和諧，危機與暴力只是換了一個樣子在無聲之中擴散。突發新聞消失時，我們將得到耳根清靜，在城市經濟發展中捐軀的人將悄無聲色地死去，權貴或體制內有人員犯錯將可逃避法律制裁與問責，而我們安穩地、快活地在被消音的世界裏生活着，直至成為暴徒的下一個目標。你，喜歡這一則「好新聞」嗎？
註1：暴力罪行包括兇殺、行劫、傷人∕嚴重毆打、勒索、縱火、強姦、非禮等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10-23
2011年10月16日 星期日
裱起上海街 老香港活標本
今日的油尖旺區，以一條彌敦道中分。東面的西洋菜街、女人街、波鞋街是年輕潮流的集散地；往西走，砵蘭街、廟街、上海街卻是中老年人的世界。從繁盛喧囂的彌敦道只不過轉入一兩個街口，時間彷彿停留在上世紀，舊式香燭店、神像佛具店、老金行、廚具刀莊、文具雜貨，隨便一間都有數十年歷史，靜靜地幹着各自的營生。如果彌敦道以東是屬於MK 妹的，西面的上海街便好比一個半老徐娘，舉手投足都透着時間歷練而來的韻味。街坊吳文正以此自豪，「我就是愛她的老」。
徐娘當然也有過風華正茂時。只不過人家出道早，我們無緣得見。上海街是九龍區最早發展的商業街。19世紀末英國接管九龍南部時，上海街就在海邊，附近先後設有旺角、油麻地和佐敦道三個碼頭，一度是水陸交通樞紐。長長的上海街，以眾坊街天后廟為中心，廟前地在傳統習俗上就是人們聚會、買賣和仲裁的地方，加上鄰近油麻地避風塘，商旅、水上人熙來攘往；國內與國外的、水上與陸路來的商品均在此流轉交易，不少港島人亦特地搭「嘩啦嘩啦」小電船前來掃貨。直至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上海街一直是比彌敦道繁華的黃金地段。
水上人敬拜神明，因此香燭和神像店開得成行成市；流離浪蕩的船家生活，令他們愛買金保值，故整條上海街頭尾金舖多達三、四十間。在油麻地避風塘停泊的船家，以木板將船隻接駁成「連環船」，人們在船隻之間行走自如，船戶擺賣海鮮和土產、經營食肆，令該船上市集贏得「上海二街」之稱。除了與水上人有關的行業外，藥行、錶行、布疋和服裝店、裙褂和婚嫁用品等各式商戶，都匯聚在此。整條上海街，就是一家鋪陳在街道上的百貨公司。
70年代盛極而衰轉捩點
70年代避風塘西移，大批漁民上岸移居別處，旺角碼頭亦於1972年停用，是上海街盛極而衰的轉捩點。隨後的日子，東邊是巴士線改行彌敦道、地鐵開通，西邊則因填海工程令海岸線愈移愈遠，中間更因安置問題，發生著名的「艇戶事件」。至2004年朗豪坊空降上海街旺角段，年輕一輩已不知當年的「雀仔街」， 還有當街鬥蟋蟀。
今日的上海街，滿載人情和故事的老店一間接一間悄悄消失， 店主感嘆被時代淘汰；除了吳文正，不時有大學教授領着學生來考察城市發展的歷史，店主見怪不怪。念舊的年輕一代則把這裏視作老香港的活標本，紛紛帶着相機和筆記簿前來觀摩考察。在曾經日常的生活煙消雲散之前，讓我們都幫忙立一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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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號 得如酒樓
幫襯過不少貴夾唔抵食氣氛的老店、加上親友曾光顧龍門大酒樓後上吐下瀉，令我懷着戰戰兢兢的心情步進這間近百年歷史的老字號。不料點心質素令人喜出望外！晚起的鳥兒吃不到著名的豬潤燒賣，但牛肉球新鮮蒸起真材實料，雞球大包也分量十足，兩個人吃得飽飽才80元。同桌大叔見到我倆的黑眼圈，溫馨提示夜鬼們想吃到師傅手製新鮮點心，早上十時是最後機會。
345號 新洪興
想擦靚金漆招牌，便要來新洪興找陳氏兄弟。挺有氣勢的店名，由陳家兩代相傳，在上海街開業已80年，現在主要承做牌匾、神像和廟宇祠堂裝飾品的翻新工作。過往水上人家逢有孩子遇溺去世，便會製作這種「血光仔」木雕像作紀念。
203號 馮滿記繡莊
創辦人馮滿是游走於印尼和新加坡的貿易商人，主要買賣土產、牀上用品和藥油，百多年前於新加坡牛車水開店（現仍在經營），聽說南海家鄉的叔伯兄弟生計甚難，於是上世紀初在香港上海街開第二間店，招呼鄉親來工作掙取生活費。
林伯十多歲時隨鄉親來港，在這店裏一做60多年。最好景的時候，馮滿記的印尼馬辰蓆、龍鳳被、牀上用品批發給百多家本地同行，現在全港的行家已不夠十個。最惋惜的是手藝失傳，他指着櫃枱後一件鎮店的釘金線手工裙褂說，現在已無人懂做，也沒什麼人穿了；內地即使有生產，手工也沒那麼精細。「我們這些已被時代淘汰了，好蕭條，做得一日得一日啦」。
345號橫門 利和秤號
各式街市秤、藥秤和金秤、還有大大小小的算盤、嫁妝用的百子千孫木尺，滿滿地懸掛在何太的小檔口裏。利和秤號由何太的父親開始，已經營80多年。從前這裏售賣的貨品都由何父親手做，現在何父去世，徒弟們也都老眼昏花無法開工了，唯有從內地買貨。隨着電子磅出現，利和秤號生意漸少，何太自己也都72歲，直言「係唔賣得架，我唔捨得吖嘛」，每天還是興致勃勃的開舖收舖，旁人想幫手，她也笑說不要搶去她做運動的機會。
201號 和盛老金行
1892年在上海街開業，大概是全港最老的金行。老闆張先生今年82歲，60多年前由妹夫處接手這檔生意，見證過上海街金舖成行成市的盛况，也經歷過20多年前的金行打劫潮。幸運地，和盛沒被劫過，只發生過兩次客人搶貨物的小風波。現在上海街金舖寥寥無幾，他們的生意主要靠熟客支持，念舊的老主顧兩三代都來幫襯，有些已搬到新界住，還是會專程前來。張先生自豪地說，這店的創辦人胡寬曾做過東華三院總理呢！因此店內的舊招牌是多一個「胡」字行頭的。
185號 祥盛檀香扇莊
由羅家創辦，在上海街開店72年。從前賣檀香扇和拜神香燭為主，做工精細的扇子遠銷海外；近年因為相熟老師傅退休，店內檀香扇已賣一把少一把，於是積極推廣香道文化，售賣高級沉香、 檀香木、香爐等工具，成功開拓一班廿來歲的年輕客人。羅太覺得在這條街看店，最開心是朋友和街坊之間的交往，店舖成為大家的聚腳地，閒時便一起泡茶、點香、研究古董，不亦樂乎。
新填地街158-160號 郭記木器雕刻
郭氏家族來自浙江東陽，是國內著名的木雕之鄉。郭記的木雕生意已傳到第4代，從上海街轉入永星里的店舖現址，由1986年起經營至今，售賣神枱神像、浮雕、牌位等。郭先生十來歲便學習雕刻技藝，因行業整體生意減少、國內成本又較低，他現已是香港僅存少數還會用手工雕刻牌位的師傅了。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街知巷聞 - 2011-10-16
徐娘當然也有過風華正茂時。只不過人家出道早，我們無緣得見。上海街是九龍區最早發展的商業街。19世紀末英國接管九龍南部時，上海街就在海邊，附近先後設有旺角、油麻地和佐敦道三個碼頭，一度是水陸交通樞紐。長長的上海街，以眾坊街天后廟為中心，廟前地在傳統習俗上就是人們聚會、買賣和仲裁的地方，加上鄰近油麻地避風塘，商旅、水上人熙來攘往；國內與國外的、水上與陸路來的商品均在此流轉交易，不少港島人亦特地搭「嘩啦嘩啦」小電船前來掃貨。直至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上海街一直是比彌敦道繁華的黃金地段。
水上人敬拜神明，因此香燭和神像店開得成行成市；流離浪蕩的船家生活，令他們愛買金保值，故整條上海街頭尾金舖多達三、四十間。在油麻地避風塘停泊的船家，以木板將船隻接駁成「連環船」，人們在船隻之間行走自如，船戶擺賣海鮮和土產、經營食肆，令該船上市集贏得「上海二街」之稱。除了與水上人有關的行業外，藥行、錶行、布疋和服裝店、裙褂和婚嫁用品等各式商戶，都匯聚在此。整條上海街，就是一家鋪陳在街道上的百貨公司。
70年代盛極而衰轉捩點
70年代避風塘西移，大批漁民上岸移居別處，旺角碼頭亦於1972年停用，是上海街盛極而衰的轉捩點。隨後的日子，東邊是巴士線改行彌敦道、地鐵開通，西邊則因填海工程令海岸線愈移愈遠，中間更因安置問題，發生著名的「艇戶事件」。至2004年朗豪坊空降上海街旺角段，年輕一輩已不知當年的「雀仔街」， 還有當街鬥蟋蟀。
今日的上海街，滿載人情和故事的老店一間接一間悄悄消失， 店主感嘆被時代淘汰；除了吳文正，不時有大學教授領着學生來考察城市發展的歷史，店主見怪不怪。念舊的年輕一代則把這裏視作老香港的活標本，紛紛帶着相機和筆記簿前來觀摩考察。在曾經日常的生活煙消雲散之前，讓我們都幫忙立一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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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號 得如酒樓
幫襯過不少貴夾唔抵食氣氛的老店、加上親友曾光顧龍門大酒樓後上吐下瀉，令我懷着戰戰兢兢的心情步進這間近百年歷史的老字號。不料點心質素令人喜出望外！晚起的鳥兒吃不到著名的豬潤燒賣，但牛肉球新鮮蒸起真材實料，雞球大包也分量十足，兩個人吃得飽飽才80元。同桌大叔見到我倆的黑眼圈，溫馨提示夜鬼們想吃到師傅手製新鮮點心，早上十時是最後機會。
345號 新洪興
想擦靚金漆招牌，便要來新洪興找陳氏兄弟。挺有氣勢的店名，由陳家兩代相傳，在上海街開業已80年，現在主要承做牌匾、神像和廟宇祠堂裝飾品的翻新工作。過往水上人家逢有孩子遇溺去世，便會製作這種「血光仔」木雕像作紀念。
203號 馮滿記繡莊
創辦人馮滿是游走於印尼和新加坡的貿易商人，主要買賣土產、牀上用品和藥油，百多年前於新加坡牛車水開店（現仍在經營），聽說南海家鄉的叔伯兄弟生計甚難，於是上世紀初在香港上海街開第二間店，招呼鄉親來工作掙取生活費。
林伯十多歲時隨鄉親來港，在這店裏一做60多年。最好景的時候，馮滿記的印尼馬辰蓆、龍鳳被、牀上用品批發給百多家本地同行，現在全港的行家已不夠十個。最惋惜的是手藝失傳，他指着櫃枱後一件鎮店的釘金線手工裙褂說，現在已無人懂做，也沒什麼人穿了；內地即使有生產，手工也沒那麼精細。「我們這些已被時代淘汰了，好蕭條，做得一日得一日啦」。
345號橫門 利和秤號
各式街市秤、藥秤和金秤、還有大大小小的算盤、嫁妝用的百子千孫木尺，滿滿地懸掛在何太的小檔口裏。利和秤號由何太的父親開始，已經營80多年。從前這裏售賣的貨品都由何父親手做，現在何父去世，徒弟們也都老眼昏花無法開工了，唯有從內地買貨。隨着電子磅出現，利和秤號生意漸少，何太自己也都72歲，直言「係唔賣得架，我唔捨得吖嘛」，每天還是興致勃勃的開舖收舖，旁人想幫手，她也笑說不要搶去她做運動的機會。
201號 和盛老金行
1892年在上海街開業，大概是全港最老的金行。老闆張先生今年82歲，60多年前由妹夫處接手這檔生意，見證過上海街金舖成行成市的盛况，也經歷過20多年前的金行打劫潮。幸運地，和盛沒被劫過，只發生過兩次客人搶貨物的小風波。現在上海街金舖寥寥無幾，他們的生意主要靠熟客支持，念舊的老主顧兩三代都來幫襯，有些已搬到新界住，還是會專程前來。張先生自豪地說，這店的創辦人胡寬曾做過東華三院總理呢！因此店內的舊招牌是多一個「胡」字行頭的。
185號 祥盛檀香扇莊
由羅家創辦，在上海街開店72年。從前賣檀香扇和拜神香燭為主，做工精細的扇子遠銷海外；近年因為相熟老師傅退休，店內檀香扇已賣一把少一把，於是積極推廣香道文化，售賣高級沉香、 檀香木、香爐等工具，成功開拓一班廿來歲的年輕客人。羅太覺得在這條街看店，最開心是朋友和街坊之間的交往，店舖成為大家的聚腳地，閒時便一起泡茶、點香、研究古董，不亦樂乎。
新填地街158-160號 郭記木器雕刻
郭氏家族來自浙江東陽，是國內著名的木雕之鄉。郭記的木雕生意已傳到第4代，從上海街轉入永星里的店舖現址，由1986年起經營至今，售賣神枱神像、浮雕、牌位等。郭先生十來歲便學習雕刻技藝，因行業整體生意減少、國內成本又較低，他現已是香港僅存少數還會用手工雕刻牌位的師傅了。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街知巷聞 - 2011-10-16
學懂追問：放咗咩入口？
教人買餸煮飯，從前總是乜太物太等「師奶仔」的專利；話說，這門學問今日已經愈變高深，不單止今日港幣貶值，米價愈來愈貴，主婦設計餐單又要「睇餸食飯」又要不失營養，又要照顧家人和自己一天辛勞以後渴望得到慰藉的口腹之慾。最困難是，食物污染天天新款，孔雀石綠魚、重金屬菜、哮喘豬、化學麵包…… 隨時在不知不覺中慢性服毒都不自知。
多得一些不願沉默的有心人，在危機四伏當中指點迷律，甚至點出監管制度的虛妄，教大家裝備自己，做個真正精明的消費者。鄺易行博士（Agnes）是其中之一。她是主婦，她愛吃，她說：「我是個scientist」。
鄺博士的媽媽是個烹飪高手，她自小就愛到廚房觀摩學習，「我是個比較八卦的人，會好有好奇心，見到每樣事物都想了解它是怎樣來的。」高中開始Agnes 到英國讀書，在餐館做兼職「炒雜碎」，好多外國人喜歡吃。離開媽媽的生活讓她有機會自己上超市購物，見到琳瑯滿目的貨品，Agnes 總是很興奮，每一件都拿上手細看它們的成分和來源地，大學很自然地選修了生物化學，「簡單來說，那是研究各種物質如何影響生命的學科」。
取得博士學位後，Agnes 成為默默工作的科研人員，先在一間跨國公司任職，負責向客戶講解科學儀器的操作；又曾參與研發中藥配方飼料，作為含西藥抗生素飼料的替代品。後來她發展自己的生意，向企業和團體提供健康管理顧問服務，主持課程和講座等。自言「為人極度低調」的Agnes 被迫在媒體上拋頭露面，是由○七年開始的。
不問成分排毒隨時變便秘
「我發覺很多香港人對於放進嘴裏的東西，不太好奇，不會追問那是什麼；總之代言人夠靚、廣告攻勢夠強大，便一窩蜂去買。」說的是早幾年很流行的一款排毒產品，標榜天然中藥製作，主要成分之一的「正品大黃」，其實是一種刺激性瀉藥，經常服用會令腸道失去天然蠕動的功能，變成不服藥就會便秘，甚至要逐漸加大劑量才能排便，愈吃愈失效。
「當年這產品為害很深，我有很多朋友都中招，甚至得了黑腸症（腸壁有黑色斑塊，引發細胞組織病變）。其實『天然草本』不見得一定無害，香港法例對這些草本保健產品的監管是有漏洞的。但大家會天真地以為，『有問題的話政府就不會讓它賣啦』，而不是弄清楚吃了究竟對身體有無益、有無害？」她指出，另一種現時流行的健康食品蘆薈，大家以為很溫和，其實接近根和皮的部分亦是刺激性瀉藥，多吃一樣會傷害腸功能。只要保持良好的飲食習慣，身體自然會排毒，根本不需要吃這些東西。
良食關注組爭知情權
為了提升香港人對食物安全的意識、了解自己有選擇和知情權，Agnes 成立了「良食關注組」，第一項主要工作便是在政府推出食品標籤法的時候爭取列明反式脂肪含量。「反式脂肪這種有害物在外國已講了很久，都已立例監管，香港卻完全無人提，知道這有害的人都是已經病倒了的。政府樣樣嘢都話要食幾多幾多先死，他們只是向商界交代。一句話，政府是不會幫到市民的。如果我們不保護自己，無人會保護你。」
良食關注組的工作可說是一場孤獨的戰爭，「無錢無人」，Agnes 說，因為很多時要說真話，肯定會得罪政府、醫學界、食品企業、醫藥保健品行業等一大堆人。叫人不要買這個不要買那個，「阻人搵食」是非常政治不正確的。「現在我行出去通行都無人會請我，政府就更加覺得你最好什麼都不要說。很多外國政府會設立疾病預防中心，一個專業部門去教你，防止患病應該要吃什麼？其實90%的慢性病是可以透過正確飲食預防的。現在的香港人很長命，但那是怎樣的quality of life？人人老了都一大堆藥要吃，其實是否必然如此？」
除了在有關消費者權益的議題上發聲外，Agnes 也希望在網站上提供關於食物的科學資訊，又親自走訪各區街市和食品店，蒐集資訊放上網，向市民推介可靠的購物地點。
「我很重視要用自己的知識去提供一個solution 給大家。因為你指出這個有害、那個不要吃之後，那應該怎麼辦呢？醒覺之後我們應該怎樣生存？ 」這幾年Agnes 先後出了兩本書，《選對食用油》和《看懂食物標籤》，下一本將會談保護腸道健康的最新研究。
冰蒜冰椒保鮮法
她的文章出過這樣的句子：要在很短的時間做好一頓飯，是我的人生目標之一。聽來好像有點可笑，端看你對食事有多執著和認真。「香港人都很忙，知道出街吃飯不健康，但無時間買餸煮飯。我會用一些scientific 的方法，教大家怎樣有效率地做這件事。」很多香港人包括Agnes 自己，一星期都只能騰出一天假期去買餸，她就重點教大家將食材保持新鮮的技巧。例如上期「家常便飯」版的布包粗鹽的鮮魚保存法，可以放上幾天都很好吃；蒜頭、辣椒等配料一次過要買很多，往往未用完已腐壞，她就想出買回來後一次過把它們通通剁碎，混進水裏雪成冰粒保存，要用時一溶掉便可以，味道完全像新鮮切的一樣。「假期時把食材的準備功夫都做好了，平日我十五分鐘就煮好一頓飯。當然都是很簡單的菜式，好多時一煲過，好多菜、少少肉，快又健康。」延續讀書年代的「炒雜碎」風格！
運動出汗排毒十之六七
在外頭講學講飲食之道講得多，現在人人都叫她鄺博士，寫文時又免不了一大堆科學化學詞藻和冗長的學術文獻；但這位博士很平易近人，除了將科學知識回饋生活解決大大小小細節問題，她也有凡人的一面，「我都是人，有時難免想吃薯片、即食麵，那就每年吃一兩次；太忙的時候，即食食品、出街食都難免，能做幾多便幾多吧。」
退到最底線，如果真的沒時間心力去照顧自己的飲食，終極方法是做運動。「排汗是最重要的。不做運動，多注意飲食都不會健康；做運動的話，毒素隨汗水排走，吃過十樣毒食物也能排走七樣毒素，所以好抵架！」看Agnes 精神奕奕，除了飲食得宜外，每天原來做上個幾鐘頭運動，最熱中玩體感電視遊戲，與丈夫兩人鬥打拳又跳勁舞，痛快地流一身汗。誰說追求健康一定跟享樂和口腹之慾對立的呢？
良食實踐小貼士：
1 遠離精製食品和包裝叮叮餐：因為一定高鹽，防腐劑化學物包羅萬有，不知吃了什麼入肚；選購原始食材，起碼你知道它是一塊肉、見到它的樣子新不新鮮。
2 不要買不明來歷、無食物標籤的產品。選擇新鮮食材時多留意來源、飼養方式。有害食物其實無甚特徵，有時看上去還非常美觀，靚得過分，要時常警惕。
3 多問多找資料，特別是長期吃、天天吃的東西，例如麵包，防腐劑和添加劑太多，每天吃小量為害都很大，最好花錢買部麵包機自製。查證時留意網上多流料，注意發言者與產品銷售的利益關係。
4 購物與處理食材一次過，更快捷又更低碳。一次過把蒜頭辣椒切好，肯定快過每次用才切；一次過煲一星期的飯，節省能源，粗米和紅米用蒸的方法翻熱，口感不會大變。市面上濃湯雞湯多有防腐劑和激素，自己用大堆材料將湯熬成啫喱狀，放在雪櫃隨時備用。
5 不想改變飲食習慣，那就做運動。毒素和有害物質隨汗水排出，食錯十樣東西都可以抵銷七樣。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生活達人 - 2011-10-16
多得一些不願沉默的有心人，在危機四伏當中指點迷律，甚至點出監管制度的虛妄，教大家裝備自己，做個真正精明的消費者。鄺易行博士（Agnes）是其中之一。她是主婦，她愛吃，她說：「我是個scientist」。
鄺博士的媽媽是個烹飪高手，她自小就愛到廚房觀摩學習，「我是個比較八卦的人，會好有好奇心，見到每樣事物都想了解它是怎樣來的。」高中開始Agnes 到英國讀書，在餐館做兼職「炒雜碎」，好多外國人喜歡吃。離開媽媽的生活讓她有機會自己上超市購物，見到琳瑯滿目的貨品，Agnes 總是很興奮，每一件都拿上手細看它們的成分和來源地，大學很自然地選修了生物化學，「簡單來說，那是研究各種物質如何影響生命的學科」。
取得博士學位後，Agnes 成為默默工作的科研人員，先在一間跨國公司任職，負責向客戶講解科學儀器的操作；又曾參與研發中藥配方飼料，作為含西藥抗生素飼料的替代品。後來她發展自己的生意，向企業和團體提供健康管理顧問服務，主持課程和講座等。自言「為人極度低調」的Agnes 被迫在媒體上拋頭露面，是由○七年開始的。
不問成分排毒隨時變便秘
「我發覺很多香港人對於放進嘴裏的東西，不太好奇，不會追問那是什麼；總之代言人夠靚、廣告攻勢夠強大，便一窩蜂去買。」說的是早幾年很流行的一款排毒產品，標榜天然中藥製作，主要成分之一的「正品大黃」，其實是一種刺激性瀉藥，經常服用會令腸道失去天然蠕動的功能，變成不服藥就會便秘，甚至要逐漸加大劑量才能排便，愈吃愈失效。
「當年這產品為害很深，我有很多朋友都中招，甚至得了黑腸症（腸壁有黑色斑塊，引發細胞組織病變）。其實『天然草本』不見得一定無害，香港法例對這些草本保健產品的監管是有漏洞的。但大家會天真地以為，『有問題的話政府就不會讓它賣啦』，而不是弄清楚吃了究竟對身體有無益、有無害？」她指出，另一種現時流行的健康食品蘆薈，大家以為很溫和，其實接近根和皮的部分亦是刺激性瀉藥，多吃一樣會傷害腸功能。只要保持良好的飲食習慣，身體自然會排毒，根本不需要吃這些東西。
良食關注組爭知情權
為了提升香港人對食物安全的意識、了解自己有選擇和知情權，Agnes 成立了「良食關注組」，第一項主要工作便是在政府推出食品標籤法的時候爭取列明反式脂肪含量。「反式脂肪這種有害物在外國已講了很久，都已立例監管，香港卻完全無人提，知道這有害的人都是已經病倒了的。政府樣樣嘢都話要食幾多幾多先死，他們只是向商界交代。一句話，政府是不會幫到市民的。如果我們不保護自己，無人會保護你。」
良食關注組的工作可說是一場孤獨的戰爭，「無錢無人」，Agnes 說，因為很多時要說真話，肯定會得罪政府、醫學界、食品企業、醫藥保健品行業等一大堆人。叫人不要買這個不要買那個，「阻人搵食」是非常政治不正確的。「現在我行出去通行都無人會請我，政府就更加覺得你最好什麼都不要說。很多外國政府會設立疾病預防中心，一個專業部門去教你，防止患病應該要吃什麼？其實90%的慢性病是可以透過正確飲食預防的。現在的香港人很長命，但那是怎樣的quality of life？人人老了都一大堆藥要吃，其實是否必然如此？」
除了在有關消費者權益的議題上發聲外，Agnes 也希望在網站上提供關於食物的科學資訊，又親自走訪各區街市和食品店，蒐集資訊放上網，向市民推介可靠的購物地點。
「我很重視要用自己的知識去提供一個solution 給大家。因為你指出這個有害、那個不要吃之後，那應該怎麼辦呢？醒覺之後我們應該怎樣生存？ 」這幾年Agnes 先後出了兩本書，《選對食用油》和《看懂食物標籤》，下一本將會談保護腸道健康的最新研究。
冰蒜冰椒保鮮法
她的文章出過這樣的句子：要在很短的時間做好一頓飯，是我的人生目標之一。聽來好像有點可笑，端看你對食事有多執著和認真。「香港人都很忙，知道出街吃飯不健康，但無時間買餸煮飯。我會用一些scientific 的方法，教大家怎樣有效率地做這件事。」很多香港人包括Agnes 自己，一星期都只能騰出一天假期去買餸，她就重點教大家將食材保持新鮮的技巧。例如上期「家常便飯」版的布包粗鹽的鮮魚保存法，可以放上幾天都很好吃；蒜頭、辣椒等配料一次過要買很多，往往未用完已腐壞，她就想出買回來後一次過把它們通通剁碎，混進水裏雪成冰粒保存，要用時一溶掉便可以，味道完全像新鮮切的一樣。「假期時把食材的準備功夫都做好了，平日我十五分鐘就煮好一頓飯。當然都是很簡單的菜式，好多時一煲過，好多菜、少少肉，快又健康。」延續讀書年代的「炒雜碎」風格！
運動出汗排毒十之六七
在外頭講學講飲食之道講得多，現在人人都叫她鄺博士，寫文時又免不了一大堆科學化學詞藻和冗長的學術文獻；但這位博士很平易近人，除了將科學知識回饋生活解決大大小小細節問題，她也有凡人的一面，「我都是人，有時難免想吃薯片、即食麵，那就每年吃一兩次；太忙的時候，即食食品、出街食都難免，能做幾多便幾多吧。」
退到最底線，如果真的沒時間心力去照顧自己的飲食，終極方法是做運動。「排汗是最重要的。不做運動，多注意飲食都不會健康；做運動的話，毒素隨汗水排走，吃過十樣毒食物也能排走七樣毒素，所以好抵架！」看Agnes 精神奕奕，除了飲食得宜外，每天原來做上個幾鐘頭運動，最熱中玩體感電視遊戲，與丈夫兩人鬥打拳又跳勁舞，痛快地流一身汗。誰說追求健康一定跟享樂和口腹之慾對立的呢？
良食實踐小貼士：
1 遠離精製食品和包裝叮叮餐：因為一定高鹽，防腐劑化學物包羅萬有，不知吃了什麼入肚；選購原始食材，起碼你知道它是一塊肉、見到它的樣子新不新鮮。
2 不要買不明來歷、無食物標籤的產品。選擇新鮮食材時多留意來源、飼養方式。有害食物其實無甚特徵，有時看上去還非常美觀，靚得過分，要時常警惕。
3 多問多找資料，特別是長期吃、天天吃的東西，例如麵包，防腐劑和添加劑太多，每天吃小量為害都很大，最好花錢買部麵包機自製。查證時留意網上多流料，注意發言者與產品銷售的利益關係。
4 購物與處理食材一次過，更快捷又更低碳。一次過把蒜頭辣椒切好，肯定快過每次用才切；一次過煲一星期的飯，節省能源，粗米和紅米用蒸的方法翻熱，口感不會大變。市面上濃湯雞湯多有防腐劑和激素，自己用大堆材料將湯熬成啫喱狀，放在雪櫃隨時備用。
5 不想改變飲食習慣，那就做運動。毒素和有害物質隨汗水排出，食錯十樣東西都可以抵銷七樣。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生活達人 - 2011-10-16
2011年10月9日 星期日
佔領華爾街
他們是學生，是雙失青年；是小孩的母親，是年老雙親的兒子；是中產白領，是破產人士；是知識分子，是勞動者，是專業精英，或者失業；是藝術家、教師、工人、侍應、文員和退伍老兵；是白人、黑人、拉丁人和黃種人；由小童到白髮長者，由千禧後到嬰兒潮世代，由社運常客到首次走上街頭。
他們就是你和我，或者總能在他們的遭遇裏看到一些我們自己的影子。因為他們構成了社會的99%，為1%世上最有權力和財勢的人穩踞金字塔頂端而付出代價。
他們在全球金融核心的華爾街露宿、演講、集會、遊行，要向那1%人索回失去已久的社會公義、平等、生活的尊嚴和生存的權利。
他們的行動叫「佔領華爾街」，本由加拿大反消費主義的雜誌Adbusters 發起，抗爭自上月17日起已持續三星期，參與者由最初的一百幾十人，發展至本周三逾萬人遊行；由網絡動員的鬆散聯盟，發展至獲得傳統工會、教師聯會、學生組織、環保和反戰團體響應；並在華盛頓、洛杉磯、芝加哥、波士頓、西雅圖和丹佛，以至澳洲、加拿大、歐洲多處觸發佔領金融區的聲援行動。
他們的訴求包羅萬有，概括來說就是一次對以華爾街為首的金融大鱷長年累月的貪婪和掠奪，以及政商勾結下的社會不公進行一次總清算。示威者之間最常掛在口邊的句子是「我們受夠了」、「不，我們不會再為你們的錯誤和危機埋單」。
1%人的貪慾99%人的痛苦
概括來說他們是左傾的。他們中間有些人相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以至無政府主義，但亦不盡如是；因為當下正在發生的一切，實則宣示美國亦不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度。由世界級炒家George Soros，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Stiglitz 和Paul Krugman，都已撰文甚至親臨抗爭現場支持這次佔領行動。
「行動者以華爾街作為抗爭對象，指控他們破壞政局和社會經濟，這是完全正確的。」Krugman說：「這些年來，認為公義將永不可能實現的犬儒態度，於我們的政治辯論裏無處不在，令我們很容易忘記目前的經濟災難是源自一個多麼可恥的故事—— 首先，銀行家們透過不顧後果的借貸製造資產泡沫，並從中謀取暴利；然後泡沫爆破，但政府用納稅人的金錢挽救這些銀行家，而一般民眾則代為承受他們犯罪所帶來的社會經濟苦果；最後，銀行家由於被打救了，他們仍擁有足以影響政治的巨大財力，政客們於是承諾維持低稅率和解除金融海嘯後設立的溫和管制措施，以換取他們的支持。」
「這是一個將虧損社會化、將利潤私有化的體系。」Stiglitz 在佔領華爾街現場發言：「這不是資本主義，不是市場經濟，這是個扭曲的經濟系統。這樣下去我們將不可能再有經濟增長，也不可能建立一個公正的社會。」
美國民眾究竟絕望到什麼程度？是過去三個月以來失業率一直高踞9.1%，白宮並預計明年大部分時間會持續在這水平；是美元不斷貶值，國家赤字相當於GDP的8.8%；是滅赤給政府最有力的理據去不斷削減公共醫療、教育福利和基本社會保障；是發現了雷曼爆煲後以「Change」一字贏得眾人厚望的奧巴馬，原來跟他的前任一樣會對華爾街俯首稱臣，沒有帶來節制金融霸權的有力政策。於是去年底中期選舉，共和黨重奪眾議院控制權，華爾街支持更右翼的茶黨，反指政府規管是現時經濟危機的禍根，令奧巴馬的4470億元刺激就業和向富人加稅的方案更是寸步難行。
華爾街上一名中年女士舉着標語：「終有一天，窮人將再無任何果腹的東西，只剩下富人可以作食物。」（One day the poor will have nothing left to eat but the rich.）周三萬人大遊行後奧巴馬開腔回應「佔領華爾街」行動，表示聆聽到市民的聲音：「我相信這表現了美國民眾普遍的挫敗感。」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孔誥烽指出，體制力量還談不上怎樣處理事件，但不少民主黨議員與奧巴馬都同情和理解佔領者的不滿，並嘗試利用這場運動，向被茶黨騎劫的共和黨施壓，強調民主黨盡力推行改革，要金融界多承擔一些重建經濟的責任，可是改革不斷受共和黨抵制。
他引述Rasmussen 最近的民調數據，顯示受訪者對佔領行動的支持度高達33%，反對的有27%，50%沒意見；而同一個調查中對國會的支持度只有14%。《紐約時報》訪問一些首次參與街頭抗爭人士，表示對選舉感到失望，36歲的公務員Blair 說：「當我們的選票力量都被金錢蓋過時，我已不肯定民主可以如何提供問題的解決方案。」
在金融規管和向富人加稅以外，其實行動者期望的是更徹底的社會改革。著名作家Naomi Klein 應邀到佔領現場發表講話時指出，國家照顧民眾的資金不足，全因一小撮富人掠奪公共財產和天然資源以自肥，長久以來世界的運作方式已黑白顛倒，「我們無止境地耗用一些明明有限的天然資源，另一方面卻以為金錢財富並不足夠」。她認為行動目標應以扭轉這種價值觀為基礎，大眾絕對有能力建立一個體面、人與人之間互相關愛和尊重大自然的社會。
一種新生活的實驗
Klein 的言論並非空談，觀乎網上影片、行動者的網誌和民間媒體報道，很多參與者都提及，佔領行動是在實驗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抗爭持續三星期以來，他們在華爾街附近的Zuccotti Park 建立起大本營，劃分了特定區域，包括物資和飲食供應站、媒體資訊站、圖書館、義務參與的醫生和護理人員維持的醫療站、行動者會議區等，除了網上發布行動資訊外，還印製自己的報紙。「這裏像個微型的社會，在構成一個新社會的楷模。」一個年輕的女參與者自豪地說。
《紐約時報》的報道指出，不少市民本是剛好路過，出於好奇與參與者傾談，被他們的理想和生活氣氛感染而加入佔領行動，而當中不乏在金融區上班的專業人士。「我喜歡這裏的草根性、行動者商議時的民主決策過程，和人們的連繫。」23歲的軟件工程師Schwedock 說。工人爸爸Gavaghen 原本陪同12歲女兒來做學校的實地研究習作，結果忘不了這裏的佔領人士，反覆回來探訪；他的父親畢生積蓄在金融海嘯裏失去，「以前我從不覺得自己是受害者，但現在我感到我跟這些人是緊扣着的」。10月1日警方大規模拘捕逾700名遊行人士後，佔據Zuccotti Park 的行動者不減反增，白天常有約500人駐守，晚上則有大概250人留宿。
結束金融霸權
源於網絡號召的「佔領華爾街」行動，因其組織鬆散沒有領導者、並廣納不同目標與背景人士，這段日子以來不斷被傳媒和論者批評「訴求不清晰」。Krugman 則為行動者辯護：「如果示威者能提出幾點主要的政策建議，那當然是好事…… 但其實他們的意願很清晰，而具體細節應該是政策研究者和政客們負責提出的。」
孔誥烽亦認為：「佔領華爾街具有高度象徵性，訴求就是結束美國自80年代列根開始的金融霸權，現在雖然還不清楚在這長遠大目標下，可以發展出什麽短期具體目標和行動策略，但我相信這些將會隨運動的繼續而清楚起來。這運動具有無限的可能性和推動變革的潛力。」另邊廂，記者出身的Klein決絕地說：「能否將我們對美好世界的夢想轉化成一句媒體喜愛的soundbite，這並不重要。」
另一點與近年香港社運共通的難題，便是警權的阻撓。例如紐約警方引用1845年的陳年反面具法（Anti-mask law），拘捕5名戴V煞面具的示威者；又禁止使用擴音器，以致每場演講都出現「人肉傳聲筒」的奇景—— 集會人士將演講者的說話層層疊疊地呼叫傳開去；而警方亦被拍到毆打和平示威者、濫用胡椒噴霧等行為，以致Stiglitz 亦憤慨地說：「我們有太多阻礙民主實踐的規定、太少阻止華爾街惡行的規管了。」
華爾街有金融霸權，回看香港，我們亦有官商勾結、掠奪公共財富的地產霸權。陳雲於面書上評論「佔領華爾街」時引述今期《時代》雜誌：「美國現時的貧富懸殊恰如1929年大蕭條之前的情况，現在的境况更加悲絕，富人將製造業生產基地搬移，所得利潤不在美國納稅，卻佔據美國制度的保護和社會治安的紅利。」他提出：富人發達需要制度和社會支援，而這支援是窮人無酬地，甚至賠本地提供的。有錢得太離譜，而且不與本地社會分享，本身就是罪惡。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右翼盧梭的民約論，窮人願意低頭苦幹和承受剝削，其基礎是大家承諾機會均等和利益回饋；然而當富人破壞機會均等、獨佔利益的時候，窮人就毋須遵守社會合約：因為合約已經被富人撕毁了。香港人要學懂這些新的理解和行動宣傳，否則無法與香港主流的意識洗腦對抗。
據Occupy Together 官網資料，「佔領華爾街」現已在全球934個城市引發類似的聲援行動，並約定周六（15日）發動全球串聯，獲逾350個城市民眾響應。香港的「佔領中環」面書專頁暫時有逾700人like，然佔領地點應是長江中心、銀行街還是時代廣場等，仍未有定論。1%人的貪慾以99%人的痛苦為代價，這概念在全球化年代的世界各地都適用，對抗霸權的星火能否發光發熱，便看這99%裏每個人的爭取和堅持了。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10-09
他們就是你和我，或者總能在他們的遭遇裏看到一些我們自己的影子。因為他們構成了社會的99%，為1%世上最有權力和財勢的人穩踞金字塔頂端而付出代價。
他們在全球金融核心的華爾街露宿、演講、集會、遊行，要向那1%人索回失去已久的社會公義、平等、生活的尊嚴和生存的權利。
他們的行動叫「佔領華爾街」，本由加拿大反消費主義的雜誌Adbusters 發起，抗爭自上月17日起已持續三星期，參與者由最初的一百幾十人，發展至本周三逾萬人遊行；由網絡動員的鬆散聯盟，發展至獲得傳統工會、教師聯會、學生組織、環保和反戰團體響應；並在華盛頓、洛杉磯、芝加哥、波士頓、西雅圖和丹佛，以至澳洲、加拿大、歐洲多處觸發佔領金融區的聲援行動。
他們的訴求包羅萬有，概括來說就是一次對以華爾街為首的金融大鱷長年累月的貪婪和掠奪，以及政商勾結下的社會不公進行一次總清算。示威者之間最常掛在口邊的句子是「我們受夠了」、「不，我們不會再為你們的錯誤和危機埋單」。
1%人的貪慾99%人的痛苦
概括來說他們是左傾的。他們中間有些人相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以至無政府主義，但亦不盡如是；因為當下正在發生的一切，實則宣示美國亦不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度。由世界級炒家George Soros，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Stiglitz 和Paul Krugman，都已撰文甚至親臨抗爭現場支持這次佔領行動。
「行動者以華爾街作為抗爭對象，指控他們破壞政局和社會經濟，這是完全正確的。」Krugman說：「這些年來，認為公義將永不可能實現的犬儒態度，於我們的政治辯論裏無處不在，令我們很容易忘記目前的經濟災難是源自一個多麼可恥的故事—— 首先，銀行家們透過不顧後果的借貸製造資產泡沫，並從中謀取暴利；然後泡沫爆破，但政府用納稅人的金錢挽救這些銀行家，而一般民眾則代為承受他們犯罪所帶來的社會經濟苦果；最後，銀行家由於被打救了，他們仍擁有足以影響政治的巨大財力，政客們於是承諾維持低稅率和解除金融海嘯後設立的溫和管制措施，以換取他們的支持。」
「這是一個將虧損社會化、將利潤私有化的體系。」Stiglitz 在佔領華爾街現場發言：「這不是資本主義，不是市場經濟，這是個扭曲的經濟系統。這樣下去我們將不可能再有經濟增長，也不可能建立一個公正的社會。」
美國民眾究竟絕望到什麼程度？是過去三個月以來失業率一直高踞9.1%，白宮並預計明年大部分時間會持續在這水平；是美元不斷貶值，國家赤字相當於GDP的8.8%；是滅赤給政府最有力的理據去不斷削減公共醫療、教育福利和基本社會保障；是發現了雷曼爆煲後以「Change」一字贏得眾人厚望的奧巴馬，原來跟他的前任一樣會對華爾街俯首稱臣，沒有帶來節制金融霸權的有力政策。於是去年底中期選舉，共和黨重奪眾議院控制權，華爾街支持更右翼的茶黨，反指政府規管是現時經濟危機的禍根，令奧巴馬的4470億元刺激就業和向富人加稅的方案更是寸步難行。
華爾街上一名中年女士舉着標語：「終有一天，窮人將再無任何果腹的東西，只剩下富人可以作食物。」（One day the poor will have nothing left to eat but the rich.）周三萬人大遊行後奧巴馬開腔回應「佔領華爾街」行動，表示聆聽到市民的聲音：「我相信這表現了美國民眾普遍的挫敗感。」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孔誥烽指出，體制力量還談不上怎樣處理事件，但不少民主黨議員與奧巴馬都同情和理解佔領者的不滿，並嘗試利用這場運動，向被茶黨騎劫的共和黨施壓，強調民主黨盡力推行改革，要金融界多承擔一些重建經濟的責任，可是改革不斷受共和黨抵制。
他引述Rasmussen 最近的民調數據，顯示受訪者對佔領行動的支持度高達33%，反對的有27%，50%沒意見；而同一個調查中對國會的支持度只有14%。《紐約時報》訪問一些首次參與街頭抗爭人士，表示對選舉感到失望，36歲的公務員Blair 說：「當我們的選票力量都被金錢蓋過時，我已不肯定民主可以如何提供問題的解決方案。」
在金融規管和向富人加稅以外，其實行動者期望的是更徹底的社會改革。著名作家Naomi Klein 應邀到佔領現場發表講話時指出，國家照顧民眾的資金不足，全因一小撮富人掠奪公共財產和天然資源以自肥，長久以來世界的運作方式已黑白顛倒，「我們無止境地耗用一些明明有限的天然資源，另一方面卻以為金錢財富並不足夠」。她認為行動目標應以扭轉這種價值觀為基礎，大眾絕對有能力建立一個體面、人與人之間互相關愛和尊重大自然的社會。
一種新生活的實驗
Klein 的言論並非空談，觀乎網上影片、行動者的網誌和民間媒體報道，很多參與者都提及，佔領行動是在實驗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抗爭持續三星期以來，他們在華爾街附近的Zuccotti Park 建立起大本營，劃分了特定區域，包括物資和飲食供應站、媒體資訊站、圖書館、義務參與的醫生和護理人員維持的醫療站、行動者會議區等，除了網上發布行動資訊外，還印製自己的報紙。「這裏像個微型的社會，在構成一個新社會的楷模。」一個年輕的女參與者自豪地說。
《紐約時報》的報道指出，不少市民本是剛好路過，出於好奇與參與者傾談，被他們的理想和生活氣氛感染而加入佔領行動，而當中不乏在金融區上班的專業人士。「我喜歡這裏的草根性、行動者商議時的民主決策過程，和人們的連繫。」23歲的軟件工程師Schwedock 說。工人爸爸Gavaghen 原本陪同12歲女兒來做學校的實地研究習作，結果忘不了這裏的佔領人士，反覆回來探訪；他的父親畢生積蓄在金融海嘯裏失去，「以前我從不覺得自己是受害者，但現在我感到我跟這些人是緊扣着的」。10月1日警方大規模拘捕逾700名遊行人士後，佔據Zuccotti Park 的行動者不減反增，白天常有約500人駐守，晚上則有大概250人留宿。
結束金融霸權
源於網絡號召的「佔領華爾街」行動，因其組織鬆散沒有領導者、並廣納不同目標與背景人士，這段日子以來不斷被傳媒和論者批評「訴求不清晰」。Krugman 則為行動者辯護：「如果示威者能提出幾點主要的政策建議，那當然是好事…… 但其實他們的意願很清晰，而具體細節應該是政策研究者和政客們負責提出的。」
孔誥烽亦認為：「佔領華爾街具有高度象徵性，訴求就是結束美國自80年代列根開始的金融霸權，現在雖然還不清楚在這長遠大目標下，可以發展出什麽短期具體目標和行動策略，但我相信這些將會隨運動的繼續而清楚起來。這運動具有無限的可能性和推動變革的潛力。」另邊廂，記者出身的Klein決絕地說：「能否將我們對美好世界的夢想轉化成一句媒體喜愛的soundbite，這並不重要。」
另一點與近年香港社運共通的難題，便是警權的阻撓。例如紐約警方引用1845年的陳年反面具法（Anti-mask law），拘捕5名戴V煞面具的示威者；又禁止使用擴音器，以致每場演講都出現「人肉傳聲筒」的奇景—— 集會人士將演講者的說話層層疊疊地呼叫傳開去；而警方亦被拍到毆打和平示威者、濫用胡椒噴霧等行為，以致Stiglitz 亦憤慨地說：「我們有太多阻礙民主實踐的規定、太少阻止華爾街惡行的規管了。」
華爾街有金融霸權，回看香港，我們亦有官商勾結、掠奪公共財富的地產霸權。陳雲於面書上評論「佔領華爾街」時引述今期《時代》雜誌：「美國現時的貧富懸殊恰如1929年大蕭條之前的情况，現在的境况更加悲絕，富人將製造業生產基地搬移，所得利潤不在美國納稅，卻佔據美國制度的保護和社會治安的紅利。」他提出：富人發達需要制度和社會支援，而這支援是窮人無酬地，甚至賠本地提供的。有錢得太離譜，而且不與本地社會分享，本身就是罪惡。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右翼盧梭的民約論，窮人願意低頭苦幹和承受剝削，其基礎是大家承諾機會均等和利益回饋；然而當富人破壞機會均等、獨佔利益的時候，窮人就毋須遵守社會合約：因為合約已經被富人撕毁了。香港人要學懂這些新的理解和行動宣傳，否則無法與香港主流的意識洗腦對抗。
據Occupy Together 官網資料，「佔領華爾街」現已在全球934個城市引發類似的聲援行動，並約定周六（15日）發動全球串聯，獲逾350個城市民眾響應。香港的「佔領中環」面書專頁暫時有逾700人like，然佔領地點應是長江中心、銀行街還是時代廣場等，仍未有定論。1%人的貪慾以99%人的痛苦為代價，這概念在全球化年代的世界各地都適用，對抗霸權的星火能否發光發熱，便看這99%裏每個人的爭取和堅持了。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10-09
2011年10月2日 星期日
行太平山街 緬懷百年歷史
你未必說得準太平山街的位置，但總會隱約聽過「洗太平地」。翻一翻歷史，這條中半山小街的過去實在說不上太平。
香港開埠初期，英軍從附近的水坑口街上岸並佔據香港島，設置軍營（今為「荷里活道公園」）；大量華人聚居於對上的太平山街，衍生治安問題，於是又設立了警署，警署所在地則成為縱向貫穿太平山街的「差館上街」。
1894年，這個人口密集的地區爆發鼠疫，災情肆虐足30年，港府多次進行街道及民居大清洗仍無法控制鼠疫傳播，最後決定將所有建築物夷為平地，闢出今日的卜公花園。在香港足球當打的年代，綽號「大頭仔」的足球先生胡國雄，11歲初接觸足球那時，就是踢卜公花園小童隊。
鼠疫結束後的數十年，山腳嚤囉街、荷里活道慢慢發展成具規模的古董街，遊人絡繹不絕；太平山街則是相對寧靜的住宅區，街上的地舖多成為古董傢俱店的存倉位置，也聚集了其他較後勤的工商業如小型印刷廠、喪葬用品、維修工程、車房等在這裏落戶。
低價購老舖 改建住宅貴價出租
二千年前後，東面的Soho 區發展日漸飽和，承受不住過高租金的畫廊、藝術工作室及個性小店逐漸往西移，先落戶較近山腳的東街、西街和差館上街。四、五年前開始，愈走愈上，蔓延至太平山街。與此同時，看中這區文化氛圍的yuppies 租客與外國人遷入，投資者嗅出了「升值潛力」，開始大手買入舖位，甚至將整幢大廈翻新或重建成服務式住宅。老街坊日常聚首，少不免議論紛紛，誰誰誰收到數百萬賠償搬走了，哪個舖位又剛以過千萬轉了手。
創業藝術家的實驗室
今天的太平山街景緻，可說是變身前夕的蠢蠢欲動；舉目都是裝修圍板與棚架，工人似乎比遊人還多。投資者購入了殘破的老舖位，總會先以較低價出租，待店家修葺漂亮了，下一期便大幅加租。
在拆拆建建之間，仍有不少懷着創業理想的先行者，願以相較Soho 低廉一點的租金，摸索看這條街可以讓他們做些什麼。於是，十來間寧靜而低調的店裏，偶爾來一場小型藝術展，晚上呼朋引伴搞些半私人的派對，忽然又一群人聚集拍照寫生，各適其適地做着與生存空間有關的小實驗。
聽說區議員即將「成功爭取」在貫穿太平山街的磅巷興建扶手電梯，老居民擔心從此人流增加；商戶則憂喜參半，忖度着下一期的加租幅度。太平山街會否是下一個Soho？只能靜觀其變了。
---
鄰里照應只此一地
做電影服裝設計出身的張西美（Edith），七年前從尖沙嘴的studio 渡海來到太平山街對落的差館上街，成立布藝工作室Cloth Haven，三年前再搬到附近的四方街。本來她是愛這一帶「靜靜地」，那時途人稀少，路過的人以為隔着玻璃窗聽不到，會在外面議論「咁古怪嘅間嘢？」、「點維生呀？」大約是2006年間，傳媒開始談文化保育，窗外的路人改口為：「嗱，呢啲咪文化藝術囉！」《歲月神偷》大熱後，一天可以有十幾人撞進來問路：「永利街怎樣去？」
「好多人來太平山街開店，都諗得好理想，一日有兩個人光顧我就夠維皮了；結果，真的可以連兩個人都無。」但樓價舖租不饒人，在這裏旁觀着鄰居不斷轉手，Edith 沒太大感覺，「大家都知道大家存在，但又不會騷擾到彼此；不過，這裏應該也是香港難得一處，鄰居可以讓你安心放低鎖匙、幫手看一看店、互相照應的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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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災區 卜公花園的前世今生
卜公花園可以是一部精彩的驚慄小說。它的前身是鼠疫災區，災情肆虐30年，最後政府一「洗大平地」，將所有建築物夷為平地，闢出今日的卜公花園。守在這裏的老榕樹滿肚子故事。
Knockbox Coffee Company
剛開業一個月，售賣來自世界各地的生咖啡豆和冲調工具，店內備有烘焙機，咖啡豆是即炒即賣。客人試飲後，可按個人口味，調節烘焙度和學習冲泡方法， 獲得最custom-made 的享受。店主Patrick 是個咖啡發燒友，平日雖有正職， lunchtime 和假日都會來開店，希望與有緣人交流咖啡文化。
Rat's Cave
去年底由街頭藝術組織Start From Zero 開辦，售賣街頭服飾和作為小型展覽場地；店舖以老鼠洞為名，比喻街頭藝術家如過街老鼠，於晚上偷偷摸摸在橫街窄巷出現，望此處成為街頭藝術藏身之所。該處前身為車房，店內別具風味的裝潢和木頭裝置由店主Dom 和Katol 親自裝箝設計。
想梳個潮爆all back 頭又不想gel 到頭皮都爛？這裏有售專為all back 頭而設的水溶性髮蠟，$150 至$220。
廣記食店
足料的自家製涼茶、懷舊瓶瓶罐罐擠滿店，不止吸引街坊來串門子，區外客亦特地尋訪光顧。詎料8月底卻突然結業，相熟街坊事前亦無聽聞任何風聲，只留下店主貼在大閘外的感謝狀，去向未明。
chum5
路過這裏，大概很難不被一雙雙色彩鮮明的鞋子吸引。有危地馬拉原居民親手織布、裁皮製造的手工鞋，有來自峇里、用舊麻包袋和車胎皮造的環保鞋， 有意大利和台灣設計、結構獨特的高跟鞋……要按捺住掏腰包的衝動實在有點難度。另一搞鬼產品是由本地設計師Kenny Li 用剩布造的衣領飾物，配搭T 恤或露肩服飾，玩味十足。
（ 衣領飾物， $400 至$1000）
三代相傳香燭檔
英姐的香燭檔，牌照由祖母三代相傳下來，小小的鐵皮檔屋既是祖母的生計，也是她的住所—— 晚上將貨物收到櫃台下面的抽屜，人就睡在上面。英姐在太平山街長大，見證過街上擠滿露宿者的日子。後來英姐的爸媽過身， 她便接手經營。隨着年老居民遷走， 顧客漸少，除每逢節日善信大排長龍拜觀音外，平日也甚清閒。但英姐覺得這裏還是有種難得的人情味，新搬來的年輕街坊會跟她攀談招呼，閒閒的街道上，日子也過得甚愜意。
科記咖啡餐廳
一塊豬扒，做到街知巷聞。甜豉油略為調味，豬扒淺炸成金黃色，外脆內軟，配飯、麵食還是豬扒包，都各有風味。每逢午飯來科記，總要大排長龍，中上環的白領都不辭勞苦登山尋味。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街知巷聞 - 2011-10-02
香港開埠初期，英軍從附近的水坑口街上岸並佔據香港島，設置軍營（今為「荷里活道公園」）；大量華人聚居於對上的太平山街，衍生治安問題，於是又設立了警署，警署所在地則成為縱向貫穿太平山街的「差館上街」。
1894年，這個人口密集的地區爆發鼠疫，災情肆虐足30年，港府多次進行街道及民居大清洗仍無法控制鼠疫傳播，最後決定將所有建築物夷為平地，闢出今日的卜公花園。在香港足球當打的年代，綽號「大頭仔」的足球先生胡國雄，11歲初接觸足球那時，就是踢卜公花園小童隊。
鼠疫結束後的數十年，山腳嚤囉街、荷里活道慢慢發展成具規模的古董街，遊人絡繹不絕；太平山街則是相對寧靜的住宅區，街上的地舖多成為古董傢俱店的存倉位置，也聚集了其他較後勤的工商業如小型印刷廠、喪葬用品、維修工程、車房等在這裏落戶。
低價購老舖 改建住宅貴價出租
二千年前後，東面的Soho 區發展日漸飽和，承受不住過高租金的畫廊、藝術工作室及個性小店逐漸往西移，先落戶較近山腳的東街、西街和差館上街。四、五年前開始，愈走愈上，蔓延至太平山街。與此同時，看中這區文化氛圍的yuppies 租客與外國人遷入，投資者嗅出了「升值潛力」，開始大手買入舖位，甚至將整幢大廈翻新或重建成服務式住宅。老街坊日常聚首，少不免議論紛紛，誰誰誰收到數百萬賠償搬走了，哪個舖位又剛以過千萬轉了手。
創業藝術家的實驗室
今天的太平山街景緻，可說是變身前夕的蠢蠢欲動；舉目都是裝修圍板與棚架，工人似乎比遊人還多。投資者購入了殘破的老舖位，總會先以較低價出租，待店家修葺漂亮了，下一期便大幅加租。
在拆拆建建之間，仍有不少懷着創業理想的先行者，願以相較Soho 低廉一點的租金，摸索看這條街可以讓他們做些什麼。於是，十來間寧靜而低調的店裏，偶爾來一場小型藝術展，晚上呼朋引伴搞些半私人的派對，忽然又一群人聚集拍照寫生，各適其適地做着與生存空間有關的小實驗。
聽說區議員即將「成功爭取」在貫穿太平山街的磅巷興建扶手電梯，老居民擔心從此人流增加；商戶則憂喜參半，忖度着下一期的加租幅度。太平山街會否是下一個Soho？只能靜觀其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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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里照應只此一地
做電影服裝設計出身的張西美（Edith），七年前從尖沙嘴的studio 渡海來到太平山街對落的差館上街，成立布藝工作室Cloth Haven，三年前再搬到附近的四方街。本來她是愛這一帶「靜靜地」，那時途人稀少，路過的人以為隔着玻璃窗聽不到，會在外面議論「咁古怪嘅間嘢？」、「點維生呀？」大約是2006年間，傳媒開始談文化保育，窗外的路人改口為：「嗱，呢啲咪文化藝術囉！」《歲月神偷》大熱後，一天可以有十幾人撞進來問路：「永利街怎樣去？」
「好多人來太平山街開店，都諗得好理想，一日有兩個人光顧我就夠維皮了；結果，真的可以連兩個人都無。」但樓價舖租不饒人，在這裏旁觀着鄰居不斷轉手，Edith 沒太大感覺，「大家都知道大家存在，但又不會騷擾到彼此；不過，這裏應該也是香港難得一處，鄰居可以讓你安心放低鎖匙、幫手看一看店、互相照應的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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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災區 卜公花園的前世今生
卜公花園可以是一部精彩的驚慄小說。它的前身是鼠疫災區，災情肆虐30年，最後政府一「洗大平地」，將所有建築物夷為平地，闢出今日的卜公花園。守在這裏的老榕樹滿肚子故事。
Knockbox Coffee Company
剛開業一個月，售賣來自世界各地的生咖啡豆和冲調工具，店內備有烘焙機，咖啡豆是即炒即賣。客人試飲後，可按個人口味，調節烘焙度和學習冲泡方法， 獲得最custom-made 的享受。店主Patrick 是個咖啡發燒友，平日雖有正職， lunchtime 和假日都會來開店，希望與有緣人交流咖啡文化。
Rat's Cave
去年底由街頭藝術組織Start From Zero 開辦，售賣街頭服飾和作為小型展覽場地；店舖以老鼠洞為名，比喻街頭藝術家如過街老鼠，於晚上偷偷摸摸在橫街窄巷出現，望此處成為街頭藝術藏身之所。該處前身為車房，店內別具風味的裝潢和木頭裝置由店主Dom 和Katol 親自裝箝設計。
想梳個潮爆all back 頭又不想gel 到頭皮都爛？這裏有售專為all back 頭而設的水溶性髮蠟，$150 至$220。
廣記食店
足料的自家製涼茶、懷舊瓶瓶罐罐擠滿店，不止吸引街坊來串門子，區外客亦特地尋訪光顧。詎料8月底卻突然結業，相熟街坊事前亦無聽聞任何風聲，只留下店主貼在大閘外的感謝狀，去向未明。
chum5
路過這裏，大概很難不被一雙雙色彩鮮明的鞋子吸引。有危地馬拉原居民親手織布、裁皮製造的手工鞋，有來自峇里、用舊麻包袋和車胎皮造的環保鞋， 有意大利和台灣設計、結構獨特的高跟鞋……要按捺住掏腰包的衝動實在有點難度。另一搞鬼產品是由本地設計師Kenny Li 用剩布造的衣領飾物，配搭T 恤或露肩服飾，玩味十足。
（ 衣領飾物， $400 至$1000）
三代相傳香燭檔
英姐的香燭檔，牌照由祖母三代相傳下來，小小的鐵皮檔屋既是祖母的生計，也是她的住所—— 晚上將貨物收到櫃台下面的抽屜，人就睡在上面。英姐在太平山街長大，見證過街上擠滿露宿者的日子。後來英姐的爸媽過身， 她便接手經營。隨着年老居民遷走， 顧客漸少，除每逢節日善信大排長龍拜觀音外，平日也甚清閒。但英姐覺得這裏還是有種難得的人情味，新搬來的年輕街坊會跟她攀談招呼，閒閒的街道上，日子也過得甚愜意。
科記咖啡餐廳
一塊豬扒，做到街知巷聞。甜豉油略為調味，豬扒淺炸成金黃色，外脆內軟，配飯、麵食還是豬扒包，都各有風味。每逢午飯來科記，總要大排長龍，中上環的白領都不辭勞苦登山尋味。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街知巷聞 - 2011-10-02
走進 港大學運史
8月18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到訪港大，示威學生被推倒禁錮在後樓梯，數日後，逾千名師生校友齊集中山廣場，為警察「接管」校園質詢校方。各代「港大人」齊聲指出，港大百年以來都是革命思潮的基地、言論自由的堡壘，校園自主不容割賣。
這塊令無數師生校友引以為榮的土地發生過什麼？港大門常開，今周請來前輩舍監、老鬼校友帶我們來一趟自由行，走一轉港大學運史之路。
陸佑堂 社會改革搖籃
談到港大作為社會改革的搖籃， 當然不得不提陸佑堂。陸佑堂所在的本部大樓於1912年啟用，是港大首幢建築物。百年來最著名的校友—— 國父孫中山，曾在1923年重返母校，於陸佑堂向400多名港大生發表演講，提及其革命思想源自香港生活的經歷，勉勵學生學習從前的英國人民，發動議會民 主制度改革，將革命思想傳遍中國。
1933年，受馬克思啟發、致力推動社會改革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蕭伯納，亦到訪演講，按魯迅的文章引 述，蕭伯納演講時告誡學生，「如汝在20歲時不為赤色革命家，則在50歲時將成不可能之僵石，汝欲在20歲時成一赤色革命家，則汝可得在40歲時不致落伍 之機會。」本部大樓現為法定古蹟，是港大文學院的大本營。
明原堂 原港大學運重心
前身為盧迦翼、梅翼及儀禮翼3間宿舍，66年因雨災損毁，重修後合併改稱「明原堂」。
貧苦學生優先入住
60年代以前，港大生多為富家子弟，並不關注社會和國家大事；隨着政府助學金和貸款增加，60年代末，基層出身的學生人數漸多。明原堂於68年重開後首任舍監馮以浤支持學運，除了讓家境貧苦的學生優先入住，甄選宿生時亦重視是否關心社會。
當 別的港大舍堂仍沉迷玩新生、追求團結和體育競賽奪標時，明原堂重視培養宿生「認中關社」，舉辦研習班、社訪活動、出版報刊等。由68年第一次中文運動、校 政改革， 至70年代保釣、反貪污捉葛柏等，明原堂的宿生都站在學運最前線，擔任舍監11年的馮教授不諱言，在火紅的年代，「學界領導和爭執中心在港大，而港大學運 的重心則在明原堂」。
重視「認中關社」
惟70年代末，各學運思想流派的爭端趨向激烈分化，加上社會不公的 問題漸轉為更複雜的政治和香港前途問題，專業論政和壓力團體增加，大學生在社會改革中已不再擔當領導角色。80年代起明原堂的學運色彩減退，92年盧吉堂 拆卸，餘下的儀禮堂和梅堂現為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和通識教育等部門的辦公室。
明原堂眾生相 名人玩串社會
為記住宿生名字和方便大家互相認識，馮舍監於75年發起印製《明原堂眾生相》手冊。宿生的臉孔歷歷在目，首排左起第二位便是已身故的保釣領袖陳毓祥。
明 原堂宿生、75年港大社會科學院畢業的洪清田，在舍堂30周年紀念時撰文，仍對當年學運思想交鋒的盛况津津樂道——「搞事者日以繼夜出出入入，不但港大滋 事分子來『屈蛇』，中大和其他院校也來『掛單』。當利瑪竇堂生在『玩串校園』時，明原堂的陳婉瑩、宋恩榮、黃紹倫、黃醒華、陸文強、馮可強、李明、劉迺 強、馮紹波、石鏡泉、程翔、陳毓祥、王卓祺、崔綺雲、鍾瑞明、關品方、呂炳強、陳裘德、楊佰成、何俊仁、楊步前、麥海華、劉敏儀等卻在『玩串社會』。」
荷花池 大型集會地點
位於中山階旁的荷花池，是六、七十年代港大學生舉行大型集會的地點。當時荷花池畔較空曠，又有台階 環繞，不少重要議題就在荷花池邊的學生集會上發酵，再演變成到校外示威的大型社會事件。71年4月，港大學生會就釣魚台事件在荷花池畔舉行和平集會，多達 千名同學參加；7月7日便由學聯牽頭到維園示威，遭遇警方鎮壓，不少學生被追打受傷和被捕。
即使是警權猖獗的當年，學生都享有在校內集會示威的充分自由，警察從不會踏進校園干預，「如果進來拉人，恐怕溶咗佢哋都似！」馮以浤笑說。一些校友亦指出，過往曾在校園內近距離向港督麥理浩、彭定康，甚至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抗議和遞信。
今日的荷花池人流甚少，港大生舉辦戶外集會的地方，已轉移至圖書館對出、被暱稱為「開心公園」的中山廣場。8月26日師生校友聲討818事件的集會亦在此舉行。
太古橋 六四記憶薪火相傳
八九民運連串事件，重燃港大生對社會的關注和參與。89年6月4日凌晨，太古堂宿生在電視上目睹慘劇發生，義憤填膺，翌日便到深水埗買布做橫額。本來沒打算弄很大幅，但布檔老闆知道用途後，硬要把一整疋黑布送贈給他們。由於面積太大，唯有鋪在空地上寫標語，雖有報紙墊底，但白油漆還是透到地上。橫額掛上太古堂外牆，適逢狂風雷暴，才掛起一天便摧毁了，地上「冷血屠城烈士英魂不朽 誓殲豺狼民主星火不滅」的字迹卻留存下來。
有份參與製作標語的前港大學生會長（91年）張銳輝說，當年其實沒想過要保留橋上的字迹，擔心校方說他們弄污地方，還打算想辦法洗乾淨呢！「因為六四事件還很深刻，沒有人感到有忘記的危機，所以也不覺得要刻意留些證據。」不料到了行將回歸的96年，校長鄭耀宗上任後不久，校方突然派人洗走字迹，宿生和校友群情洶湧，誓要守衛歷史證據。於是發起重髹行動，並成為每年紀念六四的指定動作。後來有次校方重鋪路面，亦指示工友完工後補回字迹，尊重同學將歷史記憶薪火相傳。
學生會 獨立梯已拆卸
談到學運基地，少不了作為領導角色之一的港大學生會。學生會會址最先設在本部大樓對面的孔慶熒樓，1949年，於圖書館側的3層高學生會大樓啟用，85年再遷入校園西翼的徐朗星文娛中心。
張銳輝指出，從前學生會不單在運作和財政上有絕對自主權，亦擁有專屬學生會的一幢大樓，反映校方尊重學生會獨立；自從搬入徐朗星樓，學生會倒退到只擁有其中一些樓面空間。由於徐朗星地面一層管理權屬於校方，學生會遂自資興建一條樓梯，接通屬於學生會管理的徐朗星二樓和黃克兢平台廣場，並在徐朗星文娛中心面向街道的外牆上，掛有「香港大學學生會」的牌匾。
由於大學四年制後校內設施不敷應用，港大於校園西翼進行「百周年校園」擴建計劃。工程影響下，學生會的「獨立自主梯」現已拆卸，但校方承諾完工後將徐朗星中心的一至三樓撥歸學生會使用。
國殤之柱 永久豎立黃克兢平台
國殤之柱銅像高8米，由近50個身軀扭曲面容痛苦的人像組成，象徵遭受六四血腥鎮壓的死傷者，由丹麥雕塑家高志活（Jens Galschiot）花3年時間完成。他害怕回歸後香港將不能再紀念六四，所以趕在97年六四前送抵香港維園，預定燭光晚會後運往港大擺放。
張銳輝憶述，學生會預料國殤之柱運送過程將受阻撓，晚會結束後呼籲同學護送，結果有數百人隨行。貨車到達校門時，校方召喚大批警察在門外攔截，學生和校友與警方爭持不下數小時，最後校方讓步，警察撤走，國殤之柱才順利進入校園。3個月後，銅像被安排送往各間大學巡迴展出，98年由港大學生全民投票通過，永久豎立於黃克兢平台。
08年北京奧運，高志活發起關注中國人權問題的橙色運動，支聯會邀請他於奧運倒數100天的4月30日，將「國殤之柱」翻新和漆成橙色，不料高志活被拒入境，上色行動由支聯會和四五行動成員完成。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通識導賞 - 2011-10-02
這塊令無數師生校友引以為榮的土地發生過什麼？港大門常開，今周請來前輩舍監、老鬼校友帶我們來一趟自由行，走一轉港大學運史之路。
陸佑堂 社會改革搖籃
談到港大作為社會改革的搖籃， 當然不得不提陸佑堂。陸佑堂所在的本部大樓於1912年啟用，是港大首幢建築物。百年來最著名的校友—— 國父孫中山，曾在1923年重返母校，於陸佑堂向400多名港大生發表演講，提及其革命思想源自香港生活的經歷，勉勵學生學習從前的英國人民，發動議會民 主制度改革，將革命思想傳遍中國。
1933年，受馬克思啟發、致力推動社會改革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蕭伯納，亦到訪演講，按魯迅的文章引 述，蕭伯納演講時告誡學生，「如汝在20歲時不為赤色革命家，則在50歲時將成不可能之僵石，汝欲在20歲時成一赤色革命家，則汝可得在40歲時不致落伍 之機會。」本部大樓現為法定古蹟，是港大文學院的大本營。
明原堂 原港大學運重心
前身為盧迦翼、梅翼及儀禮翼3間宿舍，66年因雨災損毁，重修後合併改稱「明原堂」。
貧苦學生優先入住
60年代以前，港大生多為富家子弟，並不關注社會和國家大事；隨着政府助學金和貸款增加，60年代末，基層出身的學生人數漸多。明原堂於68年重開後首任舍監馮以浤支持學運，除了讓家境貧苦的學生優先入住，甄選宿生時亦重視是否關心社會。
當 別的港大舍堂仍沉迷玩新生、追求團結和體育競賽奪標時，明原堂重視培養宿生「認中關社」，舉辦研習班、社訪活動、出版報刊等。由68年第一次中文運動、校 政改革， 至70年代保釣、反貪污捉葛柏等，明原堂的宿生都站在學運最前線，擔任舍監11年的馮教授不諱言，在火紅的年代，「學界領導和爭執中心在港大，而港大學運 的重心則在明原堂」。
重視「認中關社」
惟70年代末，各學運思想流派的爭端趨向激烈分化，加上社會不公的 問題漸轉為更複雜的政治和香港前途問題，專業論政和壓力團體增加，大學生在社會改革中已不再擔當領導角色。80年代起明原堂的學運色彩減退，92年盧吉堂 拆卸，餘下的儀禮堂和梅堂現為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和通識教育等部門的辦公室。
明原堂眾生相 名人玩串社會
為記住宿生名字和方便大家互相認識，馮舍監於75年發起印製《明原堂眾生相》手冊。宿生的臉孔歷歷在目，首排左起第二位便是已身故的保釣領袖陳毓祥。
明 原堂宿生、75年港大社會科學院畢業的洪清田，在舍堂30周年紀念時撰文，仍對當年學運思想交鋒的盛况津津樂道——「搞事者日以繼夜出出入入，不但港大滋 事分子來『屈蛇』，中大和其他院校也來『掛單』。當利瑪竇堂生在『玩串校園』時，明原堂的陳婉瑩、宋恩榮、黃紹倫、黃醒華、陸文強、馮可強、李明、劉迺 強、馮紹波、石鏡泉、程翔、陳毓祥、王卓祺、崔綺雲、鍾瑞明、關品方、呂炳強、陳裘德、楊佰成、何俊仁、楊步前、麥海華、劉敏儀等卻在『玩串社會』。」
荷花池 大型集會地點
位於中山階旁的荷花池，是六、七十年代港大學生舉行大型集會的地點。當時荷花池畔較空曠，又有台階 環繞，不少重要議題就在荷花池邊的學生集會上發酵，再演變成到校外示威的大型社會事件。71年4月，港大學生會就釣魚台事件在荷花池畔舉行和平集會，多達 千名同學參加；7月7日便由學聯牽頭到維園示威，遭遇警方鎮壓，不少學生被追打受傷和被捕。
即使是警權猖獗的當年，學生都享有在校內集會示威的充分自由，警察從不會踏進校園干預，「如果進來拉人，恐怕溶咗佢哋都似！」馮以浤笑說。一些校友亦指出，過往曾在校園內近距離向港督麥理浩、彭定康，甚至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抗議和遞信。
今日的荷花池人流甚少，港大生舉辦戶外集會的地方，已轉移至圖書館對出、被暱稱為「開心公園」的中山廣場。8月26日師生校友聲討818事件的集會亦在此舉行。
太古橋 六四記憶薪火相傳
八九民運連串事件，重燃港大生對社會的關注和參與。89年6月4日凌晨，太古堂宿生在電視上目睹慘劇發生，義憤填膺，翌日便到深水埗買布做橫額。本來沒打算弄很大幅，但布檔老闆知道用途後，硬要把一整疋黑布送贈給他們。由於面積太大，唯有鋪在空地上寫標語，雖有報紙墊底，但白油漆還是透到地上。橫額掛上太古堂外牆，適逢狂風雷暴，才掛起一天便摧毁了，地上「冷血屠城烈士英魂不朽 誓殲豺狼民主星火不滅」的字迹卻留存下來。
有份參與製作標語的前港大學生會長（91年）張銳輝說，當年其實沒想過要保留橋上的字迹，擔心校方說他們弄污地方，還打算想辦法洗乾淨呢！「因為六四事件還很深刻，沒有人感到有忘記的危機，所以也不覺得要刻意留些證據。」不料到了行將回歸的96年，校長鄭耀宗上任後不久，校方突然派人洗走字迹，宿生和校友群情洶湧，誓要守衛歷史證據。於是發起重髹行動，並成為每年紀念六四的指定動作。後來有次校方重鋪路面，亦指示工友完工後補回字迹，尊重同學將歷史記憶薪火相傳。
學生會 獨立梯已拆卸
談到學運基地，少不了作為領導角色之一的港大學生會。學生會會址最先設在本部大樓對面的孔慶熒樓，1949年，於圖書館側的3層高學生會大樓啟用，85年再遷入校園西翼的徐朗星文娛中心。
張銳輝指出，從前學生會不單在運作和財政上有絕對自主權，亦擁有專屬學生會的一幢大樓，反映校方尊重學生會獨立；自從搬入徐朗星樓，學生會倒退到只擁有其中一些樓面空間。由於徐朗星地面一層管理權屬於校方，學生會遂自資興建一條樓梯，接通屬於學生會管理的徐朗星二樓和黃克兢平台廣場，並在徐朗星文娛中心面向街道的外牆上，掛有「香港大學學生會」的牌匾。
由於大學四年制後校內設施不敷應用，港大於校園西翼進行「百周年校園」擴建計劃。工程影響下，學生會的「獨立自主梯」現已拆卸，但校方承諾完工後將徐朗星中心的一至三樓撥歸學生會使用。
國殤之柱 永久豎立黃克兢平台
國殤之柱銅像高8米，由近50個身軀扭曲面容痛苦的人像組成，象徵遭受六四血腥鎮壓的死傷者，由丹麥雕塑家高志活（Jens Galschiot）花3年時間完成。他害怕回歸後香港將不能再紀念六四，所以趕在97年六四前送抵香港維園，預定燭光晚會後運往港大擺放。
張銳輝憶述，學生會預料國殤之柱運送過程將受阻撓，晚會結束後呼籲同學護送，結果有數百人隨行。貨車到達校門時，校方召喚大批警察在門外攔截，學生和校友與警方爭持不下數小時，最後校方讓步，警察撤走，國殤之柱才順利進入校園。3個月後，銅像被安排送往各間大學巡迴展出，98年由港大學生全民投票通過，永久豎立於黃克兢平台。
08年北京奧運，高志活發起關注中國人權問題的橙色運動，支聯會邀請他於奧運倒數100天的4月30日，將「國殤之柱」翻新和漆成橙色，不料高志活被拒入境，上色行動由支聯會和四五行動成員完成。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通識導賞 - 2011-10-02
區選有睇頭
又到區選。長久以來，市民打從心底裏看不起區議會，對區選的關注度極低。無他，區議員無權無責，市民不存寄望，為數甚多的議員亦不思進取，甘做專責「蛇齋餅糭」的街坊保長。區選的結果，只是讓各黨派比併一下取得多少個席次，分析勢力消長，作為翌年立會選舉的前戲而已。個別議員在位期間做成怎樣，似乎沒什麼好在意。
06年港府推行改革，擴大區議會自主權，包括提供每年3億元的基本工程撥款，並在各區議會轄下成立「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賦權區會參與管理圖書館、社區會堂、休憩場地等康樂設施。這一改革，卻成為中西區居民梁太的噩夢開端。
「他們實在太多錢了，不斷想辦法找些工程來做。」梁戴月琴說，自己15年前從外國回流香港定居，偶爾到港大對上的龍虎山郊遊，非常珍惜這片鄰近市中心的自然勝景，但覺「香港有個龍虎山，根本不用羨慕外國地方」。
「不斷想辦法找工程做」
不料石屎森林的魔爪沒放過這片寶地。「這幾年來，一時在好端端的山道上鋪磚，一時加建設計突兀的涼亭，不斷將郊野地方石屎化，既破壞景觀、也危害植物生長。08年底，區議員又說要在山道旁加建欄杆。」梁太忍無可忍，與朋友組成「龍虎山自然面貌關注組」，堅決反對。
梁太說，議員指加建欄杆是應地區人士要求，但卻不肯透露詳情。區會未有就工程公開諮詢，關注組成員便自行到山道上向行山人士收集意見，141名回應者中有118人反對加建欄杆。然而，議員堅稱要尊重支持建欄杆的少數人，而且施工路段雖然多年來從未發生墮坡意外，也應作預防。
於是梁太等人終日忙着發電郵、發信、打電話，向地區人士收集意見和簽名，聯絡環保組織和傳媒採訪，不斷寫信給中西區區議會、民政處、運輸署、甚至特首，用盡想得到的渠道，但求保住屬於市民大眾的天然環境。
最後民政處做了諮詢，收到的500多個回應裏有97%反對；關注組再四出游說多名中西區議員，計劃才終於在今年6月30日的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會議上被否決。
兩年多來，梁太放下自己的生意、甚至時常要用照顧兒女的時間去做這件事，「簡直是筋疲力盡。對於下一屆區議會，我真想說，拜託不要搞這麼多無謂的工程了，讓大自然和我們都歇一下吧」。
無權無錢的區議會固然無所作為；有點權有點錢時，卻逆民意而行。但倒退到懷念往日的「無為而治」，會令社會變得更美好嗎？
80後選民增兩三成
今屆區選前的選民登記，18至20歲年輕選民人數比07年區選前大增一倍至14.4萬人；18區中有7區，80後登記選民增加兩至三成。年輕人對選舉是有期望的，除了對手中的一張選票躍躍欲試，有些人更身體力行參選。新團體「土地正義聯盟」殺入區議會選舉，參選人朱凱迪、王浩賢、黃俊邦等，主打社區規劃和保育議題，都是參與街頭抗爭的社運青年中堅。
因着資訊不透明，由利東街、天星∕皇后碼頭、到反高鐵的菜園村，過往他們總是在規劃議案靜悄悄通過各種諮詢和行政關卡後才得悉，被動地在拆遷的最後關頭去打「保衛戰」。王浩賢說，希望成為區議員後，可以及早知悉官員和議會之間的議程，在政策討論初期就團結社區力量，「撞開一個位置讓民眾的聲音進入建制」。
王自07年開始關注市區重建議題，為「人民規劃行動」及「關注樓宇強制拍賣大聯盟」成員，協助舊區居民面對收購、逼遷及強拍訴訟。這次他選擇中西區的正街選區參選，除了因為他在該處成長，亦因為那是典型市區重建問題的集中地—— 區內有兩個市建局項目、近期就有兩宗強拍申請、新建巨型酒店和屏風樓與舊樓交錯、西港島線效應帶動租金樓價暴升，居民商戶紛嘆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過往的經驗是，當居民的意見和想法不清晰、資訊不全、無法進行有組織的討論，便會被政府的諮詢架構或者區議員挪用，將社區發展帶往對居民不利的方向。我希望講民主不只是每四年投一次票，是平時每日都可以參與社區規劃、表達意見、分享成果。」
數年來舊區重建的魔爪處處，王浩賢四出撲火，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最近開始覺得需要固定在一處地方深入去做些成果。「雖然在行政主導下，由區會以至立會的權力都很多限制，但我覺得不能完全棄守，有操控存在，更要進入去，將本來不是議事的地方變成是。」
土地正義聯盟更勇闖八鄉、新田等傳統鄉事派陣地挑戰。朱凱迪在09年支援菜園村時認識原居民馮汝竹，伙拍出選八鄉北和八鄉南兩區。他說，在鄉郊地區，區議員地位低於鄉事委員會主席，區會議席長年被鄉事勢力壟斷，由村代表組織村民投票給特定候選人，區選向來只是一個「如何將選民送到票站」的「物流」問題。
出選八鄉盼打破鄉事壟斷
選擇在八鄉出選，除了想打破這種不民主的傳統外，亦是看到昔日社運抗爭的不足。「守衛菜園村時，好像全港都有人關心這件事，老遠入村支援，但我們發覺，近在咫尺的鄰村居民其實不支持這場運動，還覺得是『外人來欺侮我們八鄉人』，令我覺得進步的方向應該是由菜園村這個點向面擴展。」
「市區的選區只有幾條街，但八鄉總共有40平方公里的地方，包括農地、鄉村和私人屋苑，生態資源豐富，是個完整獨立的地域和社區體系。思考政綱時可以提出一整套關於社區發展的想法，例如我們主張的農地保育、綠色產業和可持續的生活網絡等。即使選不到，亦可以積累一些政治力量，為將來會被拆遷的村落儲存實力、作為實驗和借鑒。」
朱凱迪說，宣布參選以來，他和馮汝竹都面對鄉事勢力的威嚇和勸退。「有些人不相信議會政治，覺得參選就是放棄激進抗爭；其實要進入保守勢力把持的選區，我自己覺得是很『激進』的行動呢！尤其是拍擋馮汝竹，她在八鄉出生的一個女子，在這非常父權的系統去挑原居民機，是從來無人試過的。將來抗爭運動如果有需要走上街頭去施壓，我當然會繼續出現；但如果你兼有區議員的身分，為地區事務發聲時，也會更受重視。」
曾將區議員一職幹得有聲有色的前灣仔區議會主席黃英琦，最近出書《改革戰記：營造灣仔》，回顧04至07年間的議會經驗，也寄語新一屆候選人要有想像和改變的勇氣， 「沒有明文規定不准的，區議會都可以進行」，能做的其實很多。
卷首提出的一幅區議會改革藍圖，光是看看也覺得美好——
．基層民主的發展基地，促進每一個市民在地區層面體現民主參與
．向市民問責，是地方行政的決策架構
．對轄區應有一個經居民參與共同制定的可持續發展「願景」，包括社區規劃和重建、交通 運輸、社會服務、市容、環境衛生、文康設施、社區持續教育配套等內容
．與各政府部門就「願景」達成共識，釐訂執行細節，並監察整個落實過程。各政府部門應 橫向就區內議題向區議會問責
．民政事務專員及民政處，分別是區議會的執行總監和執行處
．由民政處委任的地方組織，歸納在區議會轄下的委員會，聯同各部門在區內定期召開公聽 會，聆聽居民訴求，落實居民參與
．推動社區歸屬感，營造自強、包容的社區
太過痴人說夢了嗎？認真去做一件沒有人認真對待的事，應該會是夢想成真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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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正街選區並有候選人李志恆，八鄉南有黎偉雄、八鄉北有鄧貴有及鄧鎔耀參選。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10-02
06年港府推行改革，擴大區議會自主權，包括提供每年3億元的基本工程撥款，並在各區議會轄下成立「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賦權區會參與管理圖書館、社區會堂、休憩場地等康樂設施。這一改革，卻成為中西區居民梁太的噩夢開端。
「他們實在太多錢了，不斷想辦法找些工程來做。」梁戴月琴說，自己15年前從外國回流香港定居，偶爾到港大對上的龍虎山郊遊，非常珍惜這片鄰近市中心的自然勝景，但覺「香港有個龍虎山，根本不用羨慕外國地方」。
「不斷想辦法找工程做」
不料石屎森林的魔爪沒放過這片寶地。「這幾年來，一時在好端端的山道上鋪磚，一時加建設計突兀的涼亭，不斷將郊野地方石屎化，既破壞景觀、也危害植物生長。08年底，區議員又說要在山道旁加建欄杆。」梁太忍無可忍，與朋友組成「龍虎山自然面貌關注組」，堅決反對。
梁太說，議員指加建欄杆是應地區人士要求，但卻不肯透露詳情。區會未有就工程公開諮詢，關注組成員便自行到山道上向行山人士收集意見，141名回應者中有118人反對加建欄杆。然而，議員堅稱要尊重支持建欄杆的少數人，而且施工路段雖然多年來從未發生墮坡意外，也應作預防。
於是梁太等人終日忙着發電郵、發信、打電話，向地區人士收集意見和簽名，聯絡環保組織和傳媒採訪，不斷寫信給中西區區議會、民政處、運輸署、甚至特首，用盡想得到的渠道，但求保住屬於市民大眾的天然環境。
最後民政處做了諮詢，收到的500多個回應裏有97%反對；關注組再四出游說多名中西區議員，計劃才終於在今年6月30日的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會議上被否決。
兩年多來，梁太放下自己的生意、甚至時常要用照顧兒女的時間去做這件事，「簡直是筋疲力盡。對於下一屆區議會，我真想說，拜託不要搞這麼多無謂的工程了，讓大自然和我們都歇一下吧」。
無權無錢的區議會固然無所作為；有點權有點錢時，卻逆民意而行。但倒退到懷念往日的「無為而治」，會令社會變得更美好嗎？
80後選民增兩三成
今屆區選前的選民登記，18至20歲年輕選民人數比07年區選前大增一倍至14.4萬人；18區中有7區，80後登記選民增加兩至三成。年輕人對選舉是有期望的，除了對手中的一張選票躍躍欲試，有些人更身體力行參選。新團體「土地正義聯盟」殺入區議會選舉，參選人朱凱迪、王浩賢、黃俊邦等，主打社區規劃和保育議題，都是參與街頭抗爭的社運青年中堅。
因着資訊不透明，由利東街、天星∕皇后碼頭、到反高鐵的菜園村，過往他們總是在規劃議案靜悄悄通過各種諮詢和行政關卡後才得悉，被動地在拆遷的最後關頭去打「保衛戰」。王浩賢說，希望成為區議員後，可以及早知悉官員和議會之間的議程，在政策討論初期就團結社區力量，「撞開一個位置讓民眾的聲音進入建制」。
王自07年開始關注市區重建議題，為「人民規劃行動」及「關注樓宇強制拍賣大聯盟」成員，協助舊區居民面對收購、逼遷及強拍訴訟。這次他選擇中西區的正街選區參選，除了因為他在該處成長，亦因為那是典型市區重建問題的集中地—— 區內有兩個市建局項目、近期就有兩宗強拍申請、新建巨型酒店和屏風樓與舊樓交錯、西港島線效應帶動租金樓價暴升，居民商戶紛嘆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過往的經驗是，當居民的意見和想法不清晰、資訊不全、無法進行有組織的討論，便會被政府的諮詢架構或者區議員挪用，將社區發展帶往對居民不利的方向。我希望講民主不只是每四年投一次票，是平時每日都可以參與社區規劃、表達意見、分享成果。」
數年來舊區重建的魔爪處處，王浩賢四出撲火，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最近開始覺得需要固定在一處地方深入去做些成果。「雖然在行政主導下，由區會以至立會的權力都很多限制，但我覺得不能完全棄守，有操控存在，更要進入去，將本來不是議事的地方變成是。」
土地正義聯盟更勇闖八鄉、新田等傳統鄉事派陣地挑戰。朱凱迪在09年支援菜園村時認識原居民馮汝竹，伙拍出選八鄉北和八鄉南兩區。他說，在鄉郊地區，區議員地位低於鄉事委員會主席，區會議席長年被鄉事勢力壟斷，由村代表組織村民投票給特定候選人，區選向來只是一個「如何將選民送到票站」的「物流」問題。
出選八鄉盼打破鄉事壟斷
選擇在八鄉出選，除了想打破這種不民主的傳統外，亦是看到昔日社運抗爭的不足。「守衛菜園村時，好像全港都有人關心這件事，老遠入村支援，但我們發覺，近在咫尺的鄰村居民其實不支持這場運動，還覺得是『外人來欺侮我們八鄉人』，令我覺得進步的方向應該是由菜園村這個點向面擴展。」
「市區的選區只有幾條街，但八鄉總共有40平方公里的地方，包括農地、鄉村和私人屋苑，生態資源豐富，是個完整獨立的地域和社區體系。思考政綱時可以提出一整套關於社區發展的想法，例如我們主張的農地保育、綠色產業和可持續的生活網絡等。即使選不到，亦可以積累一些政治力量，為將來會被拆遷的村落儲存實力、作為實驗和借鑒。」
朱凱迪說，宣布參選以來，他和馮汝竹都面對鄉事勢力的威嚇和勸退。「有些人不相信議會政治，覺得參選就是放棄激進抗爭；其實要進入保守勢力把持的選區，我自己覺得是很『激進』的行動呢！尤其是拍擋馮汝竹，她在八鄉出生的一個女子，在這非常父權的系統去挑原居民機，是從來無人試過的。將來抗爭運動如果有需要走上街頭去施壓，我當然會繼續出現；但如果你兼有區議員的身分，為地區事務發聲時，也會更受重視。」
曾將區議員一職幹得有聲有色的前灣仔區議會主席黃英琦，最近出書《改革戰記：營造灣仔》，回顧04至07年間的議會經驗，也寄語新一屆候選人要有想像和改變的勇氣， 「沒有明文規定不准的，區議會都可以進行」，能做的其實很多。
卷首提出的一幅區議會改革藍圖，光是看看也覺得美好——
．基層民主的發展基地，促進每一個市民在地區層面體現民主參與
．向市民問責，是地方行政的決策架構
．對轄區應有一個經居民參與共同制定的可持續發展「願景」，包括社區規劃和重建、交通 運輸、社會服務、市容、環境衛生、文康設施、社區持續教育配套等內容
．與各政府部門就「願景」達成共識，釐訂執行細節，並監察整個落實過程。各政府部門應 橫向就區內議題向區議會問責
．民政事務專員及民政處，分別是區議會的執行總監和執行處
．由民政處委任的地方組織，歸納在區議會轄下的委員會，聯同各部門在區內定期召開公聽 會，聆聽居民訴求，落實居民參與
．推動社區歸屬感，營造自強、包容的社區
太過痴人說夢了嗎？認真去做一件沒有人認真對待的事，應該會是夢想成真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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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正街選區並有候選人李志恆，八鄉南有黎偉雄、八鄉北有鄧貴有及鄧鎔耀參選。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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