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欄目名「生活達人」，趙廣超老師打了個哈哈，「我哪裏是什麼達人了，找我講生活？」近年研究故宮，北京香港兩邊走。他說，留在香港時，吃睡和工作幾乎都不會走出他的中環辦公室，飲食靠學生張羅，經常連睡覺都沒時間。對他的生活稍有了解的人，都擔心他會過勞死。
研究就是他的全部生活，研究對象是舊時建築、家具、藝術和器物，聽起來會沉悶得嚇怕很多人，也彷彿離我們的實際生活很遙遠。但看過他的書都會知道，那絕對是趣味盎然的一件事。梁文道說他開創了一種新的「作書」方式。由《不只中國木建築》、《筆紙中國畫》、《大紫禁城》到《一章木椅》，跳躍的版面設計，不止圖文並茂咁簡單，而是以幅射擴展的形式解構事物內涵、事物之間的連繫，忽然又加插一點令人會心微笑的細節，每頁都是一個故事，很多個故事環環相扣，組成一幅更大更完整的圖景。
老建築和器物，本就是與生活息息相關的東西，現在被認為「過時」了而束之高閣；趙老師卻能發掘它們超越時代的意義，令讀者看時覺得有趣、看後對它們有種敬意和珍惜，感歎「原來中國文化裏有這樣的好東西！」甚至發現，老東西的設計技藝比很多「潮物」更尖端、精巧而永不過時。
能做到這一點，應該不止表達形式上的突破； 更基礎的是，他從平凡如一隻碗、一張椅，看出學問和趣味的能力。那是一道洞悉每件事物特性、人類生活本質的眼光。
先破後立，摒除習性帶來的迷思和障礙，是看清事物本質的秘訣，「我好鼓勵學生從頭接觸一樣嘢。從頭，每次都從頭開始。如果我明天見到你，我會根據今日的了解同你接觸，但要真正了解一個人，你要每日從頭去了解他。對人難些，對事物就可以。」
連做訪問他也要打破一般訪問的慣性。如果訪問的本質是要了解和呈現一個人，他說，「你想寫趙廣超，不一定要訪問趙廣超的，你可以訪問他身邊的人，聽他們說說趙廣超是怎樣的，講吓佢嘅壞話，咁你寫起來先立體嘛」。轉頭就笑嘻嘻地把工作室內所有研究團隊的成員都喚出來，排排坐變成一個群訪。
加入研究團隊比較久的阿聰帶頭暖場，從如何認識趙老師談起。趙廣超念藝術出身，三十來歲開始在理大設計系教書，近年專注研究，跟一班理大舊學生成立工作室。聰說當年修讀工業設計，因為想發明、設計一些新事物，「好多時我對着一件家俬，就諗它的功能，怎樣做得靚或者實用。但趙老師會想，杯、碗、盤這些器物最原本的性質是什麼？原來是有不同高度的，杯最高、矮一點是碗、再矮一點就變成盆，而這高度又跟人的身體有關係。我們習慣一開始就想形式上的問題，他會從最基礎的事情想起。這樣思考時，可以發揮的空間便變得無限，不會被既定的形式限制。」
「其實無乜方法，是態度。平日生活裏，每一樣嘢你認真啲，都會有驚喜的。」趙老師說起小時候在錦田長大，物質條件不太好，「想畫一張畫、做啲靚嘢，沒什麼地方可以買材料，所以很多時我會在生活裏盡量找一些可應用的物品去發揮創作慾，慢慢令我覺得，好多嘢只要你願意認識佢，就算不至於別有意義， 都別有風味。」
無論新舊 深刻取勝
現在卻是物質氾濫的年代。一款器物可以同時有數十個品牌在做，新產品不斷推出，器物的本質卻被遺忘。「如果用器物是要追求時尚，要求那器物要符合時尚的條件才可以發揮功用，那其實跟你建立關係的只是時尚、而不是器物。當然，有時我都希望時尚的。」趙老師沾沾自喜地說，「我成日同佢哋鬥架，邊個電話新啲、邊個iPad 新啲、睇戲又要睇得比佢哋新啲，要保持我的江湖地位。」我有點驚奇，「你會用好新的電話嗎？」說着就見他拿出一部iPhone 3，Eileen 竊笑：「已經唔新了。」趙老師繼續淡淡定，「妹妹，呢個電話新出的時候我已擁有，後來我有咗iPad，佢就還原番做一個普通電話了，作為一個普通電話佢都好新架。有一樣我堅持的是，無論新還是舊，往往我勝出的就係深刻。新舊不可以阻擋到深刻。」
當尊嚴變成時代性
「一些本來好新的東西，而家你話『都唔係點新喎』，它的尊嚴就變成只剩下時代性。其實我用一個更新的電話，打畀你都係同你鬧交嘅，個意義在哪裏呢？如果你說這可以顯示你的身分，以前顯示一個人的身分是靠才具，或者學位、社會地位，但現在具體到變成一部iPhone。它好像有好大的力量，但又似已變了質般。」
「這世界通常有兩類人最concern 新嘢，一類是科學家，在實驗室裏為我們做更深入或更新的研究；另一類是處理歷史的人，用新角度去睇現有事物，這也是新。現在我們見到整新嘢的人，其實是用舊概念處理新。很多人都是電話全世界最新了，但依舊講返昨日的粗口，咁囉。『新』在一段時間裏變成我們評價人生意義或文化力量的同義詞，invention 嘛。但我有時覺得不如將它看作一種discovery，我哋今日可以咁新，是因為昨日原來咁無知。在整個宇宙的範圍內每事每物都一直存在，新不是形式，而是意義的擴闊，在一個我們已熟悉的主題上再去開出一個領域。像我們喜歡木家具，好少會因為這是一塊新的木頭、一個新的款式而去讚美她，而是每次都要用更深入、更動人的方式去介紹木家具的神髓，令人更愛更尊敬那些木。」
等待多年想說肺腑之言
「對於器物，我們一直希望盡力尋求讓我們更尊敬它的意義。好多時因為能力上的需要，花上一半時間同精力去重新了解自己。因為你必需要了解自己，然後才能了解一樣嘢。比如相機同攝影師哥哥咁，佢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想怎樣影一幅相、怎樣通過鏡頭看事物、怎樣調校光圈各樣功能時，通過了解那部相機，他又會更了解自己的長處，這是最美妙的組合。如果你按一個掣它就全部自動識影，那攝影師的尊嚴又去咗邊呢？」他頓了一頓，忽然感嘆， 「呢番肺腑之言呢，我已經等咗好多年想講出嚟。」「無人問過你？」「無！我成日自己對住幅牆係咁講！」
去年底工作室團隊在太古坊舉辦《我的家在紫禁城》展覽，以簡明而充滿童趣的方式介紹故宮建築和文物，由圖文出版發展至立體、多媒體的新嘗試，趙老師說，「Humanity 是這次展覽的其中一個構想。現代常規展覽一定要有互動、多媒體、無遊戲不歡，令我感覺出人類一種彷似無可挽救的墮落。因為我同你相處得快樂，本來並不是必須要有那些元素的嘛；但現在的人變成會認為『都無嗰樣嘢我點解要見你』。於是我一個人諗咗好耐，雖然我們用電腦，但那不是我們真正想鼓吹的東西，我深信最直接的接觸才最打動人。」
於是展覽裏有一個環節，參觀者入場前會在小貼紙上寫上自己的名字，貼紙是皇宮裏各種人物（例如妃嬪、宮女、侍從等）款式，在參觀者看展覽的時候，工作人員就悄悄把貼紙貼上近展場出口、一塊數十平方呎的巨幅紫禁城平面圖內，參觀者行到那幅展板時才告訴他，讓他在裏面找自己的名字，貼紙代表了觀者成為紫禁城家庭內的一員，「見到人們好投入地找自己，『哇我喺呢度！』『哇我喺嗰度呀！』，我覺得好感動，原來無任何科技可以比這更令人投入紫禁城的主題裏。這次是僥倖，但我又再次確認，有機會時應盡量帶人返回最簡單的溝通方式，不要小看最原始的遊戲那種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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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物有情 一人一件
從十年前出版《不只中國木建築》起，趙廣超著作由一人作業漸變成團隊習作。趙老師拉眾人來做訪問，是相信佛家所言的「身口耳」，「如果有來生，你的意志、內在元素可能會分開以不同形式存在這個世上，我在他們身上有時看到自己的影子。一個人除了學習獨立自覺，亦要意識到存在於別人身上的自己」。他又說，透過與器物的相處互動從而更了解自己長短處，才是最美妙組合。所以，這幅合照裏，我們請各位「趙廣超分身」拿一件與自己關係密切的物件，談談當中領悟。
陳漢威：《大紫禁城》
認識超哥十幾年，《大紫禁城》是我其中一些畫作的總結。超哥讓我學會對每個細部多些思考和想像。最記得當年他講課，畫出巴特農神殿和勞斯萊斯車頭的關係。另一樣學到的是，他每下落筆，都未定最終樣子。這是基於熟悉和深刻體會，才可靈活變化，這比按計劃完成作品更重要。
馬健聰：立體貓咪
這隻貓叫小兜子，《我的家在紫禁城》叢書裏經常穿插圖文，佈置展覽時做了六隻立體版放在會場。我畫了幾幅標示尺寸比例的草圖就交給手辦師傅。一些平面圖畫不出來的角度如貓腳肌肉弧度，都得靠師傅決定。這令我想到「一齊」合作做一件事的重要。
吳靖雯(Eileen)：電腦同筆記本
我的工作主要是跟趙老師開會，離不開電腦和筆記本。以前以為跟住schedule 做就是有條理，但趙老師常常話，「一開始就知道結果的就不叫創作啦」， 趙老師會視改變為progress，「如果第一日給你們看的跟最後出來的成品是一樣的話，那為什麼要我們去做呢？」創作應該是限期前盡量試，找出最好方法。
謝添樂：結他
今年6月才開始學，本來我害怕新嘗試，接觸陌生人很慢熱，趙老師建議不如學樂器，我選了結他，因為喜歡結他聲。之後我發覺，原來即使不很純熟的語言，一樣可以溝通。就算我彈得不很正宗、音色不太靚，都無礙我用音樂去傳達感受。這跟設計有點像。未必每幅作品都好靚好精美，最重要是那種單純想同人溝通的意願，而不需要達到最圓熟的地步才去開始。
蘇珏：紙、一支差不多用完的鉛筆頭
差不多用完的鉛筆是實踐了完成了一些事情的憑據。超哥讓我發現「實踐」的重要。以前很久畫不成一份作品，覺得自己諗得未夠好，就不動手，原來要畫出來才知「不夠好」在哪裏，也發現原來自己太鍾意同人比較。
吳啟駿：掃把
去年籌備《我的家在紫禁城》展覽，各成員都水深火熱，但我本身做動畫，幫不上忙，好慚愧，就拎起地拖掃把清潔。畢業後出來工作，人容易變得自私，為達目標，有阻礙就打倒它。但為大家打掃，會想怎樣令這地方更舒適？慢慢會改變，無咁自私。
趙廣超：瓶子
我學習每樣事物都喜歡自己親手做一次，確認知識，「自己動手做」有種不可替代性。比如我到過希臘，研究愛琴海文明，聽說他們的藝術風格輕快，就找機會試做一樣的瓶子。我沒有學過，自己找來一團泥，邊做邊跟泥說話。「唔該你吖，唔該你吖」這樣「求」佢出來。過程中我想像從前的希臘人，他們做瓶時有沒有唱歌呢？浪花怎樣拍向海岸、變成這些高雅的線條和圖樣？透過自身經驗確認，這真是一種輕快的風格。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生活達人 - 2011-12-18
2011年12月11日 星期日
板間人的呼喚
劏房慘劇接二連三，有熊熊烈火有轟烈地整幢倒下，然後什麼問題都沒解決就被遺忘；更多的，不為人知，連遺忘都無從說起。淋浪卻記得，並畫成了《板間人》。畫作說的是今年6月發生一宗母親壓死嬰兒事件，三口之家因為劏房面積太小，放不下嬰兒牀，母子同牀睡時，剛滿周歲的嬰兒被壓着窒息死了，直至父親回家發現，返魂乏術。
再翻一下資料，原來6月以來至少發生過3宗同類事件，只是每次報道篇幅都很小，沒引起注意；去到第三宗，更剩下一家傳媒報道了。沒報出來的，有更多嗎？
「板間房肢解的，不單是最基本的生活空間，而是更基本的生存尊嚴。我們除了憐憫他們，偶爾為他們流一滴眼淚外，有自省過自己可能就是這虛浮自私的炒賣文化、和這不公義的地產霸權背後的幫兇嗎？」淋浪寫下這樣的注腳。
板間人與紙皮人
最近淋浪和太太淋漓辦畫展，適逢花園街大火，《板間人》在facebook 上流傳，見者無不觸動。淋漓也畫了一幅《紙皮人》展出，那是他們鄰居執紙皮為生的葉婆婆，背弓成一座小山般，每天吃力推車時頭就垂得好像不見了一樣。她並不比某特首候選人的紮腳媽媽懶惰，80歲還在苦幹，因為子女的收入不足以照顧她。這個社會，也沒有照顧她。
兩小口的作品色調晦暗，畫盡一張張貧窮、困苦的臉孔。朋友看後留言：「like 唔落，share。」「太恐怖了！太慘了！我頂唔順。」他們教小朋友畫畫，最經典有家長問過：「你們畫這樣的畫放在家中，自己好安樂嗎？不會驚嗎？」他們當然不怕，只怕眾人的沉默和冷漠，因此要用最真實的圖像，迫使大家從不安中反思。成年人愛逃避現實，來學畫的小朋友卻愛戴他們的老師，跟着淋浪夫妻去探訪老人院、菜園村，以一雙未有成見的眼睛看清楚這小城市正在發生什麼事。
一條街劏開貧與富
淋浪和淋漓是理大設計系的同學，畢業後各走各路，某天在街上再遇才走在一起。在香港做設計除了走商業路線外別無選擇，於是他們拍着拖到法國進修，2006年回港後只做純藝術作品，畫室加寓所在西環高街。「高街好像一條貧窮線，上面般咸道、列堤頓道、羅便臣道的好有錢，下面好窮。」
他們教高街以上的孩子畫畫，賺取收入維持生活，再透過創作關懷那些住在高街以下的「板間人」和「紙皮人」。只是，西區發展來勢洶洶，不是拆樓重建超級豪宅、就是掘路建地鐵；幾年間老店不斷消失，窮人住得起的舊唐樓愈來愈少，路面工程處處，「愈掘得多，婆婆就愈辛苦。」
空間有價因而被切割變賣，尊嚴無價因此被剝奪亦無人理會。「同朋友談起劏房媽媽壓死嬰兒的事，有人會說『佢自己照顧得唔好啫！』我聽到好心痛，就像日前蔡子強的文章所言，香港的死因將會是眾人的沉默和冷漠。太多人不會設身處地去想，這不是照顧得好不好的問題，根本一個人就不應該在這樣的環境下生活。就算媽媽真的有疏忽，也要諗番個源頭，有幾多社會原因令佢哋搞成咁？像花園街的火災，為什麼每天講來講去就說人地阻街、危險、容易着火？政府只會轉移視線，不去捉鬼。但我們也要自省，幾多人炒樓供樓，成為地產霸權的幫兇？」
「我想要普選」
富者對板間人和紙皮人視而不見，淋浪與淋漓卻對他們懷着敬意，「他們謙虛卻不會自卑，即使住的板間房好狹窄，還是會熱情招呼我地進去坐，其實真是不知坐在哪裏好，但他們知道我們不會因此睇小佢。有時想幫公公婆婆搬紙皮，佢會推開你話自己搬得動，你幫了他一點點就不停講多謝，每天早晚笑得好開心跟你打招呼，這正是知足者、貧亦樂。」
板間人和紙皮人沒有抱怨，旁觀者卻看到政府不應推搪卻永遠落空了的責任。「只會諗地產商和自己的利益，犧牲了這班窮人。」因為窮人沒選票，不止無權選特首，連間接投一票選選委的資格也沒有。與眾無關的特首之爭、豬狼之戰，淋浪說，「唔揀得唔得呀？我想揀普選。講真，我對他們兩人不抱期望，我只對香港人有期望—— 可不可以放底自己少少的利益、為了社會公義行出來？」
喚起人爭取公義
「你問我們，我們是幾絕望的。我唔相信2017年會有普選，甚至可能2046都無。搞社運搖鐵馬我哋唔知有無用，但應該可以喚起一些反思。近年多了參與社運活動，雖然不是走在最前，但各人都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力。雖然沒有選票，但可以從社會關懷和教育去做。我們教創作，希望下一代有獨立批判的精神。這些學生大部分生活富庶，但心地也很好，用身教去影響他們，讓他們知道要幫受苦的人，慢慢改變社會的思想、品格和德性。有時在社運場合見到大家呼籲人行出嚟、留守，為什麼人們不出來？因為每個人都只想到自己。能夠喚起別人關心身邊的人、鄰舍和社區，你才能說服他出來為公義爭取。」
淋漓笑說，身邊大部分都是中產朋友和社會上的尖子，不止一次有人說他們的作品好「政治化」，再誇張一點更說「喂你因住畀人拉」。
「你睇香港人敏感到，咁淆底。」小學生反而道出真理。有次他們一個小學二年級的學生，問畫室助教哥哥「你贊唔贊成外傭嚟香港呀？」哥哥答：「乜你講啲咁嚴肅嘅嘢？」小學生頭頭是道，「其實政治唔係離自己好遠架喳，就係每一日同生活有關嘅事。」淋浪和淋漓聽得「老懷安慰」，「就像我們畫這些，都是好日常生活的事，普選也是日常生活的事。如果特首要對你的選票負責，可能就不會有板間房和執紙皮這些事情出現。」
《板間人》Cubicle man
淋浪Lumlong 油彩布本125x200cm
這畫因6月一宗劏房媽媽壓死嬰孩的新聞而起，表現出板間世界的殘酷壓迫感。淋浪說他們的畫雖然常被人說太過恐怖，其實每幅都留下了希望的伏筆。《板間人》的燈光中隱約可見一個鼻子，「我們信神，這是天父的鼻，她唞不到氣但天父在幫她抖的。」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2011-12-11
再翻一下資料，原來6月以來至少發生過3宗同類事件，只是每次報道篇幅都很小，沒引起注意；去到第三宗，更剩下一家傳媒報道了。沒報出來的，有更多嗎？
「板間房肢解的，不單是最基本的生活空間，而是更基本的生存尊嚴。我們除了憐憫他們，偶爾為他們流一滴眼淚外，有自省過自己可能就是這虛浮自私的炒賣文化、和這不公義的地產霸權背後的幫兇嗎？」淋浪寫下這樣的注腳。
板間人與紙皮人
最近淋浪和太太淋漓辦畫展，適逢花園街大火，《板間人》在facebook 上流傳，見者無不觸動。淋漓也畫了一幅《紙皮人》展出，那是他們鄰居執紙皮為生的葉婆婆，背弓成一座小山般，每天吃力推車時頭就垂得好像不見了一樣。她並不比某特首候選人的紮腳媽媽懶惰，80歲還在苦幹，因為子女的收入不足以照顧她。這個社會，也沒有照顧她。
兩小口的作品色調晦暗，畫盡一張張貧窮、困苦的臉孔。朋友看後留言：「like 唔落，share。」「太恐怖了！太慘了！我頂唔順。」他們教小朋友畫畫，最經典有家長問過：「你們畫這樣的畫放在家中，自己好安樂嗎？不會驚嗎？」他們當然不怕，只怕眾人的沉默和冷漠，因此要用最真實的圖像，迫使大家從不安中反思。成年人愛逃避現實，來學畫的小朋友卻愛戴他們的老師，跟着淋浪夫妻去探訪老人院、菜園村，以一雙未有成見的眼睛看清楚這小城市正在發生什麼事。
一條街劏開貧與富
淋浪和淋漓是理大設計系的同學，畢業後各走各路，某天在街上再遇才走在一起。在香港做設計除了走商業路線外別無選擇，於是他們拍着拖到法國進修，2006年回港後只做純藝術作品，畫室加寓所在西環高街。「高街好像一條貧窮線，上面般咸道、列堤頓道、羅便臣道的好有錢，下面好窮。」
他們教高街以上的孩子畫畫，賺取收入維持生活，再透過創作關懷那些住在高街以下的「板間人」和「紙皮人」。只是，西區發展來勢洶洶，不是拆樓重建超級豪宅、就是掘路建地鐵；幾年間老店不斷消失，窮人住得起的舊唐樓愈來愈少，路面工程處處，「愈掘得多，婆婆就愈辛苦。」
空間有價因而被切割變賣，尊嚴無價因此被剝奪亦無人理會。「同朋友談起劏房媽媽壓死嬰兒的事，有人會說『佢自己照顧得唔好啫！』我聽到好心痛，就像日前蔡子強的文章所言，香港的死因將會是眾人的沉默和冷漠。太多人不會設身處地去想，這不是照顧得好不好的問題，根本一個人就不應該在這樣的環境下生活。就算媽媽真的有疏忽，也要諗番個源頭，有幾多社會原因令佢哋搞成咁？像花園街的火災，為什麼每天講來講去就說人地阻街、危險、容易着火？政府只會轉移視線，不去捉鬼。但我們也要自省，幾多人炒樓供樓，成為地產霸權的幫兇？」
「我想要普選」
富者對板間人和紙皮人視而不見，淋浪與淋漓卻對他們懷着敬意，「他們謙虛卻不會自卑，即使住的板間房好狹窄，還是會熱情招呼我地進去坐，其實真是不知坐在哪裏好，但他們知道我們不會因此睇小佢。有時想幫公公婆婆搬紙皮，佢會推開你話自己搬得動，你幫了他一點點就不停講多謝，每天早晚笑得好開心跟你打招呼，這正是知足者、貧亦樂。」
板間人和紙皮人沒有抱怨，旁觀者卻看到政府不應推搪卻永遠落空了的責任。「只會諗地產商和自己的利益，犧牲了這班窮人。」因為窮人沒選票，不止無權選特首，連間接投一票選選委的資格也沒有。與眾無關的特首之爭、豬狼之戰，淋浪說，「唔揀得唔得呀？我想揀普選。講真，我對他們兩人不抱期望，我只對香港人有期望—— 可不可以放底自己少少的利益、為了社會公義行出來？」
喚起人爭取公義
「你問我們，我們是幾絕望的。我唔相信2017年會有普選，甚至可能2046都無。搞社運搖鐵馬我哋唔知有無用，但應該可以喚起一些反思。近年多了參與社運活動，雖然不是走在最前，但各人都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力。雖然沒有選票，但可以從社會關懷和教育去做。我們教創作，希望下一代有獨立批判的精神。這些學生大部分生活富庶，但心地也很好，用身教去影響他們，讓他們知道要幫受苦的人，慢慢改變社會的思想、品格和德性。有時在社運場合見到大家呼籲人行出嚟、留守，為什麼人們不出來？因為每個人都只想到自己。能夠喚起別人關心身邊的人、鄰舍和社區，你才能說服他出來為公義爭取。」
淋漓笑說，身邊大部分都是中產朋友和社會上的尖子，不止一次有人說他們的作品好「政治化」，再誇張一點更說「喂你因住畀人拉」。
「你睇香港人敏感到，咁淆底。」小學生反而道出真理。有次他們一個小學二年級的學生，問畫室助教哥哥「你贊唔贊成外傭嚟香港呀？」哥哥答：「乜你講啲咁嚴肅嘅嘢？」小學生頭頭是道，「其實政治唔係離自己好遠架喳，就係每一日同生活有關嘅事。」淋浪和淋漓聽得「老懷安慰」，「就像我們畫這些，都是好日常生活的事，普選也是日常生活的事。如果特首要對你的選票負責，可能就不會有板間房和執紙皮這些事情出現。」
《板間人》Cubicle man
淋浪Lumlong 油彩布本125x200cm
這畫因6月一宗劏房媽媽壓死嬰孩的新聞而起，表現出板間世界的殘酷壓迫感。淋浪說他們的畫雖然常被人說太過恐怖，其實每幅都留下了希望的伏筆。《板間人》的燈光中隱約可見一個鼻子，「我們信神，這是天父的鼻，她唞不到氣但天父在幫她抖的。」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2011-12-11
站在柴灣道 細味日常故事
明報大廈位於柴灣，我卻極少注意這個地區。上班下班匆匆而過，不是老舊公屋就是工廠大廈。翻開柴灣的歷史，過往數十年來，追趕着柴灣發展的都是居住和就業需求，「里程碑」不外乎幾幾年建了XX 邨、幾幾年又拆了XX 邨再重建，某年開始引進工業，某年填海某年建成某道路…… 一切都順着城市整體的步伐來，既不領先亦不對抗。主題除了生存與工作，就是疾病（醫院）與死亡（墳場），最基本不過。
然而，柴灣的地理位置其實很美；三面環山的谷地，水源豐富，盛產木材。位於港島東盡頭，從前卻稱為「西灣」。原來在東區聚居的客家人常到此砍柴，客家話中的「柴」字近似粵音「西」字，故被誤讀多年，也曾出現「Sai Wan」的英文舊稱。後來柴灣終於獲正名，但東邊的「小柴灣」卻繼續被叫做「小西灣」，沿用至今。
長命斜見證柴灣變遷
香港開埠以前，柴灣只有30名客家村民，1891年增加至208人，一直種田打魚為生。殖民政府在港島區的規劃以中環、灣仔為發展中心，電車只鋪到筲箕灣，以鯉魚門為軍事門戶，設置軍營和炮台（成為今日的香港海防博物館）；鯉魚門以東的柴灣，無險可守，無車路可達，荒蕪得吸引了香港童軍總會於1925年建立營地，老街坊稱該小山坡為「童軍山」，位置就在今日港鐵站旁的柴灣公園。
1950年代以前，柴灣連巴士也不到。對外的唯一路徑，是柏架山與柴灣坳的夾縫間、有長命斜之稱的柴灣道。但當時的柴灣道甚為狹窄，唯一一條來往灣仔的8號巴士線，只能駛至現時東區醫院洗衣房的位置，居民再自行步入柴灣。50年代開始，內地難民大量湧港，市區居住空間不足，部分貧苦家庭選擇落戶於柴灣這邊陲之地。大片木屋、寮屋，由山腰一直伸延至海邊。1968年，柴灣人口增至8萬人。
小城小事一切來得踏實
柏架山下的故事，不像對岸的獅子山那樣激動人心。1959年木屋區被清拆改建成27幢徙置大廈，70年代開始徒置區又陸續改建成公共屋邨，同時興建工廠大廈提供就業機會、擴闊道路改善交通，直至80年代地鐵通車、東區走廊啟用，柴灣居民仍是自成一隅地默默生活着，一直沒發生什麼轟烈的大災難或大事件。日常生活裏每遇到柴灣人，聽他們談起「我細個在柴灣大的……」，語氣並不特別自豪，卻總是愉快，底子裏是踏實的、關於家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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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爺與老街坊打成一片
永和實業由林健鋒的爸爸林亮創辦，是1960年代第一批進駐柴灣的廠商。大家熟悉的「變形金剛」玩具，就是當年永和起家的代表作。林健鋒自小與柴灣共同成長，數十年過去，街坊仍是習慣喊他做太子爺，老朋友一樣熟絡。四處出差遊歷過，太子爺還是最珍惜老柴灣的人情味。「我最初落嚟時，見到這裏的家庭都比較貧困，擠在一起同住同生活，柴米油鹽，你無我就借畀你，互相照應。」多年來交通不便、物資匱乏，商店食店寥寥可數，卻造就街坊之間互諒互助的精神，以及強烈的社區歸屬感。
「好多同事一直在柴灣住，幾十年來大家一齊傾偈、食飯飲茶，感情都無變。」工廈之間餐廳老店，仍是熟悉的人熟悉的味道。但此城工業式微，柴灣的工廈亦已漸變成商業用途，首座甲級寫字樓東貿廣場快將落成。「未來幾年區內難免要面對一些改變，但希望無論點變，都能兼顧一下這些歷史遺留的價值和社區特色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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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屋民俗館
柴灣早期的木屋平房都已清拆，唯一保留下來的是這家有200年歷史的村屋，已被評為法定古蹟。客家人習慣以姓氏來命名族屋群，此屋的戶主姓羅，故名羅屋，是早年柴灣六條客家村落（羅屋、成屋、藍屋、陸屋、西村和大坪村）之一。羅屋是傳統「三間兩廊」的客家村屋格局，左右對稱，屋內陳設有舊式木製家俱器物，展示昔日生活習俗。
柴灣工廠邨大廈
1959年落成，與柴灣邨徙置區同期建設，以安置原本在木屋平房區內經營的山寨廠，是柴灣第一幢工廠大廈，也是香港現存最後一幢徙置工廠大廈，但已定於明年9月清拆，現時只餘地下數家五金、水電裝修公司仍在經營。經典的H 形建築，樓高5層，沒有升降機，樓層之間建有斜路方便車仔推貨上落。永和實業初進柴灣時，亦曾租用這廠廈的地下和四樓單位。往後70年代柴灣工業區發展，都以此處為中心，向祥利街、利眾街一帶延伸開去。而現時工廠邨大廈對面的港鐵站位置，原是巴士總站，熟食小販聚集，80年代工業全盛時期，工人深夜加班、販商通宵擺檔，是柴灣最熱鬧的地方。
合興粥麵 吉勝街10號熟食市場
位於工廈之間的後巷牌檔，50年前在遠離工廠區的舊柴灣邨開業，25年前搬至現址，太子爺一直追隨至今。合興的車仔撈麵遠近馳名，一些區外食客都專程光顧，餸菜款式雖比較少，最基本的蘿蔔、魷魚、豬皮、豬大腸、豬紅、雞翼尖、冬菇等都齊備，每款都非常入味。難怪日日排長龍，兩個阿姐一位大叔，做到無停手。「這裏雖然看起來舊，東西卻很企理，每日收檔也都執乾淨地方。」談起牌檔，林健鋒不無感慨，光顧開的區內老店都是些因應環境做落的小生意，一直到現在都做得不錯，希望政府不要規管過嚴，消滅了這種老店特色。
東區醫院洗衣房
柴灣最早的木屋區，由現時東區醫院的山頭開始。而1950年代以前唯一一條8號巴士線，就以這洗衣房位置為終點站。1958至1961年間，政府為應付往後的工業發展，大規模擴闊筲箕灣道至柴灣道迴旋處路段，成為現時五線雙程行車的重要幹道。
合時食堂
走在柴灣工廠區的街道上，幾乎不見商店和餐廳，一來這裏的店舖確實較少，就算有都躲藏在工廈內或後巷之間。合時食堂的入口甚不起眼，1969年經營至今，出品的蒸飯套餐由當年6元賣至現在的26元，不變的是那家常味道。據說，街坊當年喊黃姑娘做「肥妹」，現在大家都長大了，太子爺近年多數請阿姐幫忙買外賣，甚少親臨到訪，這天與黃姑娘重聚，兩人都很高興地來一張合照。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街知巷聞 - 2011-12-11
然而，柴灣的地理位置其實很美；三面環山的谷地，水源豐富，盛產木材。位於港島東盡頭，從前卻稱為「西灣」。原來在東區聚居的客家人常到此砍柴，客家話中的「柴」字近似粵音「西」字，故被誤讀多年，也曾出現「Sai Wan」的英文舊稱。後來柴灣終於獲正名，但東邊的「小柴灣」卻繼續被叫做「小西灣」，沿用至今。
長命斜見證柴灣變遷
香港開埠以前，柴灣只有30名客家村民，1891年增加至208人，一直種田打魚為生。殖民政府在港島區的規劃以中環、灣仔為發展中心，電車只鋪到筲箕灣，以鯉魚門為軍事門戶，設置軍營和炮台（成為今日的香港海防博物館）；鯉魚門以東的柴灣，無險可守，無車路可達，荒蕪得吸引了香港童軍總會於1925年建立營地，老街坊稱該小山坡為「童軍山」，位置就在今日港鐵站旁的柴灣公園。
1950年代以前，柴灣連巴士也不到。對外的唯一路徑，是柏架山與柴灣坳的夾縫間、有長命斜之稱的柴灣道。但當時的柴灣道甚為狹窄，唯一一條來往灣仔的8號巴士線，只能駛至現時東區醫院洗衣房的位置，居民再自行步入柴灣。50年代開始，內地難民大量湧港，市區居住空間不足，部分貧苦家庭選擇落戶於柴灣這邊陲之地。大片木屋、寮屋，由山腰一直伸延至海邊。1968年，柴灣人口增至8萬人。
小城小事一切來得踏實
柏架山下的故事，不像對岸的獅子山那樣激動人心。1959年木屋區被清拆改建成27幢徙置大廈，70年代開始徒置區又陸續改建成公共屋邨，同時興建工廠大廈提供就業機會、擴闊道路改善交通，直至80年代地鐵通車、東區走廊啟用，柴灣居民仍是自成一隅地默默生活着，一直沒發生什麼轟烈的大災難或大事件。日常生活裏每遇到柴灣人，聽他們談起「我細個在柴灣大的……」，語氣並不特別自豪，卻總是愉快，底子裏是踏實的、關於家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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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爺與老街坊打成一片
永和實業由林健鋒的爸爸林亮創辦，是1960年代第一批進駐柴灣的廠商。大家熟悉的「變形金剛」玩具，就是當年永和起家的代表作。林健鋒自小與柴灣共同成長，數十年過去，街坊仍是習慣喊他做太子爺，老朋友一樣熟絡。四處出差遊歷過，太子爺還是最珍惜老柴灣的人情味。「我最初落嚟時，見到這裏的家庭都比較貧困，擠在一起同住同生活，柴米油鹽，你無我就借畀你，互相照應。」多年來交通不便、物資匱乏，商店食店寥寥可數，卻造就街坊之間互諒互助的精神，以及強烈的社區歸屬感。
「好多同事一直在柴灣住，幾十年來大家一齊傾偈、食飯飲茶，感情都無變。」工廈之間餐廳老店，仍是熟悉的人熟悉的味道。但此城工業式微，柴灣的工廈亦已漸變成商業用途，首座甲級寫字樓東貿廣場快將落成。「未來幾年區內難免要面對一些改變，但希望無論點變，都能兼顧一下這些歷史遺留的價值和社區特色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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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屋民俗館
柴灣早期的木屋平房都已清拆，唯一保留下來的是這家有200年歷史的村屋，已被評為法定古蹟。客家人習慣以姓氏來命名族屋群，此屋的戶主姓羅，故名羅屋，是早年柴灣六條客家村落（羅屋、成屋、藍屋、陸屋、西村和大坪村）之一。羅屋是傳統「三間兩廊」的客家村屋格局，左右對稱，屋內陳設有舊式木製家俱器物，展示昔日生活習俗。
柴灣工廠邨大廈
1959年落成，與柴灣邨徙置區同期建設，以安置原本在木屋平房區內經營的山寨廠，是柴灣第一幢工廠大廈，也是香港現存最後一幢徙置工廠大廈，但已定於明年9月清拆，現時只餘地下數家五金、水電裝修公司仍在經營。經典的H 形建築，樓高5層，沒有升降機，樓層之間建有斜路方便車仔推貨上落。永和實業初進柴灣時，亦曾租用這廠廈的地下和四樓單位。往後70年代柴灣工業區發展，都以此處為中心，向祥利街、利眾街一帶延伸開去。而現時工廠邨大廈對面的港鐵站位置，原是巴士總站，熟食小販聚集，80年代工業全盛時期，工人深夜加班、販商通宵擺檔，是柴灣最熱鬧的地方。
合興粥麵 吉勝街10號熟食市場
位於工廈之間的後巷牌檔，50年前在遠離工廠區的舊柴灣邨開業，25年前搬至現址，太子爺一直追隨至今。合興的車仔撈麵遠近馳名，一些區外食客都專程光顧，餸菜款式雖比較少，最基本的蘿蔔、魷魚、豬皮、豬大腸、豬紅、雞翼尖、冬菇等都齊備，每款都非常入味。難怪日日排長龍，兩個阿姐一位大叔，做到無停手。「這裏雖然看起來舊，東西卻很企理，每日收檔也都執乾淨地方。」談起牌檔，林健鋒不無感慨，光顧開的區內老店都是些因應環境做落的小生意，一直到現在都做得不錯，希望政府不要規管過嚴，消滅了這種老店特色。
東區醫院洗衣房
柴灣最早的木屋區，由現時東區醫院的山頭開始。而1950年代以前唯一一條8號巴士線，就以這洗衣房位置為終點站。1958至1961年間，政府為應付往後的工業發展，大規模擴闊筲箕灣道至柴灣道迴旋處路段，成為現時五線雙程行車的重要幹道。
合時食堂
走在柴灣工廠區的街道上，幾乎不見商店和餐廳，一來這裏的店舖確實較少，就算有都躲藏在工廈內或後巷之間。合時食堂的入口甚不起眼，1969年經營至今，出品的蒸飯套餐由當年6元賣至現在的26元，不變的是那家常味道。據說，街坊當年喊黃姑娘做「肥妹」，現在大家都長大了，太子爺近年多數請阿姐幫忙買外賣，甚少親臨到訪，這天與黃姑娘重聚，兩人都很高興地來一張合照。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街知巷聞 - 2011-12-11
2011年12月4日 星期日
擁抱南丫島 小島人情
近日關於南丫島的新聞，當數雅居樂集團擬在東澳進行的大型發展計劃。這個只有6000人居住的小島，忽然要多建900個豪宅單位、120個酒店房間和500個遊艇泊位，部分位置更處於農業、自然保育區和海岸保護區內。這天我在島上接觸到的街坊和商戶，沒有一個說願意。
雄心勃勃，要將寧靜的小島弄得天翻地覆，名頭卻甚為復古。負責項目的發展商名為「博寮港有限公司」，由雅居樂與「南丫島島主」李建強合營。博寮港，原是南丫島古名。唐宋時期，小島是往廣州貿易的外國商船停泊之處，名為「舶寮洲」，後來舶寮雅化為「博寮」；近代才以島形似「丫」字、位處香港之南，而得名「南丫島」。
「繁榮得滯都是錢作怪」
南丫島出了一個周潤發。街坊笑言，這裏個個都是周潤發的親戚。其中一位原居民周生說，20多年前，榕樹灣一帶除了碼頭附近有些村屋外，現時大街尾段商舖林立的位置、一直到洪聖爺灣海邊，都是綠油油的農地。村民種田打魚，養豬養雞，泥塘裏種着大片的薑花、白蘭花和米仔蘭，香氣滿溢；那些年的洪聖爺海灘，水質是A 級的，現在最多只值一個C 了。「今日這裏已經唔算靚，繁榮得滯，都是錢作怪。」
1990年，港燈在島上興建發電廠，外籍工程師開始搬到榕樹灣聚居，西式餐廳酒吧、商店陸續開業，奠下華洋雜處的文化氛圍。97回歸，一批外籍居民因簽證問題遷離香港，島內人口驟減；安靜了一陣子，沒多久便輪到崇尚自然生活的香港人進駐這都市後樂園。近年地產霸權肆虐，市區生存空間不斷被擠壓，離島村屋變成其中一個避世之選。眾離島之中以南丫島船期最密，商店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社區氣氛友善舒適，生活洋化，吸引不少港島上班的中產白領遷入，租盤買盤都供不應求。交通最方便的榕樹灣一帶，村屋呎價現時高達5000元，已超越97年水平。
對集團連鎖店恐懼
5年前由梅窩搬到南丫島的街坊二犬十一咪形容，這裏的商店街道很有「拼貼」感，「梅窩都有百佳，但這裏沒有一間大財團經營的商店，村民似乎對所有集團式、連鎖的生意都有恐懼，根本不願租舖給他們。」榕樹灣人口稠密，一條榕樹灣大街的店舖便要滿足所有生活需求，於是每間士多雜貨都是壓縮而多功能的—— 賣泳衣和沙灘用品的小店，會放架影印機提供島上唯一的傳真和影印服務；一間肉檔每天只賣一隻豬，所有豬心、豬潤等內臟都只此一份，上午賣光了，下午就利用豬肉枱賣香燭衣紙等拜神用品；草根士多會闢出整個貨架賣洋酒，旁邊卻是蔬菜生果和衫褲鞋襪。店舖都是村屋下層改裝，前舖後居，結合生活與生計，商業買賣做得極有人情味。
天然、有機、二手、環保、民族、手作，是南丫島生活的關鍵詞。這次訪問留意到一個有趣的地方，島民似乎習慣稱呼外面的市區為「香港」，彷彿南丫島不屬於香港的一部分。這裏是貓狗的天堂，是人與自然和平共處的地方；這裏的人臉孔是放鬆的、步伐是悠閒的，對着陌生人也會發自內心地微笑相迎，的確，可愛得不像我們每天接觸到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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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上最快樂的人
南丫島鄰里之間的人情味，隨便逛一個轉都可感受到。介紹這裡時二犬提得最多的也是島上的人。榕樹灣大街90號的鳳姐，夜裏會開檔賣車仔麵和自家糖水，好像媽媽一樣記得每個客人的口味，碗碗不同。碼頭一落船就見到的「南丫士多」，看店的姐姐曾借過兩次20元給她搭船，因為初搬來時她只有中銀戶口，島上卻只有匯豐，她竟兩次在臨上船一刻才發現自己不夠盤川「出城」；看到她的糊塗，士多姐姐笑得好開心，很爽快就借錢給她。
牛記茶餐廳轉入後巷的無名菜檔，價錢比士多更實惠，街坊稱為「菜姐」的檔主每早6點就去拿貨，11點才吃晚飯，獨力照顧老病的媽媽和一對子女，二犬看着她女兒由讀住書看檔，到升上大學，由衷敬佩菜姐的勤力和堅毅。「新興商店」的青姨，被二犬封為島上最快樂的人，「佢好鍾意南丫島，也好鍾意人哋鍾意南丫島，想每個人都在這裏住得開心，我們租不到屋、找不到VV車，有咩困難只要走進店裏，『青姨青姨，可唔可以介紹……』她都會想辦法幫你，又不為錢，又多親戚朋友，不愁生活，這句你一定要寫：『青姨好豪情架！』」可惜訪問當天青姨不在店裏，記者無緣與俠女攀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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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民主牆
除了地產霸權虎視眈眈，香港還有來自政府食環的潔癖霸權。到過南丫島的遊客大概都會有印象，從碼頭轉入榕樹灣大街原本有幅貼滿各式告示和活動海報的牆，村民招租找屋、舊物轉讓、有任何事想分享都會貼在這裏，搣完再貼搣完又再貼，層層疊了十幾年，形成一幅感覺好raw 的美麗圖畫。不料今年某天，一夜之間被執法人員剷走，塗上灰漆；之後村民再貼，每晚都會有人專門清理，「周圍都唔搣，只搣這幅牆的，但附近沒有另一個更適合貼的地方。自從無咗這幅牆，村民的消息就好像四散流浪，失去了好多生活的記憶憑據」。
農舍
今日南丫島有很強的天然有機飲食文化，龐大需求可以同時支持多間有機食品商店和食肆生存。農舍十多年前開業，是帶起這種氣氛的開荒牛之一。店裏賣西式素食，主打素漢堡、有機全麥薄餅、寬條麵、蘑菇多士等，也有供應到下午5時的全日早餐。店員Mike在南丫島住了11年，夏天游水、冬天行山，感覺在這裏無論生活還是工作，都好舒服好開心。
金卷食品
南丫島手信之選。簡先生夫妻檔由1995年開始經營，自家製各式醬油配料，辣椒醬和大地魚粉（煮雲吞、米粉時用）是二犬最愛，簡先生另外推介一盒盒炒好的椒鹽白飯魚乾，可以送麥皮、粥、做飲品配料或者當零食，鈣質豐富。不愛重口味？還有新鮮即製的蛋卷，簡先生不用現成脆漿開水，而是真材實料用雞蛋牛奶、以攪拌機打鬆，烘出非常鬆化口感，遊客居民都捧場，每逢假日便忙到應接不暇。
天后廟
榕樹灣大街盡頭是天后廟，過往到訪時都沒有特別留意，二犬卻帶我發現了這對神情趣怪的石獅子。廟建於清同治七年，石獅子卻是戰後添加。據說是戰時找不到熟手師傅，結果就參考了匯豐總行那對的造型。中式石獅子通常面向前方、西式才是橫向，這對則雕成中式樣貌、西式擺法。
南島書蟲
另一間素食西餐廳，店內一大列書架放着二手書，可隨時取閱，確是書蟲打躉的好地方。豆蓉餅漢堡味道和口感都很豐富，一點都不覺自己在吃素食呢！Lassis 則是自家製的印度酸乳，低乳糖也有益腸道健康。
菜檔
南丫島士多普遍是「外國人價」，另外兩個街坊檔分別由菜姐和英姐經營，以相宜價格賣菜、雞蛋和小量雜貨。英姐注重環保，不給膠袋；又會收集街坊搬屋時不要的書本和衣物做二手買賣。原價180元的精裝書籍，客人放下幾塊錢就可以帶走，為的已不是賺錢，而是一種生活態度。
珍情趣
除了天然有機飲食，島民似乎特別偏愛民族服裝和手作飾物，大街上數家同類店舖中，珍情趣是1999年開業的先驅。店主Jenny 第一次做生意便搬入南丫島，前舖後居，「當年南丫島無而家咁商業，感覺仲好小漁村；近年香港人搬入嚟多咗，也多了內地遊客。政府再要發展，就會同化晒十九區，這個我就不太想，不過唔想都會架啦。」民族服飾以外，Jenny 還愛蒐集舊物，店內古董鐘、舊收銀機、家品陳設什麼都有，最近開始做二手貨品，又在facebook 開了「珍情趣」群組搞網上買賣，「但其實我最鍾意係同人傾偈！」可以找她占一局塔羅牌的啊。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街知巷聞 - 2011-12-04
雄心勃勃，要將寧靜的小島弄得天翻地覆，名頭卻甚為復古。負責項目的發展商名為「博寮港有限公司」，由雅居樂與「南丫島島主」李建強合營。博寮港，原是南丫島古名。唐宋時期，小島是往廣州貿易的外國商船停泊之處，名為「舶寮洲」，後來舶寮雅化為「博寮」；近代才以島形似「丫」字、位處香港之南，而得名「南丫島」。
「繁榮得滯都是錢作怪」
南丫島出了一個周潤發。街坊笑言，這裏個個都是周潤發的親戚。其中一位原居民周生說，20多年前，榕樹灣一帶除了碼頭附近有些村屋外，現時大街尾段商舖林立的位置、一直到洪聖爺灣海邊，都是綠油油的農地。村民種田打魚，養豬養雞，泥塘裏種着大片的薑花、白蘭花和米仔蘭，香氣滿溢；那些年的洪聖爺海灘，水質是A 級的，現在最多只值一個C 了。「今日這裏已經唔算靚，繁榮得滯，都是錢作怪。」
1990年，港燈在島上興建發電廠，外籍工程師開始搬到榕樹灣聚居，西式餐廳酒吧、商店陸續開業，奠下華洋雜處的文化氛圍。97回歸，一批外籍居民因簽證問題遷離香港，島內人口驟減；安靜了一陣子，沒多久便輪到崇尚自然生活的香港人進駐這都市後樂園。近年地產霸權肆虐，市區生存空間不斷被擠壓，離島村屋變成其中一個避世之選。眾離島之中以南丫島船期最密，商店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社區氣氛友善舒適，生活洋化，吸引不少港島上班的中產白領遷入，租盤買盤都供不應求。交通最方便的榕樹灣一帶，村屋呎價現時高達5000元，已超越97年水平。
對集團連鎖店恐懼
5年前由梅窩搬到南丫島的街坊二犬十一咪形容，這裏的商店街道很有「拼貼」感，「梅窩都有百佳，但這裏沒有一間大財團經營的商店，村民似乎對所有集團式、連鎖的生意都有恐懼，根本不願租舖給他們。」榕樹灣人口稠密，一條榕樹灣大街的店舖便要滿足所有生活需求，於是每間士多雜貨都是壓縮而多功能的—— 賣泳衣和沙灘用品的小店，會放架影印機提供島上唯一的傳真和影印服務；一間肉檔每天只賣一隻豬，所有豬心、豬潤等內臟都只此一份，上午賣光了，下午就利用豬肉枱賣香燭衣紙等拜神用品；草根士多會闢出整個貨架賣洋酒，旁邊卻是蔬菜生果和衫褲鞋襪。店舖都是村屋下層改裝，前舖後居，結合生活與生計，商業買賣做得極有人情味。
天然、有機、二手、環保、民族、手作，是南丫島生活的關鍵詞。這次訪問留意到一個有趣的地方，島民似乎習慣稱呼外面的市區為「香港」，彷彿南丫島不屬於香港的一部分。這裏是貓狗的天堂，是人與自然和平共處的地方；這裏的人臉孔是放鬆的、步伐是悠閒的，對着陌生人也會發自內心地微笑相迎，的確，可愛得不像我們每天接觸到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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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上最快樂的人
南丫島鄰里之間的人情味，隨便逛一個轉都可感受到。介紹這裡時二犬提得最多的也是島上的人。榕樹灣大街90號的鳳姐，夜裏會開檔賣車仔麵和自家糖水，好像媽媽一樣記得每個客人的口味，碗碗不同。碼頭一落船就見到的「南丫士多」，看店的姐姐曾借過兩次20元給她搭船，因為初搬來時她只有中銀戶口，島上卻只有匯豐，她竟兩次在臨上船一刻才發現自己不夠盤川「出城」；看到她的糊塗，士多姐姐笑得好開心，很爽快就借錢給她。
牛記茶餐廳轉入後巷的無名菜檔，價錢比士多更實惠，街坊稱為「菜姐」的檔主每早6點就去拿貨，11點才吃晚飯，獨力照顧老病的媽媽和一對子女，二犬看着她女兒由讀住書看檔，到升上大學，由衷敬佩菜姐的勤力和堅毅。「新興商店」的青姨，被二犬封為島上最快樂的人，「佢好鍾意南丫島，也好鍾意人哋鍾意南丫島，想每個人都在這裏住得開心，我們租不到屋、找不到VV車，有咩困難只要走進店裏，『青姨青姨，可唔可以介紹……』她都會想辦法幫你，又不為錢，又多親戚朋友，不愁生活，這句你一定要寫：『青姨好豪情架！』」可惜訪問當天青姨不在店裏，記者無緣與俠女攀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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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民主牆
除了地產霸權虎視眈眈，香港還有來自政府食環的潔癖霸權。到過南丫島的遊客大概都會有印象，從碼頭轉入榕樹灣大街原本有幅貼滿各式告示和活動海報的牆，村民招租找屋、舊物轉讓、有任何事想分享都會貼在這裏，搣完再貼搣完又再貼，層層疊了十幾年，形成一幅感覺好raw 的美麗圖畫。不料今年某天，一夜之間被執法人員剷走，塗上灰漆；之後村民再貼，每晚都會有人專門清理，「周圍都唔搣，只搣這幅牆的，但附近沒有另一個更適合貼的地方。自從無咗這幅牆，村民的消息就好像四散流浪，失去了好多生活的記憶憑據」。
農舍
今日南丫島有很強的天然有機飲食文化，龐大需求可以同時支持多間有機食品商店和食肆生存。農舍十多年前開業，是帶起這種氣氛的開荒牛之一。店裏賣西式素食，主打素漢堡、有機全麥薄餅、寬條麵、蘑菇多士等，也有供應到下午5時的全日早餐。店員Mike在南丫島住了11年，夏天游水、冬天行山，感覺在這裏無論生活還是工作，都好舒服好開心。
金卷食品
南丫島手信之選。簡先生夫妻檔由1995年開始經營，自家製各式醬油配料，辣椒醬和大地魚粉（煮雲吞、米粉時用）是二犬最愛，簡先生另外推介一盒盒炒好的椒鹽白飯魚乾，可以送麥皮、粥、做飲品配料或者當零食，鈣質豐富。不愛重口味？還有新鮮即製的蛋卷，簡先生不用現成脆漿開水，而是真材實料用雞蛋牛奶、以攪拌機打鬆，烘出非常鬆化口感，遊客居民都捧場，每逢假日便忙到應接不暇。
天后廟
榕樹灣大街盡頭是天后廟，過往到訪時都沒有特別留意，二犬卻帶我發現了這對神情趣怪的石獅子。廟建於清同治七年，石獅子卻是戰後添加。據說是戰時找不到熟手師傅，結果就參考了匯豐總行那對的造型。中式石獅子通常面向前方、西式才是橫向，這對則雕成中式樣貌、西式擺法。
南島書蟲
另一間素食西餐廳，店內一大列書架放着二手書，可隨時取閱，確是書蟲打躉的好地方。豆蓉餅漢堡味道和口感都很豐富，一點都不覺自己在吃素食呢！Lassis 則是自家製的印度酸乳，低乳糖也有益腸道健康。
菜檔
南丫島士多普遍是「外國人價」，另外兩個街坊檔分別由菜姐和英姐經營，以相宜價格賣菜、雞蛋和小量雜貨。英姐注重環保，不給膠袋；又會收集街坊搬屋時不要的書本和衣物做二手買賣。原價180元的精裝書籍，客人放下幾塊錢就可以帶走，為的已不是賺錢，而是一種生活態度。
珍情趣
除了天然有機飲食，島民似乎特別偏愛民族服裝和手作飾物，大街上數家同類店舖中，珍情趣是1999年開業的先驅。店主Jenny 第一次做生意便搬入南丫島，前舖後居，「當年南丫島無而家咁商業，感覺仲好小漁村；近年香港人搬入嚟多咗，也多了內地遊客。政府再要發展，就會同化晒十九區，這個我就不太想，不過唔想都會架啦。」民族服飾以外，Jenny 還愛蒐集舊物，店內古董鐘、舊收銀機、家品陳設什麼都有，最近開始做二手貨品，又在facebook 開了「珍情趣」群組搞網上買賣，「但其實我最鍾意係同人傾偈！」可以找她占一局塔羅牌的啊。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街知巷聞 - 2011-12-04
責任四分一，但賴晒我地
前日下午的花園街，風聲鶴唳。周三火災慘劇後，政府高官、區議員以至傳媒齊來聲討，食環署以「零容忍」姿態橫掃全港排檔小販區，單在周四一日就檢舉逾千項違規個案；周五三時許再出動，24小時內，花園街幾乎每檔都接到兩三張告票，最多的更有4張，每張盛惠400元。眼見每檔都在執貨、拆檔，街坊熟客與檔主議論紛紛，生意亦無心機做了，都在憤懣不平。
上前搭訕，問了好多檔想了解一下情況，都謝絕採訪，「無得做架喇，唔使講喇！」「你不如去訪問下啲官，點解要咁搞我地？」「訪問？都幫唔到我地架啦，你地班記者，落井下石就有！」
我不知道如何解釋，而其實我也弄不明白，這場火警不是排檔電線雜物自行著火引起的，也不是排檔貨物阻礙居民逃生、阻礙消防車駛入，為何事後他們卻被千夫所指？
如狼似虎的整治 不知何去何從
花園街販商協會主席黃培清一句火災「咁小事」的確刺耳，媒體揭出有地方勢力劏檔分租、吸血食利亦令人痛心。然而，這些言論和行為到底可以代表多少人？遭受池魚之殃的一般檔戶，牌照傳承自父母以至祖父母輩，兩三代的家庭人口都靠勞力經營小生意自力更生，面對如狼似虎的整治和打壓，不知何去何從。
幾個在花園街開檔數十年的商販，聚在趙氏夫婦的服裝檔外，互訴苦況。趙太一邊忙著打包貨物搬走，一邊怒氣沖沖的說，「件事根本是幾樣野造成。第一你政府房屋政策有問題，點解咁多劏房同閣樓？令到咁多人迫埋走唔甩？第二你治安無搞好，差館就對正在前面，仍接連畀人縱火？第三係消防問題，劏房劏到無路走，消防設施唔合規格，點解無人理？而家就猛推卸責任，全部賴晒我地小販。就算擺貨喺度容易著火，我地責任都只係四分之一。你政府大石壓死蟹，將輿論個壓力轉移晒去我地度，對社會係無作用、無好處，唔會解決整個社會的問題。」
一日畀人抄三四張 不如成條街取締咗佢
七十年代開始賣床單的May 姐說，很多老檔販、包括她自己，本身都在花園街的舊樓住。「我無理由想自己個檔火燭，我亦都唔想在屋企燒死。而家死咗的都係熟口熟面的街坊，我地都好難過的，今朝仲一齊夾錢幫佢地做法事。」她說，從前排檔環境更混亂，也沒試過釀成火災，是近年社會環境轉壞、治安惡化，才發生這樣的慘劇。「夜晚這裏完全無差人巡，成班後生仔晚晚叫囂，踢我地啲貨、偷野都有。而家係有惡人放火嘛，係咪應該先去拉咗蓄意破壞的惡人？佢要故意燒你啲野，你檔位整幾好都無用架。」
趙太說，「而家要改善，我地都配合。問題係我地已經一路執野，佢仲一路抄牌。棚、簷篷同櫃，重新整過要幾萬蚊，搵師傅要時間，搵倉擺貨要時間，你得閒又抄一張得閒又抄一張，一日畀人抄三四張，咁不如直情話成條街取締咗佢？總好過而家日日咁折磨我地。」
輿論在研究花園街可否像女人街的檔口一樣改為「朝行晚拆」，他們都已打聽相關費用，「每檔150蚊一日，仲要你租佢個倉，全套就七八千蚊。但朝行晚拆一定會收陀地，拆檔搬運的多是南亞裔黑工，女人街成日有人打交，就是爭這筆收益。」商販指出，女人街貨品以時款服飾、潮流玩意為主，每單交易可高達百多元至數百元；花園街市集卻主要賣低檔的生活用品和生果，盈利甚微，現時每月收入僅夠餬口，不可能再騰出數千元僱用工人和租倉。「今年整條街的生意都差到不得了，我們的客人都是低下階層，通脹厲害，佢地自己食都唔夠食，點買野？生活比八十年代仲難好多。」
我地都係求小小生存空間
雖然商販與政府達成協議，只要晚上把貨物清走，檔口可以過夜不拆。然而，附近一帶都是老舊住宅，一下子整條花園街的檔販都要租倉，恐怕令住宅低層的環境更惡劣。而且這些樓宇的電梯陳舊，每日將貨搬出搬入，勢將不勝負荷，影響居民安全。「這裏已經房租貴、樓價貴、乜都貴，再咁大批人租倉，地方只會更貴、房只會劏得更緊要，政府有無考慮這些問題？」陳先生說，「這樣只是將街上見得到的炸彈收咗上樓，睇唔到就當無炸彈囉。」
陳生的牌照由爺爺傳到他手上，「我們幾代人的根都在這裏。時代前進緊，政府的小販政策卻不斷倒退。以前定落檔位係3呎乘4呎，因為以前環境簡單啲，賣幾樣野就可以生存到，而家個社會複雜好多，你無可能得幾款貨品就可以生存。成個市場比人壟斷晒，我地都係求小小生存空間，唔係要大富大貴。但現在連火災原因都未查明，就要借機會將我們趕盡殺絕，最好拆晒我地小販，等條街啲樓可以高價賣出去。」May 姐接口，「這條街的檔口養活了幾多戶人？我地學識不高，現在再出去搵工無人請了，是否個個要拎綜援政府先安樂呢？」
是的，我們都知道排檔小販擺過界是違規，但規則是人定的，訂定和執行規則的時候是否有兼顧情理、是否仍合時宜？我想起日前《壹周刊》的報道，一家元朗雞蛋仔舖，每賣出一底30粒的雞蛋仔，有17粒用作交租。是怎樣的社會環境，迫得人們只有犯規才可以維持生計？剝削在香港，既存在於勞資關係，亦存在於業主和租客、連鎖集團和消費者之間；在各種各樣傾斜了的遊戲規則下，市民大眾被剝奪的，已不只是金錢，還有生命。當行政長官事後探訪時還能面無愧色地問劏房居民為何不住公屋，我真不知道，還要犧牲多少條生命，這些規則才會改變。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12-04
上前搭訕，問了好多檔想了解一下情況，都謝絕採訪，「無得做架喇，唔使講喇！」「你不如去訪問下啲官，點解要咁搞我地？」「訪問？都幫唔到我地架啦，你地班記者，落井下石就有！」
我不知道如何解釋，而其實我也弄不明白，這場火警不是排檔電線雜物自行著火引起的，也不是排檔貨物阻礙居民逃生、阻礙消防車駛入，為何事後他們卻被千夫所指？
如狼似虎的整治 不知何去何從
花園街販商協會主席黃培清一句火災「咁小事」的確刺耳，媒體揭出有地方勢力劏檔分租、吸血食利亦令人痛心。然而，這些言論和行為到底可以代表多少人？遭受池魚之殃的一般檔戶，牌照傳承自父母以至祖父母輩，兩三代的家庭人口都靠勞力經營小生意自力更生，面對如狼似虎的整治和打壓，不知何去何從。
幾個在花園街開檔數十年的商販，聚在趙氏夫婦的服裝檔外，互訴苦況。趙太一邊忙著打包貨物搬走，一邊怒氣沖沖的說，「件事根本是幾樣野造成。第一你政府房屋政策有問題，點解咁多劏房同閣樓？令到咁多人迫埋走唔甩？第二你治安無搞好，差館就對正在前面，仍接連畀人縱火？第三係消防問題，劏房劏到無路走，消防設施唔合規格，點解無人理？而家就猛推卸責任，全部賴晒我地小販。就算擺貨喺度容易著火，我地責任都只係四分之一。你政府大石壓死蟹，將輿論個壓力轉移晒去我地度，對社會係無作用、無好處，唔會解決整個社會的問題。」
一日畀人抄三四張 不如成條街取締咗佢
七十年代開始賣床單的May 姐說，很多老檔販、包括她自己，本身都在花園街的舊樓住。「我無理由想自己個檔火燭，我亦都唔想在屋企燒死。而家死咗的都係熟口熟面的街坊，我地都好難過的，今朝仲一齊夾錢幫佢地做法事。」她說，從前排檔環境更混亂，也沒試過釀成火災，是近年社會環境轉壞、治安惡化，才發生這樣的慘劇。「夜晚這裏完全無差人巡，成班後生仔晚晚叫囂，踢我地啲貨、偷野都有。而家係有惡人放火嘛，係咪應該先去拉咗蓄意破壞的惡人？佢要故意燒你啲野，你檔位整幾好都無用架。」
趙太說，「而家要改善，我地都配合。問題係我地已經一路執野，佢仲一路抄牌。棚、簷篷同櫃，重新整過要幾萬蚊，搵師傅要時間，搵倉擺貨要時間，你得閒又抄一張得閒又抄一張，一日畀人抄三四張，咁不如直情話成條街取締咗佢？總好過而家日日咁折磨我地。」
輿論在研究花園街可否像女人街的檔口一樣改為「朝行晚拆」，他們都已打聽相關費用，「每檔150蚊一日，仲要你租佢個倉，全套就七八千蚊。但朝行晚拆一定會收陀地，拆檔搬運的多是南亞裔黑工，女人街成日有人打交，就是爭這筆收益。」商販指出，女人街貨品以時款服飾、潮流玩意為主，每單交易可高達百多元至數百元；花園街市集卻主要賣低檔的生活用品和生果，盈利甚微，現時每月收入僅夠餬口，不可能再騰出數千元僱用工人和租倉。「今年整條街的生意都差到不得了，我們的客人都是低下階層，通脹厲害，佢地自己食都唔夠食，點買野？生活比八十年代仲難好多。」
我地都係求小小生存空間
雖然商販與政府達成協議，只要晚上把貨物清走，檔口可以過夜不拆。然而，附近一帶都是老舊住宅，一下子整條花園街的檔販都要租倉，恐怕令住宅低層的環境更惡劣。而且這些樓宇的電梯陳舊，每日將貨搬出搬入，勢將不勝負荷，影響居民安全。「這裏已經房租貴、樓價貴、乜都貴，再咁大批人租倉，地方只會更貴、房只會劏得更緊要，政府有無考慮這些問題？」陳先生說，「這樣只是將街上見得到的炸彈收咗上樓，睇唔到就當無炸彈囉。」
陳生的牌照由爺爺傳到他手上，「我們幾代人的根都在這裏。時代前進緊，政府的小販政策卻不斷倒退。以前定落檔位係3呎乘4呎，因為以前環境簡單啲，賣幾樣野就可以生存到，而家個社會複雜好多，你無可能得幾款貨品就可以生存。成個市場比人壟斷晒，我地都係求小小生存空間，唔係要大富大貴。但現在連火災原因都未查明，就要借機會將我們趕盡殺絕，最好拆晒我地小販，等條街啲樓可以高價賣出去。」May 姐接口，「這條街的檔口養活了幾多戶人？我地學識不高，現在再出去搵工無人請了，是否個個要拎綜援政府先安樂呢？」
是的，我們都知道排檔小販擺過界是違規，但規則是人定的，訂定和執行規則的時候是否有兼顧情理、是否仍合時宜？我想起日前《壹周刊》的報道，一家元朗雞蛋仔舖，每賣出一底30粒的雞蛋仔，有17粒用作交租。是怎樣的社會環境，迫得人們只有犯規才可以維持生計？剝削在香港，既存在於勞資關係，亦存在於業主和租客、連鎖集團和消費者之間；在各種各樣傾斜了的遊戲規則下，市民大眾被剝奪的，已不只是金錢，還有生命。當行政長官事後探訪時還能面無愧色地問劏房居民為何不住公屋，我真不知道，還要犧牲多少條生命，這些規則才會改變。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12-04
2011年11月27日 星期日
陳雲拋出香港自治城邦論
陳雲的香港城邦自治論述，由年初香港「被規劃」成珠三角宜居灣事件發端。目睹政治上無敵正確的祖國融合論，和回歸後港人對邊緣化的無限恐懼，他從整個歐亞歷史溯源，論證香港擁有自給自足、社會開放、文化多元、法治觀念等傳統歐洲城邦的特性；提倡香港一直以來、往後亦應以「高度自治」原則及香港本位的政策力保「邊緣」地位。正因為邊緣，才可以獨立發展優勢，亦只有香港維持邊緣與獨特性，才可能與中共發展互惠共生的關係。
論述恢宏，立意顛覆並重塑將回歸後香港民主運動帶入困局的觀念，提倡講究謀略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6月中旬，「香港自治運動」理論成形，陳雲陸續以歐式精密散文風格，將重點內容發布到面書上，透過網友互動，調整論點至最貼近民情。著作甚多的他說這還是首次新嘗試，《香港城邦論》是屬於所有面書朋友的。
在內地，維權人士執著憲法列明的人權、民主、依法治國等條文認真，可被扣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陳雲在香港，要重提基本法承諾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少人看過其面書貼文，只聯想到「搞港獨」，或者拿他當傻佬辦。若干年後回首，《香港城邦論》會是癡人說夢，或是先見之明？還看今天有多少港人敢於就個人及這城市的發展前景接受一種新的想像。
城邦的性格
城邦（city-state）的形成遠早於17世紀的民族國家（nation）。古代文明薈萃和物產富饒之地，都是城邦，可上溯至巴比倫、瑪雅城邦、希臘的雅典和斯巴達、意大利羅馬、威尼斯、佛羅倫斯等，都有類似城邦的地位。城邦最初都由商業而起，商人聚居於海港城市或交通要塞，重信用、合約精神，衍生法治觀念；商業繁盛的城市孕育市民階級，社會開放多元，具文化傳播和影響力。然而，城邦多欠缺軍事實力，依附主權體制（通常是帝國或王族）的軍事保護及外交領導，商貿活動亦需要腹地支援。
古代城邦與主權國之間，以締約界定彼此關係，以商業利益交換主權國的軍事與外交保護。這種締約是歐洲民主社會的憲法雛型，十來個城邦結成締約，便建立如荷蘭、德國、比利時等聯邦國家。亞洲的城邦文化，由英國於19世紀建立。英人開闢東亞貿易航道，沿中東科威特、巴林、阿聯酋，至新加坡、馬六甲、檳城、香港等設立貿易港；二戰後，除香港外，各亞洲城邦或獨立建國，或成為主權國內一普通城市，失去城邦身分。
然而，香港卻因殖民地與遺民社會的特殊角色，發展出鮮明的城邦性格。陳雲提出，按「祖國」的史觀，英人殖民佔領香港，將西方文化強加於華人，是百年恥辱；但中共思想體系源自蘇維埃，能否算是中華正溯本就存疑。香港由宋代開始已是「遺民社會」，接收南宋、明末、清末、國共內戰及文革時期，因外族入侵及內亂而逃離的中華文化精英。1842年起英人取得香港，管治公共秩序、守住邊界，令傳統中華文化風俗和良好的人民素質，不至於被戰亂和政治內鬥弄壞；並引入西方觀念，奠定香港開放多元、宗教寬容、尊重法治和合約精神的城邦基礎，成為華人世界中首個歐式制度的典範。
在殖民統治期間，港督雖由英國派遣，施政時卻以香港為本位，規劃上保護本土農業、工業發展，興建自己的水塘，發展大學教育和制定各專業的執業考試。《中英聯合聲明》本為回歸後的香港定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但特區政府卻在中共影響下極速放棄香港本位的思考，由供水、食物至產業上強化香港對內地的依賴，以邊緣化的恐懼推銷融合祖國；大財團與「港共」官員勾結，在牟取暴利的同時消滅本土多元的經濟、文化、生活空間。
香港要自保
《香港城邦論》首章立論，指出香港乃歐洲城邦史於遠東的延續，港人應重新檢視英殖時代對香港社會的意義，並與中共爭奪「回歸」、「祖國」等政治語詞的選擇權與詮釋權。「當港人相信自己是中西、歐亞歷史的融合點，而不是中國歷史的延續；一國兩制是香港自己應有的，而不是大陸賜予，才會有捍衛港人治港的決心。」
陳雲並反對將中國民主發展與香港的民主鬥爭扣連。歷來要求平反六四成為香港民主派的最高行為模範，不少港人亦認為先要中國民主化，香港才有普選的希望；但他指出，根據中國現時的政治社會狀况，急速民主化的中國，很易成為納粹式「國家社會主義」的民主專政體系，以多數人的暴政，苛索香港龐大儲備和金融能量。香港必須搶奪先機，以一國兩制的自治建設，保住城邦獨立的文明根基，自保之餘亦可作為幫助中共政權脫亞入歐的捷徑。
他又提出，屬同一民族，不等於要成立大一統民族國家。德國之所以有今天的實力，因其與同民族的奧地利、瑞士、列支敦士登締結同盟，四國以不同的國際形象、政治聯繫與經濟產業上的專長，在外交與經濟事務上互相配合。中國對台港應效法這種互利互惠的盟友關係，中國好比德國，台灣好比奧地利，香港可以擔當瑞士的角色，而澳門類似列支敦士登。「這書也是要說明，香港維持城邦自治特色和制度，對於中共的戰略價值。所以這次寫書的過程中，一直沒有受到太多阻力。只有《文匯報》出了篇評論說，『香港自治運動』有美國駐港總領事背後策動；其實中港台澳如果形成這種盟友格局，對美國絕對沒有好處。」
拒絕中港融合，《香港城邦論》亦觸及新移民政策；陳雲向來提倡收緊移民限制，被一些進步青年視為「右翼」與自利的代表而存有質疑。他認為，現時政府和社會人士常以資源分配的角度去理解新移民問題，其實他更關注的是大量移民湧入，對香港城邦原有的公民性格和價值觀構成極大衝擊。「1950至80年代，30年間，新移民人口累計才100萬；97年至今，14年已增加了83萬，而且政府是完全被動，不去處理文化融合的問題。」
無節制接收移民 放任種族仇恨
他指出，上世紀來香港的新移民，會尊重香港是個先進地區，港英政策亦着意幫助他們融入社會，適應香港的文化制度。回歸後來的這一群，抱着大中國主流觀念，自外於香港文化，不講廣東話，亦不關心民主政治。「我反對的是無節制地接收移民，接收之餘又無陳述這個社會的價值觀給他們知道。以前港英政府講多元、法治、開放、平等、公德心…… 現在的政府，自己都不是這樣，當然不會跟新移民講。特區政府對新移民是完全不理會，社福、醫療政策出問題，於是有蝗蟲論、本地孕婦爭不到產房牀位，他們袖手旁觀，任由種族仇恨爆發。一個有自治觀念的政府，是應該掌握篩選新移民的自主權，協助他們融入本土文化和價值觀，而不是這樣助長族群政治。」
不過，他對於政府與議會早已不抱期望，書中雖有本土視野的公共政策倡議，要實行都應該是民間「香港自治運動」成功後的事。「我預計了這本書不會有即時明顯的政治效果。」目的是提供一種歷史和戰略視野，令香港人認識自己所處的關鍵位置，重拾爭取自治的信心。「現在的政府不理社會公平，不尊重法律，任由領匯與財團擠壓低下層的生存空間，議會內反對聲音都被收買或孤立，這樣下去，大家不會再期望它會改變，全都好沉默地看着它作惡，只要等一次大衰退，就會谷爆。捱一排啦，五、六年內，香港必有暴動。」近來政府與建制派愈是倒行逆施，陳雲愈是高興都來不及，面書上單單打打，食住花生等睇戲。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讀書 - 2011-11-27
論述恢宏，立意顛覆並重塑將回歸後香港民主運動帶入困局的觀念，提倡講究謀略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6月中旬，「香港自治運動」理論成形，陳雲陸續以歐式精密散文風格，將重點內容發布到面書上，透過網友互動，調整論點至最貼近民情。著作甚多的他說這還是首次新嘗試，《香港城邦論》是屬於所有面書朋友的。
在內地，維權人士執著憲法列明的人權、民主、依法治國等條文認真，可被扣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陳雲在香港，要重提基本法承諾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少人看過其面書貼文，只聯想到「搞港獨」，或者拿他當傻佬辦。若干年後回首，《香港城邦論》會是癡人說夢，或是先見之明？還看今天有多少港人敢於就個人及這城市的發展前景接受一種新的想像。
城邦的性格
城邦（city-state）的形成遠早於17世紀的民族國家（nation）。古代文明薈萃和物產富饒之地，都是城邦，可上溯至巴比倫、瑪雅城邦、希臘的雅典和斯巴達、意大利羅馬、威尼斯、佛羅倫斯等，都有類似城邦的地位。城邦最初都由商業而起，商人聚居於海港城市或交通要塞，重信用、合約精神，衍生法治觀念；商業繁盛的城市孕育市民階級，社會開放多元，具文化傳播和影響力。然而，城邦多欠缺軍事實力，依附主權體制（通常是帝國或王族）的軍事保護及外交領導，商貿活動亦需要腹地支援。
古代城邦與主權國之間，以締約界定彼此關係，以商業利益交換主權國的軍事與外交保護。這種締約是歐洲民主社會的憲法雛型，十來個城邦結成締約，便建立如荷蘭、德國、比利時等聯邦國家。亞洲的城邦文化，由英國於19世紀建立。英人開闢東亞貿易航道，沿中東科威特、巴林、阿聯酋，至新加坡、馬六甲、檳城、香港等設立貿易港；二戰後，除香港外，各亞洲城邦或獨立建國，或成為主權國內一普通城市，失去城邦身分。
然而，香港卻因殖民地與遺民社會的特殊角色，發展出鮮明的城邦性格。陳雲提出，按「祖國」的史觀，英人殖民佔領香港，將西方文化強加於華人，是百年恥辱；但中共思想體系源自蘇維埃，能否算是中華正溯本就存疑。香港由宋代開始已是「遺民社會」，接收南宋、明末、清末、國共內戰及文革時期，因外族入侵及內亂而逃離的中華文化精英。1842年起英人取得香港，管治公共秩序、守住邊界，令傳統中華文化風俗和良好的人民素質，不至於被戰亂和政治內鬥弄壞；並引入西方觀念，奠定香港開放多元、宗教寬容、尊重法治和合約精神的城邦基礎，成為華人世界中首個歐式制度的典範。
在殖民統治期間，港督雖由英國派遣，施政時卻以香港為本位，規劃上保護本土農業、工業發展，興建自己的水塘，發展大學教育和制定各專業的執業考試。《中英聯合聲明》本為回歸後的香港定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但特區政府卻在中共影響下極速放棄香港本位的思考，由供水、食物至產業上強化香港對內地的依賴，以邊緣化的恐懼推銷融合祖國；大財團與「港共」官員勾結，在牟取暴利的同時消滅本土多元的經濟、文化、生活空間。
香港要自保
《香港城邦論》首章立論，指出香港乃歐洲城邦史於遠東的延續，港人應重新檢視英殖時代對香港社會的意義，並與中共爭奪「回歸」、「祖國」等政治語詞的選擇權與詮釋權。「當港人相信自己是中西、歐亞歷史的融合點，而不是中國歷史的延續；一國兩制是香港自己應有的，而不是大陸賜予，才會有捍衛港人治港的決心。」
陳雲並反對將中國民主發展與香港的民主鬥爭扣連。歷來要求平反六四成為香港民主派的最高行為模範，不少港人亦認為先要中國民主化，香港才有普選的希望；但他指出，根據中國現時的政治社會狀况，急速民主化的中國，很易成為納粹式「國家社會主義」的民主專政體系，以多數人的暴政，苛索香港龐大儲備和金融能量。香港必須搶奪先機，以一國兩制的自治建設，保住城邦獨立的文明根基，自保之餘亦可作為幫助中共政權脫亞入歐的捷徑。
他又提出，屬同一民族，不等於要成立大一統民族國家。德國之所以有今天的實力，因其與同民族的奧地利、瑞士、列支敦士登締結同盟，四國以不同的國際形象、政治聯繫與經濟產業上的專長，在外交與經濟事務上互相配合。中國對台港應效法這種互利互惠的盟友關係，中國好比德國，台灣好比奧地利，香港可以擔當瑞士的角色，而澳門類似列支敦士登。「這書也是要說明，香港維持城邦自治特色和制度，對於中共的戰略價值。所以這次寫書的過程中，一直沒有受到太多阻力。只有《文匯報》出了篇評論說，『香港自治運動』有美國駐港總領事背後策動；其實中港台澳如果形成這種盟友格局，對美國絕對沒有好處。」
拒絕中港融合，《香港城邦論》亦觸及新移民政策；陳雲向來提倡收緊移民限制，被一些進步青年視為「右翼」與自利的代表而存有質疑。他認為，現時政府和社會人士常以資源分配的角度去理解新移民問題，其實他更關注的是大量移民湧入，對香港城邦原有的公民性格和價值觀構成極大衝擊。「1950至80年代，30年間，新移民人口累計才100萬；97年至今，14年已增加了83萬，而且政府是完全被動，不去處理文化融合的問題。」
無節制接收移民 放任種族仇恨
他指出，上世紀來香港的新移民，會尊重香港是個先進地區，港英政策亦着意幫助他們融入社會，適應香港的文化制度。回歸後來的這一群，抱着大中國主流觀念，自外於香港文化，不講廣東話，亦不關心民主政治。「我反對的是無節制地接收移民，接收之餘又無陳述這個社會的價值觀給他們知道。以前港英政府講多元、法治、開放、平等、公德心…… 現在的政府，自己都不是這樣，當然不會跟新移民講。特區政府對新移民是完全不理會，社福、醫療政策出問題，於是有蝗蟲論、本地孕婦爭不到產房牀位，他們袖手旁觀，任由種族仇恨爆發。一個有自治觀念的政府，是應該掌握篩選新移民的自主權，協助他們融入本土文化和價值觀，而不是這樣助長族群政治。」
不過，他對於政府與議會早已不抱期望，書中雖有本土視野的公共政策倡議，要實行都應該是民間「香港自治運動」成功後的事。「我預計了這本書不會有即時明顯的政治效果。」目的是提供一種歷史和戰略視野，令香港人認識自己所處的關鍵位置，重拾爭取自治的信心。「現在的政府不理社會公平，不尊重法律，任由領匯與財團擠壓低下層的生存空間，議會內反對聲音都被收買或孤立，這樣下去，大家不會再期望它會改變，全都好沉默地看着它作惡，只要等一次大衰退，就會谷爆。捱一排啦，五、六年內，香港必有暴動。」近來政府與建制派愈是倒行逆施，陳雲愈是高興都來不及，面書上單單打打，食住花生等睇戲。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讀書 - 2011-11-27
菜園新村 實驗耕作共同體
隨着半年前順利搬遷，菜園村逐漸從公眾的記憶中淡出。不想再被迫離開家園，47戶劫後餘生的村民合資買入新村地皮，透過民主商議、自主規劃重建農耕生活。復辦後的菜園新村導賞團，話題焦點從逼遷危機，轉向香港農村的復興大業。在朱凱迪帶隊下，上周日我們走訪鄰近村落和農地，了解鄉郊環境的變化與本土農業衰亡之路，由此總結重新出發的方向。
埋在地下的原居民耕作史
菜園新村的位置，四周被原居民村圍繞。原居民這身分，由1898年英政府與清廷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土地99年而建立。在此以前在新界居住的，被承認為新界原居民，擁有土地和丁權；其後才到新界落腳的，便是非原居民。1950、60年代，由於內地南來避難的移民過多，港英政府鼓勵他們到新界鄉郊耕作和居住，成就第二代農民。他們與原居民最大的分別，是買不起自己的農地，只能向原居民租賃。不少原居民於這時期放棄務農，成為坐待收租的地主。
脫離了耕種的地主，於是不再關注土地的狀態和未來。80年代起，城市急速發展，新界土地有價有市，原居民地主認為租賃予倉庫、回收場或發展地產利潤更高，開始不願意租地給第二代農民。加上內地供港農產品漸成主流，港英政府開始推出各種不利農業發展的政策。例如提高豬隻和家禽養殖業的排污管制，農民無法負擔相關設備；種植蔬果面對內地競爭，批發商的收購價低得難以為生，前景不明，後代子女紛改行往城市工作。
農民對耕作意興闌珊，原居民掌握土地，以商業思維謀求利潤最大化；90年代起，地產項目和露天貨倉、車場、回收場取代農業，在新界遍地開花。然而，在原居民的勢力中，土地利益亦只集中在少數人手上，一般男性原居民除了建一座丁屋的權利外別無其他，形成鄉事勢力內部嚴重腐化、黑幫傾軋的原因。
八鄉人食八鄉菜
菜園村原有150戶，經歷漫長而痛苦的護村抗爭後，堅持到搬入新村的只剩47戶約130人。村民購入14.5萬呎地，作為重建家園和耕作之用。席間朱凱迪展示村民協商而成的規劃藍圖—— 青山綠水、生態魚塘、龍眼樹林…… 農地公有，重現社區互助和合作精神；實行有機耕種，善用廚餘和家居廢水；房屋井然有序，按地勢決定坐向，依照村民生活習慣而設計。他們說，這裏不止是個住的地方，而是要考慮這一代與下一代要過一種怎樣的生活；這是一場新農村實驗，名為「八鄉人食八鄉菜」的自產自銷社區網絡，望由此處開始，讓大家思考生產者與用家、人與土地的關係。
引水道劃分的土地霸權
中國人以農立國，傳統來說，有選擇的話不會住在山上，因難以耕種和灌溉。往日的新界原居民都群聚於平原地帶；英人接管香港後，一來擁有泵水上山的技術，二來覺得香港氣候太熱容易致病，喜愛山上較清涼的環境，才形成「住半山 = 高級」的觀念。
山對於新界人來說本是共有地帶，是砍柴和安葬先人的地方，山野資源一向都是大家自由取用。1898年後，英人要求新界人交出地契登記，他們只能交出農地和房屋的契，山沒有契，於是所有山坡都成為政府土地。其後政府得以很方便地在山上興建水塘，將新界的水資源抽走供市區使用；原居民多年來從事稻米種植，因其所需水量特別多，水資源被奪後，元朗絲苗從此絕迹，只能種菜。今日的新界原居民常常覺得自己為市區人犧牲很多，這是其中一個主因。
從照片中可見，山上樹木層隱約分成上下兩截，橫向那條分界（虛線）便是興建了通向水塘的引水道。引水道以上屬法律保護的郊野公園範圍；引水道以下至城市之間，大片荒廢土地，農民、原居民、地產商各有所求，新界所有的土地爭議都在此處上演。無權無勢亦無錢的農民，現時往往只能在四野無人、無車路到達、墳墓處處的山邊覓得零碎耕地，即使成功租下亦不知何時被趕走；鄰近引水道和郊野公園的地帶，因大興土木發展基建的可能性較低，為務農者提供相對穩定的落腳地。
群居變散村 被收購難抗爭
開埠以前的新界鄉郊，是無政府無警察地帶，故村民都以氏族為單位，聚居在一起，守衛自己的田產和水源，形成圍村。房屋群聚在一塊興建，以外就是大片一望無際的農地。這些氏族村落的土地都屬集體擁有制，地權變動需要全族人同意，以這機制保護家產。
戰後第二代農民來港，鄉村環境就有所改變。田地被分割成很多個小塊，房屋散佈在各個小塊中，形成所謂的「散村」。由於土地都是租來或辛苦儲錢購入的，每家人都以鐵絲網圍住自己的範圍，以界定私有財產。第二代農民只以核心家庭為單位，相互之間沒有氏族聯繫；也在不同年代到達新界居住，難互相信任。他們各自規劃鐵絲網內的小天地，但面對鄉事勢力或發展商的收購時，往往勢孤力弱，難以協調和團結抗爭。而且從事農業受天氣影響，失收風險大，各自為政的生產模式格外艱難。
舊菜園村本是這種散村的代表，總結第二代農村衰落的經驗，村民決定在新村恢復土地集體擁有制，合資1800萬購入14.5萬呎土地。當中43%是公有耕地，由「菜園新村有限公司」持有， 47戶村民每戶派一名代表擔任股東，變賣土地需要所有股東同意，加入新股東亦需要取得三分之二現有股東同意，以保衛新村田產。公有田地採用半集體經濟，種植方式、作物種類、產品定價、盈利分帳等都由村民共同協商，一同分享耕種技術與分擔風險。餘下57%的土地，則興建村民居所和公共設施。然而，政府的賠償金額不足以支付建設成本，而且申請復耕和開展建築工程的手續繁複，村民的美好藍圖目前還落實無期……
理想集體耕作 如何有機運作？
一片土地由雜草叢生到適宜耕種，開墾的時間足足需要一年。數十年前，租賃耕地的合約一般年期較長，而且慣例是頭一年為「開荒期」，第二年才開始計租；現在不單已沒有這樣的免租期，合約亦短至三年，農地剛開始進入狀態， 農夫剛摸熟當地的水土和氣候，又是時候被逼遷。從事耕種的人沒有自己的土地，是香港農業的致命傷。台灣卻步香港的後塵，近年修例容許分割農地自由買賣，又放寬農舍的興建限制，最終難免走上追逐地產利益之路。
由於菜園村民購入的土地還未能復耕，唯有先在附近租賃約3萬呎農地，現時大約由10戶村民共同經營，率先實驗理想中的生產模式。初時村民種菜，不料區內荒地太多，雀鳥平時難找嫩葉進食，於是村民種的菜剛長出苗來，就成為雀兒的豐富午餐。後來便改種黃豆、四季豆、番薯等雀鳥無法消化的作物；不說不知，現在流行食的番薯苗，從前很少人種，因為不值錢，只用來餵豬，連雀兒都嫌口感太粗不會吃，不料現在卻成為城市人的飲食潮流。另一菜園村產物便是洛神花，收成需時半年，可以作為花茶冲飲。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通識導賞 - 2011-11-27
埋在地下的原居民耕作史
菜園新村的位置，四周被原居民村圍繞。原居民這身分，由1898年英政府與清廷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土地99年而建立。在此以前在新界居住的，被承認為新界原居民，擁有土地和丁權；其後才到新界落腳的，便是非原居民。1950、60年代，由於內地南來避難的移民過多，港英政府鼓勵他們到新界鄉郊耕作和居住，成就第二代農民。他們與原居民最大的分別，是買不起自己的農地，只能向原居民租賃。不少原居民於這時期放棄務農，成為坐待收租的地主。
脫離了耕種的地主，於是不再關注土地的狀態和未來。80年代起，城市急速發展，新界土地有價有市，原居民地主認為租賃予倉庫、回收場或發展地產利潤更高，開始不願意租地給第二代農民。加上內地供港農產品漸成主流，港英政府開始推出各種不利農業發展的政策。例如提高豬隻和家禽養殖業的排污管制，農民無法負擔相關設備；種植蔬果面對內地競爭，批發商的收購價低得難以為生，前景不明，後代子女紛改行往城市工作。
農民對耕作意興闌珊，原居民掌握土地，以商業思維謀求利潤最大化；90年代起，地產項目和露天貨倉、車場、回收場取代農業，在新界遍地開花。然而，在原居民的勢力中，土地利益亦只集中在少數人手上，一般男性原居民除了建一座丁屋的權利外別無其他，形成鄉事勢力內部嚴重腐化、黑幫傾軋的原因。
八鄉人食八鄉菜
菜園村原有150戶，經歷漫長而痛苦的護村抗爭後，堅持到搬入新村的只剩47戶約130人。村民購入14.5萬呎地，作為重建家園和耕作之用。席間朱凱迪展示村民協商而成的規劃藍圖—— 青山綠水、生態魚塘、龍眼樹林…… 農地公有，重現社區互助和合作精神；實行有機耕種，善用廚餘和家居廢水；房屋井然有序，按地勢決定坐向，依照村民生活習慣而設計。他們說，這裏不止是個住的地方，而是要考慮這一代與下一代要過一種怎樣的生活；這是一場新農村實驗，名為「八鄉人食八鄉菜」的自產自銷社區網絡，望由此處開始，讓大家思考生產者與用家、人與土地的關係。
引水道劃分的土地霸權
中國人以農立國，傳統來說，有選擇的話不會住在山上，因難以耕種和灌溉。往日的新界原居民都群聚於平原地帶；英人接管香港後，一來擁有泵水上山的技術，二來覺得香港氣候太熱容易致病，喜愛山上較清涼的環境，才形成「住半山 = 高級」的觀念。
山對於新界人來說本是共有地帶，是砍柴和安葬先人的地方，山野資源一向都是大家自由取用。1898年後，英人要求新界人交出地契登記，他們只能交出農地和房屋的契，山沒有契，於是所有山坡都成為政府土地。其後政府得以很方便地在山上興建水塘，將新界的水資源抽走供市區使用；原居民多年來從事稻米種植，因其所需水量特別多，水資源被奪後，元朗絲苗從此絕迹，只能種菜。今日的新界原居民常常覺得自己為市區人犧牲很多，這是其中一個主因。
從照片中可見，山上樹木層隱約分成上下兩截，橫向那條分界（虛線）便是興建了通向水塘的引水道。引水道以上屬法律保護的郊野公園範圍；引水道以下至城市之間，大片荒廢土地，農民、原居民、地產商各有所求，新界所有的土地爭議都在此處上演。無權無勢亦無錢的農民，現時往往只能在四野無人、無車路到達、墳墓處處的山邊覓得零碎耕地，即使成功租下亦不知何時被趕走；鄰近引水道和郊野公園的地帶，因大興土木發展基建的可能性較低，為務農者提供相對穩定的落腳地。
群居變散村 被收購難抗爭
開埠以前的新界鄉郊，是無政府無警察地帶，故村民都以氏族為單位，聚居在一起，守衛自己的田產和水源，形成圍村。房屋群聚在一塊興建，以外就是大片一望無際的農地。這些氏族村落的土地都屬集體擁有制，地權變動需要全族人同意，以這機制保護家產。
戰後第二代農民來港，鄉村環境就有所改變。田地被分割成很多個小塊，房屋散佈在各個小塊中，形成所謂的「散村」。由於土地都是租來或辛苦儲錢購入的，每家人都以鐵絲網圍住自己的範圍，以界定私有財產。第二代農民只以核心家庭為單位，相互之間沒有氏族聯繫；也在不同年代到達新界居住，難互相信任。他們各自規劃鐵絲網內的小天地，但面對鄉事勢力或發展商的收購時，往往勢孤力弱，難以協調和團結抗爭。而且從事農業受天氣影響，失收風險大，各自為政的生產模式格外艱難。
舊菜園村本是這種散村的代表，總結第二代農村衰落的經驗，村民決定在新村恢復土地集體擁有制，合資1800萬購入14.5萬呎土地。當中43%是公有耕地，由「菜園新村有限公司」持有， 47戶村民每戶派一名代表擔任股東，變賣土地需要所有股東同意，加入新股東亦需要取得三分之二現有股東同意，以保衛新村田產。公有田地採用半集體經濟，種植方式、作物種類、產品定價、盈利分帳等都由村民共同協商，一同分享耕種技術與分擔風險。餘下57%的土地，則興建村民居所和公共設施。然而，政府的賠償金額不足以支付建設成本，而且申請復耕和開展建築工程的手續繁複，村民的美好藍圖目前還落實無期……
理想集體耕作 如何有機運作？
一片土地由雜草叢生到適宜耕種，開墾的時間足足需要一年。數十年前，租賃耕地的合約一般年期較長，而且慣例是頭一年為「開荒期」，第二年才開始計租；現在不單已沒有這樣的免租期，合約亦短至三年，農地剛開始進入狀態， 農夫剛摸熟當地的水土和氣候，又是時候被逼遷。從事耕種的人沒有自己的土地，是香港農業的致命傷。台灣卻步香港的後塵，近年修例容許分割農地自由買賣，又放寬農舍的興建限制，最終難免走上追逐地產利益之路。
由於菜園村民購入的土地還未能復耕，唯有先在附近租賃約3萬呎農地，現時大約由10戶村民共同經營，率先實驗理想中的生產模式。初時村民種菜，不料區內荒地太多，雀鳥平時難找嫩葉進食，於是村民種的菜剛長出苗來，就成為雀兒的豐富午餐。後來便改種黃豆、四季豆、番薯等雀鳥無法消化的作物；不說不知，現在流行食的番薯苗，從前很少人種，因為不值錢，只用來餵豬，連雀兒都嫌口感太粗不會吃，不料現在卻成為城市人的飲食潮流。另一菜園村產物便是洛神花，收成需時半年，可以作為花茶冲飲。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通識導賞 - 2011-11-27
2011年11月13日 星期日
漫步茶果嶺 遇見美好人事
位處藍田麗港城與油塘之間的茶果嶺村，是市區邊陲一個被遺忘的角落。惟在這畸型的城市裏，只有被遺忘才能讓美好事物避過毀滅的厄運。在茶果嶺長大的帶路街坊Stella So 邊行邊嘀咕，「好怕你地報紙一寫出黎這裏就會給踩沉了。」
從麗港城側、一排舊唐樓盡處轉入，層層疊疊的鐵皮屋、老石屋依山而建，沿路滿目是舊式拉閘與商店招牌，士多、辦館、五金、鞋業、疋頭店、洋服店…… 銘刻著數十年前茶果嶺大街繁華興旺之象。然而，隨著油塘灣一帶工業衰落，又多次發生山泥傾瀉和火災，茶果嶺原居民陸續上樓，村民總數由高峰期的二萬人，跌到只剩二千多。不少商店人去樓空，周一下午到訪時，村民各自上班上學，老人在半掩著門的屋裏睡；四周靜悄悄的，山嶺上有雁與鷹盤旋，流浪小貓在牆邊屋角之間看著我們，亮晶晶的眼裏，似有故事。
茶果嶺與鄰近的鯉魚門，原是東九龍沿海最早開發的地區。山嶺上盛產優質礦材，包括建築用的花崗岩、製造高級陶瓷所用的高嶺土等。故香港開埠之後，英人將茶果嶺命名為Rocky Hill；礦產吸引擅長打石的惠州客家人聚居，亦有燒製瓷器的陶窯。
村民自建小學 自給自足社區
據1922年的地圖記載，當時茶果嶺的高度為151公尺，經過多年開採，現時山嶺高度只剩一半。沒掉了的半座山，有些用來建成村民的居所、天后宮和四山小學，有些被運到中環，築成立法會大樓和舊中銀大廈；更多的遠銷海外。
戰後採礦業沒落、工業興起；茶果嶺與油塘一帶出現各式木廠、船廠、機械廠及泥磚廠等，村民多改到工廠謀生。有工作機會，不少內地南來的難民亦在此落腳，鐵皮木板搭建的寮屋愈來愈多。村民更一手一腳築起自己的小學，開辦診所，經營各式商店和街市，沿海大路多達三間茶樓，形成一個自給自足的社區。可惜，此情不再。
搭一個瓜棚 種一生快樂
今日的茶果嶺村，破落之中帶點奇幻，已成識途影友的寶地。老村民不少是木工、泥水、五金匠出身，自己動手修整家居和步道，發展出實用又隨意的空間結構，城堡一般異軍突起。拐彎抹角之際，從門縫、窗戶、鐵皮圍板間探看，隨時有驚喜。一間荒廢村屋裏遺下整套舊式木傢具和古董鐘，其貌不揚的小房子原來擺滿神像與先人照片；從廢棄校舍的圍板外高舉相機、拍到裏面原來保存著整排湖綠色的南洋風門版和百葉窗。抬望眼忽見村民搭了個瓜棚，結著飽滿的大水瓜；銅鐵雜物旁邊一小塊泥地，陽光下長出艷美的花兒。活在無王管的寮屋地帶，貧窮或有福，只看你怎樣理解。
一條隧道 偷走四山小學
然而，城市發展不會放過這片背山面海的寶地。茶果嶺的位置盡攬筲箕灣至中環、觀塘至尖沙嘴的維港兩岸無敵風景，私人發展商悄悄地把村屋地皮逐點收購；政府的東九龍規劃要建設「將軍澳—藍田隧道」，諮詢方案中提出部分幹道將直插茶果嶺而過，勢要拆毀村民心愛的四山小學。前來觀光拍照記錄美麗景致之餘，或者也可以想想，我們是否只能這樣。
---
城中村，逃不了被消滅的厄運
Stella So 在茶果嶺村口的唐樓群中長大，我們眼中的舊唐樓，卻是村民口中的「新樓」。「他們住了好多年，看著唐樓建起來；現在這些唐樓都有四十幾年，我們唐樓居民就看著麗港城建起來。」唐樓將被收購重建，因位置太靚；碩果僅存的城中村亦等著被消滅。Stella 間中鑽進巷弄之間拾趣，流浪貓兒在村裏聚居，也是她的欣賞重點之一，「流浪到這裏就幸福了。梗係唔走，我都唔想走啦」。
近年村裏五金回收場愈來愈 多，成了她的尋寶地。木材可以作畫時用，舊招牌的英文字型設計獨特，也能成為美麗的擺設；老傢具更應該被循環再用，付上幾十塊錢給收買佬就可以認領回家。節約消費、拒絕浪費，「在這裏住完全是反建制、反地產霸權的生活」。信步走到一間懸掛著印度、尼泊爾式彩色條幅飾物的小屋，屋主自己搭一個瓜棚， Stella 開心地笑，「幾靚呀，像在南丫島一樣，真係識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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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華麵包公司 茶果嶺道185號
開業三十多年，招牌上「豪華」二字都剝落了，但麵包依舊大件夾抵食；巨型菠蘿包才兩塊半，有餡的包三塊半。自設工場新鮮即製。記者買了卷蛋回家，那味道…… 實在太好了！請讓我用「單純」和「實在」兩個詞語來形容一件卷蛋，好有蛋味，咬下去好結實；卷蛋應有的它有十足，卷蛋不應有的它就沒有。吃慣化學膨鬆劑和防腐劑的你，應該懂我說什麼的。
茶果嶺村入口位置
中間的休憩用地原為街市，畫盡五湖四海家常菜的Stella，小時候被媽媽訓練買菜，常常獨個兒來光顧，可惜街市受火災毀壞後被拆掉，現在居民買菜最近都要到油塘。照片右面淺粉紅色的屋子，前身是「添添茶樓」，結業後改作社區中心，但茶樓原來的地磚、樓梯格局都保存下來，可隨意入內參觀。
榮華冰室 茶果嶺大街106 號
五十多年前由鏡叔的父親開始經營。原址本是教堂，用大麻石建造，走過百年歷史仍很穩固。鏡叔鏡嫂六十年代由廣州來港，一直住在茶果嶺村，就在冰室前舖後居。店子由家具裝潢到食物都非常用心，實木雕花的卡座愈舊愈耐看，舊海報、老照片，記載著店主和街坊們的生活。西多士即叫即煎，用煉奶代替糖漿，蛋香而不油膩，咬下去很鬆軟，就是家庭的味道。
鄉公所旁的龍舟
鄉公所旁邊停放了一條龍舟，據說因為附近填海愈填愈多，已經十多年沒機會下水，鋪滿塵埃。但村民念舊不捨得，專門籌了點錢為它建個簷篷，免它受風雨毀壞。
四山公立學校
「四山」是指東九龍的牛頭角、茜草灣（即今天麗港城位置）、茶果嶺及鯉魚門四個石礦場，數十年前觀塘尚未發展，茶果嶺是區內最繁盛的地方。村民自發在此建設學校，遠至觀塘牛頭角的孩子都步行來這兒上課，直到十多年前才停辦。Stella 也在這裏讀小學，最愛學校後方的山坡長滿鳳凰木，轉季時就會變成滿山橙色，很漂亮。現時學校雖停辦，但大麻石建築保存良好，校舍前方綠色的空間，是居民打golf、學射箭、辦活動的地方，也曾租給劇團排戲。可是政府倡議中的隧道將要穿過這座山，四山小學很可能被拆，Stella 義憤難平，「政府見你無畀稅、無畀錢地產商使，梗係唔抵得架啦！」
神秘舊屋
找不到門牌，位於65A 對面。人去樓空，整套古董櫃和時鐘還保存得很好，左方牆上長滿了樹根，又有一幅看不清楚的對聯；屋內掛著一張舊人像照，正對窗外，彷彿守護一個凝結了的時空。
貨物裝卸區
昔日躉船停泊、上落貨櫃之處，今天因途人稀少成為拍拖、釣魚勝地。飽攬維港兩岸美景，對正啟德跑道，因往昔有飛機升降，常是無線電視劇取景拍分手戲、跳海戲的地點。未來東九龍海濱長廊的一部分，自由自在的草根生活空間，將換成人工化的美麗。
天后廟
茶果嶺鯉魚門一帶原是漁村，故亦有拜天后的傳統。此天后廟早於清道光年間建成，曾經多次復修和重建。現時每逢農曆新年和三月廿三日的天后誕，仍然善信雲集；有麒麟隊、花炮會、舞獅舞龍表演，又會搭大戲棚做戲，競投花炮聖物等，非常熱鬧。而天后廟與四山學校之間，有一對求子石；從前未興建茶果嶺道的馬路，學校前面就是海邊，故該石應是海水侵蝕成天然的圓卵型，因形狀類近男性生殖器，被村民奉為求子靈石敬拜。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街知巷聞 - 2011-11-13
從麗港城側、一排舊唐樓盡處轉入，層層疊疊的鐵皮屋、老石屋依山而建，沿路滿目是舊式拉閘與商店招牌，士多、辦館、五金、鞋業、疋頭店、洋服店…… 銘刻著數十年前茶果嶺大街繁華興旺之象。然而，隨著油塘灣一帶工業衰落，又多次發生山泥傾瀉和火災，茶果嶺原居民陸續上樓，村民總數由高峰期的二萬人，跌到只剩二千多。不少商店人去樓空，周一下午到訪時，村民各自上班上學，老人在半掩著門的屋裏睡；四周靜悄悄的，山嶺上有雁與鷹盤旋，流浪小貓在牆邊屋角之間看著我們，亮晶晶的眼裏，似有故事。
茶果嶺與鄰近的鯉魚門，原是東九龍沿海最早開發的地區。山嶺上盛產優質礦材，包括建築用的花崗岩、製造高級陶瓷所用的高嶺土等。故香港開埠之後，英人將茶果嶺命名為Rocky Hill；礦產吸引擅長打石的惠州客家人聚居，亦有燒製瓷器的陶窯。
村民自建小學 自給自足社區
據1922年的地圖記載，當時茶果嶺的高度為151公尺，經過多年開採，現時山嶺高度只剩一半。沒掉了的半座山，有些用來建成村民的居所、天后宮和四山小學，有些被運到中環，築成立法會大樓和舊中銀大廈；更多的遠銷海外。
戰後採礦業沒落、工業興起；茶果嶺與油塘一帶出現各式木廠、船廠、機械廠及泥磚廠等，村民多改到工廠謀生。有工作機會，不少內地南來的難民亦在此落腳，鐵皮木板搭建的寮屋愈來愈多。村民更一手一腳築起自己的小學，開辦診所，經營各式商店和街市，沿海大路多達三間茶樓，形成一個自給自足的社區。可惜，此情不再。
搭一個瓜棚 種一生快樂
今日的茶果嶺村，破落之中帶點奇幻，已成識途影友的寶地。老村民不少是木工、泥水、五金匠出身，自己動手修整家居和步道，發展出實用又隨意的空間結構，城堡一般異軍突起。拐彎抹角之際，從門縫、窗戶、鐵皮圍板間探看，隨時有驚喜。一間荒廢村屋裏遺下整套舊式木傢具和古董鐘，其貌不揚的小房子原來擺滿神像與先人照片；從廢棄校舍的圍板外高舉相機、拍到裏面原來保存著整排湖綠色的南洋風門版和百葉窗。抬望眼忽見村民搭了個瓜棚，結著飽滿的大水瓜；銅鐵雜物旁邊一小塊泥地，陽光下長出艷美的花兒。活在無王管的寮屋地帶，貧窮或有福，只看你怎樣理解。
一條隧道 偷走四山小學
然而，城市發展不會放過這片背山面海的寶地。茶果嶺的位置盡攬筲箕灣至中環、觀塘至尖沙嘴的維港兩岸無敵風景，私人發展商悄悄地把村屋地皮逐點收購；政府的東九龍規劃要建設「將軍澳—藍田隧道」，諮詢方案中提出部分幹道將直插茶果嶺而過，勢要拆毀村民心愛的四山小學。前來觀光拍照記錄美麗景致之餘，或者也可以想想，我們是否只能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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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逃不了被消滅的厄運
Stella So 在茶果嶺村口的唐樓群中長大，我們眼中的舊唐樓，卻是村民口中的「新樓」。「他們住了好多年，看著唐樓建起來；現在這些唐樓都有四十幾年，我們唐樓居民就看著麗港城建起來。」唐樓將被收購重建，因位置太靚；碩果僅存的城中村亦等著被消滅。Stella 間中鑽進巷弄之間拾趣，流浪貓兒在村裏聚居，也是她的欣賞重點之一，「流浪到這裏就幸福了。梗係唔走，我都唔想走啦」。
近年村裏五金回收場愈來愈 多，成了她的尋寶地。木材可以作畫時用，舊招牌的英文字型設計獨特，也能成為美麗的擺設；老傢具更應該被循環再用，付上幾十塊錢給收買佬就可以認領回家。節約消費、拒絕浪費，「在這裏住完全是反建制、反地產霸權的生活」。信步走到一間懸掛著印度、尼泊爾式彩色條幅飾物的小屋，屋主自己搭一個瓜棚， Stella 開心地笑，「幾靚呀，像在南丫島一樣，真係識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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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華麵包公司 茶果嶺道185號
開業三十多年，招牌上「豪華」二字都剝落了，但麵包依舊大件夾抵食；巨型菠蘿包才兩塊半，有餡的包三塊半。自設工場新鮮即製。記者買了卷蛋回家，那味道…… 實在太好了！請讓我用「單純」和「實在」兩個詞語來形容一件卷蛋，好有蛋味，咬下去好結實；卷蛋應有的它有十足，卷蛋不應有的它就沒有。吃慣化學膨鬆劑和防腐劑的你，應該懂我說什麼的。
茶果嶺村入口位置
中間的休憩用地原為街市，畫盡五湖四海家常菜的Stella，小時候被媽媽訓練買菜，常常獨個兒來光顧，可惜街市受火災毀壞後被拆掉，現在居民買菜最近都要到油塘。照片右面淺粉紅色的屋子，前身是「添添茶樓」，結業後改作社區中心，但茶樓原來的地磚、樓梯格局都保存下來，可隨意入內參觀。
榮華冰室 茶果嶺大街106 號
五十多年前由鏡叔的父親開始經營。原址本是教堂，用大麻石建造，走過百年歷史仍很穩固。鏡叔鏡嫂六十年代由廣州來港，一直住在茶果嶺村，就在冰室前舖後居。店子由家具裝潢到食物都非常用心，實木雕花的卡座愈舊愈耐看，舊海報、老照片，記載著店主和街坊們的生活。西多士即叫即煎，用煉奶代替糖漿，蛋香而不油膩，咬下去很鬆軟，就是家庭的味道。
鄉公所旁的龍舟
鄉公所旁邊停放了一條龍舟，據說因為附近填海愈填愈多，已經十多年沒機會下水，鋪滿塵埃。但村民念舊不捨得，專門籌了點錢為它建個簷篷，免它受風雨毀壞。
四山公立學校
「四山」是指東九龍的牛頭角、茜草灣（即今天麗港城位置）、茶果嶺及鯉魚門四個石礦場，數十年前觀塘尚未發展，茶果嶺是區內最繁盛的地方。村民自發在此建設學校，遠至觀塘牛頭角的孩子都步行來這兒上課，直到十多年前才停辦。Stella 也在這裏讀小學，最愛學校後方的山坡長滿鳳凰木，轉季時就會變成滿山橙色，很漂亮。現時學校雖停辦，但大麻石建築保存良好，校舍前方綠色的空間，是居民打golf、學射箭、辦活動的地方，也曾租給劇團排戲。可是政府倡議中的隧道將要穿過這座山，四山小學很可能被拆，Stella 義憤難平，「政府見你無畀稅、無畀錢地產商使，梗係唔抵得架啦！」
神秘舊屋
找不到門牌，位於65A 對面。人去樓空，整套古董櫃和時鐘還保存得很好，左方牆上長滿了樹根，又有一幅看不清楚的對聯；屋內掛著一張舊人像照，正對窗外，彷彿守護一個凝結了的時空。
貨物裝卸區
昔日躉船停泊、上落貨櫃之處，今天因途人稀少成為拍拖、釣魚勝地。飽攬維港兩岸美景，對正啟德跑道，因往昔有飛機升降，常是無線電視劇取景拍分手戲、跳海戲的地點。未來東九龍海濱長廊的一部分，自由自在的草根生活空間，將換成人工化的美麗。
天后廟
茶果嶺鯉魚門一帶原是漁村，故亦有拜天后的傳統。此天后廟早於清道光年間建成，曾經多次復修和重建。現時每逢農曆新年和三月廿三日的天后誕，仍然善信雲集；有麒麟隊、花炮會、舞獅舞龍表演，又會搭大戲棚做戲，競投花炮聖物等，非常熱鬧。而天后廟與四山學校之間，有一對求子石；從前未興建茶果嶺道的馬路，學校前面就是海邊，故該石應是海水侵蝕成天然的圓卵型，因形狀類近男性生殖器，被村民奉為求子靈石敬拜。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街知巷聞 - 2011-11-13
2011年11月6日 星期日
偏鋒亦可 佔領主流
「林夕多情、黃偉文摩登、周耀輝另類」，有人這樣概括香港樂壇三大詞人。
不知道周耀輝是否喜歡這個評價，但回望20多年前的最初，他確實是為了寫些不一樣的歌詞才入行的。
「另類」必須是相對於「主流」而存在，愛寫side cut 走偏鋒，利用流行音樂這個滲透極廣的媒介，與主流思想價值抗衡和對話。
向來關心社會時事，周耀輝借用近期熱話：「填詞對於我來說，是一種佔領。」
用文字去佔領情歌稱霸商業主導的流行樂壇之餘，新學年他還佔領了大學講台，在浸大教授歌詞創作。他不是要告訴別人「如何成為周耀輝」，而是想引導學生從生活中發現自己、鼓勵他們相信、自己也可以寫得不一樣。「如果學期結束後只是教出一堆周耀輝，我會覺得很失敗。」在主流價值就是要做「第二個李嘉誠」或「下一個Steve Jobs」的今天，周耀輝確是另類到不行。
不信天分 最重要有心機培養
這些年來，大家對周耀輝詞的公論是文字精緻華麗、電影感強；寫愛情的時候直搗晦暗曲折的心靈角落，情歌以外亦多有反映政治、社會現實的題材。文字功力，加上對人們生存狀態的敏銳觀察，構成我們所認識的周耀輝；但他不願意說這是來自天分。「很多人認為創意是天生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想這個問題無甚意義，這樣說只是相信天意的一種，而相信天意對我們是無任何幫助的。最重要是有無心機去培養，運用自己已有資源。我見到很多年輕人其實不是無創意、唔識寫，只是不敢講出來。」
他說，自己也不是從小就有另類的勇氣。成長過程中「從來無諗過自己想點」，覺得讀英文前途會比較好，就讀；畢業進入政府新聞處，是大家都認為很穩當的職業。做了幾年後，忽然想試試在公餘時間填詞，向本身相識的黃耀明提出，明哥爽快的讓他試，就有了首支作品〈愛在瘟疫蔓延時〉。一鳴驚人，收錄在89年的達明專輯《意難平》，這大碟裏他共填了4首歌。
「那時見到流行曲都以情歌為主，而且只有很主流的愛情觀，都是〈只願一生愛一人〉、〈每天愛你多一些〉那樣，對情愛的表達好相似。我覺得總有另一些對待愛情的方式和愛情以外的事；所以覺得自己也可以寫，而且要寫些不同的東西。」
流行歌詞滲透力強
在他眼中，流行歌詞是個特別的媒介，「很多時打開收音機、朋友之間推薦分享、走在街上剛巧聽到…… 一首歌就在城市裏流傳；毋須購買，流行曲就能主動滲透到群眾之中。現在人人都聽mp3、iPod、手機，隨時可以很個人地感受音樂，令它在情感挑動方面，比其他創作形式更強。」
因此，當他覺得有話要說，他走上了填詞之路，想將自己的想法表達給最多的人聽到。愛周耀輝的人總是最念念不忘早期他為達明一派、王菲、盧巧音等較為另類偏鋒的歌手所寫的代表作，近年這些歌手逐漸淡出樂壇，資深的周耀輝迷若有所失；其實他的產量沒有減少，只是改為替更多主流和青春偶像歌手填詞，盡量接觸不同類型的群眾。「幾乎任何人搵我寫，我都寫，好濫的，不想錯失任何一個我可以佔領的機會；因為你不佔領，就不知道有什麼人會去佔領了。」
這句話彷彿流露出一種自信，覺得由自己來寫會比別的人更好？他笑着否認，只是認為需要有多些不同風格的作品。「我從小就不是個有自信的人，諗都無諗過可以做創作，結果它成為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件事，覺得好奇妙。回頭看看當年在新聞處工作時的自己，我都會想，為何在此之前這麼膽怯？難得的是當我對自己沒信心時，有人反而對我有信心，不斷給我機會去嘗試。擁有信心不是一件絕對不變的事情，有時還是會突然懷疑自己。但現在算是比較舒服的時間，會相信按我自己的性情、對城市的感應和觀察、對文字的審美和鍛煉寫出來是ok 的。」
就在詞壇上初嘗成功滋味的時候，92年周耀輝突然拋下香港的一切，出走荷蘭，尋找另一種人生。「要在香港經營一種正常生活是很辛苦的」，去到阿姆斯特丹，他建立出一套規律的方式。「找出自己創作力最強的鐘數很重要，對我來說是在早上。」那許多幽暗奇幻的歌詞，原來都是在陽光燦爛的大白天寫出來。「我太喜歡夜晚了，所以晚上當然不工作，去玩！」
歌詞不離生活 見面談情旅行
「不要以為創作人的生活必然日夜顛倒、放任頹廢。其實我習慣早起身，不過起得好慢。慢慢食早餐、看報紙，然後一邊做運動一邊聽歌，把旋律聽熟了，開始有意念、有字詞浮出來。10時許做完運動開始寫，寫到一兩點便停，不會強撐下去，寧願第二日再來。「通常兩三個這樣的session 就寫好一首歌，然後會預返一兩日過冷河，翻睇再修正。有紀律的生活對創作很有幫助，因為創作和好多行業一樣是熟能生巧，與經驗和信心有關，要習慣每天在固定時間坐下來，培養出一坐低就寫到的信心。」
按照自己的步伐，近年他平均一星期寫一首歌，不想令自己太忙。「寫歌詞離不開生活，跟不同的朋友見面、談情、去旅行，都是靈感的來源。我覺得在大學教填詞是個比較理想的環境，有其他學科如哲學、文學的配合；我不只想教一套技巧，而是要培養他們對生活、對自己的一種態度。其實這社會對年輕人是不友好的，對創意好多壓迫和消磨，不鼓勵我們思考，你思考完還想再表達出來，會好攞苦嚟辛。我做的就是盡量鼓勵他們將一些平時被視為癡線、無謂的念頭講出來。」
有次周耀輝給同學們的習作是一個人去行路，記下沿路的小觀察，開始時大家都不敢。有同學由荃灣行到旺角，在荃灣一座天橋底見到寫着「education」的塗鴉， 拍了照；給朋友看，朋友說他無聊，但帶回來班上，同學一起討論這塗鴉的涵義，都很喜歡這照片。從此那同學明白了「無聊」也是一種有趣，還興致勃勃的說想要搞個「無聊節」。「歸根究柢，我覺得我們需要相信自己。初入行時有人鼓勵過我，現在有機會，我也想鼓勵學生，不要膽怯，要對自己的想法有信心。」
現在每個星期四的下午，能夠跟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討論歌詞和創作，對周耀輝和同學們都是個充滿期待的時刻。「早前遇着打風停課，我在facebook 見到同學說『無得上堂好慘』，我好高興佢哋咁講。像林夕、Wyman 那樣， 寫歌詞寫到很風光的人，需要很多事情配合；大家都明白做創作不易名成利就，難得好多年輕人仍有興趣和熱情去寫。我最怕不自覺將自己的風格和美學強加在他們身上，要恰當地給予意見同時又保持着他們的創作熱情，難度很高的。」
「不少人在慨嘆樂壇一代不如一代，從銷量和生意角度來看或許是。今天的媒體四分五裂，對創意反而是好事。早前跟兩個女生的組合Ultrapink 寫歌，她們完全靠網上發表和club 場表演，不需要考慮主流媒體的宣傳方式，所以我幫她們寫了〈性經〉。這樣的歌如果要上電視電台plug，不可能出現；沒有大公司支持，但放上網一樣好多人會聽到。只要放棄賺錢這目標，其實好多機會、好好玩。當然制度本身需要完善，令創作有更好報酬；但爭取到之前，只要覺得創作好玩就去玩吧！」
周耀輝自選詞
要替周耀輝選幾首代表作有點難，每首的題材語言都各有特色，說不上哪首比另一首更好。請他自己揀，他也苦思了一陣子；剛巧最近參與過「性別流動」的文學活動，重溫了情色題材的舊作，他選了幾首在性別、情慾方面較有特殊意義的詞作，同時每首都與他創作路程的轉折有關。
〈忘記他是她〉達明一派 1989年
收錄在第一次跟達明合作的《意難平》裏面，探討跨性別愛情屬當時罕見題材，引起很大迴響，令人從此記住了周耀輝的名字。
〈迷糊情慾對象〉許志安 1996年
互聯網發展的初期，寫了一首關於cyber sex 的歌詞。剛開始跟較為主流的歌手合作時，發現很多事情要磨合和遷就，並不得心應手；這歌是首次感覺到替主流歌手填詞都可以保持自己風格，為日後的嘗試帶來更多信心。
〈黑房〉黃耀明 2003年
那年龔志成的劇場表演MGarden 請周耀輝參與填詞，探討身體感官是否可以超越記憶的問題。這是脫離唱片業界與劇場音樂合作的開端，開拓了新的創作平台和樂趣。
〈性經〉超粉紅 2011年
有感香港近年在性空間方面愈來愈收窄，故用這首歌挑戰狹隘的價值觀。兩女生組成的樂隊，只在網上發表作品，令這種敏感題材也能接觸群眾，感受到脫離正規音樂生產渠道而得到的創作自由。
周耀輝談作詞
1 他山之石
找一些特別令你感動的歌詞段落細讀，通常它們都有修辭技巧在內。留意當中的句式運用、詞句的轉折位，整首歌在情景方面的鋪排，呷韻、斷句等。
2 多讀外語
看書對語文運用和增長見識都有幫助。中英文書都看，外語能提供另一種思考方式和情景，好的翻譯也別有風味。在香港生活，時間往往支離破碎，突然要等人、等車，宜讀詩。
3 規律生活
多練習，熟能生巧。不要等靈感來拜訪、等天才爆發，那只會讓自己一直拖延。健康規律的生活對創作很重要，將最得心應手的時段保留給自己。
4 隨身記下
好好地過生活，是一切靈感的來源。與不同的人見面聊天，去未去過的地方；嘗試打破常規，做些平常不會做不敢做的事。用心觀察，隨身帶本子記下；靈感一觸即逝，需要累積和細意保存。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生活達人 - 2011-11-06
不知道周耀輝是否喜歡這個評價，但回望20多年前的最初，他確實是為了寫些不一樣的歌詞才入行的。
「另類」必須是相對於「主流」而存在，愛寫side cut 走偏鋒，利用流行音樂這個滲透極廣的媒介，與主流思想價值抗衡和對話。
向來關心社會時事，周耀輝借用近期熱話：「填詞對於我來說，是一種佔領。」
用文字去佔領情歌稱霸商業主導的流行樂壇之餘，新學年他還佔領了大學講台，在浸大教授歌詞創作。他不是要告訴別人「如何成為周耀輝」，而是想引導學生從生活中發現自己、鼓勵他們相信、自己也可以寫得不一樣。「如果學期結束後只是教出一堆周耀輝，我會覺得很失敗。」在主流價值就是要做「第二個李嘉誠」或「下一個Steve Jobs」的今天，周耀輝確是另類到不行。
不信天分 最重要有心機培養
這些年來，大家對周耀輝詞的公論是文字精緻華麗、電影感強；寫愛情的時候直搗晦暗曲折的心靈角落，情歌以外亦多有反映政治、社會現實的題材。文字功力，加上對人們生存狀態的敏銳觀察，構成我們所認識的周耀輝；但他不願意說這是來自天分。「很多人認為創意是天生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想這個問題無甚意義，這樣說只是相信天意的一種，而相信天意對我們是無任何幫助的。最重要是有無心機去培養，運用自己已有資源。我見到很多年輕人其實不是無創意、唔識寫，只是不敢講出來。」
他說，自己也不是從小就有另類的勇氣。成長過程中「從來無諗過自己想點」，覺得讀英文前途會比較好，就讀；畢業進入政府新聞處，是大家都認為很穩當的職業。做了幾年後，忽然想試試在公餘時間填詞，向本身相識的黃耀明提出，明哥爽快的讓他試，就有了首支作品〈愛在瘟疫蔓延時〉。一鳴驚人，收錄在89年的達明專輯《意難平》，這大碟裏他共填了4首歌。
「那時見到流行曲都以情歌為主，而且只有很主流的愛情觀，都是〈只願一生愛一人〉、〈每天愛你多一些〉那樣，對情愛的表達好相似。我覺得總有另一些對待愛情的方式和愛情以外的事；所以覺得自己也可以寫，而且要寫些不同的東西。」
流行歌詞滲透力強
在他眼中，流行歌詞是個特別的媒介，「很多時打開收音機、朋友之間推薦分享、走在街上剛巧聽到…… 一首歌就在城市裏流傳；毋須購買，流行曲就能主動滲透到群眾之中。現在人人都聽mp3、iPod、手機，隨時可以很個人地感受音樂，令它在情感挑動方面，比其他創作形式更強。」
因此，當他覺得有話要說，他走上了填詞之路，想將自己的想法表達給最多的人聽到。愛周耀輝的人總是最念念不忘早期他為達明一派、王菲、盧巧音等較為另類偏鋒的歌手所寫的代表作，近年這些歌手逐漸淡出樂壇，資深的周耀輝迷若有所失；其實他的產量沒有減少，只是改為替更多主流和青春偶像歌手填詞，盡量接觸不同類型的群眾。「幾乎任何人搵我寫，我都寫，好濫的，不想錯失任何一個我可以佔領的機會；因為你不佔領，就不知道有什麼人會去佔領了。」
這句話彷彿流露出一種自信，覺得由自己來寫會比別的人更好？他笑着否認，只是認為需要有多些不同風格的作品。「我從小就不是個有自信的人，諗都無諗過可以做創作，結果它成為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件事，覺得好奇妙。回頭看看當年在新聞處工作時的自己，我都會想，為何在此之前這麼膽怯？難得的是當我對自己沒信心時，有人反而對我有信心，不斷給我機會去嘗試。擁有信心不是一件絕對不變的事情，有時還是會突然懷疑自己。但現在算是比較舒服的時間，會相信按我自己的性情、對城市的感應和觀察、對文字的審美和鍛煉寫出來是ok 的。」
就在詞壇上初嘗成功滋味的時候，92年周耀輝突然拋下香港的一切，出走荷蘭，尋找另一種人生。「要在香港經營一種正常生活是很辛苦的」，去到阿姆斯特丹，他建立出一套規律的方式。「找出自己創作力最強的鐘數很重要，對我來說是在早上。」那許多幽暗奇幻的歌詞，原來都是在陽光燦爛的大白天寫出來。「我太喜歡夜晚了，所以晚上當然不工作，去玩！」
歌詞不離生活 見面談情旅行
「不要以為創作人的生活必然日夜顛倒、放任頹廢。其實我習慣早起身，不過起得好慢。慢慢食早餐、看報紙，然後一邊做運動一邊聽歌，把旋律聽熟了，開始有意念、有字詞浮出來。10時許做完運動開始寫，寫到一兩點便停，不會強撐下去，寧願第二日再來。「通常兩三個這樣的session 就寫好一首歌，然後會預返一兩日過冷河，翻睇再修正。有紀律的生活對創作很有幫助，因為創作和好多行業一樣是熟能生巧，與經驗和信心有關，要習慣每天在固定時間坐下來，培養出一坐低就寫到的信心。」
按照自己的步伐，近年他平均一星期寫一首歌，不想令自己太忙。「寫歌詞離不開生活，跟不同的朋友見面、談情、去旅行，都是靈感的來源。我覺得在大學教填詞是個比較理想的環境，有其他學科如哲學、文學的配合；我不只想教一套技巧，而是要培養他們對生活、對自己的一種態度。其實這社會對年輕人是不友好的，對創意好多壓迫和消磨，不鼓勵我們思考，你思考完還想再表達出來，會好攞苦嚟辛。我做的就是盡量鼓勵他們將一些平時被視為癡線、無謂的念頭講出來。」
有次周耀輝給同學們的習作是一個人去行路，記下沿路的小觀察，開始時大家都不敢。有同學由荃灣行到旺角，在荃灣一座天橋底見到寫着「education」的塗鴉， 拍了照；給朋友看，朋友說他無聊，但帶回來班上，同學一起討論這塗鴉的涵義，都很喜歡這照片。從此那同學明白了「無聊」也是一種有趣，還興致勃勃的說想要搞個「無聊節」。「歸根究柢，我覺得我們需要相信自己。初入行時有人鼓勵過我，現在有機會，我也想鼓勵學生，不要膽怯，要對自己的想法有信心。」
現在每個星期四的下午，能夠跟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討論歌詞和創作，對周耀輝和同學們都是個充滿期待的時刻。「早前遇着打風停課，我在facebook 見到同學說『無得上堂好慘』，我好高興佢哋咁講。像林夕、Wyman 那樣， 寫歌詞寫到很風光的人，需要很多事情配合；大家都明白做創作不易名成利就，難得好多年輕人仍有興趣和熱情去寫。我最怕不自覺將自己的風格和美學強加在他們身上，要恰當地給予意見同時又保持着他們的創作熱情，難度很高的。」
「不少人在慨嘆樂壇一代不如一代，從銷量和生意角度來看或許是。今天的媒體四分五裂，對創意反而是好事。早前跟兩個女生的組合Ultrapink 寫歌，她們完全靠網上發表和club 場表演，不需要考慮主流媒體的宣傳方式，所以我幫她們寫了〈性經〉。這樣的歌如果要上電視電台plug，不可能出現；沒有大公司支持，但放上網一樣好多人會聽到。只要放棄賺錢這目標，其實好多機會、好好玩。當然制度本身需要完善，令創作有更好報酬；但爭取到之前，只要覺得創作好玩就去玩吧！」
周耀輝自選詞
要替周耀輝選幾首代表作有點難，每首的題材語言都各有特色，說不上哪首比另一首更好。請他自己揀，他也苦思了一陣子；剛巧最近參與過「性別流動」的文學活動，重溫了情色題材的舊作，他選了幾首在性別、情慾方面較有特殊意義的詞作，同時每首都與他創作路程的轉折有關。
〈忘記他是她〉達明一派 1989年
收錄在第一次跟達明合作的《意難平》裏面，探討跨性別愛情屬當時罕見題材，引起很大迴響，令人從此記住了周耀輝的名字。
〈迷糊情慾對象〉許志安 1996年
互聯網發展的初期，寫了一首關於cyber sex 的歌詞。剛開始跟較為主流的歌手合作時，發現很多事情要磨合和遷就，並不得心應手；這歌是首次感覺到替主流歌手填詞都可以保持自己風格，為日後的嘗試帶來更多信心。
〈黑房〉黃耀明 2003年
那年龔志成的劇場表演MGarden 請周耀輝參與填詞，探討身體感官是否可以超越記憶的問題。這是脫離唱片業界與劇場音樂合作的開端，開拓了新的創作平台和樂趣。
〈性經〉超粉紅 2011年
有感香港近年在性空間方面愈來愈收窄，故用這首歌挑戰狹隘的價值觀。兩女生組成的樂隊，只在網上發表作品，令這種敏感題材也能接觸群眾，感受到脫離正規音樂生產渠道而得到的創作自由。
周耀輝談作詞
1 他山之石
找一些特別令你感動的歌詞段落細讀，通常它們都有修辭技巧在內。留意當中的句式運用、詞句的轉折位，整首歌在情景方面的鋪排，呷韻、斷句等。
2 多讀外語
看書對語文運用和增長見識都有幫助。中英文書都看，外語能提供另一種思考方式和情景，好的翻譯也別有風味。在香港生活，時間往往支離破碎，突然要等人、等車，宜讀詩。
3 規律生活
多練習，熟能生巧。不要等靈感來拜訪、等天才爆發，那只會讓自己一直拖延。健康規律的生活對創作很重要，將最得心應手的時段保留給自己。
4 隨身記下
好好地過生活，是一切靈感的來源。與不同的人見面聊天，去未去過的地方；嘗試打破常規，做些平常不會做不敢做的事。用心觀察，隨身帶本子記下；靈感一觸即逝，需要累積和細意保存。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生活達人 - 2011-11-06
暴動第一槍現場 大有街
這次採訪之前，從未到過新蒲崗。但喜歡閱讀地圖的我，記得被長長彩虹道U 字型圍繞的小區內，有一組以數字順序命名的街道—— 大有、雙喜、三祝、四美、五芳、六合、七寶、八達，感覺「很陳慧」。（還是應該說，陳慧的《拾香紀》「很新蒲崗」？）
六七暴動
香港工業起飛的年代，新蒲崗是個十分熱鬧的工業中心；時至今日，我們還可以在大有街上見到仍在營運中的紅A 塑膠廠和長江製衣有限公司，及不少印刷廠、紡織製衣廠、塑膠廠的舊招牌。但當年最興旺的還要數「穿膠花」行業；六七十年代港產塑膠花盛極一時，高峰期曾佔世界塑膠花貿易額80%。而引發六七暴動的香港人造花廠，正是業內一員。
事情由1967年4月中廠方宣布削減薪酬福利開始。至4月下旬，先後有92名工人被無理解僱；5月初，勞方開始反擊，在大有街近三祝街交界的廠廈外牆張貼大字報，號召罷工，並在廠房外集結阻止資方出貨。
5月6日勞資談判破裂，150多名工人在廠房外集會，群情洶湧；警察前來調停，卻有人乘亂將附近茶水檔的鐵摺椅擲入人群，引來防暴隊鎮壓，多名工人被警棍打傷，21人被捕；同時，大有街沿路廠廈內的工人和小童，紛紛從窗戶向警察投擲玻璃瓶、石塊等硬物，警方直到晚上八時才成功撤走。
軍隊鎮壓
及後數天，工聯會與其他支持者持續在新蒲崗工廠區集會示威，手持「毛語錄」高喊共產口號，囤駐街道上與警方對峙，並襲擊警員；警方先施放催淚彈和木彈驅趕，5月11日發出了第一響槍聲，127人被捕、2人受傷，是為「5.11 血案」。其後，黃大仙、土瓜灣有群眾燒車，港英政府出動軍隊鎮壓，東九龍宵禁；北京表態支持香港市民上街「反英抗暴」。5月16日，香港左派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聯合親共團體數百人前往港督府、花園道與皇后像廣場一帶遊行，學生和群眾陸續響應，在港九各處舉行集會和示威，六七暴動正式開始。
工人地頭
隨着鬥委會在土瓜灣成立指揮中心，大有街在暴動中的重要性，於5.11血案後便減退。暴動過後，港英政府着力加強勞工保障，並推行一系列地方行政、廉政、教育、醫療、房屋等社會改革，香港迎來七、八十年代的經濟起飛。新蒲崗工廠區機會處處，老街坊話當年，「師傅級」工人月入動輒過萬，小孩在街頭玩耍也被工頭招攬。人人生活無憂，區內熱鬧昇平，發薪後到啟德遊樂場、麗宮戲院消遣，成為大家的共同記憶。
90年代工業北移，加上新蒲崗遠離地鐵，啟德機場停用後區外人流大減，令這傳統工業區日漸式微。近年舊工廈的高樓底、大面積及廉宜租金，卻吸引不少年輕藝術家設立工作室、小劇場、舞蹈館，也有war game 以至攀石場地；其他地區不可能的任務，都在這裏悄悄萌芽。
然而，政府打造新啟德的鴻圖大計加上沙中線效應，還是吸引了發展商。新地樓盤「譽．港灣」如巨人駕到，大型倒模商場mikiki 開幕，新蒲崗終於有了第一間星巴克。在巨人腳底的橫街窄巷之間，草根小店默默經營，10元一碗雲吞麵、古法粵菜尚未絕迹。大變前夕，是時候趕來拾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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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舊式工廈 重塑六七暴動
聽說沈旭暉也在大有街租了寫字樓，還以為他在湊藝術家和劇場人的熱鬧。原來最近他接了一個項目研究六七暴動。研究團隊訪問多位目擊者，包括參與事件的學生、工人、工會和左派組織成員、大有街上的廠家等，實地重組當年片段，並重點分析暴動爆發與港英殖民政策、及六十年代國際左翼思潮的互動關係。
研究開展了一年，估計至少還要再做兩年；經常在新蒲崗出出入入，沈旭暉很簡潔地以「幾得意」來形容這條街。在舊式工廈間穿梭，他便聯想到1967年的場景；同時亦目睹租金飛漲，舊工廈逐漸被收購重建成玻璃幕牆寫字樓，街道面貌一點一滴地變化中。當年目擊者已成老人，曾經熟悉的廠廈地標被拆去，滄海桑田之間都無法指出每件事發生的具體位置了。不過，在一般商業區已絕迹的街坊文具店、茶餐廳、雜貨店尚在，身在這裏仍能感受到草根生活的氣氛，總算一道難得可喜的城市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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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動鎮壓起點 大有街1號
1967年5月防暴警察便是由此處殺入大有街鎮壓工人，今日改建成寫字樓勤達中心，沈旭暉的六七暴動研究基地在這裏。
旺景食堂 大有街2號
東主黃氏一家，原在旁邊開電器店，1975年從前任食堂老闆處接手經營，當年三姐和愛姐還是小孩子，就隨父母在店裏幫忙。愛姐說食堂生意在80年代最興旺，人人搵到錢，食堂是工友聚腳地，打牌鋤dee 不亦樂乎；90年代開始淡靜下來。現時大有街雖也不乏寫字樓上班族，但茶餐廳愈開愈多，生意始終難及從前。倒是年輕人愛來這種舊食堂尋找童年味道。
愛姐在旺景食堂長大，成為人母之後也把女兒帶到店裏，街坊對小女孩總是熱情，這個請她吃東西，那個又教她寫字畫公仔，結果愛姐一度要在小女兒胸前掛個牌：「我已吃飽，請姐姐不要餵食」！
星光實業有限公司 大有街25號
62年歷史的紅A，是香港最大型塑膠製造生產商，也是碩果僅存100%香港製造的工業。
喬宏石屋
從港鐵鑽石山站A2出口走來，鐵絲網劃出來的小徑人來人往，通向大有街街口，中間那片空地便是大磡村舊址。大磡村是香港最後一個寮屋區，1950年代難民湧港時發展起來，2001年清拆前約有1700個住戶，由於無法獲得原區安置，部分居民拒絕遷走，政府多次以破門、破牆、截水電、封屋等強硬手段清場。現時唯一保留下來的房屋「大觀園四號石屋」是已故影星喬宏的故居，建屋所用的花崗岩來自鑽石山石礦場，已被評為三級歷史建築。
得龍大飯店 康強街25號至29號
1963年得龍開業之初，主要為區內勞動階層提供大眾化的燒味碟頭飯；90年代工廠北移加上機場搬遷，得龍「蝕足十年」，老闆曾國生痛下苦功鑽研古籍食譜，重現正宗古法粵菜太爺雞、金錢雞、鴨腳包等，吸引食客跨區光顧，09年更成為米芝蓮推介食肆。
潮輝麵家 仁愛街52號
「真係10蚊？」有食客半信半疑問，阿姐一個「係」字清脆俐落。雲吞、魚蛋、牛丸、牛雜、牛腩麵通通10元一碗。記者嘗了雲吞麵，味道不俗，有三粒雲吞，麵的分量也夠一般女生吃飽。實在太抵食了！
港九樹膠塑膠業總工會 彩虹道22 號
1947年成立的「港九樹膠塑膠業總工會」，在六七暴動初起時曾擔當重要角色。5月6日大有街第一次流血衝突後21名膠花廠工人被捕，工會主席馮金水到黃大仙警署抗議亦遭拘押，激起工會成員義憤，其後數天在區內策動多起抗議集會，引發5.11血案。6月23日，一批左派示威者遭警方追捕時逃入此會址，數百名防暴隊圍攻7小時才攻進去，拘捕膠業工會主席馮金水和53名工人。當日警方有1人被斧頭砍傷，十多人被鐵枝和硫酸所傷；左派報章則稱3名工人被捕後遭「毒打致死」。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街知巷聞 - 2011-11-06
六七暴動
香港工業起飛的年代，新蒲崗是個十分熱鬧的工業中心；時至今日，我們還可以在大有街上見到仍在營運中的紅A 塑膠廠和長江製衣有限公司，及不少印刷廠、紡織製衣廠、塑膠廠的舊招牌。但當年最興旺的還要數「穿膠花」行業；六七十年代港產塑膠花盛極一時，高峰期曾佔世界塑膠花貿易額80%。而引發六七暴動的香港人造花廠，正是業內一員。
事情由1967年4月中廠方宣布削減薪酬福利開始。至4月下旬，先後有92名工人被無理解僱；5月初，勞方開始反擊，在大有街近三祝街交界的廠廈外牆張貼大字報，號召罷工，並在廠房外集結阻止資方出貨。
5月6日勞資談判破裂，150多名工人在廠房外集會，群情洶湧；警察前來調停，卻有人乘亂將附近茶水檔的鐵摺椅擲入人群，引來防暴隊鎮壓，多名工人被警棍打傷，21人被捕；同時，大有街沿路廠廈內的工人和小童，紛紛從窗戶向警察投擲玻璃瓶、石塊等硬物，警方直到晚上八時才成功撤走。
軍隊鎮壓
及後數天，工聯會與其他支持者持續在新蒲崗工廠區集會示威，手持「毛語錄」高喊共產口號，囤駐街道上與警方對峙，並襲擊警員；警方先施放催淚彈和木彈驅趕，5月11日發出了第一響槍聲，127人被捕、2人受傷，是為「5.11 血案」。其後，黃大仙、土瓜灣有群眾燒車，港英政府出動軍隊鎮壓，東九龍宵禁；北京表態支持香港市民上街「反英抗暴」。5月16日，香港左派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聯合親共團體數百人前往港督府、花園道與皇后像廣場一帶遊行，學生和群眾陸續響應，在港九各處舉行集會和示威，六七暴動正式開始。
工人地頭
隨着鬥委會在土瓜灣成立指揮中心，大有街在暴動中的重要性，於5.11血案後便減退。暴動過後，港英政府着力加強勞工保障，並推行一系列地方行政、廉政、教育、醫療、房屋等社會改革，香港迎來七、八十年代的經濟起飛。新蒲崗工廠區機會處處，老街坊話當年，「師傅級」工人月入動輒過萬，小孩在街頭玩耍也被工頭招攬。人人生活無憂，區內熱鬧昇平，發薪後到啟德遊樂場、麗宮戲院消遣，成為大家的共同記憶。
90年代工業北移，加上新蒲崗遠離地鐵，啟德機場停用後區外人流大減，令這傳統工業區日漸式微。近年舊工廈的高樓底、大面積及廉宜租金，卻吸引不少年輕藝術家設立工作室、小劇場、舞蹈館，也有war game 以至攀石場地；其他地區不可能的任務，都在這裏悄悄萌芽。
然而，政府打造新啟德的鴻圖大計加上沙中線效應，還是吸引了發展商。新地樓盤「譽．港灣」如巨人駕到，大型倒模商場mikiki 開幕，新蒲崗終於有了第一間星巴克。在巨人腳底的橫街窄巷之間，草根小店默默經營，10元一碗雲吞麵、古法粵菜尚未絕迹。大變前夕，是時候趕來拾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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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舊式工廈 重塑六七暴動
聽說沈旭暉也在大有街租了寫字樓，還以為他在湊藝術家和劇場人的熱鬧。原來最近他接了一個項目研究六七暴動。研究團隊訪問多位目擊者，包括參與事件的學生、工人、工會和左派組織成員、大有街上的廠家等，實地重組當年片段，並重點分析暴動爆發與港英殖民政策、及六十年代國際左翼思潮的互動關係。
研究開展了一年，估計至少還要再做兩年；經常在新蒲崗出出入入，沈旭暉很簡潔地以「幾得意」來形容這條街。在舊式工廈間穿梭，他便聯想到1967年的場景；同時亦目睹租金飛漲，舊工廈逐漸被收購重建成玻璃幕牆寫字樓，街道面貌一點一滴地變化中。當年目擊者已成老人，曾經熟悉的廠廈地標被拆去，滄海桑田之間都無法指出每件事發生的具體位置了。不過，在一般商業區已絕迹的街坊文具店、茶餐廳、雜貨店尚在，身在這裏仍能感受到草根生活的氣氛，總算一道難得可喜的城市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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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動鎮壓起點 大有街1號
1967年5月防暴警察便是由此處殺入大有街鎮壓工人，今日改建成寫字樓勤達中心，沈旭暉的六七暴動研究基地在這裏。
旺景食堂 大有街2號
東主黃氏一家，原在旁邊開電器店，1975年從前任食堂老闆處接手經營，當年三姐和愛姐還是小孩子，就隨父母在店裏幫忙。愛姐說食堂生意在80年代最興旺，人人搵到錢，食堂是工友聚腳地，打牌鋤dee 不亦樂乎；90年代開始淡靜下來。現時大有街雖也不乏寫字樓上班族，但茶餐廳愈開愈多，生意始終難及從前。倒是年輕人愛來這種舊食堂尋找童年味道。
愛姐在旺景食堂長大，成為人母之後也把女兒帶到店裏，街坊對小女孩總是熱情，這個請她吃東西，那個又教她寫字畫公仔，結果愛姐一度要在小女兒胸前掛個牌：「我已吃飽，請姐姐不要餵食」！
星光實業有限公司 大有街25號
62年歷史的紅A，是香港最大型塑膠製造生產商，也是碩果僅存100%香港製造的工業。
喬宏石屋
從港鐵鑽石山站A2出口走來，鐵絲網劃出來的小徑人來人往，通向大有街街口，中間那片空地便是大磡村舊址。大磡村是香港最後一個寮屋區，1950年代難民湧港時發展起來，2001年清拆前約有1700個住戶，由於無法獲得原區安置，部分居民拒絕遷走，政府多次以破門、破牆、截水電、封屋等強硬手段清場。現時唯一保留下來的房屋「大觀園四號石屋」是已故影星喬宏的故居，建屋所用的花崗岩來自鑽石山石礦場，已被評為三級歷史建築。
得龍大飯店 康強街25號至29號
1963年得龍開業之初，主要為區內勞動階層提供大眾化的燒味碟頭飯；90年代工廠北移加上機場搬遷，得龍「蝕足十年」，老闆曾國生痛下苦功鑽研古籍食譜，重現正宗古法粵菜太爺雞、金錢雞、鴨腳包等，吸引食客跨區光顧，09年更成為米芝蓮推介食肆。
潮輝麵家 仁愛街52號
「真係10蚊？」有食客半信半疑問，阿姐一個「係」字清脆俐落。雲吞、魚蛋、牛丸、牛雜、牛腩麵通通10元一碗。記者嘗了雲吞麵，味道不俗，有三粒雲吞，麵的分量也夠一般女生吃飽。實在太抵食了！
港九樹膠塑膠業總工會 彩虹道22 號
1947年成立的「港九樹膠塑膠業總工會」，在六七暴動初起時曾擔當重要角色。5月6日大有街第一次流血衝突後21名膠花廠工人被捕，工會主席馮金水到黃大仙警署抗議亦遭拘押，激起工會成員義憤，其後數天在區內策動多起抗議集會，引發5.11血案。6月23日，一批左派示威者遭警方追捕時逃入此會址，數百名防暴隊圍攻7小時才攻進去，拘捕膠業工會主席馮金水和53名工人。當日警方有1人被斧頭砍傷，十多人被鐵枝和硫酸所傷；左派報章則稱3名工人被捕後遭「毒打致死」。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街知巷聞 - 2011-11-06
2011年10月30日 星期日
更多中環可以佔領
一群年輕人正在佔領中環，地點就在匯豐銀行總行地下的通道，有大學老師更特意帶學生到那兒去上課。
其實，每逢假日，外傭姐姐都會佔領中環，她/他們席地而坐，在城市的金融心臟野餐跳舞聯誼，將平日難以停留、只有汽車和上班族來去匆匆的偌大空間還原為公共，形成一道香港獨有的風景線。
政府總部搬到海邊，原本承諾開放給公眾休憩的大公園，被揭發貨不對辦；偌大的中環，難道只能容得下漫畫家小克筆下那一座座冰冷如機械人的金融巨廈？
還剩下幾多公眾可以佔領的人氣地方？讓我們來檢閱一下。
99％人，只剩1％生活空間
中環的公共空間，本來不少。曾經在政府山上過班的學者陳雲指出，港英時期所經營的中環，由山上的兵頭花園 （現稱動植物公園）開始，往下數是港督府、政府山建築群、匯豐總行地面廣場、皇后像廣場、愛丁堡廣場、大會堂、天星和皇后碼頭，由半山伸延到海旁都是公共地方。回歸後，政府總部加上鐵欄圍繞，公眾不再能自由進出；天星碼頭和大會堂一帶最草根的空間被推土機破壞得體無完膚，與政府合署西座一樣即將變成商業用途。
原本連綿大片的土地，被霸道的金融大樓和巨型商場切割得分崩離析；商業建築之間由一道道天橋連接，形成香港獨有的都市風景，卻架空了庶民街道生活。陳雲形容這是「管道社會」—— 點與點之間由管道接駁，人們被迫由一個目的地快速移往另一個目的地，行色匆匆，沒有停留的地方，不利示威集會等公民活動成形。
隨商業發展而來的一些補償性公共空間，如交易廣場平台、IFC 商場天台花園、長江中心花園等，由私人地產商委託公司管理，一方面裝修得過分光鮮亮麗，令公眾不知道這是公共空間，怯於使用；另一方面保安手段苛刻得多，「在康文署直接管理的公園，他干涉你，你可以據理力爭，問他是依據《公園條例》哪一條來執法；私人管理的地方，保安員不准你坐、說你阻礙通道，都可以推說是上頭的意思。所以政府其實愈來愈傾向委託地產商管理，不用上身，是九七後刻意令公共空間萎縮的陰招。」
公共空間要有人用，才能體現其社會價值和意義。佔領中環行動也許正要喚起這種覺醒—— 在中環這片金融核心區，1%的人不止掠奪了99%的財富，更運用這些財富將珍貴的土地資源通通私有化，令那99%的人 口只剩下1%的生活空間。
天橋當道 宰割街道生活
行人天橋系統由中環大地主置地公司於1970年代建立雛形，連接當時新落成的康樂大廈（今怡和大廈），與其他置地物業如遮打、歷山、太子大廈和文華酒店。1980年代初，交易廣場落成，政府建天橋連接置地的天橋系統，並向西連接當時的中環碼頭及上環信德中心；93年再擴建，經恒生總行大廈接駁至新落成的半山扶手電梯。
1998年，IFC 一期及機場快線香港站落成，部分沿干諾道中興建的行人天橋被拆卸，改為連接IFC。2000年後，政府再興建新天橋連接環球大廈與交易廣場，與1973年置地所建連接遮打大廈與怡和大廈、郵政總局的首條天橋並排而行。另外，皇后大道中的渣打銀行大廈和中匯大廈，亦興建了行人天橋連接置地物業，成為天橋網絡的一部分。
天橋系統的建立，主要因為中區交通繁忙，尤其干諾道中路段，完全實行人車分隔，提高行人與汽車的流動速度與安全性；商廈之間的小型天橋則方便租戶與消費者。然而，利用高架天橋連接商廈和平台花園，令行人與街道生活割裂，無法建立感情聯繫，亦是一種社會控制的手段。
陳雲舉例，由中環核心區連接新天星碼頭的天橋、金鐘連接新政府總部的天橋，旨在將空間切割，像中世紀的古堡一樣，只要收起吊橋就可阻斷人民接近，或透過封鎖天橋將示威者與其他民眾徹底孤立。這種設計在民主國家的公共建築規劃是絕不會出現的。
噴水池阻集會
噴水池是另一種空間切割的萬靈丹。IFC 商場對出的交易廣場平台、皇后場廣場、遮打花園，都有大型噴水池的存在；平日途人可以在池邊聊天閒坐，但示威集會時便會發覺，噴水池佔去了大部分空間，無法容納太多群眾，容易跌落水池成為落湯雞！另外，交易廣場平台的設計，有不少高高低低的石牆和地台；遮打花園被走廊與水池劃分成不同小區，令民眾集會時難以互相望到事件發展，都是空間設計上一些較為柔性和隱性的控制手段。相比起來，外國的國會、市政廳門口一般都會有視野遼闊的大廣場，只有一個噴水池在中 央，其餘都是可供民眾聚集的空地。
由於鄰近立法會大樓，皇后像廣場和遮打花園多年來是社運抗爭的熱點。但陳雲預計，隨着立法會遷往新政總，因大樓將改為給最高法院使用，而在尊重法治的社會裏，政治活動不應干預司法，此地的社運角色將會衰落（可能還會有個愛護香港力量前往反對大家擁有司法覆核權吧！）。
天星 社運搖籃
1960年代起港英政府為了將香港經濟轉型向工商業發展，着力經營「開放社會」，提高政府透明度，鼓勵民間認識和參與社會事務。電台phone in、城市論壇，官員落區講解政策的習慣都是那時出現；主要目的是令封閉的華人社群改變事事私下解決的習慣，學習配合社會制度、相信司法機關和找政府機構解決問題，建立與現代化社會的聯繫。
當時的天星碼頭一帶便是這種初期公民生活的搖籃，大會堂經常舉辦文化節目、關於現代社會的論壇講座，節目完結後人們便到愛丁堡廣場和碼頭一帶聊天討論，再坐船回家。那年代能凝聚一批對社會事務有激情的人，都拜這開放的公共空間之賜；著名的66年天星小輪加價騷動，及其他很多社會運動都在這裏發生。
自從天星、皇后碼頭被拆，此地不再成為交通樞紐，已變得人流冷清。郵政總局亦即將面臨拆卸，政府說它的保育價值不高，但它和旁邊大會堂的建築設計簡約樸素、無權威感，將該處連同新填海區變身為高檔商場，可說是以金融價值消滅了1960年代「開放社會」的象徵。
匯豐 碩果僅存的自在
位於政府山下的匯豐總行，位置可說是港英時期公共地帶的中心點，地面廣場屬公共空間，兩邊無商廈，街道活動因此沒有被天橋消滅，是中區難得有大批行人過路的地方。陳雲認為「路人甲乙丙」往往是運動成功關鍵：當年布拉格之春能凝聚到強大力量令共產黨倒台，因為他們在一個四周都是民居的廣場上示威，人們可以在家中、在日常生活裏目擊和談論事件，示威者可以直接帶動市民反應和感情投入，重要時刻由附近的民居擁出數十萬人上街，阻止坦克車開入廣場鎮壓。
「Magic 就是要在地面，有行人、有街坊圍觀和加入。與街坊隔絕了的示威只能成為media event，永遠只動員到同一班核心分子，那是經過消毒的公民生活。」在中環活動的人大多有一個明確目的地，上下班、吃飯、購物，匆匆而過；匯豐總行地下是中環少數位於地面而又能讓人稍事停留的大型空間，附近有巴士電車站，旁邊有公園，也有小販檔和公廁，是個相對容易持久留守並讓大眾目擊事件的地方。
長江公園安樂瞓
一個因為修整得太美觀而被忽略的公共空間。窄長的走廊沿石級步上去別有洞天，平時只有熟路的中環人會在這裏吃飯盒和休息。今年4月公民黨特意號召在此進行連續3天的「瞓街」行動，其間舉行地產霸權研討會和預算案論壇，藉此讓更多人知道這處是可以自由使用的公共地方。採訪當日恰好有人在麻石上躺臥， 安樂地睡午覺，除了我們的攝記立即舉起鏡頭外，一名匆匆走過的「西裝友」亦忍不住停下來掏出小相機，拍下這道難得的中環風景。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通識導賞 - 2011-10-30
其實，每逢假日，外傭姐姐都會佔領中環，她/他們席地而坐，在城市的金融心臟野餐跳舞聯誼，將平日難以停留、只有汽車和上班族來去匆匆的偌大空間還原為公共，形成一道香港獨有的風景線。
政府總部搬到海邊，原本承諾開放給公眾休憩的大公園，被揭發貨不對辦；偌大的中環，難道只能容得下漫畫家小克筆下那一座座冰冷如機械人的金融巨廈？
還剩下幾多公眾可以佔領的人氣地方？讓我們來檢閱一下。
99％人，只剩1％生活空間
中環的公共空間，本來不少。曾經在政府山上過班的學者陳雲指出，港英時期所經營的中環，由山上的兵頭花園 （現稱動植物公園）開始，往下數是港督府、政府山建築群、匯豐總行地面廣場、皇后像廣場、愛丁堡廣場、大會堂、天星和皇后碼頭，由半山伸延到海旁都是公共地方。回歸後，政府總部加上鐵欄圍繞，公眾不再能自由進出；天星碼頭和大會堂一帶最草根的空間被推土機破壞得體無完膚，與政府合署西座一樣即將變成商業用途。
原本連綿大片的土地，被霸道的金融大樓和巨型商場切割得分崩離析；商業建築之間由一道道天橋連接，形成香港獨有的都市風景，卻架空了庶民街道生活。陳雲形容這是「管道社會」—— 點與點之間由管道接駁，人們被迫由一個目的地快速移往另一個目的地，行色匆匆，沒有停留的地方，不利示威集會等公民活動成形。
隨商業發展而來的一些補償性公共空間，如交易廣場平台、IFC 商場天台花園、長江中心花園等，由私人地產商委託公司管理，一方面裝修得過分光鮮亮麗，令公眾不知道這是公共空間，怯於使用；另一方面保安手段苛刻得多，「在康文署直接管理的公園，他干涉你，你可以據理力爭，問他是依據《公園條例》哪一條來執法；私人管理的地方，保安員不准你坐、說你阻礙通道，都可以推說是上頭的意思。所以政府其實愈來愈傾向委託地產商管理，不用上身，是九七後刻意令公共空間萎縮的陰招。」
公共空間要有人用，才能體現其社會價值和意義。佔領中環行動也許正要喚起這種覺醒—— 在中環這片金融核心區，1%的人不止掠奪了99%的財富，更運用這些財富將珍貴的土地資源通通私有化，令那99%的人 口只剩下1%的生活空間。
天橋當道 宰割街道生活
行人天橋系統由中環大地主置地公司於1970年代建立雛形，連接當時新落成的康樂大廈（今怡和大廈），與其他置地物業如遮打、歷山、太子大廈和文華酒店。1980年代初，交易廣場落成，政府建天橋連接置地的天橋系統，並向西連接當時的中環碼頭及上環信德中心；93年再擴建，經恒生總行大廈接駁至新落成的半山扶手電梯。
1998年，IFC 一期及機場快線香港站落成，部分沿干諾道中興建的行人天橋被拆卸，改為連接IFC。2000年後，政府再興建新天橋連接環球大廈與交易廣場，與1973年置地所建連接遮打大廈與怡和大廈、郵政總局的首條天橋並排而行。另外，皇后大道中的渣打銀行大廈和中匯大廈，亦興建了行人天橋連接置地物業，成為天橋網絡的一部分。
天橋系統的建立，主要因為中區交通繁忙，尤其干諾道中路段，完全實行人車分隔，提高行人與汽車的流動速度與安全性；商廈之間的小型天橋則方便租戶與消費者。然而，利用高架天橋連接商廈和平台花園，令行人與街道生活割裂，無法建立感情聯繫，亦是一種社會控制的手段。
陳雲舉例，由中環核心區連接新天星碼頭的天橋、金鐘連接新政府總部的天橋，旨在將空間切割，像中世紀的古堡一樣，只要收起吊橋就可阻斷人民接近，或透過封鎖天橋將示威者與其他民眾徹底孤立。這種設計在民主國家的公共建築規劃是絕不會出現的。
噴水池阻集會
噴水池是另一種空間切割的萬靈丹。IFC 商場對出的交易廣場平台、皇后場廣場、遮打花園，都有大型噴水池的存在；平日途人可以在池邊聊天閒坐，但示威集會時便會發覺，噴水池佔去了大部分空間，無法容納太多群眾，容易跌落水池成為落湯雞！另外，交易廣場平台的設計，有不少高高低低的石牆和地台；遮打花園被走廊與水池劃分成不同小區，令民眾集會時難以互相望到事件發展，都是空間設計上一些較為柔性和隱性的控制手段。相比起來，外國的國會、市政廳門口一般都會有視野遼闊的大廣場，只有一個噴水池在中 央，其餘都是可供民眾聚集的空地。
由於鄰近立法會大樓，皇后像廣場和遮打花園多年來是社運抗爭的熱點。但陳雲預計，隨着立法會遷往新政總，因大樓將改為給最高法院使用，而在尊重法治的社會裏，政治活動不應干預司法，此地的社運角色將會衰落（可能還會有個愛護香港力量前往反對大家擁有司法覆核權吧！）。
天星 社運搖籃
1960年代起港英政府為了將香港經濟轉型向工商業發展，着力經營「開放社會」，提高政府透明度，鼓勵民間認識和參與社會事務。電台phone in、城市論壇，官員落區講解政策的習慣都是那時出現；主要目的是令封閉的華人社群改變事事私下解決的習慣，學習配合社會制度、相信司法機關和找政府機構解決問題，建立與現代化社會的聯繫。
當時的天星碼頭一帶便是這種初期公民生活的搖籃，大會堂經常舉辦文化節目、關於現代社會的論壇講座，節目完結後人們便到愛丁堡廣場和碼頭一帶聊天討論，再坐船回家。那年代能凝聚一批對社會事務有激情的人，都拜這開放的公共空間之賜；著名的66年天星小輪加價騷動，及其他很多社會運動都在這裏發生。
自從天星、皇后碼頭被拆，此地不再成為交通樞紐，已變得人流冷清。郵政總局亦即將面臨拆卸，政府說它的保育價值不高，但它和旁邊大會堂的建築設計簡約樸素、無權威感，將該處連同新填海區變身為高檔商場，可說是以金融價值消滅了1960年代「開放社會」的象徵。
匯豐 碩果僅存的自在
位於政府山下的匯豐總行，位置可說是港英時期公共地帶的中心點，地面廣場屬公共空間，兩邊無商廈，街道活動因此沒有被天橋消滅，是中區難得有大批行人過路的地方。陳雲認為「路人甲乙丙」往往是運動成功關鍵：當年布拉格之春能凝聚到強大力量令共產黨倒台，因為他們在一個四周都是民居的廣場上示威，人們可以在家中、在日常生活裏目擊和談論事件，示威者可以直接帶動市民反應和感情投入，重要時刻由附近的民居擁出數十萬人上街，阻止坦克車開入廣場鎮壓。
「Magic 就是要在地面，有行人、有街坊圍觀和加入。與街坊隔絕了的示威只能成為media event，永遠只動員到同一班核心分子，那是經過消毒的公民生活。」在中環活動的人大多有一個明確目的地，上下班、吃飯、購物，匆匆而過；匯豐總行地下是中環少數位於地面而又能讓人稍事停留的大型空間，附近有巴士電車站，旁邊有公園，也有小販檔和公廁，是個相對容易持久留守並讓大眾目擊事件的地方。
長江公園安樂瞓
一個因為修整得太美觀而被忽略的公共空間。窄長的走廊沿石級步上去別有洞天，平時只有熟路的中環人會在這裏吃飯盒和休息。今年4月公民黨特意號召在此進行連續3天的「瞓街」行動，其間舉行地產霸權研討會和預算案論壇，藉此讓更多人知道這處是可以自由使用的公共地方。採訪當日恰好有人在麻石上躺臥， 安樂地睡午覺，除了我們的攝記立即舉起鏡頭外，一名匆匆走過的「西裝友」亦忍不住停下來掏出小相機，拍下這道難得的中環風景。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通識導賞 - 2011-10-30
2011年10月23日 星期日
突發新聞消失時
「有個建造業的前輩告訴我，這些年累計下來，香港平均每個建築地盤就有一宗死亡個案。」工業傷亡權益會的社工Kathy 與我站在港島區一處工地外，等候遺屬前來路祭時說。我們望着四周施工中、施工完和即將要施工的高樓大廈，想像那些為城市發展而犧牲掉的性命。
今天我們數得出，即將建成的希慎廣場（前三越百貨）曾塌天秤奪兩命、九龍站ICC 電梯槽有6人捐軀、「門常開」的新政總有一個工人觸電死亡，那都是從新聞報道而來。如果沒有新聞報道、沒有記者的發掘與追查，這些曾經活生生的人和事都只會成為勞工處檔案裏的一個統計數字；連事件都不知道的話，一切後續的遺屬支援工作、意外調查和問責都將無從談起。
「如果沒有新聞報道」，乍聽是個多餘的設問。長久以來我們習慣社會上發生什麼事都會有記者第一時間趕到現場，帶來看之不盡的圖片與資訊，有時甚至覺得厭膩，以至忘記，知悉突發新聞的權利並不是必然的，來到今天更是一件急需極力捍衛和爭取的事情。
自從2004年警隊將999報案與內部通訊系統全面數碼化，突發記者無法再透過截聽警方頻道得悉罪案與意外事故的發生，市民的知情權已悄悄步入黑暗時代；其間新聞界雖仍能收聽消防白車台取得部分資訊，但不涉及傷亡的罪案如爆竊、刑毁、街頭騙案等已無從得悉，一些兇殺和謀殺案在白車台上亦可能被說成「有人昏迷」而錯過。去年底白車台亦開始試行數碼化，本月正式全面推行，負責「聽機」的突發記者說現時能截聽到的訊號與一年前相比只剩下兩成，並且勢將在不久的將來完全銷聲匿迹。
工權會恐難提供即時援助
除了記者採訪受阻外，工業傷亡權益會（下稱工權會）多年來一直依靠新聞界聽機、相熟記者通風報訊或查看即時新聞，盡量第一時間趕往醫院協助死傷者家屬；隨着聽機成為歷史，工權會一眾成員都非常擔心，以後將無法為家屬提供即時援助、心理輔導和爭取合理補償。
以上星期一宗地盤意外死亡個案為例。Kathy 趕到醫院時，當事人剛被證實不治，遺孀坐在一旁傷心痛哭沒人理，相關建築工程的大判、二判等人已圍繞在死者兒子的身旁開價，「這個說賠幾萬，那個又說賠幾萬，然後就問囝囝接唔接受」。年輕兒子一臉茫然不懂回應，Kathy 趕緊陪着遺孀，這除了是社工的天職，亦是把握關鍵時機與遺屬建立互信。「因為商討殮葬安排和恩恤金額嚴格來說只是家屬和資方之間的事，資方固然不希望工權會介入事件，如果家屬沒開口堅持要我們陪伴，他們在私人地方傾，我們很難賴死在場的。」
Kathy 解釋，法定的勞工保險賠償審批繁複，往往一年後才到手，這期間資方沒有法律責任給予任何援助，通常只會酌情給一點恩恤安置；但工業意外傷亡的多是家中經濟支柱，這一年間遺屬的家庭生活開支和殮葬費用龐大，需要極佳的談判技巧才能向資方爭取到足夠的恩恤金。而遺屬在痛失至親的情緒影響下，無力討價還價；如果單獨與資方商討，容易接受一個低額草草了事，甚至沒簽條文保障，日後連說好了的金額都沒法到手。
在這次個案中，我全程跟隨Kathy 與其他工權會幹事，目擊他們與資方角力的經過，由醫院陪遺屬返家、翌日一早前往殮房辦手續、回工地路祭、往殯儀店商定殮葬事宜、到恩恤金談判和簽訂協議，這一切極為繁複瑣碎的工作都在意外發生後24小時內完成。當中固然因為資方想盡快了結事件，工權會與家屬亦需要把握事發後有傳媒追訪的時間，讓資方在輿論壓力下答應一個較為理想的恩恤安排。
記者在場資方受壓急回應
在這異常奔波的24小時裏，由於資方擁有私家車，順理成章接載家屬「遊花園」，想盡辦法撇掉工權會人員，在獨對家屬時說服他們接受資方提出的條件；而我們則努力截的士緊跟尾隨（急需撘的士時總是一架都沒有），亦曾被資方員工試圖以肢體阻撓我們陪伴家屬進入路祭場地，過程中家屬心力交瘁下可說是任由擺佈，幸而最後工權會人員都能參與恩恤談判，為家屬爭取到的金額、比事發後資方在醫院提出的金額高出近兩倍。
Kathy 談到即時得知意外資訊的重要性，「最關鍵是能夠趕到醫院與家屬溝通，及時告訴他們應有的權益，資方可能對他們使出哪些手段，令家屬信任我們，願意接受我們幫助。今次若不是家屬肯跟我們保持電話聯絡，我們一定被資方甩掉了。過了事發後一兩天的黃金時間，再想約資方談判便難過登天」。
30年來走在遺屬支援工作最前線，工權會總幹事陳錦康亦憂慮，日後新聞界無法通過截聽得悉意外事故，記者與他們都無法趕赴現場，遺屬將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以我處理這些談判的經驗，有記者在場，資方才有壓力做嘢。試過有僱主本來完全不撘理我們和家屬，但翌日見到一班記者守候在公司外面，態度即刻180度轉變。所以如果政府不安排好突發新聞的消息發布，那對社會來說是很壞的一件事」。
突發新聞對工傷個案意義大
繼04年截聽999台被「封殺」後，去年底傳出消防白車通訊系統也要數碼化，新聞工作者之間反響極大，紛斥此舉將令新聞界徹底失去收風渠道，剝奪記者採訪和市民知情權。據記協表示，04年999台數碼化前，警方曾向多間傳媒作出口頭承諾，會每天發布約100則突發事件信息，並且在事發後20分鐘內公布，讓傳媒能及時到場採訪。
然而幾年來這些承諾全然落空。記協統計結果顯示，警方09年的突發事件發布宗數較04年大幅倒退78%，09年下半年每天平均有212.7宗罪案，同期每天平均公布的只有2.7宗，佔整體罪案宗數1.27%、暴力罪行總數的12.8%（註1）；警方並且從無交代公布時的篩選標準。在時間方面，09年下半年只有不足兩成案件能達到20分鐘內的公布承諾。記協指出，除了資訊發布數量少及時間慢之外，發布內容大都極其簡單，有刻意將事件糢糊化或低調化之嫌，個別案例甚至可被質疑有誤導成分，例如曾將「屍體發現案」列為「求警協助」案公布。
突發消息來源被堵塞，新聞數量大幅減少，去年至今更出現突發記者失業潮。老行尊話當年，離不開訴說1990年代記者採訪車快過警察到場、拍下大批第一手新聞圖片的風光日子；但對於已厭倦煽腥色新聞的市民大眾來說，似乎引不起多大支持。任職突發記者約20年的阿達同意，以數量計，突發新聞中很大比重都是些個人的事情，例如從自殺、兇殺案發掘出來的人物故事，市民知道與不知道可能真的無所謂；突發新聞較有直接社會貢獻的應該是工傷意外死亡個案，報道可以令當事人得到社會援助和捐款、向政府施壓要求即時回應和檢討等。
從前說公眾知情權或傳媒的社會監察功能，對市民來說或許太過抽象。直到本月警方兩度瞞報重大案件，包括將軍澳連環斬人案和觀塘的連環非禮案，才最令公眾感到切身。另一位突發記者阿偉說，從前案件發生後到現場做街訪，10個路人都未必有兩個願意答理，但今次他跟進將軍澳斬人事件時，街坊紛紛主動走過來了解，「他們說早幾天見到一大班警察做嘢，但又不知何事，翌日去買報紙想看個究竟，什麼資料也找不到；街坊們都很擔心地向記者追問詳情，我只能說『差人蓋住件事，連我哋都唔知呀。』」
警察憑什麼篩選案件公布
這次連環斬人案共4人受傷，當中兩單發生在10月2日、兩單發生在10月3日，警方卻在案發後一星期才將消息告知其中一家媒體，其他傳媒要到再隔一日才能跟進報道。「你可以這樣想，如果10月2日有公布事件，街坊知道防範，留意疑人並向警方報告，10月3日那兩單說不定就能避免了。」阿偉形容，突發記者在前線工作，就像打一場資訊的戰爭，「SARS 時病毒不斷擴散，大陸人都來搶醋，但政府一直好想隱瞞事件，告訴市民只要戴口罩就可以防止感染；但我們在醫院看到的是，醫護人員防疫裝備遠超於此，就知道不是這樣簡單。這是有記者在現場採訪、目擊的重要之處」。
「官員的習慣永遠是想防止消息外泄引致公眾恐慌，但其實有傳媒報道出去，公眾知道如何防範應對，疫情才能真正受到控制。」這次瞞報連環斬人和非禮案被譴責，保安局長李少光回應時反強調是「以公眾利益及安全為首要考慮」。阿偉指出，突發新聞資訊被消音，才是將市民置於不設防的危險境地。
在新聞業界猛烈聲討下，本周三起警方忽然將每天公布的案件數量，由十來宗增加至百幾二百宗，有突發記者認為，公布多一些當然比少好，但根本的原則問題並無解決，「警察憑什麼擔當篩選案件公布的角色？案件的新聞價值和社會意義，應該是由記者判斷的。」現時所謂的公布只包含案件類型和事發地點，其他如涉案人性別、年齡、簡要案發過程都欠奉，記者難以據此衡量新聞價值；到達案發地時，每每已經清場，目擊者都散去，只能接受警方提供的極簡短描述。資深記者愈來愈依賴交情向消息人士「索料」，更易衍生利益衝突和貪腐問題。
良善的人會說「沒有新聞就是好新聞」，只因不希望看到天天有暴力罪案、傷亡慘重的事情發生。但當社會問題一點沒減少，媒體卻愈來愈寧靜和諧，危機與暴力只是換了一個樣子在無聲之中擴散。突發新聞消失時，我們將得到耳根清靜，在城市經濟發展中捐軀的人將悄無聲色地死去，權貴或體制內有人員犯錯將可逃避法律制裁與問責，而我們安穩地、快活地在被消音的世界裏生活着，直至成為暴徒的下一個目標。你，喜歡這一則「好新聞」嗎？
註1：暴力罪行包括兇殺、行劫、傷人∕嚴重毆打、勒索、縱火、強姦、非禮等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10-23
今天我們數得出，即將建成的希慎廣場（前三越百貨）曾塌天秤奪兩命、九龍站ICC 電梯槽有6人捐軀、「門常開」的新政總有一個工人觸電死亡，那都是從新聞報道而來。如果沒有新聞報道、沒有記者的發掘與追查，這些曾經活生生的人和事都只會成為勞工處檔案裏的一個統計數字；連事件都不知道的話，一切後續的遺屬支援工作、意外調查和問責都將無從談起。
「如果沒有新聞報道」，乍聽是個多餘的設問。長久以來我們習慣社會上發生什麼事都會有記者第一時間趕到現場，帶來看之不盡的圖片與資訊，有時甚至覺得厭膩，以至忘記，知悉突發新聞的權利並不是必然的，來到今天更是一件急需極力捍衛和爭取的事情。
自從2004年警隊將999報案與內部通訊系統全面數碼化，突發記者無法再透過截聽警方頻道得悉罪案與意外事故的發生，市民的知情權已悄悄步入黑暗時代；其間新聞界雖仍能收聽消防白車台取得部分資訊，但不涉及傷亡的罪案如爆竊、刑毁、街頭騙案等已無從得悉，一些兇殺和謀殺案在白車台上亦可能被說成「有人昏迷」而錯過。去年底白車台亦開始試行數碼化，本月正式全面推行，負責「聽機」的突發記者說現時能截聽到的訊號與一年前相比只剩下兩成，並且勢將在不久的將來完全銷聲匿迹。
工權會恐難提供即時援助
除了記者採訪受阻外，工業傷亡權益會（下稱工權會）多年來一直依靠新聞界聽機、相熟記者通風報訊或查看即時新聞，盡量第一時間趕往醫院協助死傷者家屬；隨着聽機成為歷史，工權會一眾成員都非常擔心，以後將無法為家屬提供即時援助、心理輔導和爭取合理補償。
以上星期一宗地盤意外死亡個案為例。Kathy 趕到醫院時，當事人剛被證實不治，遺孀坐在一旁傷心痛哭沒人理，相關建築工程的大判、二判等人已圍繞在死者兒子的身旁開價，「這個說賠幾萬，那個又說賠幾萬，然後就問囝囝接唔接受」。年輕兒子一臉茫然不懂回應，Kathy 趕緊陪着遺孀，這除了是社工的天職，亦是把握關鍵時機與遺屬建立互信。「因為商討殮葬安排和恩恤金額嚴格來說只是家屬和資方之間的事，資方固然不希望工權會介入事件，如果家屬沒開口堅持要我們陪伴，他們在私人地方傾，我們很難賴死在場的。」
Kathy 解釋，法定的勞工保險賠償審批繁複，往往一年後才到手，這期間資方沒有法律責任給予任何援助，通常只會酌情給一點恩恤安置；但工業意外傷亡的多是家中經濟支柱，這一年間遺屬的家庭生活開支和殮葬費用龐大，需要極佳的談判技巧才能向資方爭取到足夠的恩恤金。而遺屬在痛失至親的情緒影響下，無力討價還價；如果單獨與資方商討，容易接受一個低額草草了事，甚至沒簽條文保障，日後連說好了的金額都沒法到手。
在這次個案中，我全程跟隨Kathy 與其他工權會幹事，目擊他們與資方角力的經過，由醫院陪遺屬返家、翌日一早前往殮房辦手續、回工地路祭、往殯儀店商定殮葬事宜、到恩恤金談判和簽訂協議，這一切極為繁複瑣碎的工作都在意外發生後24小時內完成。當中固然因為資方想盡快了結事件，工權會與家屬亦需要把握事發後有傳媒追訪的時間，讓資方在輿論壓力下答應一個較為理想的恩恤安排。
記者在場資方受壓急回應
在這異常奔波的24小時裏，由於資方擁有私家車，順理成章接載家屬「遊花園」，想盡辦法撇掉工權會人員，在獨對家屬時說服他們接受資方提出的條件；而我們則努力截的士緊跟尾隨（急需撘的士時總是一架都沒有），亦曾被資方員工試圖以肢體阻撓我們陪伴家屬進入路祭場地，過程中家屬心力交瘁下可說是任由擺佈，幸而最後工權會人員都能參與恩恤談判，為家屬爭取到的金額、比事發後資方在醫院提出的金額高出近兩倍。
Kathy 談到即時得知意外資訊的重要性，「最關鍵是能夠趕到醫院與家屬溝通，及時告訴他們應有的權益，資方可能對他們使出哪些手段，令家屬信任我們，願意接受我們幫助。今次若不是家屬肯跟我們保持電話聯絡，我們一定被資方甩掉了。過了事發後一兩天的黃金時間，再想約資方談判便難過登天」。
30年來走在遺屬支援工作最前線，工權會總幹事陳錦康亦憂慮，日後新聞界無法通過截聽得悉意外事故，記者與他們都無法趕赴現場，遺屬將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以我處理這些談判的經驗，有記者在場，資方才有壓力做嘢。試過有僱主本來完全不撘理我們和家屬，但翌日見到一班記者守候在公司外面，態度即刻180度轉變。所以如果政府不安排好突發新聞的消息發布，那對社會來說是很壞的一件事」。
突發新聞對工傷個案意義大
繼04年截聽999台被「封殺」後，去年底傳出消防白車通訊系統也要數碼化，新聞工作者之間反響極大，紛斥此舉將令新聞界徹底失去收風渠道，剝奪記者採訪和市民知情權。據記協表示，04年999台數碼化前，警方曾向多間傳媒作出口頭承諾，會每天發布約100則突發事件信息，並且在事發後20分鐘內公布，讓傳媒能及時到場採訪。
然而幾年來這些承諾全然落空。記協統計結果顯示，警方09年的突發事件發布宗數較04年大幅倒退78%，09年下半年每天平均有212.7宗罪案，同期每天平均公布的只有2.7宗，佔整體罪案宗數1.27%、暴力罪行總數的12.8%（註1）；警方並且從無交代公布時的篩選標準。在時間方面，09年下半年只有不足兩成案件能達到20分鐘內的公布承諾。記協指出，除了資訊發布數量少及時間慢之外，發布內容大都極其簡單，有刻意將事件糢糊化或低調化之嫌，個別案例甚至可被質疑有誤導成分，例如曾將「屍體發現案」列為「求警協助」案公布。
突發消息來源被堵塞，新聞數量大幅減少，去年至今更出現突發記者失業潮。老行尊話當年，離不開訴說1990年代記者採訪車快過警察到場、拍下大批第一手新聞圖片的風光日子；但對於已厭倦煽腥色新聞的市民大眾來說，似乎引不起多大支持。任職突發記者約20年的阿達同意，以數量計，突發新聞中很大比重都是些個人的事情，例如從自殺、兇殺案發掘出來的人物故事，市民知道與不知道可能真的無所謂；突發新聞較有直接社會貢獻的應該是工傷意外死亡個案，報道可以令當事人得到社會援助和捐款、向政府施壓要求即時回應和檢討等。
從前說公眾知情權或傳媒的社會監察功能，對市民來說或許太過抽象。直到本月警方兩度瞞報重大案件，包括將軍澳連環斬人案和觀塘的連環非禮案，才最令公眾感到切身。另一位突發記者阿偉說，從前案件發生後到現場做街訪，10個路人都未必有兩個願意答理，但今次他跟進將軍澳斬人事件時，街坊紛紛主動走過來了解，「他們說早幾天見到一大班警察做嘢，但又不知何事，翌日去買報紙想看個究竟，什麼資料也找不到；街坊們都很擔心地向記者追問詳情，我只能說『差人蓋住件事，連我哋都唔知呀。』」
警察憑什麼篩選案件公布
這次連環斬人案共4人受傷，當中兩單發生在10月2日、兩單發生在10月3日，警方卻在案發後一星期才將消息告知其中一家媒體，其他傳媒要到再隔一日才能跟進報道。「你可以這樣想，如果10月2日有公布事件，街坊知道防範，留意疑人並向警方報告，10月3日那兩單說不定就能避免了。」阿偉形容，突發記者在前線工作，就像打一場資訊的戰爭，「SARS 時病毒不斷擴散，大陸人都來搶醋，但政府一直好想隱瞞事件，告訴市民只要戴口罩就可以防止感染；但我們在醫院看到的是，醫護人員防疫裝備遠超於此，就知道不是這樣簡單。這是有記者在現場採訪、目擊的重要之處」。
「官員的習慣永遠是想防止消息外泄引致公眾恐慌，但其實有傳媒報道出去，公眾知道如何防範應對，疫情才能真正受到控制。」這次瞞報連環斬人和非禮案被譴責，保安局長李少光回應時反強調是「以公眾利益及安全為首要考慮」。阿偉指出，突發新聞資訊被消音，才是將市民置於不設防的危險境地。
在新聞業界猛烈聲討下，本周三起警方忽然將每天公布的案件數量，由十來宗增加至百幾二百宗，有突發記者認為，公布多一些當然比少好，但根本的原則問題並無解決，「警察憑什麼擔當篩選案件公布的角色？案件的新聞價值和社會意義，應該是由記者判斷的。」現時所謂的公布只包含案件類型和事發地點，其他如涉案人性別、年齡、簡要案發過程都欠奉，記者難以據此衡量新聞價值；到達案發地時，每每已經清場，目擊者都散去，只能接受警方提供的極簡短描述。資深記者愈來愈依賴交情向消息人士「索料」，更易衍生利益衝突和貪腐問題。
良善的人會說「沒有新聞就是好新聞」，只因不希望看到天天有暴力罪案、傷亡慘重的事情發生。但當社會問題一點沒減少，媒體卻愈來愈寧靜和諧，危機與暴力只是換了一個樣子在無聲之中擴散。突發新聞消失時，我們將得到耳根清靜，在城市經濟發展中捐軀的人將悄無聲色地死去，權貴或體制內有人員犯錯將可逃避法律制裁與問責，而我們安穩地、快活地在被消音的世界裏生活着，直至成為暴徒的下一個目標。你，喜歡這一則「好新聞」嗎？
註1：暴力罪行包括兇殺、行劫、傷人∕嚴重毆打、勒索、縱火、強姦、非禮等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10-23
2011年10月16日 星期日
裱起上海街 老香港活標本
今日的油尖旺區，以一條彌敦道中分。東面的西洋菜街、女人街、波鞋街是年輕潮流的集散地；往西走，砵蘭街、廟街、上海街卻是中老年人的世界。從繁盛喧囂的彌敦道只不過轉入一兩個街口，時間彷彿停留在上世紀，舊式香燭店、神像佛具店、老金行、廚具刀莊、文具雜貨，隨便一間都有數十年歷史，靜靜地幹着各自的營生。如果彌敦道以東是屬於MK 妹的，西面的上海街便好比一個半老徐娘，舉手投足都透着時間歷練而來的韻味。街坊吳文正以此自豪，「我就是愛她的老」。
徐娘當然也有過風華正茂時。只不過人家出道早，我們無緣得見。上海街是九龍區最早發展的商業街。19世紀末英國接管九龍南部時，上海街就在海邊，附近先後設有旺角、油麻地和佐敦道三個碼頭，一度是水陸交通樞紐。長長的上海街，以眾坊街天后廟為中心，廟前地在傳統習俗上就是人們聚會、買賣和仲裁的地方，加上鄰近油麻地避風塘，商旅、水上人熙來攘往；國內與國外的、水上與陸路來的商品均在此流轉交易，不少港島人亦特地搭「嘩啦嘩啦」小電船前來掃貨。直至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上海街一直是比彌敦道繁華的黃金地段。
水上人敬拜神明，因此香燭和神像店開得成行成市；流離浪蕩的船家生活，令他們愛買金保值，故整條上海街頭尾金舖多達三、四十間。在油麻地避風塘停泊的船家，以木板將船隻接駁成「連環船」，人們在船隻之間行走自如，船戶擺賣海鮮和土產、經營食肆，令該船上市集贏得「上海二街」之稱。除了與水上人有關的行業外，藥行、錶行、布疋和服裝店、裙褂和婚嫁用品等各式商戶，都匯聚在此。整條上海街，就是一家鋪陳在街道上的百貨公司。
70年代盛極而衰轉捩點
70年代避風塘西移，大批漁民上岸移居別處，旺角碼頭亦於1972年停用，是上海街盛極而衰的轉捩點。隨後的日子，東邊是巴士線改行彌敦道、地鐵開通，西邊則因填海工程令海岸線愈移愈遠，中間更因安置問題，發生著名的「艇戶事件」。至2004年朗豪坊空降上海街旺角段，年輕一輩已不知當年的「雀仔街」， 還有當街鬥蟋蟀。
今日的上海街，滿載人情和故事的老店一間接一間悄悄消失， 店主感嘆被時代淘汰；除了吳文正，不時有大學教授領着學生來考察城市發展的歷史，店主見怪不怪。念舊的年輕一代則把這裏視作老香港的活標本，紛紛帶着相機和筆記簿前來觀摩考察。在曾經日常的生活煙消雲散之前，讓我們都幫忙立一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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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號 得如酒樓
幫襯過不少貴夾唔抵食氣氛的老店、加上親友曾光顧龍門大酒樓後上吐下瀉，令我懷着戰戰兢兢的心情步進這間近百年歷史的老字號。不料點心質素令人喜出望外！晚起的鳥兒吃不到著名的豬潤燒賣，但牛肉球新鮮蒸起真材實料，雞球大包也分量十足，兩個人吃得飽飽才80元。同桌大叔見到我倆的黑眼圈，溫馨提示夜鬼們想吃到師傅手製新鮮點心，早上十時是最後機會。
345號 新洪興
想擦靚金漆招牌，便要來新洪興找陳氏兄弟。挺有氣勢的店名，由陳家兩代相傳，在上海街開業已80年，現在主要承做牌匾、神像和廟宇祠堂裝飾品的翻新工作。過往水上人家逢有孩子遇溺去世，便會製作這種「血光仔」木雕像作紀念。
203號 馮滿記繡莊
創辦人馮滿是游走於印尼和新加坡的貿易商人，主要買賣土產、牀上用品和藥油，百多年前於新加坡牛車水開店（現仍在經營），聽說南海家鄉的叔伯兄弟生計甚難，於是上世紀初在香港上海街開第二間店，招呼鄉親來工作掙取生活費。
林伯十多歲時隨鄉親來港，在這店裏一做60多年。最好景的時候，馮滿記的印尼馬辰蓆、龍鳳被、牀上用品批發給百多家本地同行，現在全港的行家已不夠十個。最惋惜的是手藝失傳，他指着櫃枱後一件鎮店的釘金線手工裙褂說，現在已無人懂做，也沒什麼人穿了；內地即使有生產，手工也沒那麼精細。「我們這些已被時代淘汰了，好蕭條，做得一日得一日啦」。
345號橫門 利和秤號
各式街市秤、藥秤和金秤、還有大大小小的算盤、嫁妝用的百子千孫木尺，滿滿地懸掛在何太的小檔口裏。利和秤號由何太的父親開始，已經營80多年。從前這裏售賣的貨品都由何父親手做，現在何父去世，徒弟們也都老眼昏花無法開工了，唯有從內地買貨。隨着電子磅出現，利和秤號生意漸少，何太自己也都72歲，直言「係唔賣得架，我唔捨得吖嘛」，每天還是興致勃勃的開舖收舖，旁人想幫手，她也笑說不要搶去她做運動的機會。
201號 和盛老金行
1892年在上海街開業，大概是全港最老的金行。老闆張先生今年82歲，60多年前由妹夫處接手這檔生意，見證過上海街金舖成行成市的盛况，也經歷過20多年前的金行打劫潮。幸運地，和盛沒被劫過，只發生過兩次客人搶貨物的小風波。現在上海街金舖寥寥無幾，他們的生意主要靠熟客支持，念舊的老主顧兩三代都來幫襯，有些已搬到新界住，還是會專程前來。張先生自豪地說，這店的創辦人胡寬曾做過東華三院總理呢！因此店內的舊招牌是多一個「胡」字行頭的。
185號 祥盛檀香扇莊
由羅家創辦，在上海街開店72年。從前賣檀香扇和拜神香燭為主，做工精細的扇子遠銷海外；近年因為相熟老師傅退休，店內檀香扇已賣一把少一把，於是積極推廣香道文化，售賣高級沉香、 檀香木、香爐等工具，成功開拓一班廿來歲的年輕客人。羅太覺得在這條街看店，最開心是朋友和街坊之間的交往，店舖成為大家的聚腳地，閒時便一起泡茶、點香、研究古董，不亦樂乎。
新填地街158-160號 郭記木器雕刻
郭氏家族來自浙江東陽，是國內著名的木雕之鄉。郭記的木雕生意已傳到第4代，從上海街轉入永星里的店舖現址，由1986年起經營至今，售賣神枱神像、浮雕、牌位等。郭先生十來歲便學習雕刻技藝，因行業整體生意減少、國內成本又較低，他現已是香港僅存少數還會用手工雕刻牌位的師傅了。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街知巷聞 - 2011-10-16
徐娘當然也有過風華正茂時。只不過人家出道早，我們無緣得見。上海街是九龍區最早發展的商業街。19世紀末英國接管九龍南部時，上海街就在海邊，附近先後設有旺角、油麻地和佐敦道三個碼頭，一度是水陸交通樞紐。長長的上海街，以眾坊街天后廟為中心，廟前地在傳統習俗上就是人們聚會、買賣和仲裁的地方，加上鄰近油麻地避風塘，商旅、水上人熙來攘往；國內與國外的、水上與陸路來的商品均在此流轉交易，不少港島人亦特地搭「嘩啦嘩啦」小電船前來掃貨。直至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上海街一直是比彌敦道繁華的黃金地段。
水上人敬拜神明，因此香燭和神像店開得成行成市；流離浪蕩的船家生活，令他們愛買金保值，故整條上海街頭尾金舖多達三、四十間。在油麻地避風塘停泊的船家，以木板將船隻接駁成「連環船」，人們在船隻之間行走自如，船戶擺賣海鮮和土產、經營食肆，令該船上市集贏得「上海二街」之稱。除了與水上人有關的行業外，藥行、錶行、布疋和服裝店、裙褂和婚嫁用品等各式商戶，都匯聚在此。整條上海街，就是一家鋪陳在街道上的百貨公司。
70年代盛極而衰轉捩點
70年代避風塘西移，大批漁民上岸移居別處，旺角碼頭亦於1972年停用，是上海街盛極而衰的轉捩點。隨後的日子，東邊是巴士線改行彌敦道、地鐵開通，西邊則因填海工程令海岸線愈移愈遠，中間更因安置問題，發生著名的「艇戶事件」。至2004年朗豪坊空降上海街旺角段，年輕一輩已不知當年的「雀仔街」， 還有當街鬥蟋蟀。
今日的上海街，滿載人情和故事的老店一間接一間悄悄消失， 店主感嘆被時代淘汰；除了吳文正，不時有大學教授領着學生來考察城市發展的歷史，店主見怪不怪。念舊的年輕一代則把這裏視作老香港的活標本，紛紛帶着相機和筆記簿前來觀摩考察。在曾經日常的生活煙消雲散之前，讓我們都幫忙立一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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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號 得如酒樓
幫襯過不少貴夾唔抵食氣氛的老店、加上親友曾光顧龍門大酒樓後上吐下瀉，令我懷着戰戰兢兢的心情步進這間近百年歷史的老字號。不料點心質素令人喜出望外！晚起的鳥兒吃不到著名的豬潤燒賣，但牛肉球新鮮蒸起真材實料，雞球大包也分量十足，兩個人吃得飽飽才80元。同桌大叔見到我倆的黑眼圈，溫馨提示夜鬼們想吃到師傅手製新鮮點心，早上十時是最後機會。
345號 新洪興
想擦靚金漆招牌，便要來新洪興找陳氏兄弟。挺有氣勢的店名，由陳家兩代相傳，在上海街開業已80年，現在主要承做牌匾、神像和廟宇祠堂裝飾品的翻新工作。過往水上人家逢有孩子遇溺去世，便會製作這種「血光仔」木雕像作紀念。
203號 馮滿記繡莊
創辦人馮滿是游走於印尼和新加坡的貿易商人，主要買賣土產、牀上用品和藥油，百多年前於新加坡牛車水開店（現仍在經營），聽說南海家鄉的叔伯兄弟生計甚難，於是上世紀初在香港上海街開第二間店，招呼鄉親來工作掙取生活費。
林伯十多歲時隨鄉親來港，在這店裏一做60多年。最好景的時候，馮滿記的印尼馬辰蓆、龍鳳被、牀上用品批發給百多家本地同行，現在全港的行家已不夠十個。最惋惜的是手藝失傳，他指着櫃枱後一件鎮店的釘金線手工裙褂說，現在已無人懂做，也沒什麼人穿了；內地即使有生產，手工也沒那麼精細。「我們這些已被時代淘汰了，好蕭條，做得一日得一日啦」。
345號橫門 利和秤號
各式街市秤、藥秤和金秤、還有大大小小的算盤、嫁妝用的百子千孫木尺，滿滿地懸掛在何太的小檔口裏。利和秤號由何太的父親開始，已經營80多年。從前這裏售賣的貨品都由何父親手做，現在何父去世，徒弟們也都老眼昏花無法開工了，唯有從內地買貨。隨着電子磅出現，利和秤號生意漸少，何太自己也都72歲，直言「係唔賣得架，我唔捨得吖嘛」，每天還是興致勃勃的開舖收舖，旁人想幫手，她也笑說不要搶去她做運動的機會。
201號 和盛老金行
1892年在上海街開業，大概是全港最老的金行。老闆張先生今年82歲，60多年前由妹夫處接手這檔生意，見證過上海街金舖成行成市的盛况，也經歷過20多年前的金行打劫潮。幸運地，和盛沒被劫過，只發生過兩次客人搶貨物的小風波。現在上海街金舖寥寥無幾，他們的生意主要靠熟客支持，念舊的老主顧兩三代都來幫襯，有些已搬到新界住，還是會專程前來。張先生自豪地說，這店的創辦人胡寬曾做過東華三院總理呢！因此店內的舊招牌是多一個「胡」字行頭的。
185號 祥盛檀香扇莊
由羅家創辦，在上海街開店72年。從前賣檀香扇和拜神香燭為主，做工精細的扇子遠銷海外；近年因為相熟老師傅退休，店內檀香扇已賣一把少一把，於是積極推廣香道文化，售賣高級沉香、 檀香木、香爐等工具，成功開拓一班廿來歲的年輕客人。羅太覺得在這條街看店，最開心是朋友和街坊之間的交往，店舖成為大家的聚腳地，閒時便一起泡茶、點香、研究古董，不亦樂乎。
新填地街158-160號 郭記木器雕刻
郭氏家族來自浙江東陽，是國內著名的木雕之鄉。郭記的木雕生意已傳到第4代，從上海街轉入永星里的店舖現址，由1986年起經營至今，售賣神枱神像、浮雕、牌位等。郭先生十來歲便學習雕刻技藝，因行業整體生意減少、國內成本又較低，他現已是香港僅存少數還會用手工雕刻牌位的師傅了。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街知巷聞 - 2011-10-16
學懂追問：放咗咩入口？
教人買餸煮飯，從前總是乜太物太等「師奶仔」的專利；話說，這門學問今日已經愈變高深，不單止今日港幣貶值，米價愈來愈貴，主婦設計餐單又要「睇餸食飯」又要不失營養，又要照顧家人和自己一天辛勞以後渴望得到慰藉的口腹之慾。最困難是，食物污染天天新款，孔雀石綠魚、重金屬菜、哮喘豬、化學麵包…… 隨時在不知不覺中慢性服毒都不自知。
多得一些不願沉默的有心人，在危機四伏當中指點迷律，甚至點出監管制度的虛妄，教大家裝備自己，做個真正精明的消費者。鄺易行博士（Agnes）是其中之一。她是主婦，她愛吃，她說：「我是個scientist」。
鄺博士的媽媽是個烹飪高手，她自小就愛到廚房觀摩學習，「我是個比較八卦的人，會好有好奇心，見到每樣事物都想了解它是怎樣來的。」高中開始Agnes 到英國讀書，在餐館做兼職「炒雜碎」，好多外國人喜歡吃。離開媽媽的生活讓她有機會自己上超市購物，見到琳瑯滿目的貨品，Agnes 總是很興奮，每一件都拿上手細看它們的成分和來源地，大學很自然地選修了生物化學，「簡單來說，那是研究各種物質如何影響生命的學科」。
取得博士學位後，Agnes 成為默默工作的科研人員，先在一間跨國公司任職，負責向客戶講解科學儀器的操作；又曾參與研發中藥配方飼料，作為含西藥抗生素飼料的替代品。後來她發展自己的生意，向企業和團體提供健康管理顧問服務，主持課程和講座等。自言「為人極度低調」的Agnes 被迫在媒體上拋頭露面，是由○七年開始的。
不問成分排毒隨時變便秘
「我發覺很多香港人對於放進嘴裏的東西，不太好奇，不會追問那是什麼；總之代言人夠靚、廣告攻勢夠強大，便一窩蜂去買。」說的是早幾年很流行的一款排毒產品，標榜天然中藥製作，主要成分之一的「正品大黃」，其實是一種刺激性瀉藥，經常服用會令腸道失去天然蠕動的功能，變成不服藥就會便秘，甚至要逐漸加大劑量才能排便，愈吃愈失效。
「當年這產品為害很深，我有很多朋友都中招，甚至得了黑腸症（腸壁有黑色斑塊，引發細胞組織病變）。其實『天然草本』不見得一定無害，香港法例對這些草本保健產品的監管是有漏洞的。但大家會天真地以為，『有問題的話政府就不會讓它賣啦』，而不是弄清楚吃了究竟對身體有無益、有無害？」她指出，另一種現時流行的健康食品蘆薈，大家以為很溫和，其實接近根和皮的部分亦是刺激性瀉藥，多吃一樣會傷害腸功能。只要保持良好的飲食習慣，身體自然會排毒，根本不需要吃這些東西。
良食關注組爭知情權
為了提升香港人對食物安全的意識、了解自己有選擇和知情權，Agnes 成立了「良食關注組」，第一項主要工作便是在政府推出食品標籤法的時候爭取列明反式脂肪含量。「反式脂肪這種有害物在外國已講了很久，都已立例監管，香港卻完全無人提，知道這有害的人都是已經病倒了的。政府樣樣嘢都話要食幾多幾多先死，他們只是向商界交代。一句話，政府是不會幫到市民的。如果我們不保護自己，無人會保護你。」
良食關注組的工作可說是一場孤獨的戰爭，「無錢無人」，Agnes 說，因為很多時要說真話，肯定會得罪政府、醫學界、食品企業、醫藥保健品行業等一大堆人。叫人不要買這個不要買那個，「阻人搵食」是非常政治不正確的。「現在我行出去通行都無人會請我，政府就更加覺得你最好什麼都不要說。很多外國政府會設立疾病預防中心，一個專業部門去教你，防止患病應該要吃什麼？其實90%的慢性病是可以透過正確飲食預防的。現在的香港人很長命，但那是怎樣的quality of life？人人老了都一大堆藥要吃，其實是否必然如此？」
除了在有關消費者權益的議題上發聲外，Agnes 也希望在網站上提供關於食物的科學資訊，又親自走訪各區街市和食品店，蒐集資訊放上網，向市民推介可靠的購物地點。
「我很重視要用自己的知識去提供一個solution 給大家。因為你指出這個有害、那個不要吃之後，那應該怎麼辦呢？醒覺之後我們應該怎樣生存？ 」這幾年Agnes 先後出了兩本書，《選對食用油》和《看懂食物標籤》，下一本將會談保護腸道健康的最新研究。
冰蒜冰椒保鮮法
她的文章出過這樣的句子：要在很短的時間做好一頓飯，是我的人生目標之一。聽來好像有點可笑，端看你對食事有多執著和認真。「香港人都很忙，知道出街吃飯不健康，但無時間買餸煮飯。我會用一些scientific 的方法，教大家怎樣有效率地做這件事。」很多香港人包括Agnes 自己，一星期都只能騰出一天假期去買餸，她就重點教大家將食材保持新鮮的技巧。例如上期「家常便飯」版的布包粗鹽的鮮魚保存法，可以放上幾天都很好吃；蒜頭、辣椒等配料一次過要買很多，往往未用完已腐壞，她就想出買回來後一次過把它們通通剁碎，混進水裏雪成冰粒保存，要用時一溶掉便可以，味道完全像新鮮切的一樣。「假期時把食材的準備功夫都做好了，平日我十五分鐘就煮好一頓飯。當然都是很簡單的菜式，好多時一煲過，好多菜、少少肉，快又健康。」延續讀書年代的「炒雜碎」風格！
運動出汗排毒十之六七
在外頭講學講飲食之道講得多，現在人人都叫她鄺博士，寫文時又免不了一大堆科學化學詞藻和冗長的學術文獻；但這位博士很平易近人，除了將科學知識回饋生活解決大大小小細節問題，她也有凡人的一面，「我都是人，有時難免想吃薯片、即食麵，那就每年吃一兩次；太忙的時候，即食食品、出街食都難免，能做幾多便幾多吧。」
退到最底線，如果真的沒時間心力去照顧自己的飲食，終極方法是做運動。「排汗是最重要的。不做運動，多注意飲食都不會健康；做運動的話，毒素隨汗水排走，吃過十樣毒食物也能排走七樣毒素，所以好抵架！」看Agnes 精神奕奕，除了飲食得宜外，每天原來做上個幾鐘頭運動，最熱中玩體感電視遊戲，與丈夫兩人鬥打拳又跳勁舞，痛快地流一身汗。誰說追求健康一定跟享樂和口腹之慾對立的呢？
良食實踐小貼士：
1 遠離精製食品和包裝叮叮餐：因為一定高鹽，防腐劑化學物包羅萬有，不知吃了什麼入肚；選購原始食材，起碼你知道它是一塊肉、見到它的樣子新不新鮮。
2 不要買不明來歷、無食物標籤的產品。選擇新鮮食材時多留意來源、飼養方式。有害食物其實無甚特徵，有時看上去還非常美觀，靚得過分，要時常警惕。
3 多問多找資料，特別是長期吃、天天吃的東西，例如麵包，防腐劑和添加劑太多，每天吃小量為害都很大，最好花錢買部麵包機自製。查證時留意網上多流料，注意發言者與產品銷售的利益關係。
4 購物與處理食材一次過，更快捷又更低碳。一次過把蒜頭辣椒切好，肯定快過每次用才切；一次過煲一星期的飯，節省能源，粗米和紅米用蒸的方法翻熱，口感不會大變。市面上濃湯雞湯多有防腐劑和激素，自己用大堆材料將湯熬成啫喱狀，放在雪櫃隨時備用。
5 不想改變飲食習慣，那就做運動。毒素和有害物質隨汗水排出，食錯十樣東西都可以抵銷七樣。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生活達人 - 2011-10-16
多得一些不願沉默的有心人，在危機四伏當中指點迷律，甚至點出監管制度的虛妄，教大家裝備自己，做個真正精明的消費者。鄺易行博士（Agnes）是其中之一。她是主婦，她愛吃，她說：「我是個scientist」。
鄺博士的媽媽是個烹飪高手，她自小就愛到廚房觀摩學習，「我是個比較八卦的人，會好有好奇心，見到每樣事物都想了解它是怎樣來的。」高中開始Agnes 到英國讀書，在餐館做兼職「炒雜碎」，好多外國人喜歡吃。離開媽媽的生活讓她有機會自己上超市購物，見到琳瑯滿目的貨品，Agnes 總是很興奮，每一件都拿上手細看它們的成分和來源地，大學很自然地選修了生物化學，「簡單來說，那是研究各種物質如何影響生命的學科」。
取得博士學位後，Agnes 成為默默工作的科研人員，先在一間跨國公司任職，負責向客戶講解科學儀器的操作；又曾參與研發中藥配方飼料，作為含西藥抗生素飼料的替代品。後來她發展自己的生意，向企業和團體提供健康管理顧問服務，主持課程和講座等。自言「為人極度低調」的Agnes 被迫在媒體上拋頭露面，是由○七年開始的。
不問成分排毒隨時變便秘
「我發覺很多香港人對於放進嘴裏的東西，不太好奇，不會追問那是什麼；總之代言人夠靚、廣告攻勢夠強大，便一窩蜂去買。」說的是早幾年很流行的一款排毒產品，標榜天然中藥製作，主要成分之一的「正品大黃」，其實是一種刺激性瀉藥，經常服用會令腸道失去天然蠕動的功能，變成不服藥就會便秘，甚至要逐漸加大劑量才能排便，愈吃愈失效。
「當年這產品為害很深，我有很多朋友都中招，甚至得了黑腸症（腸壁有黑色斑塊，引發細胞組織病變）。其實『天然草本』不見得一定無害，香港法例對這些草本保健產品的監管是有漏洞的。但大家會天真地以為，『有問題的話政府就不會讓它賣啦』，而不是弄清楚吃了究竟對身體有無益、有無害？」她指出，另一種現時流行的健康食品蘆薈，大家以為很溫和，其實接近根和皮的部分亦是刺激性瀉藥，多吃一樣會傷害腸功能。只要保持良好的飲食習慣，身體自然會排毒，根本不需要吃這些東西。
良食關注組爭知情權
為了提升香港人對食物安全的意識、了解自己有選擇和知情權，Agnes 成立了「良食關注組」，第一項主要工作便是在政府推出食品標籤法的時候爭取列明反式脂肪含量。「反式脂肪這種有害物在外國已講了很久，都已立例監管，香港卻完全無人提，知道這有害的人都是已經病倒了的。政府樣樣嘢都話要食幾多幾多先死，他們只是向商界交代。一句話，政府是不會幫到市民的。如果我們不保護自己，無人會保護你。」
良食關注組的工作可說是一場孤獨的戰爭，「無錢無人」，Agnes 說，因為很多時要說真話，肯定會得罪政府、醫學界、食品企業、醫藥保健品行業等一大堆人。叫人不要買這個不要買那個，「阻人搵食」是非常政治不正確的。「現在我行出去通行都無人會請我，政府就更加覺得你最好什麼都不要說。很多外國政府會設立疾病預防中心，一個專業部門去教你，防止患病應該要吃什麼？其實90%的慢性病是可以透過正確飲食預防的。現在的香港人很長命，但那是怎樣的quality of life？人人老了都一大堆藥要吃，其實是否必然如此？」
除了在有關消費者權益的議題上發聲外，Agnes 也希望在網站上提供關於食物的科學資訊，又親自走訪各區街市和食品店，蒐集資訊放上網，向市民推介可靠的購物地點。
「我很重視要用自己的知識去提供一個solution 給大家。因為你指出這個有害、那個不要吃之後，那應該怎麼辦呢？醒覺之後我們應該怎樣生存？ 」這幾年Agnes 先後出了兩本書，《選對食用油》和《看懂食物標籤》，下一本將會談保護腸道健康的最新研究。
冰蒜冰椒保鮮法
她的文章出過這樣的句子：要在很短的時間做好一頓飯，是我的人生目標之一。聽來好像有點可笑，端看你對食事有多執著和認真。「香港人都很忙，知道出街吃飯不健康，但無時間買餸煮飯。我會用一些scientific 的方法，教大家怎樣有效率地做這件事。」很多香港人包括Agnes 自己，一星期都只能騰出一天假期去買餸，她就重點教大家將食材保持新鮮的技巧。例如上期「家常便飯」版的布包粗鹽的鮮魚保存法，可以放上幾天都很好吃；蒜頭、辣椒等配料一次過要買很多，往往未用完已腐壞，她就想出買回來後一次過把它們通通剁碎，混進水裏雪成冰粒保存，要用時一溶掉便可以，味道完全像新鮮切的一樣。「假期時把食材的準備功夫都做好了，平日我十五分鐘就煮好一頓飯。當然都是很簡單的菜式，好多時一煲過，好多菜、少少肉，快又健康。」延續讀書年代的「炒雜碎」風格！
運動出汗排毒十之六七
在外頭講學講飲食之道講得多，現在人人都叫她鄺博士，寫文時又免不了一大堆科學化學詞藻和冗長的學術文獻；但這位博士很平易近人，除了將科學知識回饋生活解決大大小小細節問題，她也有凡人的一面，「我都是人，有時難免想吃薯片、即食麵，那就每年吃一兩次；太忙的時候，即食食品、出街食都難免，能做幾多便幾多吧。」
退到最底線，如果真的沒時間心力去照顧自己的飲食，終極方法是做運動。「排汗是最重要的。不做運動，多注意飲食都不會健康；做運動的話，毒素隨汗水排走，吃過十樣毒食物也能排走七樣毒素，所以好抵架！」看Agnes 精神奕奕，除了飲食得宜外，每天原來做上個幾鐘頭運動，最熱中玩體感電視遊戲，與丈夫兩人鬥打拳又跳勁舞，痛快地流一身汗。誰說追求健康一定跟享樂和口腹之慾對立的呢？
良食實踐小貼士：
1 遠離精製食品和包裝叮叮餐：因為一定高鹽，防腐劑化學物包羅萬有，不知吃了什麼入肚；選購原始食材，起碼你知道它是一塊肉、見到它的樣子新不新鮮。
2 不要買不明來歷、無食物標籤的產品。選擇新鮮食材時多留意來源、飼養方式。有害食物其實無甚特徵，有時看上去還非常美觀，靚得過分，要時常警惕。
3 多問多找資料，特別是長期吃、天天吃的東西，例如麵包，防腐劑和添加劑太多，每天吃小量為害都很大，最好花錢買部麵包機自製。查證時留意網上多流料，注意發言者與產品銷售的利益關係。
4 購物與處理食材一次過，更快捷又更低碳。一次過把蒜頭辣椒切好，肯定快過每次用才切；一次過煲一星期的飯，節省能源，粗米和紅米用蒸的方法翻熱，口感不會大變。市面上濃湯雞湯多有防腐劑和激素，自己用大堆材料將湯熬成啫喱狀，放在雪櫃隨時備用。
5 不想改變飲食習慣，那就做運動。毒素和有害物質隨汗水排出，食錯十樣東西都可以抵銷七樣。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生活達人 - 2011-10-16
2011年10月9日 星期日
佔領華爾街
他們是學生，是雙失青年；是小孩的母親，是年老雙親的兒子；是中產白領，是破產人士；是知識分子，是勞動者，是專業精英，或者失業；是藝術家、教師、工人、侍應、文員和退伍老兵；是白人、黑人、拉丁人和黃種人；由小童到白髮長者，由千禧後到嬰兒潮世代，由社運常客到首次走上街頭。
他們就是你和我，或者總能在他們的遭遇裏看到一些我們自己的影子。因為他們構成了社會的99%，為1%世上最有權力和財勢的人穩踞金字塔頂端而付出代價。
他們在全球金融核心的華爾街露宿、演講、集會、遊行，要向那1%人索回失去已久的社會公義、平等、生活的尊嚴和生存的權利。
他們的行動叫「佔領華爾街」，本由加拿大反消費主義的雜誌Adbusters 發起，抗爭自上月17日起已持續三星期，參與者由最初的一百幾十人，發展至本周三逾萬人遊行；由網絡動員的鬆散聯盟，發展至獲得傳統工會、教師聯會、學生組織、環保和反戰團體響應；並在華盛頓、洛杉磯、芝加哥、波士頓、西雅圖和丹佛，以至澳洲、加拿大、歐洲多處觸發佔領金融區的聲援行動。
他們的訴求包羅萬有，概括來說就是一次對以華爾街為首的金融大鱷長年累月的貪婪和掠奪，以及政商勾結下的社會不公進行一次總清算。示威者之間最常掛在口邊的句子是「我們受夠了」、「不，我們不會再為你們的錯誤和危機埋單」。
1%人的貪慾99%人的痛苦
概括來說他們是左傾的。他們中間有些人相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以至無政府主義，但亦不盡如是；因為當下正在發生的一切，實則宣示美國亦不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度。由世界級炒家George Soros，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Stiglitz 和Paul Krugman，都已撰文甚至親臨抗爭現場支持這次佔領行動。
「行動者以華爾街作為抗爭對象，指控他們破壞政局和社會經濟，這是完全正確的。」Krugman說：「這些年來，認為公義將永不可能實現的犬儒態度，於我們的政治辯論裏無處不在，令我們很容易忘記目前的經濟災難是源自一個多麼可恥的故事—— 首先，銀行家們透過不顧後果的借貸製造資產泡沫，並從中謀取暴利；然後泡沫爆破，但政府用納稅人的金錢挽救這些銀行家，而一般民眾則代為承受他們犯罪所帶來的社會經濟苦果；最後，銀行家由於被打救了，他們仍擁有足以影響政治的巨大財力，政客們於是承諾維持低稅率和解除金融海嘯後設立的溫和管制措施，以換取他們的支持。」
「這是一個將虧損社會化、將利潤私有化的體系。」Stiglitz 在佔領華爾街現場發言：「這不是資本主義，不是市場經濟，這是個扭曲的經濟系統。這樣下去我們將不可能再有經濟增長，也不可能建立一個公正的社會。」
美國民眾究竟絕望到什麼程度？是過去三個月以來失業率一直高踞9.1%，白宮並預計明年大部分時間會持續在這水平；是美元不斷貶值，國家赤字相當於GDP的8.8%；是滅赤給政府最有力的理據去不斷削減公共醫療、教育福利和基本社會保障；是發現了雷曼爆煲後以「Change」一字贏得眾人厚望的奧巴馬，原來跟他的前任一樣會對華爾街俯首稱臣，沒有帶來節制金融霸權的有力政策。於是去年底中期選舉，共和黨重奪眾議院控制權，華爾街支持更右翼的茶黨，反指政府規管是現時經濟危機的禍根，令奧巴馬的4470億元刺激就業和向富人加稅的方案更是寸步難行。
華爾街上一名中年女士舉着標語：「終有一天，窮人將再無任何果腹的東西，只剩下富人可以作食物。」（One day the poor will have nothing left to eat but the rich.）周三萬人大遊行後奧巴馬開腔回應「佔領華爾街」行動，表示聆聽到市民的聲音：「我相信這表現了美國民眾普遍的挫敗感。」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孔誥烽指出，體制力量還談不上怎樣處理事件，但不少民主黨議員與奧巴馬都同情和理解佔領者的不滿，並嘗試利用這場運動，向被茶黨騎劫的共和黨施壓，強調民主黨盡力推行改革，要金融界多承擔一些重建經濟的責任，可是改革不斷受共和黨抵制。
他引述Rasmussen 最近的民調數據，顯示受訪者對佔領行動的支持度高達33%，反對的有27%，50%沒意見；而同一個調查中對國會的支持度只有14%。《紐約時報》訪問一些首次參與街頭抗爭人士，表示對選舉感到失望，36歲的公務員Blair 說：「當我們的選票力量都被金錢蓋過時，我已不肯定民主可以如何提供問題的解決方案。」
在金融規管和向富人加稅以外，其實行動者期望的是更徹底的社會改革。著名作家Naomi Klein 應邀到佔領現場發表講話時指出，國家照顧民眾的資金不足，全因一小撮富人掠奪公共財產和天然資源以自肥，長久以來世界的運作方式已黑白顛倒，「我們無止境地耗用一些明明有限的天然資源，另一方面卻以為金錢財富並不足夠」。她認為行動目標應以扭轉這種價值觀為基礎，大眾絕對有能力建立一個體面、人與人之間互相關愛和尊重大自然的社會。
一種新生活的實驗
Klein 的言論並非空談，觀乎網上影片、行動者的網誌和民間媒體報道，很多參與者都提及，佔領行動是在實驗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抗爭持續三星期以來，他們在華爾街附近的Zuccotti Park 建立起大本營，劃分了特定區域，包括物資和飲食供應站、媒體資訊站、圖書館、義務參與的醫生和護理人員維持的醫療站、行動者會議區等，除了網上發布行動資訊外，還印製自己的報紙。「這裏像個微型的社會，在構成一個新社會的楷模。」一個年輕的女參與者自豪地說。
《紐約時報》的報道指出，不少市民本是剛好路過，出於好奇與參與者傾談，被他們的理想和生活氣氛感染而加入佔領行動，而當中不乏在金融區上班的專業人士。「我喜歡這裏的草根性、行動者商議時的民主決策過程，和人們的連繫。」23歲的軟件工程師Schwedock 說。工人爸爸Gavaghen 原本陪同12歲女兒來做學校的實地研究習作，結果忘不了這裏的佔領人士，反覆回來探訪；他的父親畢生積蓄在金融海嘯裏失去，「以前我從不覺得自己是受害者，但現在我感到我跟這些人是緊扣着的」。10月1日警方大規模拘捕逾700名遊行人士後，佔據Zuccotti Park 的行動者不減反增，白天常有約500人駐守，晚上則有大概250人留宿。
結束金融霸權
源於網絡號召的「佔領華爾街」行動，因其組織鬆散沒有領導者、並廣納不同目標與背景人士，這段日子以來不斷被傳媒和論者批評「訴求不清晰」。Krugman 則為行動者辯護：「如果示威者能提出幾點主要的政策建議，那當然是好事…… 但其實他們的意願很清晰，而具體細節應該是政策研究者和政客們負責提出的。」
孔誥烽亦認為：「佔領華爾街具有高度象徵性，訴求就是結束美國自80年代列根開始的金融霸權，現在雖然還不清楚在這長遠大目標下，可以發展出什麽短期具體目標和行動策略，但我相信這些將會隨運動的繼續而清楚起來。這運動具有無限的可能性和推動變革的潛力。」另邊廂，記者出身的Klein決絕地說：「能否將我們對美好世界的夢想轉化成一句媒體喜愛的soundbite，這並不重要。」
另一點與近年香港社運共通的難題，便是警權的阻撓。例如紐約警方引用1845年的陳年反面具法（Anti-mask law），拘捕5名戴V煞面具的示威者；又禁止使用擴音器，以致每場演講都出現「人肉傳聲筒」的奇景—— 集會人士將演講者的說話層層疊疊地呼叫傳開去；而警方亦被拍到毆打和平示威者、濫用胡椒噴霧等行為，以致Stiglitz 亦憤慨地說：「我們有太多阻礙民主實踐的規定、太少阻止華爾街惡行的規管了。」
華爾街有金融霸權，回看香港，我們亦有官商勾結、掠奪公共財富的地產霸權。陳雲於面書上評論「佔領華爾街」時引述今期《時代》雜誌：「美國現時的貧富懸殊恰如1929年大蕭條之前的情况，現在的境况更加悲絕，富人將製造業生產基地搬移，所得利潤不在美國納稅，卻佔據美國制度的保護和社會治安的紅利。」他提出：富人發達需要制度和社會支援，而這支援是窮人無酬地，甚至賠本地提供的。有錢得太離譜，而且不與本地社會分享，本身就是罪惡。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右翼盧梭的民約論，窮人願意低頭苦幹和承受剝削，其基礎是大家承諾機會均等和利益回饋；然而當富人破壞機會均等、獨佔利益的時候，窮人就毋須遵守社會合約：因為合約已經被富人撕毁了。香港人要學懂這些新的理解和行動宣傳，否則無法與香港主流的意識洗腦對抗。
據Occupy Together 官網資料，「佔領華爾街」現已在全球934個城市引發類似的聲援行動，並約定周六（15日）發動全球串聯，獲逾350個城市民眾響應。香港的「佔領中環」面書專頁暫時有逾700人like，然佔領地點應是長江中心、銀行街還是時代廣場等，仍未有定論。1%人的貪慾以99%人的痛苦為代價，這概念在全球化年代的世界各地都適用，對抗霸權的星火能否發光發熱，便看這99%裏每個人的爭取和堅持了。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10-09
他們就是你和我，或者總能在他們的遭遇裏看到一些我們自己的影子。因為他們構成了社會的99%，為1%世上最有權力和財勢的人穩踞金字塔頂端而付出代價。
他們在全球金融核心的華爾街露宿、演講、集會、遊行，要向那1%人索回失去已久的社會公義、平等、生活的尊嚴和生存的權利。
他們的行動叫「佔領華爾街」，本由加拿大反消費主義的雜誌Adbusters 發起，抗爭自上月17日起已持續三星期，參與者由最初的一百幾十人，發展至本周三逾萬人遊行；由網絡動員的鬆散聯盟，發展至獲得傳統工會、教師聯會、學生組織、環保和反戰團體響應；並在華盛頓、洛杉磯、芝加哥、波士頓、西雅圖和丹佛，以至澳洲、加拿大、歐洲多處觸發佔領金融區的聲援行動。
他們的訴求包羅萬有，概括來說就是一次對以華爾街為首的金融大鱷長年累月的貪婪和掠奪，以及政商勾結下的社會不公進行一次總清算。示威者之間最常掛在口邊的句子是「我們受夠了」、「不，我們不會再為你們的錯誤和危機埋單」。
1%人的貪慾99%人的痛苦
概括來說他們是左傾的。他們中間有些人相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以至無政府主義，但亦不盡如是；因為當下正在發生的一切，實則宣示美國亦不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度。由世界級炒家George Soros，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Stiglitz 和Paul Krugman，都已撰文甚至親臨抗爭現場支持這次佔領行動。
「行動者以華爾街作為抗爭對象，指控他們破壞政局和社會經濟，這是完全正確的。」Krugman說：「這些年來，認為公義將永不可能實現的犬儒態度，於我們的政治辯論裏無處不在，令我們很容易忘記目前的經濟災難是源自一個多麼可恥的故事—— 首先，銀行家們透過不顧後果的借貸製造資產泡沫，並從中謀取暴利；然後泡沫爆破，但政府用納稅人的金錢挽救這些銀行家，而一般民眾則代為承受他們犯罪所帶來的社會經濟苦果；最後，銀行家由於被打救了，他們仍擁有足以影響政治的巨大財力，政客們於是承諾維持低稅率和解除金融海嘯後設立的溫和管制措施，以換取他們的支持。」
「這是一個將虧損社會化、將利潤私有化的體系。」Stiglitz 在佔領華爾街現場發言：「這不是資本主義，不是市場經濟，這是個扭曲的經濟系統。這樣下去我們將不可能再有經濟增長，也不可能建立一個公正的社會。」
美國民眾究竟絕望到什麼程度？是過去三個月以來失業率一直高踞9.1%，白宮並預計明年大部分時間會持續在這水平；是美元不斷貶值，國家赤字相當於GDP的8.8%；是滅赤給政府最有力的理據去不斷削減公共醫療、教育福利和基本社會保障；是發現了雷曼爆煲後以「Change」一字贏得眾人厚望的奧巴馬，原來跟他的前任一樣會對華爾街俯首稱臣，沒有帶來節制金融霸權的有力政策。於是去年底中期選舉，共和黨重奪眾議院控制權，華爾街支持更右翼的茶黨，反指政府規管是現時經濟危機的禍根，令奧巴馬的4470億元刺激就業和向富人加稅的方案更是寸步難行。
華爾街上一名中年女士舉着標語：「終有一天，窮人將再無任何果腹的東西，只剩下富人可以作食物。」（One day the poor will have nothing left to eat but the rich.）周三萬人大遊行後奧巴馬開腔回應「佔領華爾街」行動，表示聆聽到市民的聲音：「我相信這表現了美國民眾普遍的挫敗感。」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孔誥烽指出，體制力量還談不上怎樣處理事件，但不少民主黨議員與奧巴馬都同情和理解佔領者的不滿，並嘗試利用這場運動，向被茶黨騎劫的共和黨施壓，強調民主黨盡力推行改革，要金融界多承擔一些重建經濟的責任，可是改革不斷受共和黨抵制。
他引述Rasmussen 最近的民調數據，顯示受訪者對佔領行動的支持度高達33%，反對的有27%，50%沒意見；而同一個調查中對國會的支持度只有14%。《紐約時報》訪問一些首次參與街頭抗爭人士，表示對選舉感到失望，36歲的公務員Blair 說：「當我們的選票力量都被金錢蓋過時，我已不肯定民主可以如何提供問題的解決方案。」
在金融規管和向富人加稅以外，其實行動者期望的是更徹底的社會改革。著名作家Naomi Klein 應邀到佔領現場發表講話時指出，國家照顧民眾的資金不足，全因一小撮富人掠奪公共財產和天然資源以自肥，長久以來世界的運作方式已黑白顛倒，「我們無止境地耗用一些明明有限的天然資源，另一方面卻以為金錢財富並不足夠」。她認為行動目標應以扭轉這種價值觀為基礎，大眾絕對有能力建立一個體面、人與人之間互相關愛和尊重大自然的社會。
一種新生活的實驗
Klein 的言論並非空談，觀乎網上影片、行動者的網誌和民間媒體報道，很多參與者都提及，佔領行動是在實驗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抗爭持續三星期以來，他們在華爾街附近的Zuccotti Park 建立起大本營，劃分了特定區域，包括物資和飲食供應站、媒體資訊站、圖書館、義務參與的醫生和護理人員維持的醫療站、行動者會議區等，除了網上發布行動資訊外，還印製自己的報紙。「這裏像個微型的社會，在構成一個新社會的楷模。」一個年輕的女參與者自豪地說。
《紐約時報》的報道指出，不少市民本是剛好路過，出於好奇與參與者傾談，被他們的理想和生活氣氛感染而加入佔領行動，而當中不乏在金融區上班的專業人士。「我喜歡這裏的草根性、行動者商議時的民主決策過程，和人們的連繫。」23歲的軟件工程師Schwedock 說。工人爸爸Gavaghen 原本陪同12歲女兒來做學校的實地研究習作，結果忘不了這裏的佔領人士，反覆回來探訪；他的父親畢生積蓄在金融海嘯裏失去，「以前我從不覺得自己是受害者，但現在我感到我跟這些人是緊扣着的」。10月1日警方大規模拘捕逾700名遊行人士後，佔據Zuccotti Park 的行動者不減反增，白天常有約500人駐守，晚上則有大概250人留宿。
結束金融霸權
源於網絡號召的「佔領華爾街」行動，因其組織鬆散沒有領導者、並廣納不同目標與背景人士，這段日子以來不斷被傳媒和論者批評「訴求不清晰」。Krugman 則為行動者辯護：「如果示威者能提出幾點主要的政策建議，那當然是好事…… 但其實他們的意願很清晰，而具體細節應該是政策研究者和政客們負責提出的。」
孔誥烽亦認為：「佔領華爾街具有高度象徵性，訴求就是結束美國自80年代列根開始的金融霸權，現在雖然還不清楚在這長遠大目標下，可以發展出什麽短期具體目標和行動策略，但我相信這些將會隨運動的繼續而清楚起來。這運動具有無限的可能性和推動變革的潛力。」另邊廂，記者出身的Klein決絕地說：「能否將我們對美好世界的夢想轉化成一句媒體喜愛的soundbite，這並不重要。」
另一點與近年香港社運共通的難題，便是警權的阻撓。例如紐約警方引用1845年的陳年反面具法（Anti-mask law），拘捕5名戴V煞面具的示威者；又禁止使用擴音器，以致每場演講都出現「人肉傳聲筒」的奇景—— 集會人士將演講者的說話層層疊疊地呼叫傳開去；而警方亦被拍到毆打和平示威者、濫用胡椒噴霧等行為，以致Stiglitz 亦憤慨地說：「我們有太多阻礙民主實踐的規定、太少阻止華爾街惡行的規管了。」
華爾街有金融霸權，回看香港，我們亦有官商勾結、掠奪公共財富的地產霸權。陳雲於面書上評論「佔領華爾街」時引述今期《時代》雜誌：「美國現時的貧富懸殊恰如1929年大蕭條之前的情况，現在的境况更加悲絕，富人將製造業生產基地搬移，所得利潤不在美國納稅，卻佔據美國制度的保護和社會治安的紅利。」他提出：富人發達需要制度和社會支援，而這支援是窮人無酬地，甚至賠本地提供的。有錢得太離譜，而且不與本地社會分享，本身就是罪惡。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右翼盧梭的民約論，窮人願意低頭苦幹和承受剝削，其基礎是大家承諾機會均等和利益回饋；然而當富人破壞機會均等、獨佔利益的時候，窮人就毋須遵守社會合約：因為合約已經被富人撕毁了。香港人要學懂這些新的理解和行動宣傳，否則無法與香港主流的意識洗腦對抗。
據Occupy Together 官網資料，「佔領華爾街」現已在全球934個城市引發類似的聲援行動，並約定周六（15日）發動全球串聯，獲逾350個城市民眾響應。香港的「佔領中環」面書專頁暫時有逾700人like，然佔領地點應是長江中心、銀行街還是時代廣場等，仍未有定論。1%人的貪慾以99%人的痛苦為代價，這概念在全球化年代的世界各地都適用，對抗霸權的星火能否發光發熱，便看這99%裏每個人的爭取和堅持了。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10-09
2011年10月2日 星期日
行太平山街 緬懷百年歷史
你未必說得準太平山街的位置，但總會隱約聽過「洗太平地」。翻一翻歷史，這條中半山小街的過去實在說不上太平。
香港開埠初期，英軍從附近的水坑口街上岸並佔據香港島，設置軍營（今為「荷里活道公園」）；大量華人聚居於對上的太平山街，衍生治安問題，於是又設立了警署，警署所在地則成為縱向貫穿太平山街的「差館上街」。
1894年，這個人口密集的地區爆發鼠疫，災情肆虐足30年，港府多次進行街道及民居大清洗仍無法控制鼠疫傳播，最後決定將所有建築物夷為平地，闢出今日的卜公花園。在香港足球當打的年代，綽號「大頭仔」的足球先生胡國雄，11歲初接觸足球那時，就是踢卜公花園小童隊。
鼠疫結束後的數十年，山腳嚤囉街、荷里活道慢慢發展成具規模的古董街，遊人絡繹不絕；太平山街則是相對寧靜的住宅區，街上的地舖多成為古董傢俱店的存倉位置，也聚集了其他較後勤的工商業如小型印刷廠、喪葬用品、維修工程、車房等在這裏落戶。
低價購老舖 改建住宅貴價出租
二千年前後，東面的Soho 區發展日漸飽和，承受不住過高租金的畫廊、藝術工作室及個性小店逐漸往西移，先落戶較近山腳的東街、西街和差館上街。四、五年前開始，愈走愈上，蔓延至太平山街。與此同時，看中這區文化氛圍的yuppies 租客與外國人遷入，投資者嗅出了「升值潛力」，開始大手買入舖位，甚至將整幢大廈翻新或重建成服務式住宅。老街坊日常聚首，少不免議論紛紛，誰誰誰收到數百萬賠償搬走了，哪個舖位又剛以過千萬轉了手。
創業藝術家的實驗室
今天的太平山街景緻，可說是變身前夕的蠢蠢欲動；舉目都是裝修圍板與棚架，工人似乎比遊人還多。投資者購入了殘破的老舖位，總會先以較低價出租，待店家修葺漂亮了，下一期便大幅加租。
在拆拆建建之間，仍有不少懷着創業理想的先行者，願以相較Soho 低廉一點的租金，摸索看這條街可以讓他們做些什麼。於是，十來間寧靜而低調的店裏，偶爾來一場小型藝術展，晚上呼朋引伴搞些半私人的派對，忽然又一群人聚集拍照寫生，各適其適地做着與生存空間有關的小實驗。
聽說區議員即將「成功爭取」在貫穿太平山街的磅巷興建扶手電梯，老居民擔心從此人流增加；商戶則憂喜參半，忖度着下一期的加租幅度。太平山街會否是下一個Soho？只能靜觀其變了。
---
鄰里照應只此一地
做電影服裝設計出身的張西美（Edith），七年前從尖沙嘴的studio 渡海來到太平山街對落的差館上街，成立布藝工作室Cloth Haven，三年前再搬到附近的四方街。本來她是愛這一帶「靜靜地」，那時途人稀少，路過的人以為隔着玻璃窗聽不到，會在外面議論「咁古怪嘅間嘢？」、「點維生呀？」大約是2006年間，傳媒開始談文化保育，窗外的路人改口為：「嗱，呢啲咪文化藝術囉！」《歲月神偷》大熱後，一天可以有十幾人撞進來問路：「永利街怎樣去？」
「好多人來太平山街開店，都諗得好理想，一日有兩個人光顧我就夠維皮了；結果，真的可以連兩個人都無。」但樓價舖租不饒人，在這裏旁觀着鄰居不斷轉手，Edith 沒太大感覺，「大家都知道大家存在，但又不會騷擾到彼此；不過，這裏應該也是香港難得一處，鄰居可以讓你安心放低鎖匙、幫手看一看店、互相照應的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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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災區 卜公花園的前世今生
卜公花園可以是一部精彩的驚慄小說。它的前身是鼠疫災區，災情肆虐30年，最後政府一「洗大平地」，將所有建築物夷為平地，闢出今日的卜公花園。守在這裏的老榕樹滿肚子故事。
Knockbox Coffee Company
剛開業一個月，售賣來自世界各地的生咖啡豆和冲調工具，店內備有烘焙機，咖啡豆是即炒即賣。客人試飲後，可按個人口味，調節烘焙度和學習冲泡方法， 獲得最custom-made 的享受。店主Patrick 是個咖啡發燒友，平日雖有正職， lunchtime 和假日都會來開店，希望與有緣人交流咖啡文化。
Rat's Cave
去年底由街頭藝術組織Start From Zero 開辦，售賣街頭服飾和作為小型展覽場地；店舖以老鼠洞為名，比喻街頭藝術家如過街老鼠，於晚上偷偷摸摸在橫街窄巷出現，望此處成為街頭藝術藏身之所。該處前身為車房，店內別具風味的裝潢和木頭裝置由店主Dom 和Katol 親自裝箝設計。
想梳個潮爆all back 頭又不想gel 到頭皮都爛？這裏有售專為all back 頭而設的水溶性髮蠟，$150 至$220。
廣記食店
足料的自家製涼茶、懷舊瓶瓶罐罐擠滿店，不止吸引街坊來串門子，區外客亦特地尋訪光顧。詎料8月底卻突然結業，相熟街坊事前亦無聽聞任何風聲，只留下店主貼在大閘外的感謝狀，去向未明。
chum5
路過這裏，大概很難不被一雙雙色彩鮮明的鞋子吸引。有危地馬拉原居民親手織布、裁皮製造的手工鞋，有來自峇里、用舊麻包袋和車胎皮造的環保鞋， 有意大利和台灣設計、結構獨特的高跟鞋……要按捺住掏腰包的衝動實在有點難度。另一搞鬼產品是由本地設計師Kenny Li 用剩布造的衣領飾物，配搭T 恤或露肩服飾，玩味十足。
（ 衣領飾物， $400 至$1000）
三代相傳香燭檔
英姐的香燭檔，牌照由祖母三代相傳下來，小小的鐵皮檔屋既是祖母的生計，也是她的住所—— 晚上將貨物收到櫃台下面的抽屜，人就睡在上面。英姐在太平山街長大，見證過街上擠滿露宿者的日子。後來英姐的爸媽過身， 她便接手經營。隨着年老居民遷走， 顧客漸少，除每逢節日善信大排長龍拜觀音外，平日也甚清閒。但英姐覺得這裏還是有種難得的人情味，新搬來的年輕街坊會跟她攀談招呼，閒閒的街道上，日子也過得甚愜意。
科記咖啡餐廳
一塊豬扒，做到街知巷聞。甜豉油略為調味，豬扒淺炸成金黃色，外脆內軟，配飯、麵食還是豬扒包，都各有風味。每逢午飯來科記，總要大排長龍，中上環的白領都不辭勞苦登山尋味。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街知巷聞 - 2011-10-02
香港開埠初期，英軍從附近的水坑口街上岸並佔據香港島，設置軍營（今為「荷里活道公園」）；大量華人聚居於對上的太平山街，衍生治安問題，於是又設立了警署，警署所在地則成為縱向貫穿太平山街的「差館上街」。
1894年，這個人口密集的地區爆發鼠疫，災情肆虐足30年，港府多次進行街道及民居大清洗仍無法控制鼠疫傳播，最後決定將所有建築物夷為平地，闢出今日的卜公花園。在香港足球當打的年代，綽號「大頭仔」的足球先生胡國雄，11歲初接觸足球那時，就是踢卜公花園小童隊。
鼠疫結束後的數十年，山腳嚤囉街、荷里活道慢慢發展成具規模的古董街，遊人絡繹不絕；太平山街則是相對寧靜的住宅區，街上的地舖多成為古董傢俱店的存倉位置，也聚集了其他較後勤的工商業如小型印刷廠、喪葬用品、維修工程、車房等在這裏落戶。
低價購老舖 改建住宅貴價出租
二千年前後，東面的Soho 區發展日漸飽和，承受不住過高租金的畫廊、藝術工作室及個性小店逐漸往西移，先落戶較近山腳的東街、西街和差館上街。四、五年前開始，愈走愈上，蔓延至太平山街。與此同時，看中這區文化氛圍的yuppies 租客與外國人遷入，投資者嗅出了「升值潛力」，開始大手買入舖位，甚至將整幢大廈翻新或重建成服務式住宅。老街坊日常聚首，少不免議論紛紛，誰誰誰收到數百萬賠償搬走了，哪個舖位又剛以過千萬轉了手。
創業藝術家的實驗室
今天的太平山街景緻，可說是變身前夕的蠢蠢欲動；舉目都是裝修圍板與棚架，工人似乎比遊人還多。投資者購入了殘破的老舖位，總會先以較低價出租，待店家修葺漂亮了，下一期便大幅加租。
在拆拆建建之間，仍有不少懷着創業理想的先行者，願以相較Soho 低廉一點的租金，摸索看這條街可以讓他們做些什麼。於是，十來間寧靜而低調的店裏，偶爾來一場小型藝術展，晚上呼朋引伴搞些半私人的派對，忽然又一群人聚集拍照寫生，各適其適地做着與生存空間有關的小實驗。
聽說區議員即將「成功爭取」在貫穿太平山街的磅巷興建扶手電梯，老居民擔心從此人流增加；商戶則憂喜參半，忖度着下一期的加租幅度。太平山街會否是下一個Soho？只能靜觀其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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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里照應只此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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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人來太平山街開店，都諗得好理想，一日有兩個人光顧我就夠維皮了；結果，真的可以連兩個人都無。」但樓價舖租不饒人，在這裏旁觀着鄰居不斷轉手，Edith 沒太大感覺，「大家都知道大家存在，但又不會騷擾到彼此；不過，這裏應該也是香港難得一處，鄰居可以讓你安心放低鎖匙、幫手看一看店、互相照應的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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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災區 卜公花園的前世今生
卜公花園可以是一部精彩的驚慄小說。它的前身是鼠疫災區，災情肆虐30年，最後政府一「洗大平地」，將所有建築物夷為平地，闢出今日的卜公花園。守在這裏的老榕樹滿肚子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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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業一個月，售賣來自世界各地的生咖啡豆和冲調工具，店內備有烘焙機，咖啡豆是即炒即賣。客人試飲後，可按個人口味，調節烘焙度和學習冲泡方法， 獲得最custom-made 的享受。店主Patrick 是個咖啡發燒友，平日雖有正職， lunchtime 和假日都會來開店，希望與有緣人交流咖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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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由街頭藝術組織Start From Zero 開辦，售賣街頭服飾和作為小型展覽場地；店舖以老鼠洞為名，比喻街頭藝術家如過街老鼠，於晚上偷偷摸摸在橫街窄巷出現，望此處成為街頭藝術藏身之所。該處前身為車房，店內別具風味的裝潢和木頭裝置由店主Dom 和Katol 親自裝箝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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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過這裏，大概很難不被一雙雙色彩鮮明的鞋子吸引。有危地馬拉原居民親手織布、裁皮製造的手工鞋，有來自峇里、用舊麻包袋和車胎皮造的環保鞋， 有意大利和台灣設計、結構獨特的高跟鞋……要按捺住掏腰包的衝動實在有點難度。另一搞鬼產品是由本地設計師Kenny Li 用剩布造的衣領飾物，配搭T 恤或露肩服飾，玩味十足。
（ 衣領飾物， $400 至$1000）
三代相傳香燭檔
英姐的香燭檔，牌照由祖母三代相傳下來，小小的鐵皮檔屋既是祖母的生計，也是她的住所—— 晚上將貨物收到櫃台下面的抽屜，人就睡在上面。英姐在太平山街長大，見證過街上擠滿露宿者的日子。後來英姐的爸媽過身， 她便接手經營。隨着年老居民遷走， 顧客漸少，除每逢節日善信大排長龍拜觀音外，平日也甚清閒。但英姐覺得這裏還是有種難得的人情味，新搬來的年輕街坊會跟她攀談招呼，閒閒的街道上，日子也過得甚愜意。
科記咖啡餐廳
一塊豬扒，做到街知巷聞。甜豉油略為調味，豬扒淺炸成金黃色，外脆內軟，配飯、麵食還是豬扒包，都各有風味。每逢午飯來科記，總要大排長龍，中上環的白領都不辭勞苦登山尋味。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街知巷聞 - 2011-10-02
走進 港大學運史
8月18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到訪港大，示威學生被推倒禁錮在後樓梯，數日後，逾千名師生校友齊集中山廣場，為警察「接管」校園質詢校方。各代「港大人」齊聲指出，港大百年以來都是革命思潮的基地、言論自由的堡壘，校園自主不容割賣。
這塊令無數師生校友引以為榮的土地發生過什麼？港大門常開，今周請來前輩舍監、老鬼校友帶我們來一趟自由行，走一轉港大學運史之路。
陸佑堂 社會改革搖籃
談到港大作為社會改革的搖籃， 當然不得不提陸佑堂。陸佑堂所在的本部大樓於1912年啟用，是港大首幢建築物。百年來最著名的校友—— 國父孫中山，曾在1923年重返母校，於陸佑堂向400多名港大生發表演講，提及其革命思想源自香港生活的經歷，勉勵學生學習從前的英國人民，發動議會民 主制度改革，將革命思想傳遍中國。
1933年，受馬克思啟發、致力推動社會改革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蕭伯納，亦到訪演講，按魯迅的文章引 述，蕭伯納演講時告誡學生，「如汝在20歲時不為赤色革命家，則在50歲時將成不可能之僵石，汝欲在20歲時成一赤色革命家，則汝可得在40歲時不致落伍 之機會。」本部大樓現為法定古蹟，是港大文學院的大本營。
明原堂 原港大學運重心
前身為盧迦翼、梅翼及儀禮翼3間宿舍，66年因雨災損毁，重修後合併改稱「明原堂」。
貧苦學生優先入住
60年代以前，港大生多為富家子弟，並不關注社會和國家大事；隨着政府助學金和貸款增加，60年代末，基層出身的學生人數漸多。明原堂於68年重開後首任舍監馮以浤支持學運，除了讓家境貧苦的學生優先入住，甄選宿生時亦重視是否關心社會。
當 別的港大舍堂仍沉迷玩新生、追求團結和體育競賽奪標時，明原堂重視培養宿生「認中關社」，舉辦研習班、社訪活動、出版報刊等。由68年第一次中文運動、校 政改革， 至70年代保釣、反貪污捉葛柏等，明原堂的宿生都站在學運最前線，擔任舍監11年的馮教授不諱言，在火紅的年代，「學界領導和爭執中心在港大，而港大學運 的重心則在明原堂」。
重視「認中關社」
惟70年代末，各學運思想流派的爭端趨向激烈分化，加上社會不公的 問題漸轉為更複雜的政治和香港前途問題，專業論政和壓力團體增加，大學生在社會改革中已不再擔當領導角色。80年代起明原堂的學運色彩減退，92年盧吉堂 拆卸，餘下的儀禮堂和梅堂現為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和通識教育等部門的辦公室。
明原堂眾生相 名人玩串社會
為記住宿生名字和方便大家互相認識，馮舍監於75年發起印製《明原堂眾生相》手冊。宿生的臉孔歷歷在目，首排左起第二位便是已身故的保釣領袖陳毓祥。
明 原堂宿生、75年港大社會科學院畢業的洪清田，在舍堂30周年紀念時撰文，仍對當年學運思想交鋒的盛况津津樂道——「搞事者日以繼夜出出入入，不但港大滋 事分子來『屈蛇』，中大和其他院校也來『掛單』。當利瑪竇堂生在『玩串校園』時，明原堂的陳婉瑩、宋恩榮、黃紹倫、黃醒華、陸文強、馮可強、李明、劉迺 強、馮紹波、石鏡泉、程翔、陳毓祥、王卓祺、崔綺雲、鍾瑞明、關品方、呂炳強、陳裘德、楊佰成、何俊仁、楊步前、麥海華、劉敏儀等卻在『玩串社會』。」
荷花池 大型集會地點
位於中山階旁的荷花池，是六、七十年代港大學生舉行大型集會的地點。當時荷花池畔較空曠，又有台階 環繞，不少重要議題就在荷花池邊的學生集會上發酵，再演變成到校外示威的大型社會事件。71年4月，港大學生會就釣魚台事件在荷花池畔舉行和平集會，多達 千名同學參加；7月7日便由學聯牽頭到維園示威，遭遇警方鎮壓，不少學生被追打受傷和被捕。
即使是警權猖獗的當年，學生都享有在校內集會示威的充分自由，警察從不會踏進校園干預，「如果進來拉人，恐怕溶咗佢哋都似！」馮以浤笑說。一些校友亦指出，過往曾在校園內近距離向港督麥理浩、彭定康，甚至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抗議和遞信。
今日的荷花池人流甚少，港大生舉辦戶外集會的地方，已轉移至圖書館對出、被暱稱為「開心公園」的中山廣場。8月26日師生校友聲討818事件的集會亦在此舉行。
太古橋 六四記憶薪火相傳
八九民運連串事件，重燃港大生對社會的關注和參與。89年6月4日凌晨，太古堂宿生在電視上目睹慘劇發生，義憤填膺，翌日便到深水埗買布做橫額。本來沒打算弄很大幅，但布檔老闆知道用途後，硬要把一整疋黑布送贈給他們。由於面積太大，唯有鋪在空地上寫標語，雖有報紙墊底，但白油漆還是透到地上。橫額掛上太古堂外牆，適逢狂風雷暴，才掛起一天便摧毁了，地上「冷血屠城烈士英魂不朽 誓殲豺狼民主星火不滅」的字迹卻留存下來。
有份參與製作標語的前港大學生會長（91年）張銳輝說，當年其實沒想過要保留橋上的字迹，擔心校方說他們弄污地方，還打算想辦法洗乾淨呢！「因為六四事件還很深刻，沒有人感到有忘記的危機，所以也不覺得要刻意留些證據。」不料到了行將回歸的96年，校長鄭耀宗上任後不久，校方突然派人洗走字迹，宿生和校友群情洶湧，誓要守衛歷史證據。於是發起重髹行動，並成為每年紀念六四的指定動作。後來有次校方重鋪路面，亦指示工友完工後補回字迹，尊重同學將歷史記憶薪火相傳。
學生會 獨立梯已拆卸
談到學運基地，少不了作為領導角色之一的港大學生會。學生會會址最先設在本部大樓對面的孔慶熒樓，1949年，於圖書館側的3層高學生會大樓啟用，85年再遷入校園西翼的徐朗星文娛中心。
張銳輝指出，從前學生會不單在運作和財政上有絕對自主權，亦擁有專屬學生會的一幢大樓，反映校方尊重學生會獨立；自從搬入徐朗星樓，學生會倒退到只擁有其中一些樓面空間。由於徐朗星地面一層管理權屬於校方，學生會遂自資興建一條樓梯，接通屬於學生會管理的徐朗星二樓和黃克兢平台廣場，並在徐朗星文娛中心面向街道的外牆上，掛有「香港大學學生會」的牌匾。
由於大學四年制後校內設施不敷應用，港大於校園西翼進行「百周年校園」擴建計劃。工程影響下，學生會的「獨立自主梯」現已拆卸，但校方承諾完工後將徐朗星中心的一至三樓撥歸學生會使用。
國殤之柱 永久豎立黃克兢平台
國殤之柱銅像高8米，由近50個身軀扭曲面容痛苦的人像組成，象徵遭受六四血腥鎮壓的死傷者，由丹麥雕塑家高志活（Jens Galschiot）花3年時間完成。他害怕回歸後香港將不能再紀念六四，所以趕在97年六四前送抵香港維園，預定燭光晚會後運往港大擺放。
張銳輝憶述，學生會預料國殤之柱運送過程將受阻撓，晚會結束後呼籲同學護送，結果有數百人隨行。貨車到達校門時，校方召喚大批警察在門外攔截，學生和校友與警方爭持不下數小時，最後校方讓步，警察撤走，國殤之柱才順利進入校園。3個月後，銅像被安排送往各間大學巡迴展出，98年由港大學生全民投票通過，永久豎立於黃克兢平台。
08年北京奧運，高志活發起關注中國人權問題的橙色運動，支聯會邀請他於奧運倒數100天的4月30日，將「國殤之柱」翻新和漆成橙色，不料高志活被拒入境，上色行動由支聯會和四五行動成員完成。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通識導賞 - 2011-10-02
這塊令無數師生校友引以為榮的土地發生過什麼？港大門常開，今周請來前輩舍監、老鬼校友帶我們來一趟自由行，走一轉港大學運史之路。
陸佑堂 社會改革搖籃
談到港大作為社會改革的搖籃， 當然不得不提陸佑堂。陸佑堂所在的本部大樓於1912年啟用，是港大首幢建築物。百年來最著名的校友—— 國父孫中山，曾在1923年重返母校，於陸佑堂向400多名港大生發表演講，提及其革命思想源自香港生活的經歷，勉勵學生學習從前的英國人民，發動議會民 主制度改革，將革命思想傳遍中國。
1933年，受馬克思啟發、致力推動社會改革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蕭伯納，亦到訪演講，按魯迅的文章引 述，蕭伯納演講時告誡學生，「如汝在20歲時不為赤色革命家，則在50歲時將成不可能之僵石，汝欲在20歲時成一赤色革命家，則汝可得在40歲時不致落伍 之機會。」本部大樓現為法定古蹟，是港大文學院的大本營。
明原堂 原港大學運重心
前身為盧迦翼、梅翼及儀禮翼3間宿舍，66年因雨災損毁，重修後合併改稱「明原堂」。
貧苦學生優先入住
60年代以前，港大生多為富家子弟，並不關注社會和國家大事；隨着政府助學金和貸款增加，60年代末，基層出身的學生人數漸多。明原堂於68年重開後首任舍監馮以浤支持學運，除了讓家境貧苦的學生優先入住，甄選宿生時亦重視是否關心社會。
當 別的港大舍堂仍沉迷玩新生、追求團結和體育競賽奪標時，明原堂重視培養宿生「認中關社」，舉辦研習班、社訪活動、出版報刊等。由68年第一次中文運動、校 政改革， 至70年代保釣、反貪污捉葛柏等，明原堂的宿生都站在學運最前線，擔任舍監11年的馮教授不諱言，在火紅的年代，「學界領導和爭執中心在港大，而港大學運 的重心則在明原堂」。
重視「認中關社」
惟70年代末，各學運思想流派的爭端趨向激烈分化，加上社會不公的 問題漸轉為更複雜的政治和香港前途問題，專業論政和壓力團體增加，大學生在社會改革中已不再擔當領導角色。80年代起明原堂的學運色彩減退，92年盧吉堂 拆卸，餘下的儀禮堂和梅堂現為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和通識教育等部門的辦公室。
明原堂眾生相 名人玩串社會
為記住宿生名字和方便大家互相認識，馮舍監於75年發起印製《明原堂眾生相》手冊。宿生的臉孔歷歷在目，首排左起第二位便是已身故的保釣領袖陳毓祥。
明 原堂宿生、75年港大社會科學院畢業的洪清田，在舍堂30周年紀念時撰文，仍對當年學運思想交鋒的盛况津津樂道——「搞事者日以繼夜出出入入，不但港大滋 事分子來『屈蛇』，中大和其他院校也來『掛單』。當利瑪竇堂生在『玩串校園』時，明原堂的陳婉瑩、宋恩榮、黃紹倫、黃醒華、陸文強、馮可強、李明、劉迺 強、馮紹波、石鏡泉、程翔、陳毓祥、王卓祺、崔綺雲、鍾瑞明、關品方、呂炳強、陳裘德、楊佰成、何俊仁、楊步前、麥海華、劉敏儀等卻在『玩串社會』。」
荷花池 大型集會地點
位於中山階旁的荷花池，是六、七十年代港大學生舉行大型集會的地點。當時荷花池畔較空曠，又有台階 環繞，不少重要議題就在荷花池邊的學生集會上發酵，再演變成到校外示威的大型社會事件。71年4月，港大學生會就釣魚台事件在荷花池畔舉行和平集會，多達 千名同學參加；7月7日便由學聯牽頭到維園示威，遭遇警方鎮壓，不少學生被追打受傷和被捕。
即使是警權猖獗的當年，學生都享有在校內集會示威的充分自由，警察從不會踏進校園干預，「如果進來拉人，恐怕溶咗佢哋都似！」馮以浤笑說。一些校友亦指出，過往曾在校園內近距離向港督麥理浩、彭定康，甚至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抗議和遞信。
今日的荷花池人流甚少，港大生舉辦戶外集會的地方，已轉移至圖書館對出、被暱稱為「開心公園」的中山廣場。8月26日師生校友聲討818事件的集會亦在此舉行。
太古橋 六四記憶薪火相傳
八九民運連串事件，重燃港大生對社會的關注和參與。89年6月4日凌晨，太古堂宿生在電視上目睹慘劇發生，義憤填膺，翌日便到深水埗買布做橫額。本來沒打算弄很大幅，但布檔老闆知道用途後，硬要把一整疋黑布送贈給他們。由於面積太大，唯有鋪在空地上寫標語，雖有報紙墊底，但白油漆還是透到地上。橫額掛上太古堂外牆，適逢狂風雷暴，才掛起一天便摧毁了，地上「冷血屠城烈士英魂不朽 誓殲豺狼民主星火不滅」的字迹卻留存下來。
有份參與製作標語的前港大學生會長（91年）張銳輝說，當年其實沒想過要保留橋上的字迹，擔心校方說他們弄污地方，還打算想辦法洗乾淨呢！「因為六四事件還很深刻，沒有人感到有忘記的危機，所以也不覺得要刻意留些證據。」不料到了行將回歸的96年，校長鄭耀宗上任後不久，校方突然派人洗走字迹，宿生和校友群情洶湧，誓要守衛歷史證據。於是發起重髹行動，並成為每年紀念六四的指定動作。後來有次校方重鋪路面，亦指示工友完工後補回字迹，尊重同學將歷史記憶薪火相傳。
學生會 獨立梯已拆卸
談到學運基地，少不了作為領導角色之一的港大學生會。學生會會址最先設在本部大樓對面的孔慶熒樓，1949年，於圖書館側的3層高學生會大樓啟用，85年再遷入校園西翼的徐朗星文娛中心。
張銳輝指出，從前學生會不單在運作和財政上有絕對自主權，亦擁有專屬學生會的一幢大樓，反映校方尊重學生會獨立；自從搬入徐朗星樓，學生會倒退到只擁有其中一些樓面空間。由於徐朗星地面一層管理權屬於校方，學生會遂自資興建一條樓梯，接通屬於學生會管理的徐朗星二樓和黃克兢平台廣場，並在徐朗星文娛中心面向街道的外牆上，掛有「香港大學學生會」的牌匾。
由於大學四年制後校內設施不敷應用，港大於校園西翼進行「百周年校園」擴建計劃。工程影響下，學生會的「獨立自主梯」現已拆卸，但校方承諾完工後將徐朗星中心的一至三樓撥歸學生會使用。
國殤之柱 永久豎立黃克兢平台
國殤之柱銅像高8米，由近50個身軀扭曲面容痛苦的人像組成，象徵遭受六四血腥鎮壓的死傷者，由丹麥雕塑家高志活（Jens Galschiot）花3年時間完成。他害怕回歸後香港將不能再紀念六四，所以趕在97年六四前送抵香港維園，預定燭光晚會後運往港大擺放。
張銳輝憶述，學生會預料國殤之柱運送過程將受阻撓，晚會結束後呼籲同學護送，結果有數百人隨行。貨車到達校門時，校方召喚大批警察在門外攔截，學生和校友與警方爭持不下數小時，最後校方讓步，警察撤走，國殤之柱才順利進入校園。3個月後，銅像被安排送往各間大學巡迴展出，98年由港大學生全民投票通過，永久豎立於黃克兢平台。
08年北京奧運，高志活發起關注中國人權問題的橙色運動，支聯會邀請他於奧運倒數100天的4月30日，將「國殤之柱」翻新和漆成橙色，不料高志活被拒入境，上色行動由支聯會和四五行動成員完成。
《明報》- Sunday Workshop - 通識導賞 - 2011-10-02
區選有睇頭
又到區選。長久以來，市民打從心底裏看不起區議會，對區選的關注度極低。無他，區議員無權無責，市民不存寄望，為數甚多的議員亦不思進取，甘做專責「蛇齋餅糭」的街坊保長。區選的結果，只是讓各黨派比併一下取得多少個席次，分析勢力消長，作為翌年立會選舉的前戲而已。個別議員在位期間做成怎樣，似乎沒什麼好在意。
06年港府推行改革，擴大區議會自主權，包括提供每年3億元的基本工程撥款，並在各區議會轄下成立「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賦權區會參與管理圖書館、社區會堂、休憩場地等康樂設施。這一改革，卻成為中西區居民梁太的噩夢開端。
「他們實在太多錢了，不斷想辦法找些工程來做。」梁戴月琴說，自己15年前從外國回流香港定居，偶爾到港大對上的龍虎山郊遊，非常珍惜這片鄰近市中心的自然勝景，但覺「香港有個龍虎山，根本不用羨慕外國地方」。
「不斷想辦法找工程做」
不料石屎森林的魔爪沒放過這片寶地。「這幾年來，一時在好端端的山道上鋪磚，一時加建設計突兀的涼亭，不斷將郊野地方石屎化，既破壞景觀、也危害植物生長。08年底，區議員又說要在山道旁加建欄杆。」梁太忍無可忍，與朋友組成「龍虎山自然面貌關注組」，堅決反對。
梁太說，議員指加建欄杆是應地區人士要求，但卻不肯透露詳情。區會未有就工程公開諮詢，關注組成員便自行到山道上向行山人士收集意見，141名回應者中有118人反對加建欄杆。然而，議員堅稱要尊重支持建欄杆的少數人，而且施工路段雖然多年來從未發生墮坡意外，也應作預防。
於是梁太等人終日忙着發電郵、發信、打電話，向地區人士收集意見和簽名，聯絡環保組織和傳媒採訪，不斷寫信給中西區區議會、民政處、運輸署、甚至特首，用盡想得到的渠道，但求保住屬於市民大眾的天然環境。
最後民政處做了諮詢，收到的500多個回應裏有97%反對；關注組再四出游說多名中西區議員，計劃才終於在今年6月30日的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會議上被否決。
兩年多來，梁太放下自己的生意、甚至時常要用照顧兒女的時間去做這件事，「簡直是筋疲力盡。對於下一屆區議會，我真想說，拜託不要搞這麼多無謂的工程了，讓大自然和我們都歇一下吧」。
無權無錢的區議會固然無所作為；有點權有點錢時，卻逆民意而行。但倒退到懷念往日的「無為而治」，會令社會變得更美好嗎？
80後選民增兩三成
今屆區選前的選民登記，18至20歲年輕選民人數比07年區選前大增一倍至14.4萬人；18區中有7區，80後登記選民增加兩至三成。年輕人對選舉是有期望的，除了對手中的一張選票躍躍欲試，有些人更身體力行參選。新團體「土地正義聯盟」殺入區議會選舉，參選人朱凱迪、王浩賢、黃俊邦等，主打社區規劃和保育議題，都是參與街頭抗爭的社運青年中堅。
因着資訊不透明，由利東街、天星∕皇后碼頭、到反高鐵的菜園村，過往他們總是在規劃議案靜悄悄通過各種諮詢和行政關卡後才得悉，被動地在拆遷的最後關頭去打「保衛戰」。王浩賢說，希望成為區議員後，可以及早知悉官員和議會之間的議程，在政策討論初期就團結社區力量，「撞開一個位置讓民眾的聲音進入建制」。
王自07年開始關注市區重建議題，為「人民規劃行動」及「關注樓宇強制拍賣大聯盟」成員，協助舊區居民面對收購、逼遷及強拍訴訟。這次他選擇中西區的正街選區參選，除了因為他在該處成長，亦因為那是典型市區重建問題的集中地—— 區內有兩個市建局項目、近期就有兩宗強拍申請、新建巨型酒店和屏風樓與舊樓交錯、西港島線效應帶動租金樓價暴升，居民商戶紛嘆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過往的經驗是，當居民的意見和想法不清晰、資訊不全、無法進行有組織的討論，便會被政府的諮詢架構或者區議員挪用，將社區發展帶往對居民不利的方向。我希望講民主不只是每四年投一次票，是平時每日都可以參與社區規劃、表達意見、分享成果。」
數年來舊區重建的魔爪處處，王浩賢四出撲火，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最近開始覺得需要固定在一處地方深入去做些成果。「雖然在行政主導下，由區會以至立會的權力都很多限制，但我覺得不能完全棄守，有操控存在，更要進入去，將本來不是議事的地方變成是。」
土地正義聯盟更勇闖八鄉、新田等傳統鄉事派陣地挑戰。朱凱迪在09年支援菜園村時認識原居民馮汝竹，伙拍出選八鄉北和八鄉南兩區。他說，在鄉郊地區，區議員地位低於鄉事委員會主席，區會議席長年被鄉事勢力壟斷，由村代表組織村民投票給特定候選人，區選向來只是一個「如何將選民送到票站」的「物流」問題。
出選八鄉盼打破鄉事壟斷
選擇在八鄉出選，除了想打破這種不民主的傳統外，亦是看到昔日社運抗爭的不足。「守衛菜園村時，好像全港都有人關心這件事，老遠入村支援，但我們發覺，近在咫尺的鄰村居民其實不支持這場運動，還覺得是『外人來欺侮我們八鄉人』，令我覺得進步的方向應該是由菜園村這個點向面擴展。」
「市區的選區只有幾條街，但八鄉總共有40平方公里的地方，包括農地、鄉村和私人屋苑，生態資源豐富，是個完整獨立的地域和社區體系。思考政綱時可以提出一整套關於社區發展的想法，例如我們主張的農地保育、綠色產業和可持續的生活網絡等。即使選不到，亦可以積累一些政治力量，為將來會被拆遷的村落儲存實力、作為實驗和借鑒。」
朱凱迪說，宣布參選以來，他和馮汝竹都面對鄉事勢力的威嚇和勸退。「有些人不相信議會政治，覺得參選就是放棄激進抗爭；其實要進入保守勢力把持的選區，我自己覺得是很『激進』的行動呢！尤其是拍擋馮汝竹，她在八鄉出生的一個女子，在這非常父權的系統去挑原居民機，是從來無人試過的。將來抗爭運動如果有需要走上街頭去施壓，我當然會繼續出現；但如果你兼有區議員的身分，為地區事務發聲時，也會更受重視。」
曾將區議員一職幹得有聲有色的前灣仔區議會主席黃英琦，最近出書《改革戰記：營造灣仔》，回顧04至07年間的議會經驗，也寄語新一屆候選人要有想像和改變的勇氣， 「沒有明文規定不准的，區議會都可以進行」，能做的其實很多。
卷首提出的一幅區議會改革藍圖，光是看看也覺得美好——
．基層民主的發展基地，促進每一個市民在地區層面體現民主參與
．向市民問責，是地方行政的決策架構
．對轄區應有一個經居民參與共同制定的可持續發展「願景」，包括社區規劃和重建、交通 運輸、社會服務、市容、環境衛生、文康設施、社區持續教育配套等內容
．與各政府部門就「願景」達成共識，釐訂執行細節，並監察整個落實過程。各政府部門應 橫向就區內議題向區議會問責
．民政事務專員及民政處，分別是區議會的執行總監和執行處
．由民政處委任的地方組織，歸納在區議會轄下的委員會，聯同各部門在區內定期召開公聽 會，聆聽居民訴求，落實居民參與
．推動社區歸屬感，營造自強、包容的社區
太過痴人說夢了嗎？認真去做一件沒有人認真對待的事，應該會是夢想成真的起點。
---
註：正街選區並有候選人李志恆，八鄉南有黎偉雄、八鄉北有鄧貴有及鄧鎔耀參選。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10-02
06年港府推行改革，擴大區議會自主權，包括提供每年3億元的基本工程撥款，並在各區議會轄下成立「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賦權區會參與管理圖書館、社區會堂、休憩場地等康樂設施。這一改革，卻成為中西區居民梁太的噩夢開端。
「他們實在太多錢了，不斷想辦法找些工程來做。」梁戴月琴說，自己15年前從外國回流香港定居，偶爾到港大對上的龍虎山郊遊，非常珍惜這片鄰近市中心的自然勝景，但覺「香港有個龍虎山，根本不用羨慕外國地方」。
「不斷想辦法找工程做」
不料石屎森林的魔爪沒放過這片寶地。「這幾年來，一時在好端端的山道上鋪磚，一時加建設計突兀的涼亭，不斷將郊野地方石屎化，既破壞景觀、也危害植物生長。08年底，區議員又說要在山道旁加建欄杆。」梁太忍無可忍，與朋友組成「龍虎山自然面貌關注組」，堅決反對。
梁太說，議員指加建欄杆是應地區人士要求，但卻不肯透露詳情。區會未有就工程公開諮詢，關注組成員便自行到山道上向行山人士收集意見，141名回應者中有118人反對加建欄杆。然而，議員堅稱要尊重支持建欄杆的少數人，而且施工路段雖然多年來從未發生墮坡意外，也應作預防。
於是梁太等人終日忙着發電郵、發信、打電話，向地區人士收集意見和簽名，聯絡環保組織和傳媒採訪，不斷寫信給中西區區議會、民政處、運輸署、甚至特首，用盡想得到的渠道，但求保住屬於市民大眾的天然環境。
最後民政處做了諮詢，收到的500多個回應裏有97%反對；關注組再四出游說多名中西區議員，計劃才終於在今年6月30日的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會議上被否決。
兩年多來，梁太放下自己的生意、甚至時常要用照顧兒女的時間去做這件事，「簡直是筋疲力盡。對於下一屆區議會，我真想說，拜託不要搞這麼多無謂的工程了，讓大自然和我們都歇一下吧」。
無權無錢的區議會固然無所作為；有點權有點錢時，卻逆民意而行。但倒退到懷念往日的「無為而治」，會令社會變得更美好嗎？
80後選民增兩三成
今屆區選前的選民登記，18至20歲年輕選民人數比07年區選前大增一倍至14.4萬人；18區中有7區，80後登記選民增加兩至三成。年輕人對選舉是有期望的，除了對手中的一張選票躍躍欲試，有些人更身體力行參選。新團體「土地正義聯盟」殺入區議會選舉，參選人朱凱迪、王浩賢、黃俊邦等，主打社區規劃和保育議題，都是參與街頭抗爭的社運青年中堅。
因着資訊不透明，由利東街、天星∕皇后碼頭、到反高鐵的菜園村，過往他們總是在規劃議案靜悄悄通過各種諮詢和行政關卡後才得悉，被動地在拆遷的最後關頭去打「保衛戰」。王浩賢說，希望成為區議員後，可以及早知悉官員和議會之間的議程，在政策討論初期就團結社區力量，「撞開一個位置讓民眾的聲音進入建制」。
王自07年開始關注市區重建議題，為「人民規劃行動」及「關注樓宇強制拍賣大聯盟」成員，協助舊區居民面對收購、逼遷及強拍訴訟。這次他選擇中西區的正街選區參選，除了因為他在該處成長，亦因為那是典型市區重建問題的集中地—— 區內有兩個市建局項目、近期就有兩宗強拍申請、新建巨型酒店和屏風樓與舊樓交錯、西港島線效應帶動租金樓價暴升，居民商戶紛嘆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過往的經驗是，當居民的意見和想法不清晰、資訊不全、無法進行有組織的討論，便會被政府的諮詢架構或者區議員挪用，將社區發展帶往對居民不利的方向。我希望講民主不只是每四年投一次票，是平時每日都可以參與社區規劃、表達意見、分享成果。」
數年來舊區重建的魔爪處處，王浩賢四出撲火，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最近開始覺得需要固定在一處地方深入去做些成果。「雖然在行政主導下，由區會以至立會的權力都很多限制，但我覺得不能完全棄守，有操控存在，更要進入去，將本來不是議事的地方變成是。」
土地正義聯盟更勇闖八鄉、新田等傳統鄉事派陣地挑戰。朱凱迪在09年支援菜園村時認識原居民馮汝竹，伙拍出選八鄉北和八鄉南兩區。他說，在鄉郊地區，區議員地位低於鄉事委員會主席，區會議席長年被鄉事勢力壟斷，由村代表組織村民投票給特定候選人，區選向來只是一個「如何將選民送到票站」的「物流」問題。
出選八鄉盼打破鄉事壟斷
選擇在八鄉出選，除了想打破這種不民主的傳統外，亦是看到昔日社運抗爭的不足。「守衛菜園村時，好像全港都有人關心這件事，老遠入村支援，但我們發覺，近在咫尺的鄰村居民其實不支持這場運動，還覺得是『外人來欺侮我們八鄉人』，令我覺得進步的方向應該是由菜園村這個點向面擴展。」
「市區的選區只有幾條街，但八鄉總共有40平方公里的地方，包括農地、鄉村和私人屋苑，生態資源豐富，是個完整獨立的地域和社區體系。思考政綱時可以提出一整套關於社區發展的想法，例如我們主張的農地保育、綠色產業和可持續的生活網絡等。即使選不到，亦可以積累一些政治力量，為將來會被拆遷的村落儲存實力、作為實驗和借鑒。」
朱凱迪說，宣布參選以來，他和馮汝竹都面對鄉事勢力的威嚇和勸退。「有些人不相信議會政治，覺得參選就是放棄激進抗爭；其實要進入保守勢力把持的選區，我自己覺得是很『激進』的行動呢！尤其是拍擋馮汝竹，她在八鄉出生的一個女子，在這非常父權的系統去挑原居民機，是從來無人試過的。將來抗爭運動如果有需要走上街頭去施壓，我當然會繼續出現；但如果你兼有區議員的身分，為地區事務發聲時，也會更受重視。」
曾將區議員一職幹得有聲有色的前灣仔區議會主席黃英琦，最近出書《改革戰記：營造灣仔》，回顧04至07年間的議會經驗，也寄語新一屆候選人要有想像和改變的勇氣， 「沒有明文規定不准的，區議會都可以進行」，能做的其實很多。
卷首提出的一幅區議會改革藍圖，光是看看也覺得美好——
．基層民主的發展基地，促進每一個市民在地區層面體現民主參與
．向市民問責，是地方行政的決策架構
．對轄區應有一個經居民參與共同制定的可持續發展「願景」，包括社區規劃和重建、交通 運輸、社會服務、市容、環境衛生、文康設施、社區持續教育配套等內容
．與各政府部門就「願景」達成共識，釐訂執行細節，並監察整個落實過程。各政府部門應 橫向就區內議題向區議會問責
．民政事務專員及民政處，分別是區議會的執行總監和執行處
．由民政處委任的地方組織，歸納在區議會轄下的委員會，聯同各部門在區內定期召開公聽 會，聆聽居民訴求，落實居民參與
．推動社區歸屬感，營造自強、包容的社區
太過痴人說夢了嗎？認真去做一件沒有人認真對待的事，應該會是夢想成真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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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正街選區並有候選人李志恆，八鄉南有黎偉雄、八鄉北有鄧貴有及鄧鎔耀參選。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10-02
2011年9月25日 星期日
追蹤舊青年
本應是個平靜的上課天吧。清早七時，睡眼惺忪之際，門鈴響起，就被重案組帶回警署受查，即日上庭，成為「被告」。
「控告你一項在公眾聚集中作出擾亂秩序行為罪、一項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為罪，你認不認罪？」
鄧建華（22 歲）、陳倩瑩（22 歲），你們都準備好為自己的信念承受代價了嗎？後果之嚴重最終會否超乎了你們的想像？
媒體總是喜歡名人和意見領袖的，因此一行7人被捕，焦點都放在長毛和黃洋達身上。如果你們被判刑，如果你們犧牲了前程，會有人記得你們嗎？你們又是否在乎、能否並以何種方式被人記住？
但江關生記得1967年的兩位皇仁學長，李繼潘和何安頓（見002 版）。
我也想起一位已退休的中學教師。
良美（化名）現在不太看新聞了。如果她看見這些年輕人，也會聯想到當年的自己嗎？
「我的事情並不引起任何社會關注。」她說：「實在，我也不想再提這些往事，過去的便讓它過去好了。」
火紅的年代。良美是個單純乖巧、尊師重道的女生。她以升中試全港頭十名的佳績考進名牌女校庇理羅士。家貧，但她一直能靠獎學金供自己免費讀書。
像文藝青年般投稿
良美喜歡文學，小學時已讀完一堆五四作家的著作，巴金、魯迅、老舍、茅盾、冰心……特別喜歡巴金的《家．春．秋》、《寒夜》和《第四病室》，也讀了《青春之歌》一類為新中國宣傳的小說。書中的共產主義理想和愛國情懷，潛移默化着良美。
六十年代的左派，與貧苦大眾站在同一陣線。工會為他們辦福利、爭權益，國貨價廉物美，左派報刊正氣澟然。良美是它們的忠實讀者，讀得多了，就投稿。她主要投稿到《青年樂園》，投稿多了，與編輯和其他作者熟稔起來，間中也參與他們辦的文娛活動。
「寫的內容無非像一般文藝青年那樣吧，反映社會現實是有的，但談不上對時政有什麼評論和批判。」
學籍被開除
1966、67年之交，殖民政府治下種種貪贓枉法、貧富懸殊導致的社會不滿開始爆發。天星小輪加價引起騷動；內地文革開展，港澳地區的左派受到鼓動，工潮不斷。67年盛夏，工人、學生和其他群眾的「反英抗暴」行動，發展至流血衝突、放炸彈、槍戰和暗殺。
5月16日，香港左派宣布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由工聯會理事長楊光擔任領導。除了傳統左派學校外，皇仁、庇理羅士、英皇、聖保羅等英文名校裏的愛國學生，亦紛紛在校內成立鬥委會。
良美那年升中五，校內的鬥委會由預科班同學發起，「其實她們只是派傳單、掛標語那樣，還有辦學會活動時交流愛國思想，都是很和平的；以我所知，沒有同學去放炸彈、搞暴力抗爭。但校方還是將她們視為眼中釘，要禁止有左傾思想的同學跟學妹接觸。」
新學年開始，校方突然通知良美，她的獎學金沒有了。「我想唯一的原因是我經常投稿的那份刊物有左派背景，老師就覺得我搞政治。我只是有點愛國傾向而已，並不屬於鬥委會那一群，我無份派傳單，什麼政治行為也沒有做。」
每月要交30多元學費，良美負擔不來，在全班同學面前跟老師理論，「準確的字眼我記不清楚，大概是說我無禮貌，要開除我。母親知道後很失望難過，我又不是犯了什麼校規，平日都是乖乖的，於是她去跟老師交涉，校方就含糊其辭說以後我也不用回校讀書了。」
與良美一樣經常投稿到《青年樂園》的朋友，就讀其他學校，並沒有遭到處分。「大概因為皇仁和庇理羅士都是重點官校，校方和政府看得特別緊吧。」
差不多同樣時間，皇仁兩名活躍的愛國學生李繼潘和何安頓，亦遭無故停課。他們不服校方決定，於停課期間嘗試進入校園，李與阻攔他的老師發生推撞，校方報警查辦。結果李被判「擅入皇仁書院廣場」、毆打老師、阻差辦公、藐視法庭等五項罪名成立，判監22月零7 天。何的罪名較輕，「侵佔學校地方」和藐視法庭，判監4個月。
失學了的良美在報章上讀到這些事情，心裏視他倆為英雄。沒多久，庇理羅士多名師姐妹，先後被校方抓到痛腳開除學籍，當中14人更被捕判監。
「後來怎樣了，我不太清楚，只聽說牽涉鬥委會的同學出路都很艱難，大部分都寂寂無名、消聲匿迹了。她們其實都是高質素的女孩子，唯有默默地祝福她們。」
後來家裏勉強地籌措了學費，良美在翌年一月入讀私校繼續學業，但受到心情和學習環境的影響，會考成績大打折扣。良美喜歡做老師，當時一般私立學校聘教師只要有會考證書就可以，她順利地取得一份教職。惟那年頭私立學校教師月薪只有180元左右，津小教師卻可以有千多元。
良美邊教私校邊進修，約8年後成為正式註冊教師，待遇得到頗大改善，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心裡鬱結隨年月過去逐漸淡化。
「如果我能繼續讀書，我會讀上大學的。以我的興趣，或許會成為一個學者吧。」
為貧苦發聲我並不後悔
對於年少時的理想，良美只能說經一事長一智。「林彪之死是一個衝擊，四人幫倒台是更大的衝擊。其後社會閱歷多了，對中共和中國大陸也有更深的了解，明白年輕時的單純和輕信是不可取的。許多在學時期認識的左傾朋友都四散了，甚少來往，甚至不想往來。因為大家都有自己的新取向和新生活了。」
「但我始終相信，包括我在內，當時被稱為左派的青年，都是懷抱愛國熱情、為社會公義而行動，他們願意站在勞苦大眾的一邊，為弱勢社群發聲，這是正義的行為。就這一點來說，我並不後悔。」
和平地在校園散播愛國思想的精英學生，最終付出沉重代價；策動暴力行為的工會領袖楊光卻獲頒大紫荊勳章，良美並沒有特別感到不平。「其實當年留下來的忠誠左派，也只是很小部分人享受到有頭有面的政治待遇，聽說與楊光相等地位的某工會領袖，晚景頗凄涼哩。對這些事情，我現在已不感興趣。」
「古今中外，無論革命與改良，往往都是青年打頭陣的。因為參與了社運，導致個人前途坎坷，即使無奈，也不應怨天尤人，因為其中有自己的選擇。我被犧牲的感覺不是說沒有，但比較淡。從我自身經驗看，我會告誡學生，應該好好地讀書，對社會要關心，但中學階段更重要的是增長知識和獨立思考能力，認清人生道路的方向。」
近年青年學生成為社運主力，經常被捕，甚至面臨審訊，良美你擔心他們也會步自己後塵嗎？「很難說，今天的學生已不像我們那時單純。我雖然不同意違法行為，但如果他們犯了法而受到制裁，我是同情的，他們畢竟是為弱勢社群發聲。」
「個別建制派人士要求警察用強硬手段對付異見的示威者，他們從往日的平民身分變成了統治集團的一部分，便忘記了昔日被鎮壓的痛苦。示威者違法，警察可以依法查辦，任何一方使用暴力都是不可取的。但是，力量強大的一方，即政府當局，更要約束自己。因為，統治者總是更容易輕率地使用暴力。」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09-25
「控告你一項在公眾聚集中作出擾亂秩序行為罪、一項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為罪，你認不認罪？」
鄧建華（22 歲）、陳倩瑩（22 歲），你們都準備好為自己的信念承受代價了嗎？後果之嚴重最終會否超乎了你們的想像？
媒體總是喜歡名人和意見領袖的，因此一行7人被捕，焦點都放在長毛和黃洋達身上。如果你們被判刑，如果你們犧牲了前程，會有人記得你們嗎？你們又是否在乎、能否並以何種方式被人記住？
但江關生記得1967年的兩位皇仁學長，李繼潘和何安頓（見002 版）。
我也想起一位已退休的中學教師。
良美（化名）現在不太看新聞了。如果她看見這些年輕人，也會聯想到當年的自己嗎？
「我的事情並不引起任何社會關注。」她說：「實在，我也不想再提這些往事，過去的便讓它過去好了。」
火紅的年代。良美是個單純乖巧、尊師重道的女生。她以升中試全港頭十名的佳績考進名牌女校庇理羅士。家貧，但她一直能靠獎學金供自己免費讀書。
像文藝青年般投稿
良美喜歡文學，小學時已讀完一堆五四作家的著作，巴金、魯迅、老舍、茅盾、冰心……特別喜歡巴金的《家．春．秋》、《寒夜》和《第四病室》，也讀了《青春之歌》一類為新中國宣傳的小說。書中的共產主義理想和愛國情懷，潛移默化着良美。
六十年代的左派，與貧苦大眾站在同一陣線。工會為他們辦福利、爭權益，國貨價廉物美，左派報刊正氣澟然。良美是它們的忠實讀者，讀得多了，就投稿。她主要投稿到《青年樂園》，投稿多了，與編輯和其他作者熟稔起來，間中也參與他們辦的文娛活動。
「寫的內容無非像一般文藝青年那樣吧，反映社會現實是有的，但談不上對時政有什麼評論和批判。」
學籍被開除
1966、67年之交，殖民政府治下種種貪贓枉法、貧富懸殊導致的社會不滿開始爆發。天星小輪加價引起騷動；內地文革開展，港澳地區的左派受到鼓動，工潮不斷。67年盛夏，工人、學生和其他群眾的「反英抗暴」行動，發展至流血衝突、放炸彈、槍戰和暗殺。
5月16日，香港左派宣布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由工聯會理事長楊光擔任領導。除了傳統左派學校外，皇仁、庇理羅士、英皇、聖保羅等英文名校裏的愛國學生，亦紛紛在校內成立鬥委會。
良美那年升中五，校內的鬥委會由預科班同學發起，「其實她們只是派傳單、掛標語那樣，還有辦學會活動時交流愛國思想，都是很和平的；以我所知，沒有同學去放炸彈、搞暴力抗爭。但校方還是將她們視為眼中釘，要禁止有左傾思想的同學跟學妹接觸。」
新學年開始，校方突然通知良美，她的獎學金沒有了。「我想唯一的原因是我經常投稿的那份刊物有左派背景，老師就覺得我搞政治。我只是有點愛國傾向而已，並不屬於鬥委會那一群，我無份派傳單，什麼政治行為也沒有做。」
每月要交30多元學費，良美負擔不來，在全班同學面前跟老師理論，「準確的字眼我記不清楚，大概是說我無禮貌，要開除我。母親知道後很失望難過，我又不是犯了什麼校規，平日都是乖乖的，於是她去跟老師交涉，校方就含糊其辭說以後我也不用回校讀書了。」
與良美一樣經常投稿到《青年樂園》的朋友，就讀其他學校，並沒有遭到處分。「大概因為皇仁和庇理羅士都是重點官校，校方和政府看得特別緊吧。」
差不多同樣時間，皇仁兩名活躍的愛國學生李繼潘和何安頓，亦遭無故停課。他們不服校方決定，於停課期間嘗試進入校園，李與阻攔他的老師發生推撞，校方報警查辦。結果李被判「擅入皇仁書院廣場」、毆打老師、阻差辦公、藐視法庭等五項罪名成立，判監22月零7 天。何的罪名較輕，「侵佔學校地方」和藐視法庭，判監4個月。
失學了的良美在報章上讀到這些事情，心裏視他倆為英雄。沒多久，庇理羅士多名師姐妹，先後被校方抓到痛腳開除學籍，當中14人更被捕判監。
「後來怎樣了，我不太清楚，只聽說牽涉鬥委會的同學出路都很艱難，大部分都寂寂無名、消聲匿迹了。她們其實都是高質素的女孩子，唯有默默地祝福她們。」
後來家裏勉強地籌措了學費，良美在翌年一月入讀私校繼續學業，但受到心情和學習環境的影響，會考成績大打折扣。良美喜歡做老師，當時一般私立學校聘教師只要有會考證書就可以，她順利地取得一份教職。惟那年頭私立學校教師月薪只有180元左右，津小教師卻可以有千多元。
良美邊教私校邊進修，約8年後成為正式註冊教師，待遇得到頗大改善，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心裡鬱結隨年月過去逐漸淡化。
「如果我能繼續讀書，我會讀上大學的。以我的興趣，或許會成為一個學者吧。」
為貧苦發聲我並不後悔
對於年少時的理想，良美只能說經一事長一智。「林彪之死是一個衝擊，四人幫倒台是更大的衝擊。其後社會閱歷多了，對中共和中國大陸也有更深的了解，明白年輕時的單純和輕信是不可取的。許多在學時期認識的左傾朋友都四散了，甚少來往，甚至不想往來。因為大家都有自己的新取向和新生活了。」
「但我始終相信，包括我在內，當時被稱為左派的青年，都是懷抱愛國熱情、為社會公義而行動，他們願意站在勞苦大眾的一邊，為弱勢社群發聲，這是正義的行為。就這一點來說，我並不後悔。」
和平地在校園散播愛國思想的精英學生，最終付出沉重代價；策動暴力行為的工會領袖楊光卻獲頒大紫荊勳章，良美並沒有特別感到不平。「其實當年留下來的忠誠左派，也只是很小部分人享受到有頭有面的政治待遇，聽說與楊光相等地位的某工會領袖，晚景頗凄涼哩。對這些事情，我現在已不感興趣。」
「古今中外，無論革命與改良，往往都是青年打頭陣的。因為參與了社運，導致個人前途坎坷，即使無奈，也不應怨天尤人，因為其中有自己的選擇。我被犧牲的感覺不是說沒有，但比較淡。從我自身經驗看，我會告誡學生，應該好好地讀書，對社會要關心，但中學階段更重要的是增長知識和獨立思考能力，認清人生道路的方向。」
近年青年學生成為社運主力，經常被捕，甚至面臨審訊，良美你擔心他們也會步自己後塵嗎？「很難說，今天的學生已不像我們那時單純。我雖然不同意違法行為，但如果他們犯了法而受到制裁，我是同情的，他們畢竟是為弱勢社群發聲。」
「個別建制派人士要求警察用強硬手段對付異見的示威者，他們從往日的平民身分變成了統治集團的一部分，便忘記了昔日被鎮壓的痛苦。示威者違法，警察可以依法查辦，任何一方使用暴力都是不可取的。但是，力量強大的一方，即政府當局，更要約束自己。因為，統治者總是更容易輕率地使用暴力。」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09-25
2011年9月4日 星期日
可能，真係老咗
在炎熱與抑鬱的夏天，很即興地約了My Little Airport 聊天。兩年前說要在29歲穿汗衣到北極凍死，今天他們都好端端的度過了30歲生日。當初以為29歲是一條界線，但跨過了卻發現不外如是。依舊是甜甜的音樂，夭心夭肺的詞。但愛得更低迴婉轉，批判鋒芒收斂；年紀凝煉出西西弗斯式的豁達，以及九龍公園裏的自持。
聽說阿P 不喜歡做訪問，「因為我諗答案諗得好慢，詞不達意。」結果遇上我這個諗問題諗得更慢的記者，成件事變成三個人邊聽音樂邊發呆，有一搭沒一搭地聊了一小時。姑且從這場不着邊際的談話中找出幾個主題，拼湊一吓林阿P 與Nicole 最近在想什麼事。
關於封面與命題
「有人覺得這張相表達了一種感覺，個女仔好似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裏。她的打扮、房間佈局，好似自己有一套世界觀，對抗着外面的庸俗世界。」
「未試過一個封面不是我們自己影，今次是第一次用別人的相。因為先有了《香港是個大商場》這個碟名，但封面相影極都唔好，跟住索性唔乸影，在網上見到這個女仔，我就Hi 佢，問可不可以用。」「後來先知幅相內的地方是在倫敦。佢19歲，是個香港女仔，影落好多怪相。」
「今次隻碟其實同以前好唔同。頭兩隻碟好音樂性咁諗，隻碟的結構、音樂的flow 點去、快歌同慢歌的對比，第三隻碟少咗咁諗，最近兩隻碟已完全無考慮音樂。只諗主題同內容，先有了歌詞才有音樂。」
「共同點是一些小人物的生活。對比香港這個大商場內，一些小人物的生活。」P 說。
關於《九龍公園游泳池》
二百年後這裡什麼也都不是 / 宇宙裡有什麼不是暫時？
彷彿夕爺上身。但出自向來年輕又執拗的MLA 之口，格外觸動。
Nicole 說最喜歡這首。「他把demo send 給我時我人在北京，剛好想着類似的事，就比佢入到個位。」
「有無崩潰呀？」阿P 滿心期待。
「無。」Nicole 白他一眼，「日日都崩潰架啦。」
P 鍥而不捨，「有無流淚呀？ 」「無。」
「有無痛哭呀？」「無。」
「少少眼泛淚光都無呀？」「有。」「哦，咁都好啲。」P 露出狡獪又得意的笑。
兩年多前Nicole 受不了香港這個大商場，決定出走到北京。現在每日夾下Band、煮下飯、上淘寶賣vintage 手袋，「開始覺得無話邊個地方好啲。」
關於《milan》
阿P 最喜歡的是這個。
文藝少女跟中年男人講昆德拉的故事，《搭車遊戲》。好像是第一次在MLA 的情歌裏出現中年人角色。
「好少同Nicole 同步咁錄一首歌，我一路彈結他佢一路唱，平時我們都是分開錄。」
「內容呢？為咩咁喜歡？」
「點講呢？等我諗吓先。」(沉默……)「我想講啲好文藝嘅女仔到最後都係一個港女咁……」
「吓？！」
「定係你發現原來港女都有好文藝的一面？」Nicole 說。
「嗯，咁樣講好似唔係咁好……」（又沉默） 「我都唔知自己講咩。」（再沉默）
「算啦，我純粹鍾意首歌同Nicole 一齊錄，我都係表達唔到我想講嘅嘢。」「你係咪中年危機喇？」我嘀咕。「係呀，我有脫髮囉。」
「仲有咩而家？」Nicole 問。「枕住都有少少。少少囉，髮線向上，我gel 起頭之後比佢個妹話我似壽星公。」
關於愛情、性、與Terence 的心事
從前MLA 的情歌，快樂不快樂都來得純粹，失戀也都不失可愛。
這次很多三角戀、婚前婚後的掙扎，談性說愛都複雜起來。
「複雜咗？係呀，我都覺得係。」P 說。「因為老咗囉。以前無諗咁多後果。」
P 的好友Terence 快要結婚，他覺得Terence 跟未婚妻看來不投契，所以作了《你是浪子，別泊岸》，「離婚的最主因是結婚」
「Terence 發明了一種生活態度叫『肉體forever』，佢相信所有關係就算幾唔夾，只要有得搞嘢，就其他都可以解決到。」
「你肯定你想出呢段？」Nicole 提醒他。（真是好拍檔）
「我唔知呀，講咗先啦。」P 興致勃勃，「不過我後來破解咗佢個theory。我話肉體係可以forever，不過你要有不同嘅肉體先可以。」
「我和Terence 都很喜歡Jarvis Cocker 的《I never said I was deep》，我覺得我想表達嘅嘢，其實呢首歌已經講晒。」
P 說最喜歡的那句歌詞是—— No, I'm not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 just a willing receptacle
我多給他一次機會，「咁呢段即係出唔出得街呢？」
「我唔知呀。」P 自己同自己笑，仍陶醉在偉大的肉體forever 中。
關於窮
「好似少咗呻窮？」
「係。而家覺得窮無乜問題。」P 說，「最近有個朋友重病，我發覺賺幾多錢都無乜意思，一次重病已經可以用晒所有積蓄。這是30歲之後先識諗，其實錢唔係好重要，除咗用在健康上面。」
「用來做自己想做嘅事都好重要。」Nicole 有點不同意。
「我做自己想做嘅事用好少錢。我發覺我哋同第二啲indie band 好唔同嘅係，我哋成本好低， 唔需要用好多錢去實踐件事。」
「如果有多些錢，你會做什麼？」「如果多啲資源，我可能無乜動力去整隻碟。」竟然。
「我本身鍾意睇的都是些好無budget 的作品，無budget 先會特別多搞笑嘢。你一有製作，要配合好多嘢，有技術、有品味，才支撐到。」
「無budget，你就咁用iPhone 影住一條街，衰嘅機會係好低。但如果你有錢請個靚女返嚟，觀眾會期望有嘢發生，而結果發生唔到， 或者發生得唔自然， 就衰咗。」
「《Terence 的心事》MV 裏全都是仔，啲人投訴點解無女，話『如果全部係女就正』。後來我諗到，一個MV 如果有好多靚女，挑哪星，係好乞人憎嘅一件事。」
從《邊一個發明了返工》到《西西弗斯之歌》
有人說西西弗斯未免太阿Q，這樣想只不過是打飛機。
「我覺得是一個人世界觀的改變，不代表妥協。」
「咁諗係咪真係好過啲？」「我覺得係架。」
P 真的做過馬會兼職，在樹仁讀書的時候。
「如果那時不是這樣想，我根本捱唔到落去。我真是一個人好枯燥咁，等緊啲好衰嘅客人打比我，我先至無咁易瞓着， 先至完成到工作。」
「《邊一個發明了返工》和西西弗斯不是對立的，只是角度不同的兩種諗法。一個是要質疑工作的意義，另一個是講，當你真的什麼都改變不到的時候，你還可以改變個觀念，去令自己快樂。」
講述如何與殘酷現實共存、苦中作樂的歌還有《公司裁員三百人》和《搭的士上班去》。
沒了《瓜分林瑞麟三十萬薪金》和《donald tsang, please die》的火氣， 但《給金鐘地鐵站車廂內的人》那句「渣滓」，還是挺爽的。「我發覺好多人都會問點解今次無咗火。以前是想令人去關注某件事，但而家成個社會已經好關注，facebook 已經share 晒，我就無再用音樂去做多次。」
「同埋含蓄的作品是比較耐聽，太爆嘅嘢唔可以重複咁做。」「可能，真係老咗囉。」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歌舞昇平 - 2011-09-04
聽說阿P 不喜歡做訪問，「因為我諗答案諗得好慢，詞不達意。」結果遇上我這個諗問題諗得更慢的記者，成件事變成三個人邊聽音樂邊發呆，有一搭沒一搭地聊了一小時。姑且從這場不着邊際的談話中找出幾個主題，拼湊一吓林阿P 與Nicole 最近在想什麼事。
關於封面與命題
「有人覺得這張相表達了一種感覺，個女仔好似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裏。她的打扮、房間佈局，好似自己有一套世界觀，對抗着外面的庸俗世界。」
「未試過一個封面不是我們自己影，今次是第一次用別人的相。因為先有了《香港是個大商場》這個碟名，但封面相影極都唔好，跟住索性唔乸影，在網上見到這個女仔，我就Hi 佢，問可不可以用。」「後來先知幅相內的地方是在倫敦。佢19歲，是個香港女仔，影落好多怪相。」
「今次隻碟其實同以前好唔同。頭兩隻碟好音樂性咁諗，隻碟的結構、音樂的flow 點去、快歌同慢歌的對比，第三隻碟少咗咁諗，最近兩隻碟已完全無考慮音樂。只諗主題同內容，先有了歌詞才有音樂。」
「共同點是一些小人物的生活。對比香港這個大商場內，一些小人物的生活。」P 說。
關於《九龍公園游泳池》
二百年後這裡什麼也都不是 / 宇宙裡有什麼不是暫時？
彷彿夕爺上身。但出自向來年輕又執拗的MLA 之口，格外觸動。
Nicole 說最喜歡這首。「他把demo send 給我時我人在北京，剛好想着類似的事，就比佢入到個位。」
「有無崩潰呀？」阿P 滿心期待。
「無。」Nicole 白他一眼，「日日都崩潰架啦。」
P 鍥而不捨，「有無流淚呀？ 」「無。」
「有無痛哭呀？」「無。」
「少少眼泛淚光都無呀？」「有。」「哦，咁都好啲。」P 露出狡獪又得意的笑。
兩年多前Nicole 受不了香港這個大商場，決定出走到北京。現在每日夾下Band、煮下飯、上淘寶賣vintage 手袋，「開始覺得無話邊個地方好啲。」
關於《milan》
阿P 最喜歡的是這個。
文藝少女跟中年男人講昆德拉的故事，《搭車遊戲》。好像是第一次在MLA 的情歌裏出現中年人角色。
「好少同Nicole 同步咁錄一首歌，我一路彈結他佢一路唱，平時我們都是分開錄。」
「內容呢？為咩咁喜歡？」
「點講呢？等我諗吓先。」(沉默……)「我想講啲好文藝嘅女仔到最後都係一個港女咁……」
「吓？！」
「定係你發現原來港女都有好文藝的一面？」Nicole 說。
「嗯，咁樣講好似唔係咁好……」（又沉默） 「我都唔知自己講咩。」（再沉默）
「算啦，我純粹鍾意首歌同Nicole 一齊錄，我都係表達唔到我想講嘅嘢。」「你係咪中年危機喇？」我嘀咕。「係呀，我有脫髮囉。」
「仲有咩而家？」Nicole 問。「枕住都有少少。少少囉，髮線向上，我gel 起頭之後比佢個妹話我似壽星公。」
關於愛情、性、與Terence 的心事
從前MLA 的情歌，快樂不快樂都來得純粹，失戀也都不失可愛。
這次很多三角戀、婚前婚後的掙扎，談性說愛都複雜起來。
「複雜咗？係呀，我都覺得係。」P 說。「因為老咗囉。以前無諗咁多後果。」
P 的好友Terence 快要結婚，他覺得Terence 跟未婚妻看來不投契，所以作了《你是浪子，別泊岸》，「離婚的最主因是結婚」
「Terence 發明了一種生活態度叫『肉體forever』，佢相信所有關係就算幾唔夾，只要有得搞嘢，就其他都可以解決到。」
「你肯定你想出呢段？」Nicole 提醒他。（真是好拍檔）
「我唔知呀，講咗先啦。」P 興致勃勃，「不過我後來破解咗佢個theory。我話肉體係可以forever，不過你要有不同嘅肉體先可以。」
「我和Terence 都很喜歡Jarvis Cocker 的《I never said I was deep》，我覺得我想表達嘅嘢，其實呢首歌已經講晒。」
P 說最喜歡的那句歌詞是—— No, I'm not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 just a willing receptacle
我多給他一次機會，「咁呢段即係出唔出得街呢？」
「我唔知呀。」P 自己同自己笑，仍陶醉在偉大的肉體forever 中。
關於窮
「好似少咗呻窮？」
「係。而家覺得窮無乜問題。」P 說，「最近有個朋友重病，我發覺賺幾多錢都無乜意思，一次重病已經可以用晒所有積蓄。這是30歲之後先識諗，其實錢唔係好重要，除咗用在健康上面。」
「用來做自己想做嘅事都好重要。」Nicole 有點不同意。
「我做自己想做嘅事用好少錢。我發覺我哋同第二啲indie band 好唔同嘅係，我哋成本好低， 唔需要用好多錢去實踐件事。」
「如果有多些錢，你會做什麼？」「如果多啲資源，我可能無乜動力去整隻碟。」竟然。
「我本身鍾意睇的都是些好無budget 的作品，無budget 先會特別多搞笑嘢。你一有製作，要配合好多嘢，有技術、有品味，才支撐到。」
「無budget，你就咁用iPhone 影住一條街，衰嘅機會係好低。但如果你有錢請個靚女返嚟，觀眾會期望有嘢發生，而結果發生唔到， 或者發生得唔自然， 就衰咗。」
「《Terence 的心事》MV 裏全都是仔，啲人投訴點解無女，話『如果全部係女就正』。後來我諗到，一個MV 如果有好多靚女，挑哪星，係好乞人憎嘅一件事。」
從《邊一個發明了返工》到《西西弗斯之歌》
有人說西西弗斯未免太阿Q，這樣想只不過是打飛機。
「我覺得是一個人世界觀的改變，不代表妥協。」
「咁諗係咪真係好過啲？」「我覺得係架。」
P 真的做過馬會兼職，在樹仁讀書的時候。
「如果那時不是這樣想，我根本捱唔到落去。我真是一個人好枯燥咁，等緊啲好衰嘅客人打比我，我先至無咁易瞓着， 先至完成到工作。」
「《邊一個發明了返工》和西西弗斯不是對立的，只是角度不同的兩種諗法。一個是要質疑工作的意義，另一個是講，當你真的什麼都改變不到的時候，你還可以改變個觀念，去令自己快樂。」
講述如何與殘酷現實共存、苦中作樂的歌還有《公司裁員三百人》和《搭的士上班去》。
沒了《瓜分林瑞麟三十萬薪金》和《donald tsang, please die》的火氣， 但《給金鐘地鐵站車廂內的人》那句「渣滓」，還是挺爽的。「我發覺好多人都會問點解今次無咗火。以前是想令人去關注某件事，但而家成個社會已經好關注，facebook 已經share 晒，我就無再用音樂去做多次。」
「同埋含蓄的作品是比較耐聽，太爆嘅嘢唔可以重複咁做。」「可能，真係老咗囉。」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歌舞昇平 - 2011-09-04
2011年8月14日 星期日
日本露宿藝術家
在東京核心地段一個公園內，大大小小的天藍色帳篷形成聚落，住着40多名露宿者。這聚落已存在逾30年，高峰期有近300名居民。他們建立起自己的餐廳、髮廊，定期舉辦茶會、縫紉和繪畫班；大部分無業或以散工維生的居民，以物易物地，過着一種與金錢無關的富足生活，建立起沒有瓦遮頭卻洋溢鄰里溫情的家園。
曾在荷蘭參與佔屋（squatting）運動的藝術家市村美佐子，是這條藍色村落的居民之一。現年40歲的她，2003年在此建起自己的帳篷，一住8年，其間出版了記述女性無家者生活狀况的繪本《Chocolate in a Blue-Tent Village: Letters to Kikuchi from the Park》，並積極參與東京露宿者的「維權」運動。最近她應活化廳邀請來港交流一個月，了解香港露宿者的生活狀態，打算以此為題進行創作。旅程甫開始，便發生「喪屍隧道」事件。
藍色小村被視為都市毒瘤
美佐子保留了當天的報紙頭版，對記者指着「喪屍」二字連連搖頭，不明白為何要這樣詆譭露宿一族。語言不通下，她最先注意到那幅頭版大相，「一對迷你裙下的美腿，走在衣冠不整的男道友旁邊，很明顯只是為了gossip，而不是報道新聞」。於是她親身去隧道看看，本打算在那裏過夜，不料露宿者已被趕得一乾二淨。
她說，將露宿者視為骯髒、危險的厭惡物，在日本亦很普遍；但其實露宿者社群也像一般人一樣，有骯髒的也有講究衛生的人，如能建立較為穩定的基地，例如像帳篷村落裏有煮食和洗滌的基本生活設施，露宿者也可以過得很乾淨。她開心地跟我分享藍色小村的生活照，問我香港可以建這樣的帳篷嗎？我猶疑，「有無這條法例我不知道，但以政府做事的習慣，應該很快會給掃蕩吧？」她聽了大惑不解，「那香港政府不是很矛盾嗎？既嫌露宿者骯髒，又不許他們建立比較像樣的住所。」
現時東京的露宿者估計有一萬人，租金高昂是主要成因。美佐子說，一般大學畢業生要在東京市區租個一房連簡單廚廁的單位，租金開支便花去收入的一半，教育程度稍低者更是想都不用想。她從荷蘭回國後主要靠藝術教育工作謀生，本來也租屋住，8年前有朋友邀請她到藍色小村參觀，樹木圍繞下的友善社群令她印象難忘，一再回訪，3個月後她決定把房子退租，成為帳篷村民。
東京市政府其實也將藍色小村視為都市毒瘤，但基於人道考慮，一直沒有採取強硬行動清場。只是2005年起推出自願安置計劃，提供價廉的房子讓露宿者居住兩年，其間每月會安排兩天散工的「就業機會」。村民覺得計劃只屬短期，社會制度不改變的話，兩年後又是前路茫茫。但幾年之間接受了安置方案的人也不少，所以村民現在只剩40多人。
對比起政府較為懷柔的政策，一些市民的行動更為激烈。2007年，一群聚居鐵路站外的露宿者疑惹起居民不滿，於是住處被縱火，燒出一大塊焦黑，露宿者亦作鳥獸散。美佐子知道後隻身前往居住，蓋起紙皮屋之餘，又在焦黑牆身貼上錯落有致的星星裝飾，為自己營造一片獨特的夜空。居民與路人可能覺得這紙皮屋太奇怪，都不敢再攻擊，於是其他露宿者慢慢又聚回來了，半年後美佐子但覺完成任務，於是回到藍色小村居住。
No Nike 運動公共空間使用權
另一次離家是在去年的「No Nike」運動。事緣澀谷的宮下公園因規劃失當，遊人稀少，吸引了數十名露宿者聚居，建起簡陋的小屋群；3年前政府計劃翻新公園，覓得Nike 出資4.6億日圓贊助重建，Nike 打算每年支付1870萬日圓購買直至2020年的命名權，公園翻新後各種體育設施將會收費，公園名字亦會改成「Nike 宮下公園」。
協議曝光後，包括美佐子在內的一群社運人士和藝術家大力反對，他們不滿原為免費公共空間的宮下公園變成收費場地，趕絕露宿者和基層使用者；政府則反指露宿者聚居嚇走遊人，令一般市民不能享用公園設施。就在封鎖公園、翻新工程開展前一日，美佐子記得很清楚，是去年的3月15日，她和約百名示威者佔據了公園，架起帳篷準備長期留守，一直居住了半年。其間舉辦各項藝術活動、表演和工作坊，熱鬧得像嘉年華會，更吸引了其他社會組織如關注貧窮戶、殘疾人士、同志、婦女團體加入抗爭，最多曾聚集了數百人留守。但在大規模的夏祭活動後眾人一時鬆懈，各自歸家休息，只剩數名露宿者在公園，9月15日，政府人員便伺機將他們攆走，翻新工程還是開展了。
惟Nike 也怯於輿論壓力，放棄了公園命名權，翻新後只叫作「新宮下公園」，原定所有設施收費的，也改為有三分一面積屬免費公眾地方，但Nike 堅持每日黃昏6時半便將整個公園鎖上，露宿者想以此為家是不可能了。不過，作為領頭人之一的美佐子還是對這次抗爭持肯定態度，因過去露宿者發起的行動都停留在爭取社會救助的層面，「No Nike」是首次大規模的、並且提升至公共空間使用權的層面，美佐子相信，為期數月的抗爭已令民眾對「公園」的存在意義有更深入的反思。
來到香港，美佐子最感興趣的亦是公共空間與露宿者生活的關係，計劃在下周日於油麻地活化廳的會址發表一件相關作品。來港近兩星期，最吸引她注意的是牙籤式「豪宅」。她試過登上高樓，放眼盡是一幢幢唐樓天台的破落景致，新建的、昂貴的大廈在不斷蠶食舊有居住空間。美佐子發現，這城裏樓宇高度的反差，同時亦是財富、身分地位的差距；至於未能在任何樓宇裏佔一席之地的露宿者，遊走在最底層的街道上，是否就永遠只有仰望或低頭的份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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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藍色帳篷小村落位於東京市中心一著名公園內，美佐子擔心村民會受滋擾和驅趕，希望記者不要提及公園的名稱。據說該公園足有4個維園那樣大，相比起來帳篷小村落只佔很小的角落，一般遊人通常不以為意。
註2：向社協的吳衛東查詢，換了在香港的公園內架起帳篷會有什麼後果？他說肯定不行，會被屋宇署當成僭建物清拆。在日本能這樣做，是因為01年有位年老露宿者被青年擲進河中浸死了，成為重大的社會事件，政府才立例規定不能清拆露宿者的帳篷。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08-14
曾在荷蘭參與佔屋（squatting）運動的藝術家市村美佐子，是這條藍色村落的居民之一。現年40歲的她，2003年在此建起自己的帳篷，一住8年，其間出版了記述女性無家者生活狀况的繪本《Chocolate in a Blue-Tent Village: Letters to Kikuchi from the Park》，並積極參與東京露宿者的「維權」運動。最近她應活化廳邀請來港交流一個月，了解香港露宿者的生活狀態，打算以此為題進行創作。旅程甫開始，便發生「喪屍隧道」事件。
藍色小村被視為都市毒瘤
美佐子保留了當天的報紙頭版，對記者指着「喪屍」二字連連搖頭，不明白為何要這樣詆譭露宿一族。語言不通下，她最先注意到那幅頭版大相，「一對迷你裙下的美腿，走在衣冠不整的男道友旁邊，很明顯只是為了gossip，而不是報道新聞」。於是她親身去隧道看看，本打算在那裏過夜，不料露宿者已被趕得一乾二淨。
她說，將露宿者視為骯髒、危險的厭惡物，在日本亦很普遍；但其實露宿者社群也像一般人一樣，有骯髒的也有講究衛生的人，如能建立較為穩定的基地，例如像帳篷村落裏有煮食和洗滌的基本生活設施，露宿者也可以過得很乾淨。她開心地跟我分享藍色小村的生活照，問我香港可以建這樣的帳篷嗎？我猶疑，「有無這條法例我不知道，但以政府做事的習慣，應該很快會給掃蕩吧？」她聽了大惑不解，「那香港政府不是很矛盾嗎？既嫌露宿者骯髒，又不許他們建立比較像樣的住所。」
現時東京的露宿者估計有一萬人，租金高昂是主要成因。美佐子說，一般大學畢業生要在東京市區租個一房連簡單廚廁的單位，租金開支便花去收入的一半，教育程度稍低者更是想都不用想。她從荷蘭回國後主要靠藝術教育工作謀生，本來也租屋住，8年前有朋友邀請她到藍色小村參觀，樹木圍繞下的友善社群令她印象難忘，一再回訪，3個月後她決定把房子退租，成為帳篷村民。
東京市政府其實也將藍色小村視為都市毒瘤，但基於人道考慮，一直沒有採取強硬行動清場。只是2005年起推出自願安置計劃，提供價廉的房子讓露宿者居住兩年，其間每月會安排兩天散工的「就業機會」。村民覺得計劃只屬短期，社會制度不改變的話，兩年後又是前路茫茫。但幾年之間接受了安置方案的人也不少，所以村民現在只剩40多人。
對比起政府較為懷柔的政策，一些市民的行動更為激烈。2007年，一群聚居鐵路站外的露宿者疑惹起居民不滿，於是住處被縱火，燒出一大塊焦黑，露宿者亦作鳥獸散。美佐子知道後隻身前往居住，蓋起紙皮屋之餘，又在焦黑牆身貼上錯落有致的星星裝飾，為自己營造一片獨特的夜空。居民與路人可能覺得這紙皮屋太奇怪，都不敢再攻擊，於是其他露宿者慢慢又聚回來了，半年後美佐子但覺完成任務，於是回到藍色小村居住。
No Nike 運動公共空間使用權
另一次離家是在去年的「No Nike」運動。事緣澀谷的宮下公園因規劃失當，遊人稀少，吸引了數十名露宿者聚居，建起簡陋的小屋群；3年前政府計劃翻新公園，覓得Nike 出資4.6億日圓贊助重建，Nike 打算每年支付1870萬日圓購買直至2020年的命名權，公園翻新後各種體育設施將會收費，公園名字亦會改成「Nike 宮下公園」。
協議曝光後，包括美佐子在內的一群社運人士和藝術家大力反對，他們不滿原為免費公共空間的宮下公園變成收費場地，趕絕露宿者和基層使用者；政府則反指露宿者聚居嚇走遊人，令一般市民不能享用公園設施。就在封鎖公園、翻新工程開展前一日，美佐子記得很清楚，是去年的3月15日，她和約百名示威者佔據了公園，架起帳篷準備長期留守，一直居住了半年。其間舉辦各項藝術活動、表演和工作坊，熱鬧得像嘉年華會，更吸引了其他社會組織如關注貧窮戶、殘疾人士、同志、婦女團體加入抗爭，最多曾聚集了數百人留守。但在大規模的夏祭活動後眾人一時鬆懈，各自歸家休息，只剩數名露宿者在公園，9月15日，政府人員便伺機將他們攆走，翻新工程還是開展了。
惟Nike 也怯於輿論壓力，放棄了公園命名權，翻新後只叫作「新宮下公園」，原定所有設施收費的，也改為有三分一面積屬免費公眾地方，但Nike 堅持每日黃昏6時半便將整個公園鎖上，露宿者想以此為家是不可能了。不過，作為領頭人之一的美佐子還是對這次抗爭持肯定態度，因過去露宿者發起的行動都停留在爭取社會救助的層面，「No Nike」是首次大規模的、並且提升至公共空間使用權的層面，美佐子相信，為期數月的抗爭已令民眾對「公園」的存在意義有更深入的反思。
來到香港，美佐子最感興趣的亦是公共空間與露宿者生活的關係，計劃在下周日於油麻地活化廳的會址發表一件相關作品。來港近兩星期，最吸引她注意的是牙籤式「豪宅」。她試過登上高樓，放眼盡是一幢幢唐樓天台的破落景致，新建的、昂貴的大廈在不斷蠶食舊有居住空間。美佐子發現，這城裏樓宇高度的反差，同時亦是財富、身分地位的差距；至於未能在任何樓宇裏佔一席之地的露宿者，遊走在最底層的街道上，是否就永遠只有仰望或低頭的份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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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藍色帳篷小村落位於東京市中心一著名公園內，美佐子擔心村民會受滋擾和驅趕，希望記者不要提及公園的名稱。據說該公園足有4個維園那樣大，相比起來帳篷小村落只佔很小的角落，一般遊人通常不以為意。
註2：向社協的吳衛東查詢，換了在香港的公園內架起帳篷會有什麼後果？他說肯定不行，會被屋宇署當成僭建物清拆。在日本能這樣做，是因為01年有位年老露宿者被青年擲進河中浸死了，成為重大的社會事件，政府才立例規定不能清拆露宿者的帳篷。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08-14
這裏，只有人
上周日，數十萬份以「喪屍隧道」為頭版大標題的報紙在城裏流傳。內文將南昌站旁邊一條因規劃失當而使用率極低的隧道，描述成「道友之家」；貧者無家可歸的困境，被扭曲為威脅途人安全與影響環境衛生的問題。網上版報道更配以動畫，繒聲繒色地對這群窮途潦倒的露宿者極盡挖苦侮辱之能事，稍有同理心亦覺不忍卒讀。
有關注露宿者權益的社會人士在網上怒斥「人有人格！報有報格！」質問誰才是喪屍？也有人擔心聚居在內的露宿者何去何從，趕快到隧道探訪時，不但發現他們通通「被失蹤」，牆上更方方正正地貼着當日的頭版報道，恍如在弱勢社群的傷口上灑鹽。
過了兩天，徹夜下雨，他們還有哪裏可容身呢？在熟悉該區露宿者的社協幹事吳衛東帶路下，記者找到幾位隧道居民，捎回來一些細碎的故事，但願還原他們活生生的、人的聲音和面貌。
祥哥今年62歲，在隧道內住了3個多月。他說，有毒癮的人聚在深旺道出口的一端，他和別的露宿者聚在連翔道的一端，加起來大概有15、16人，向來相安無事。他不諱言個別鄰居的行為是有點過火，公眾地方只穿條三角褲在「啪針」，但記者報道時卻將這個別人士的行為放到無限大，用十分鄙視的字眼去形容他們，閱後感到很不開心。
「點解要話我哋係喪屍？ 有得揀邊個想瞓街？」
對於報道花大篇幅描寫隧道如何骯髒，針筒、血紙巾隨處丟，臭氣瀰漫，祥哥說該記者沒有誇大，只是有所不知，「我們也跟有毒癮的人反映過，叫他們要用報紙包好髒物，後來清潔阿姐給了一個大垃圾桶，他們都很合作丟在裏面。只是近期多了外人來吸毒，不是在這裏住，自然不會守規矩，記者影到散布地上的針筒垃圾，其實不是我們丟的。」
英叔和阿美（化名）兩夫妻，睡街已經3、4年，近一年多住在隧道內。他們買不起報紙，過了幾天有人拿給他們看才知何事；說到有關報道，阿美很生氣，「露宿者也有私隱吧？我住了那麼久，一向無人行，才把那裏當自己的家，穿得比較隨便，你無問過一句就影咗我登報紙，比着你會有咩感受？我哋只不過喺度瞓，又無搞到人，點解要話我哋係喪屍？ 有得揀邊個想瞓街？」
據露宿者說，周日當晚就有軍裝和便衣探員前來，說是有人投訴，所以不能在這裏住了，要他們收拾離開。但因為一時也找不到新地方睡，祥哥和幾個人將「行李」放在附近隱蔽處，晚上還是嘗試回隧道；阿美兩夫妻就請相熟的露宿者騰出點地方，「但人地瞓開，借你瞓一兩日就得，耐咗會唔鍾意，我哋都唔知走去邊好。」
吳衛東告訴他們，「那是公眾地方，其實警察沒權趕你們走的，他也講不出你是犯了哪條法例呀。」但露宿者聽了都沉吟不語，或搖頭嘆氣。祥哥說，警察一晚來兩三次，又查身分證又搜身，根本無法休息，不走也不成。另外幾名隧道居民辛苦找到新地方落腳，見到有人來探訪，便嘆「慘啦，咁快就黃咗！」他們都很擔心會再給掃蕩，便無處可去了。
「以前一屋九伙人，住客的口水痰、垃圾亂丟，我跟房東講，他又不理，最後鬧翻了我便搬出來」
如果沒親身到附近一帶看過，真的難以想像，天大地大，露宿者會連一小塊落腳地都找不到。隨着吳衛東在深水埗、南昌走一圈，沿途長椅全都加上分隔扶手；稍闊一點的石壆，不是加上拱起的硬物、就是造成斜面，無法躺穩。多處球場看台和公園涼亭在晚上11時便拉閘上鎖，輔以專人看守或閉路電視監察。更令人歎為觀止的是，部分涼亭頂蓋改建成中空，亭不成亭；有蓋的地方，康文署每天黃昏、晚上派人灑水三次，令地面濕得不能睡，更時常添加足以揦穿褲的臭粉。露宿者楊生說，連負責灑水的阿姐也無奈，「我都知折墮，唉，唔關我哋事架。」
層出不窮的行政手段彷彿告訴露宿者—— 高樓大廈沒你們份了，長椅和石壆不是為你們而設的，你們髒，公園涼亭的瓦遮頭也不歡迎你，最好你睡在地上吧，你們只配跟老鼠和蟑螂活在同一個高度，並且不要讓別人看到，因為你影響市容。
不睡街可以睡哪裏？露宿者中有些在輪候公屋，但「分分鐘等到死都未到」；宿舍限時限刻開放，環境擠迫之餘，只容許短住，住完再露宿時睡慣的地方已被佔去。綜援租津1200多元，質素最差的板間房月租亦隨時超越此數，更別提哪裏籌錢付按金上期。即使租到，每一位露宿者都提及令人聞風喪膽的木蝨；早前社協幹事陳紹銘便親身體驗板間房生涯，夜裏被木蝨咬得痛醒，腫塊足有三隻拇指大。
外人以為隧道算很髒，但祥哥說，他正是怕了更髒的板間房，才搬去隧道，「以前一屋九伙人，住客的口水痰、垃圾亂丟，我跟房東講，他又不理，最後鬧翻了我便搬出來。我幾廿歲人無病痛，就因為好注重衛生，板間房髒到我不敢住，在隧道口反而睡得到，起碼通風。」搬出來後，祥哥每天到公廁洗澡洗衫，衣服攤在球場曬，看起來的確乾淨清爽。「但現在日日趕人，唯有返去畀木蝨咬囉。」
「所有人露宿之前都是住屋企」
睡街四處被逐，楊生直言現在是「等死」，年逾60的他患了糖尿病，露宿兩、三年間曾嘗試上樓，但唐五樓的板間房也要1300元，他的一雙糖尿足根本無力走上去。頭腦清醒地受着苦，視力已日漸倒退，醫生警告雙足一旦受傷肯定要鋸；營養師叫他要吃得清淡，每天幾份菜幾份肉，他沒地方煮食，根本不可能遵從。有次他說「不如有咩食咗快啲死嘅，你寫比我啦」，於是被轉介看心理醫生，但他需要的又怎會是一名心理醫生？
令人難過的是，他們都如此友善、有禮、說話有紋有路，除了楊生受病患困擾外，其他人都仍然健康有力氣，一直在找工作卻沒人請。英叔和阿美兩夫妻本來都是清潔工，5、6年前，長工變成合約工，然後合約愈變愈短愈零散，最後散工也沒得做。阿美只不過40來歲，「見清潔工佢哋話我老，我老公50幾歲，想去送外賣，人哋又話要請老啲喎，咁即係點？」傾談間，祥哥的朋友走過來說，「我聽到迪士尼請清潔，6900元一個月，去唔去？」祥哥苦笑， 「迪士尼一碟飯30幾蚊，返工交通費又貴，做埋都係要瞓街。」
當晚遇到最年輕的一位隧道居民恆仔，年紀看來最多只有20尾30頭，他對於自己的情况不願多談，總是以笑迴避，卻有一句話令我印象深刻。我問到他露宿之前在哪裏住，他說：「住屋企囉，所有人露宿之前都是住屋企。」我想了想，或者也可以倒過來說，所有現在「住屋企」的人，都只不過是處於「露宿之前」的階段罷了。
這晚我聽到各種各樣成為露宿者的原因，人們只不過是失去了一份工，跟家人∕鄰居∕房東吵了一場架，收樓重建時沒等到賠償早了一步搬走，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在生命裏某個挫敗時刻遇上了毒品和賭博…… 甚至，只不過是老了、病了，因此沒有僱主認為你值錢了。在這涼薄的社會制度下，現在「住屋企」的人隨時亦可以成為露宿者的一分子。今天踐踏別人為喪屍，真的以為自己跟露宿生活是那麼遙遠嗎？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08-14
有關注露宿者權益的社會人士在網上怒斥「人有人格！報有報格！」質問誰才是喪屍？也有人擔心聚居在內的露宿者何去何從，趕快到隧道探訪時，不但發現他們通通「被失蹤」，牆上更方方正正地貼着當日的頭版報道，恍如在弱勢社群的傷口上灑鹽。
過了兩天，徹夜下雨，他們還有哪裏可容身呢？在熟悉該區露宿者的社協幹事吳衛東帶路下，記者找到幾位隧道居民，捎回來一些細碎的故事，但願還原他們活生生的、人的聲音和面貌。
祥哥今年62歲，在隧道內住了3個多月。他說，有毒癮的人聚在深旺道出口的一端，他和別的露宿者聚在連翔道的一端，加起來大概有15、16人，向來相安無事。他不諱言個別鄰居的行為是有點過火，公眾地方只穿條三角褲在「啪針」，但記者報道時卻將這個別人士的行為放到無限大，用十分鄙視的字眼去形容他們，閱後感到很不開心。
「點解要話我哋係喪屍？ 有得揀邊個想瞓街？」
對於報道花大篇幅描寫隧道如何骯髒，針筒、血紙巾隨處丟，臭氣瀰漫，祥哥說該記者沒有誇大，只是有所不知，「我們也跟有毒癮的人反映過，叫他們要用報紙包好髒物，後來清潔阿姐給了一個大垃圾桶，他們都很合作丟在裏面。只是近期多了外人來吸毒，不是在這裏住，自然不會守規矩，記者影到散布地上的針筒垃圾，其實不是我們丟的。」
英叔和阿美（化名）兩夫妻，睡街已經3、4年，近一年多住在隧道內。他們買不起報紙，過了幾天有人拿給他們看才知何事；說到有關報道，阿美很生氣，「露宿者也有私隱吧？我住了那麼久，一向無人行，才把那裏當自己的家，穿得比較隨便，你無問過一句就影咗我登報紙，比着你會有咩感受？我哋只不過喺度瞓，又無搞到人，點解要話我哋係喪屍？ 有得揀邊個想瞓街？」
據露宿者說，周日當晚就有軍裝和便衣探員前來，說是有人投訴，所以不能在這裏住了，要他們收拾離開。但因為一時也找不到新地方睡，祥哥和幾個人將「行李」放在附近隱蔽處，晚上還是嘗試回隧道；阿美兩夫妻就請相熟的露宿者騰出點地方，「但人地瞓開，借你瞓一兩日就得，耐咗會唔鍾意，我哋都唔知走去邊好。」
吳衛東告訴他們，「那是公眾地方，其實警察沒權趕你們走的，他也講不出你是犯了哪條法例呀。」但露宿者聽了都沉吟不語，或搖頭嘆氣。祥哥說，警察一晚來兩三次，又查身分證又搜身，根本無法休息，不走也不成。另外幾名隧道居民辛苦找到新地方落腳，見到有人來探訪，便嘆「慘啦，咁快就黃咗！」他們都很擔心會再給掃蕩，便無處可去了。
「以前一屋九伙人，住客的口水痰、垃圾亂丟，我跟房東講，他又不理，最後鬧翻了我便搬出來」
如果沒親身到附近一帶看過，真的難以想像，天大地大，露宿者會連一小塊落腳地都找不到。隨着吳衛東在深水埗、南昌走一圈，沿途長椅全都加上分隔扶手；稍闊一點的石壆，不是加上拱起的硬物、就是造成斜面，無法躺穩。多處球場看台和公園涼亭在晚上11時便拉閘上鎖，輔以專人看守或閉路電視監察。更令人歎為觀止的是，部分涼亭頂蓋改建成中空，亭不成亭；有蓋的地方，康文署每天黃昏、晚上派人灑水三次，令地面濕得不能睡，更時常添加足以揦穿褲的臭粉。露宿者楊生說，連負責灑水的阿姐也無奈，「我都知折墮，唉，唔關我哋事架。」
層出不窮的行政手段彷彿告訴露宿者—— 高樓大廈沒你們份了，長椅和石壆不是為你們而設的，你們髒，公園涼亭的瓦遮頭也不歡迎你，最好你睡在地上吧，你們只配跟老鼠和蟑螂活在同一個高度，並且不要讓別人看到，因為你影響市容。
不睡街可以睡哪裏？露宿者中有些在輪候公屋，但「分分鐘等到死都未到」；宿舍限時限刻開放，環境擠迫之餘，只容許短住，住完再露宿時睡慣的地方已被佔去。綜援租津1200多元，質素最差的板間房月租亦隨時超越此數，更別提哪裏籌錢付按金上期。即使租到，每一位露宿者都提及令人聞風喪膽的木蝨；早前社協幹事陳紹銘便親身體驗板間房生涯，夜裏被木蝨咬得痛醒，腫塊足有三隻拇指大。
外人以為隧道算很髒，但祥哥說，他正是怕了更髒的板間房，才搬去隧道，「以前一屋九伙人，住客的口水痰、垃圾亂丟，我跟房東講，他又不理，最後鬧翻了我便搬出來。我幾廿歲人無病痛，就因為好注重衛生，板間房髒到我不敢住，在隧道口反而睡得到，起碼通風。」搬出來後，祥哥每天到公廁洗澡洗衫，衣服攤在球場曬，看起來的確乾淨清爽。「但現在日日趕人，唯有返去畀木蝨咬囉。」
「所有人露宿之前都是住屋企」
睡街四處被逐，楊生直言現在是「等死」，年逾60的他患了糖尿病，露宿兩、三年間曾嘗試上樓，但唐五樓的板間房也要1300元，他的一雙糖尿足根本無力走上去。頭腦清醒地受着苦，視力已日漸倒退，醫生警告雙足一旦受傷肯定要鋸；營養師叫他要吃得清淡，每天幾份菜幾份肉，他沒地方煮食，根本不可能遵從。有次他說「不如有咩食咗快啲死嘅，你寫比我啦」，於是被轉介看心理醫生，但他需要的又怎會是一名心理醫生？
令人難過的是，他們都如此友善、有禮、說話有紋有路，除了楊生受病患困擾外，其他人都仍然健康有力氣，一直在找工作卻沒人請。英叔和阿美兩夫妻本來都是清潔工，5、6年前，長工變成合約工，然後合約愈變愈短愈零散，最後散工也沒得做。阿美只不過40來歲，「見清潔工佢哋話我老，我老公50幾歲，想去送外賣，人哋又話要請老啲喎，咁即係點？」傾談間，祥哥的朋友走過來說，「我聽到迪士尼請清潔，6900元一個月，去唔去？」祥哥苦笑， 「迪士尼一碟飯30幾蚊，返工交通費又貴，做埋都係要瞓街。」
當晚遇到最年輕的一位隧道居民恆仔，年紀看來最多只有20尾30頭，他對於自己的情况不願多談，總是以笑迴避，卻有一句話令我印象深刻。我問到他露宿之前在哪裏住，他說：「住屋企囉，所有人露宿之前都是住屋企。」我想了想，或者也可以倒過來說，所有現在「住屋企」的人，都只不過是處於「露宿之前」的階段罷了。
這晚我聽到各種各樣成為露宿者的原因，人們只不過是失去了一份工，跟家人∕鄰居∕房東吵了一場架，收樓重建時沒等到賠償早了一步搬走，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在生命裏某個挫敗時刻遇上了毒品和賭博…… 甚至，只不過是老了、病了，因此沒有僱主認為你值錢了。在這涼薄的社會制度下，現在「住屋企」的人隨時亦可以成為露宿者的一分子。今天踐踏別人為喪屍，真的以為自己跟露宿生活是那麼遙遠嗎？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08-14
2011年8月7日 星期日
先生小姐，我們不是要查你條命
文：白離
人口普查統計員其中一個守則是，不可接受訪問。作為統計員的我緊守指引守口如瓶，絕不透露市民資料。然而我未能明白，在我們搜刮私隱的同時，何以不向溫馴地獻上寶貴資料的大眾交代工作實情。
每天晚上在中心處理堆疊案頭的長問卷，一個個名字一個個單位被簡約成整整齊齊的數字和交叉，個體被打散成細碎的方格以便處理。不論你住豪宅還是擠劏房，都以同一問卷總結，冷冷呈上眼前，看不出分別。問卷被保存在潔白的膠盒內，沾不上人氣。我們就像發配外太空的敢死隊，擷取樣本再拿回地球研究。完成擷取後，樣本將被那些安坐辦公室的專家指手劃腳地分析，他們不曾踏在混雜紛亂的原生地，不曾跟樣本的來源者對話，就以字碼總結一個時代，一個地方，告訴我們，噢，香港，就是這樣的了。
最近一個調查公布，香港整體的快樂指數達七分以上，屬快樂一群。我有點難以相信。三個星期裏我拿着手裏的問卷去敲一道又一道的門，路過身旁的盡是赤裸上身汗水淋漓的工人，或是穿戴整齊目無表情的上班族。我手裏那份方方正正的清單與他們有多接近。當我們要用一個調查總結一個地方，我們如何忠實面對被詮釋的，人。
徘徊天堂地獄
我同時遊走於舊唐樓與新建私人住宅之間。統計員視唐樓為苦差，沒有電梯又骯髒，有數不盡的附建單位與劏房；龍蛇混雜，尤顯生人勿近。而豪宅則是受盡青睞的優差，只需在冷氣長開的大堂按按對講機，或向看更稍稍查問住戶行蹤，不用拍門叫喊，省卻不少工夫。我工作的唐樓與豪宅只有一街之隔，當我在舊樓汗流浹背地爬樓梯時，就仰望到隔壁高聳入雲、閃閃發光的落地玻璃；當我在豪宅的陽台迎風眺望，就俯瞰到舊區堆疊的破落景觀。甚或兩者之間根本毫無阻隔，從唐樓的正門向前走十步，就是拔地而起的新落成豪宅。而我總在想像，當一個住在舊樓的人與住在豪宅的人隔着窗框目光相接，會是多麼超現實的情節。然而更超現實的是，我們抽取每個人身上最容易量化的部分，例如是收入和學歷，把他們總結，並以此分門別類。每個人都變成數據，被一個自己也不甚清楚的機制劃分到一個陌生組別。就像離遠觀看舊樓與豪宅，只看到外貌，然而對單位的內部陳設，毫無認識。
當我遊走所謂的天堂與地獄時，發現住在兩處的人其實沒有分別，一樣會彬彬有禮，一樣會聲大氣粗。然而這些，不用記錄，因為難以分析，並且「對政府在規劃和制訂政策方面，以及私人機構在商業及研究的用途上」，無實際作用。
劏房的美麗名字—— 拆細單位
舊唐樓是劏房的樂園，一劏三是正常不過的格局，還有一劏五六七八九十，不單是舊唐樓，公屋、工廠都可以劏成多個拆細單位。統計員未必能預先知道單位是劏房，往往要切身處地才驚覺突然多了幾伙「客」。劏房不一定是凶險之地，不少單位切割整齊，環境清潔；然而更多是狹窄至無法轉身的長條形小室，一個一百多呎的窄小房間，住上一家四口，四口子擠在一張雙人牀上，月租也要三千多元。我在一個客廳、睡房、廚房和浴室同處一室的劏房內，向戶主機械性地問道：「請問單位有幾多個廳？」「你一眼睇晒啦，邊有廳呀？廚房即係廁所即係睡房即係廳囉！」而我還是根據指示，寫下一廳一廚一浴，因為問卷沒有一房多包的選擇。這個時候，戶主的貓咪「剎」一聲掠過我身後，小男孩捧着膠碗走到堆滿書簿雜物的桌上笑着吃水餃麵，我坐在矮櫈以最友善的語氣詢問他母親為何沒有工作。這個時候我腦中就閃過，隔壁豪宅那個五歲小孩鋪滿火車模型的窗台。
一個大單位的門後，是蟲洞般的小房間，住着不同家庭。幾伙人擠在一個單位內，即使是接近得開水喉的聲音也聽得到，彼此卻互不相識：這一伙是獨居老人，那一伙是南亞裔，那伙是新移民，全都隱沒在鐵閘後。伙伴對我說：「這就是我們的未來。」我們每每「爆」劏房的門，都無人回應，即使親眼遇上自房間走出來的人，他們都會立刻否認自己是住客，逃離現場。其實有時候我是不想找到他們的，當住劏房變成跟拿綜援一樣「值得同情」，叫人怎樣承認。後來知道屋宇署以英雄般的氣勢掃蕩劏房，義正詞嚴地指出劏房必須被取締，脫下奶綠色制服的我又想起一個跟我同齡的媽媽，與她那不足三歲的女兒，在一百呎房間裏的快樂笑聲。
要數據還是要人
有些住戶會把統計員當作傾談的對象，跟我們說好多個人的事，往往遠超所需的範圍。他們會說自己的病、家庭、政見、對社會現况的不滿。當我完成一個訪問，我可以記得那一戶人的感覺與印象，或一點點問卷以外的隱密；然而再反觀問卷，卻無從看見那一戶人的形象，那些數據彷彿與它們的主人脫離了。我們不需要記錄那個人生活得快不快樂，壓力大不大；我們只需要填上他們出生年月份、職業、收入、乘什麼交通工具上班上學、六月三十日凌晨三時在不在港。
其中一個劏房住戶把我們當作社會福利署的職員，向我們訴說苦况。他們一家五口租住一個劏房內的兩個細房，兒子、媳婦和孫兒的房間早前被爆竊，錢包證件電腦一律不翼而飛。她向業主投訴未獲理會；陌生人隨意出入，劏房內的其他住戶又不鎖好大門，令媳婦每天提心吊膽，只好帶着四個月大的兒子到另一單位內暫避，等到晚上丈夫回來才敢回到家中。她懇求我們把這些都寫在問卷上，向政府反映她們的苦况。我多麼想告訴她，對不起，我只是負責填數字和交叉的，你的苦况無碼可譯，因此是「不適用」，可以省去。
問卷中有一組詢問職業的分題。對於在職人士，不但要問從事的行業、職位，還有職責、所需學歷和技能。不少受訪者都不能說出自己的工作實際上是做什麼，「處理文件」是經常出現的供詞填充。當受訪者乾脆回答一些明顯不過的工種，例如「清潔」時，我們依然要繼續字正腔圓地追問：「請問你呢個職位最主要嘅職責係咩呢？」、「請問你呢個職位需要咩技能、學歷或者專業資格呢？」不少人答「一腳踢」和「捱得」，我後悔沒有寫下來。
點解要問咁多
我負責的長問卷，共有41個項目，很多時候受訪者都會不耐煩，質問我們何以要問這麼多問題，得到的資料又有何用。這個時候稱職的我必定會說出預先背得滾瓜爛熟、由統計處一早準備的台辭答話：「人口普查的目的旨在蒐集本港的人口和社會經濟特徵，以及按地區分佈的最新基準資料。人口普查統計資料對政府在規劃和制訂政策方面，以及私人機構在商業及研究的用途上，均十分重要」，然後我會說，如果你們提供資料，政府便可以制訂更好的政策去改善市民生活，市民大眾便會受惠。然而每當說出這段說話時我都不禁心虛，我實在無從得知市民慷慨解囊相贈的資料會被怎樣分析與挪用。「私人機構」、「商業及研究的用途」這幾個字一直是理直氣壯背後的夢魘。而新劏成的單位，我們一律上報，這些消息會否轉到其他部門？究竟如何知道，這個政府會怎樣拼貼我們的資料，而它又能否，展示一幅真實而立體的十年人口圖？
「齊參與，人口普查；共建設，美好明天」伙伴們整天嘲笑口號的隨便與老套，不押韻兼毫無誠意，空洞有如被內地客大手掃走的豪宅單位。整個香港也要參與，建設很可能只是一小撮人的美好明天。一個婆婆曾以粗言拒絕受訪，大喊了句「查你條命！」我後悔沒有向她解釋，人口普查，不是要查你條命，只是要在你身上拿一些有用的東西，而已。
文：林茵
看過白離的文章後，我首先便致電統計處，要求給我一份人口普查長問卷看看，以核實她的講法是否真有其事。不料追問了一整天，統計處都不願意將這份有十分一香港人回應過的問卷發給我看，理由是「怕我看不明白」，因為他們認為問卷字眼和問題的進路比較複雜（比如說第一題答「是」的話應接着答第二題、答「否」的話要跳到第七題之類）。
其時統計員上門訪問和網上填問卷的階段都已告一段落，幸好白離還保存着一份受訓時的參考樣本。是需要花一點耐心去理解，但任何一個中五畢業生都不至於看不明白吧。於是我發現，除了白離指出那些、與實况對比起來顯得有點荒謬的問題外，更根本的是，問卷所蒐集的資料，真的對「政府在規劃和制訂政策」方面有幫助嗎？
政府在關心什麼？
除了「何不食肉糜」的高官外，誰都知道現時社會最急需解決的是住屋和通脹的問題，其次令人擔心的該要數公共醫療、退休保障吧。但41個問卷項目裏，與居所及住戶人數有關的問題約有10個，卻沒有問我們居所的實際面積；查問各種來源的收入，卻不問各種生活開支。到底香港人在用多少錢供一個多麼細小的單位？香港人是否入不敷支？每月花幾成收入支付基本的食物和車費？能剩下錢儲蓄嗎？香港人每周要工作幾小時才換來那份收入？多少人有長期病患？通通沒．有．問。
沒有問是否等於這個政府並不關心？
或許統計處是對的，看完這份問卷後，我真的有很多事情不明白。結果他們都不肯正式地將長問卷給我看，但提議，不如安排負責人口普查的職員面對面跟你講解？
於是我在混亂又殘破的觀塘工廠區迷失了近20分鐘，才找到統計處落戶的那幢新建的、超光鮮亮麗的Landmark East 商業大樓。兩個高級統計師、一個研究經理和一個高級新聞主任，準備好大疊文件手冊和多媒體資料來跟我上課。我提出以上的連串疑問，他們掛起友善微笑，耐心地一一解釋。
例如整個普查由2008年開始籌備，已廣泛徵詢各政府部門、學術界及非政府組織的意見；現時的長問卷已花費市民近一小時來回答了，再加入新問題的空間不大，總得有所取捨；除了人口普查外，統計處還不時有其他主題性調查，就特定議題蒐集資料數據。
他們說，普查的問題和答案選項一定要易理解、易回答、沒爭議。如果問居所面積，有些人答建築面積、有些人答實用面積、有些人用目測估計，答案準確度甚低，因此參考價值不大。就着居住空間，問卷裏面已問及住戶有幾多個廳、幾多個房、幾多個廚房廁所、是否要與人共用等問題。
但在這城裏，富人的一個廁所可以比窮人的整間屋還大，我不明白為何他們可以無視這種天淵之別，卻不能接受目測面積的一點誤差。
他們又說，一般人都不能準確回答每月各方面的生活開支；那我更不明白，同樣無法準確回答的「你呢個職位嘅主要職責係咩呢？」和「你呢個職位需要乜嘢技能、學歷或者專業資格？」這兩條開放式問題，為何存在？
而如果41個項目已令受訪者踏進不耐煩的臨界點，我亦不明白，為何下列問題，會比我所提出的那些更有資格佔去這41分之一：
「喺6月24日至6月30日呢7日內，如果有人請你，你可唔可以隨時返工？如果你有嘢做未能即時返工，例如要準備考試或者處理家務，咁你就算係唔可以隨時返工。」
「喺6月1日至6月30日呢30日內，你有無搵工做？」
「你主要用乜嘢方法搵工呢？」
每個和平理性又聽來專業的解釋，都為我帶來更多的不明白。但我知道這些「不明白」已經超越統計方法是否可信和可靠的技術問題，而是包含着價值判斷；既然他們已說明了統計處所持的邏輯和價值觀，我還是問問其他人的看法吧。
社福界權威學者、港大周永新教授勸勉我，對人口普查不要有太大期望。他認同統計處所言的限制：問卷不能太長、問題不能太難答；一些特定的社會問題，留待主題性研究去處理會比較適合，雖然受訪人數和回應率一定難以相比。人口普查最有用的是提供基本人口數據，例如可以得出衡量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各區居民的收入差異，以及這些基本數據的變化。如果每屆人口普查的問卷項目都有更改，便難與過往數字作比較。
市民對普查期望過高？
日前公布「快樂指數」調查的嶺大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何濼生教授說，曾在今次人口普查的諮詢階段向統計處提出，加入一條「整體生活滿意度」的問題，可以由零至十分讓市民自評；但統計處則有所保留，問他有哪些外國的官方機構做過這種調查，他說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英國和加拿大政府都做過，但統計處最後都沒有採用。
他覺得沒有加進這條問題有點可惜，因為人口普查的優勢是全港市民都提供了廣泛的基本資料，每多一條問題，都可以憑該答案得出多個面向的分析結果（例如不同性別、年齡、學歷、職業、收入、種族、居住地區的市民快樂程度有何差別？），惟他也接受，每個調查項目都會有不足之處。
聽了學者的說法，真不知道，其實我對這耗用5.2億公帑的人口普查，是否算得上期望過高？將「參與人口普查」和「建設美好明天」畫上等號的是統計處，我有理由相信普查回應率之高，跟市民對它的期望有關。但研究過普查問卷之後，我更好奇的是，每次人口普查那沒收回的約10%問卷，是在無聲地訴說着什麼？
作為劏房居民，原單位一個信箱由四伙人共用，眼看裏面擱着一份沒指明給那間房的普查問卷，誰都沒有取來填。白離說劏房居民最難拜訪，回應率也特別低。但如果我知道信封裏有一條真正關心我的問題在等着的話，花兩個小時我也會願意填的。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08-07
人口普查統計員其中一個守則是，不可接受訪問。作為統計員的我緊守指引守口如瓶，絕不透露市民資料。然而我未能明白，在我們搜刮私隱的同時，何以不向溫馴地獻上寶貴資料的大眾交代工作實情。
每天晚上在中心處理堆疊案頭的長問卷，一個個名字一個個單位被簡約成整整齊齊的數字和交叉，個體被打散成細碎的方格以便處理。不論你住豪宅還是擠劏房，都以同一問卷總結，冷冷呈上眼前，看不出分別。問卷被保存在潔白的膠盒內，沾不上人氣。我們就像發配外太空的敢死隊，擷取樣本再拿回地球研究。完成擷取後，樣本將被那些安坐辦公室的專家指手劃腳地分析，他們不曾踏在混雜紛亂的原生地，不曾跟樣本的來源者對話，就以字碼總結一個時代，一個地方，告訴我們，噢，香港，就是這樣的了。
最近一個調查公布，香港整體的快樂指數達七分以上，屬快樂一群。我有點難以相信。三個星期裏我拿着手裏的問卷去敲一道又一道的門，路過身旁的盡是赤裸上身汗水淋漓的工人，或是穿戴整齊目無表情的上班族。我手裏那份方方正正的清單與他們有多接近。當我們要用一個調查總結一個地方，我們如何忠實面對被詮釋的，人。
徘徊天堂地獄
我同時遊走於舊唐樓與新建私人住宅之間。統計員視唐樓為苦差，沒有電梯又骯髒，有數不盡的附建單位與劏房；龍蛇混雜，尤顯生人勿近。而豪宅則是受盡青睞的優差，只需在冷氣長開的大堂按按對講機，或向看更稍稍查問住戶行蹤，不用拍門叫喊，省卻不少工夫。我工作的唐樓與豪宅只有一街之隔，當我在舊樓汗流浹背地爬樓梯時，就仰望到隔壁高聳入雲、閃閃發光的落地玻璃；當我在豪宅的陽台迎風眺望，就俯瞰到舊區堆疊的破落景觀。甚或兩者之間根本毫無阻隔，從唐樓的正門向前走十步，就是拔地而起的新落成豪宅。而我總在想像，當一個住在舊樓的人與住在豪宅的人隔着窗框目光相接，會是多麼超現實的情節。然而更超現實的是，我們抽取每個人身上最容易量化的部分，例如是收入和學歷，把他們總結，並以此分門別類。每個人都變成數據，被一個自己也不甚清楚的機制劃分到一個陌生組別。就像離遠觀看舊樓與豪宅，只看到外貌，然而對單位的內部陳設，毫無認識。
當我遊走所謂的天堂與地獄時，發現住在兩處的人其實沒有分別，一樣會彬彬有禮，一樣會聲大氣粗。然而這些，不用記錄，因為難以分析，並且「對政府在規劃和制訂政策方面，以及私人機構在商業及研究的用途上」，無實際作用。
劏房的美麗名字—— 拆細單位
舊唐樓是劏房的樂園，一劏三是正常不過的格局，還有一劏五六七八九十，不單是舊唐樓，公屋、工廠都可以劏成多個拆細單位。統計員未必能預先知道單位是劏房，往往要切身處地才驚覺突然多了幾伙「客」。劏房不一定是凶險之地，不少單位切割整齊，環境清潔；然而更多是狹窄至無法轉身的長條形小室，一個一百多呎的窄小房間，住上一家四口，四口子擠在一張雙人牀上，月租也要三千多元。我在一個客廳、睡房、廚房和浴室同處一室的劏房內，向戶主機械性地問道：「請問單位有幾多個廳？」「你一眼睇晒啦，邊有廳呀？廚房即係廁所即係睡房即係廳囉！」而我還是根據指示，寫下一廳一廚一浴，因為問卷沒有一房多包的選擇。這個時候，戶主的貓咪「剎」一聲掠過我身後，小男孩捧着膠碗走到堆滿書簿雜物的桌上笑着吃水餃麵，我坐在矮櫈以最友善的語氣詢問他母親為何沒有工作。這個時候我腦中就閃過，隔壁豪宅那個五歲小孩鋪滿火車模型的窗台。
一個大單位的門後，是蟲洞般的小房間，住着不同家庭。幾伙人擠在一個單位內，即使是接近得開水喉的聲音也聽得到，彼此卻互不相識：這一伙是獨居老人，那一伙是南亞裔，那伙是新移民，全都隱沒在鐵閘後。伙伴對我說：「這就是我們的未來。」我們每每「爆」劏房的門，都無人回應，即使親眼遇上自房間走出來的人，他們都會立刻否認自己是住客，逃離現場。其實有時候我是不想找到他們的，當住劏房變成跟拿綜援一樣「值得同情」，叫人怎樣承認。後來知道屋宇署以英雄般的氣勢掃蕩劏房，義正詞嚴地指出劏房必須被取締，脫下奶綠色制服的我又想起一個跟我同齡的媽媽，與她那不足三歲的女兒，在一百呎房間裏的快樂笑聲。
要數據還是要人
有些住戶會把統計員當作傾談的對象，跟我們說好多個人的事，往往遠超所需的範圍。他們會說自己的病、家庭、政見、對社會現况的不滿。當我完成一個訪問，我可以記得那一戶人的感覺與印象，或一點點問卷以外的隱密；然而再反觀問卷，卻無從看見那一戶人的形象，那些數據彷彿與它們的主人脫離了。我們不需要記錄那個人生活得快不快樂，壓力大不大；我們只需要填上他們出生年月份、職業、收入、乘什麼交通工具上班上學、六月三十日凌晨三時在不在港。
其中一個劏房住戶把我們當作社會福利署的職員，向我們訴說苦况。他們一家五口租住一個劏房內的兩個細房，兒子、媳婦和孫兒的房間早前被爆竊，錢包證件電腦一律不翼而飛。她向業主投訴未獲理會；陌生人隨意出入，劏房內的其他住戶又不鎖好大門，令媳婦每天提心吊膽，只好帶着四個月大的兒子到另一單位內暫避，等到晚上丈夫回來才敢回到家中。她懇求我們把這些都寫在問卷上，向政府反映她們的苦况。我多麼想告訴她，對不起，我只是負責填數字和交叉的，你的苦况無碼可譯，因此是「不適用」，可以省去。
問卷中有一組詢問職業的分題。對於在職人士，不但要問從事的行業、職位，還有職責、所需學歷和技能。不少受訪者都不能說出自己的工作實際上是做什麼，「處理文件」是經常出現的供詞填充。當受訪者乾脆回答一些明顯不過的工種，例如「清潔」時，我們依然要繼續字正腔圓地追問：「請問你呢個職位最主要嘅職責係咩呢？」、「請問你呢個職位需要咩技能、學歷或者專業資格呢？」不少人答「一腳踢」和「捱得」，我後悔沒有寫下來。
點解要問咁多
我負責的長問卷，共有41個項目，很多時候受訪者都會不耐煩，質問我們何以要問這麼多問題，得到的資料又有何用。這個時候稱職的我必定會說出預先背得滾瓜爛熟、由統計處一早準備的台辭答話：「人口普查的目的旨在蒐集本港的人口和社會經濟特徵，以及按地區分佈的最新基準資料。人口普查統計資料對政府在規劃和制訂政策方面，以及私人機構在商業及研究的用途上，均十分重要」，然後我會說，如果你們提供資料，政府便可以制訂更好的政策去改善市民生活，市民大眾便會受惠。然而每當說出這段說話時我都不禁心虛，我實在無從得知市民慷慨解囊相贈的資料會被怎樣分析與挪用。「私人機構」、「商業及研究的用途」這幾個字一直是理直氣壯背後的夢魘。而新劏成的單位，我們一律上報，這些消息會否轉到其他部門？究竟如何知道，這個政府會怎樣拼貼我們的資料，而它又能否，展示一幅真實而立體的十年人口圖？
「齊參與，人口普查；共建設，美好明天」伙伴們整天嘲笑口號的隨便與老套，不押韻兼毫無誠意，空洞有如被內地客大手掃走的豪宅單位。整個香港也要參與，建設很可能只是一小撮人的美好明天。一個婆婆曾以粗言拒絕受訪，大喊了句「查你條命！」我後悔沒有向她解釋，人口普查，不是要查你條命，只是要在你身上拿一些有用的東西，而已。
愈看愈唔明的問卷
文：林茵
看過白離的文章後，我首先便致電統計處，要求給我一份人口普查長問卷看看，以核實她的講法是否真有其事。不料追問了一整天，統計處都不願意將這份有十分一香港人回應過的問卷發給我看，理由是「怕我看不明白」，因為他們認為問卷字眼和問題的進路比較複雜（比如說第一題答「是」的話應接着答第二題、答「否」的話要跳到第七題之類）。
其時統計員上門訪問和網上填問卷的階段都已告一段落，幸好白離還保存着一份受訓時的參考樣本。是需要花一點耐心去理解，但任何一個中五畢業生都不至於看不明白吧。於是我發現，除了白離指出那些、與實况對比起來顯得有點荒謬的問題外，更根本的是，問卷所蒐集的資料，真的對「政府在規劃和制訂政策」方面有幫助嗎？
政府在關心什麼？
除了「何不食肉糜」的高官外，誰都知道現時社會最急需解決的是住屋和通脹的問題，其次令人擔心的該要數公共醫療、退休保障吧。但41個問卷項目裏，與居所及住戶人數有關的問題約有10個，卻沒有問我們居所的實際面積；查問各種來源的收入，卻不問各種生活開支。到底香港人在用多少錢供一個多麼細小的單位？香港人是否入不敷支？每月花幾成收入支付基本的食物和車費？能剩下錢儲蓄嗎？香港人每周要工作幾小時才換來那份收入？多少人有長期病患？通通沒．有．問。
沒有問是否等於這個政府並不關心？
或許統計處是對的，看完這份問卷後，我真的有很多事情不明白。結果他們都不肯正式地將長問卷給我看，但提議，不如安排負責人口普查的職員面對面跟你講解？
於是我在混亂又殘破的觀塘工廠區迷失了近20分鐘，才找到統計處落戶的那幢新建的、超光鮮亮麗的Landmark East 商業大樓。兩個高級統計師、一個研究經理和一個高級新聞主任，準備好大疊文件手冊和多媒體資料來跟我上課。我提出以上的連串疑問，他們掛起友善微笑，耐心地一一解釋。
例如整個普查由2008年開始籌備，已廣泛徵詢各政府部門、學術界及非政府組織的意見；現時的長問卷已花費市民近一小時來回答了，再加入新問題的空間不大，總得有所取捨；除了人口普查外，統計處還不時有其他主題性調查，就特定議題蒐集資料數據。
他們說，普查的問題和答案選項一定要易理解、易回答、沒爭議。如果問居所面積，有些人答建築面積、有些人答實用面積、有些人用目測估計，答案準確度甚低，因此參考價值不大。就着居住空間，問卷裏面已問及住戶有幾多個廳、幾多個房、幾多個廚房廁所、是否要與人共用等問題。
但在這城裏，富人的一個廁所可以比窮人的整間屋還大，我不明白為何他們可以無視這種天淵之別，卻不能接受目測面積的一點誤差。
他們又說，一般人都不能準確回答每月各方面的生活開支；那我更不明白，同樣無法準確回答的「你呢個職位嘅主要職責係咩呢？」和「你呢個職位需要乜嘢技能、學歷或者專業資格？」這兩條開放式問題，為何存在？
而如果41個項目已令受訪者踏進不耐煩的臨界點，我亦不明白，為何下列問題，會比我所提出的那些更有資格佔去這41分之一：
「喺6月24日至6月30日呢7日內，如果有人請你，你可唔可以隨時返工？如果你有嘢做未能即時返工，例如要準備考試或者處理家務，咁你就算係唔可以隨時返工。」
「喺6月1日至6月30日呢30日內，你有無搵工做？」
「你主要用乜嘢方法搵工呢？」
每個和平理性又聽來專業的解釋，都為我帶來更多的不明白。但我知道這些「不明白」已經超越統計方法是否可信和可靠的技術問題，而是包含着價值判斷；既然他們已說明了統計處所持的邏輯和價值觀，我還是問問其他人的看法吧。
社福界權威學者、港大周永新教授勸勉我，對人口普查不要有太大期望。他認同統計處所言的限制：問卷不能太長、問題不能太難答；一些特定的社會問題，留待主題性研究去處理會比較適合，雖然受訪人數和回應率一定難以相比。人口普查最有用的是提供基本人口數據，例如可以得出衡量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各區居民的收入差異，以及這些基本數據的變化。如果每屆人口普查的問卷項目都有更改，便難與過往數字作比較。
市民對普查期望過高？
日前公布「快樂指數」調查的嶺大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何濼生教授說，曾在今次人口普查的諮詢階段向統計處提出，加入一條「整體生活滿意度」的問題，可以由零至十分讓市民自評；但統計處則有所保留，問他有哪些外國的官方機構做過這種調查，他說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英國和加拿大政府都做過，但統計處最後都沒有採用。
他覺得沒有加進這條問題有點可惜，因為人口普查的優勢是全港市民都提供了廣泛的基本資料，每多一條問題，都可以憑該答案得出多個面向的分析結果（例如不同性別、年齡、學歷、職業、收入、種族、居住地區的市民快樂程度有何差別？），惟他也接受，每個調查項目都會有不足之處。
聽了學者的說法，真不知道，其實我對這耗用5.2億公帑的人口普查，是否算得上期望過高？將「參與人口普查」和「建設美好明天」畫上等號的是統計處，我有理由相信普查回應率之高，跟市民對它的期望有關。但研究過普查問卷之後，我更好奇的是，每次人口普查那沒收回的約10%問卷，是在無聲地訴說着什麼？
作為劏房居民，原單位一個信箱由四伙人共用，眼看裏面擱着一份沒指明給那間房的普查問卷，誰都沒有取來填。白離說劏房居民最難拜訪，回應率也特別低。但如果我知道信封裏有一條真正關心我的問題在等着的話，花兩個小時我也會願意填的。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08-07
周耀輝玄妙習作
《7749》這書名，有點靈異，有啲嘢。周耀輝說，因為小時候看武俠片，中毒的人總要在七七四十九個時辰內找到解藥才能救命，所以他認定7749是個玄妙的數。
《7749》這本書，裏面有周耀輝發明的49個創意小練習。沒有自命靈丹妙藥，也請勿誤會為「你不能不知道的49招創作必勝術」。他只是想自己和別人都生活得更有趣、更好奇。
練習用旅客般興致勃勃的天真的開放的滿心期待的目光去看這過分熟悉因而嫌其束縛刻板又苦悶的小城。練習將居住的地方變為異地。
比如說，選一種食物，慢慢看着它腐爛。在街上選一棵樹、一幅牆、一件你關懷的東西，天天看顧它。又或者，選擇放棄一種身體功能（啞/聾/瞎/手腳不靈……）過一日，去發現健全的人所不會發現的體驗。
試過在Google 的時候翻到最後一頁看那點擊率最低的搜尋結果說什麼嗎？
下次出席公開場合，要做第一個鼓掌、第一個發問、第一個離場的人。
49個練習，需要的是時間和勇氣，以及一點點阿姆斯特丹式的飄浮。對於總是循規蹈矩地忙着賺錢與花錢的香港人來說，會不會有點難……
「我也不知道如何對付『沒時間』和『沒勇氣』的問題。生活逼人，練習創意似乎是一種奢侈，但，弔詭的是，練習創意同時也是一種必須。如果我們真的覺得現實束縛刻板疏離、如果我們覺得生活不夠快樂，那麼我們就必須尋找方法讓自己過得快樂一些，即使奢侈。」
或者，就先挑幾個比較簡單的，不太需要時間和勇氣的，試試看。他剛和六個朋友約好，試玩練習《23》，半年一次，模仿荷蘭電視節目Zomergasten，以另一種方式了解彼此。
舊照額鑿厭悶要活出趣味
而他也不是天生就懂得如何大無畏地活出趣味。翻到《7749》的第7頁，你見到幾幅孩子照片，額頭上鑿着「厭悶」兩個字，表情帶點生氣，就是小時的周耀輝。
清一色快樂的相簿，他看不慣。「人人拍照都舉起V手勢的時候，你呢？假如當時當刻你的情緒並不那麼V，你會因為鏡頭而本能地舉起V手勢嗎？」
「生活照拍下的往往不是我們的生活，而是一個又一個的pose。」
練習《42》，為朋友家人伴侶拍一輯並不笑容滿面、並不和諧滿足、並不快樂的照片。
「忘了從什麼時候開始，總之，但凡拍了這類的頭像，我都把它保留下來。我的相簿裏就有好些，從小到大，往往叫我看得心驚膽跳。」
這個一臉厭悶的孩子怎看也不像是會發明出49個小遊戲呼籲大家「來玩一下嘛」的類型。
「童年和所謂青春期都過得規規矩矩的，有一段時間，我因為曾經得過模範生獎而非常悲哀。也許因為覺得從來沒有年輕過，所以往後的日子總是渴望過得年輕一點。我曾經說，時間過得很快，什麼都不要拖延，唯一我想拖延的，是年老。「我想繼續玩下去。」
願每天青春，直到不能，無論有沒有發生。他說，七七四十九個想法都很輕很微很虛浮，需要找一個剔透的瓶子裝起來。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讀書 - 2011-08-07
《7749》這本書，裏面有周耀輝發明的49個創意小練習。沒有自命靈丹妙藥，也請勿誤會為「你不能不知道的49招創作必勝術」。他只是想自己和別人都生活得更有趣、更好奇。
練習用旅客般興致勃勃的天真的開放的滿心期待的目光去看這過分熟悉因而嫌其束縛刻板又苦悶的小城。練習將居住的地方變為異地。
比如說，選一種食物，慢慢看着它腐爛。在街上選一棵樹、一幅牆、一件你關懷的東西，天天看顧它。又或者，選擇放棄一種身體功能（啞/聾/瞎/手腳不靈……）過一日，去發現健全的人所不會發現的體驗。
試過在Google 的時候翻到最後一頁看那點擊率最低的搜尋結果說什麼嗎？
下次出席公開場合，要做第一個鼓掌、第一個發問、第一個離場的人。
49個練習，需要的是時間和勇氣，以及一點點阿姆斯特丹式的飄浮。對於總是循規蹈矩地忙着賺錢與花錢的香港人來說，會不會有點難……
「我也不知道如何對付『沒時間』和『沒勇氣』的問題。生活逼人，練習創意似乎是一種奢侈，但，弔詭的是，練習創意同時也是一種必須。如果我們真的覺得現實束縛刻板疏離、如果我們覺得生活不夠快樂，那麼我們就必須尋找方法讓自己過得快樂一些，即使奢侈。」
或者，就先挑幾個比較簡單的，不太需要時間和勇氣的，試試看。他剛和六個朋友約好，試玩練習《23》，半年一次，模仿荷蘭電視節目Zomergasten，以另一種方式了解彼此。
舊照額鑿厭悶要活出趣味
而他也不是天生就懂得如何大無畏地活出趣味。翻到《7749》的第7頁，你見到幾幅孩子照片，額頭上鑿着「厭悶」兩個字，表情帶點生氣，就是小時的周耀輝。
清一色快樂的相簿，他看不慣。「人人拍照都舉起V手勢的時候，你呢？假如當時當刻你的情緒並不那麼V，你會因為鏡頭而本能地舉起V手勢嗎？」
「生活照拍下的往往不是我們的生活，而是一個又一個的pose。」
練習《42》，為朋友家人伴侶拍一輯並不笑容滿面、並不和諧滿足、並不快樂的照片。
「忘了從什麼時候開始，總之，但凡拍了這類的頭像，我都把它保留下來。我的相簿裏就有好些，從小到大，往往叫我看得心驚膽跳。」
這個一臉厭悶的孩子怎看也不像是會發明出49個小遊戲呼籲大家「來玩一下嘛」的類型。
「童年和所謂青春期都過得規規矩矩的，有一段時間，我因為曾經得過模範生獎而非常悲哀。也許因為覺得從來沒有年輕過，所以往後的日子總是渴望過得年輕一點。我曾經說，時間過得很快，什麼都不要拖延，唯一我想拖延的，是年老。「我想繼續玩下去。」
願每天青春，直到不能，無論有沒有發生。他說，七七四十九個想法都很輕很微很虛浮，需要找一個剔透的瓶子裝起來。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讀書 - 2011-08-07
2011年7月31日 星期日
重整高鐵 打破鐵道部壟斷
「剛愎自用加上勇往直前，最後很容易車毁人亡。」
7.23高鐵慘劇後，我聯想到這金句。沒有幸災樂禍的意思，但時間已經給出答案，究竟這句話適合形容反高鐵的80後、建高鐵的前鐵道部長劉志軍，還是對高鐵寄予厚望的整個國家？
「和諧號」這名字是貼切的，中國式的和諧本就是建基於高速發展的經濟火車頭上，這輛列車一天尚在前進，未上車的人民都能期望總有一天富到自己。惟一夜之間，「和諧號」神話破滅，上車與未上車的人民情緒總爆發，終於懂得對「中國速度」喊停。
連日來，內地媒體與微博上的質問，與去年香港反高鐵青年的聲音遙相呼應—— 經濟高速發展背後，犧牲了的是什麼？我們真的需要高鐵嗎？若是，我們需要的又是怎樣的高鐵？
在沉痛哀悼與聲討問責之餘，大概也需要從社會經濟層面，重新檢視中國高鐵的發展計劃。港大地理系主任王緝憲副教授，研究中港城市的交通運輸系統，他對於這些疑問提出了以下意見：
問：中央政府當年提出興建高鐵的鴻圖大計，背後理據主要有哪些？你認為這些理據是否成立？
王：中國發展高鐵的大計，主要出於以下考慮：
（1）在發展了高速公路網之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高速公路里程最長的國家，其負面影響是大大提高中國對石油資源的依賴和環境污染。這對國家能源安全和減低碳排放都非常不利。對於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發展鐵路才是長久之計。
（2）中國鐵路系統的貨運能力不足，主要是客運太繁忙，需求太大（今天仍然如此：每天火車都是乘客滿滿），更不用說春運。發展高鐵的一個理據是騰出部分原有線路的能力運貨，因為長途運輸煤炭、糧食等貨物採用公路是非常不合理的，造成大量的能源浪費和環境污染。
（3）高速鐵路在歐洲和日本已經成熟。歐洲高鐵的發展顯示，其不僅是比公路更環保的方式，也是比航空更便捷更環保的交通方式。歐洲正在將各國的高鐵連接成一個歐洲高鐵網，這對於將來減少航空運輸造成的碳排放、減少公路的擁擠都非常有利。中國有關研究機構在本世紀初到歐洲考察，意識到這個問題，提出大力發展高鐵。
（4）當出現環球金融海嘯後，國務院決定支援鐵道部加速發展高鐵來拉動經濟，將2020年實現的目標提前到2015年實現，這是非常成問題的一個決策，因為它配合了當時鐵道部長劉志軍的個人野心和種種導致鐵道部更加壟斷鐵路的做法，掩蓋了不少嚴重的技術問題和財政問題。
問：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其實都沒有高鐵；就中國已建成的高鐵線看，盈利似乎並不理想，你認為中國的城市和經濟發展是否已到了適合建設高鐵的階段？有高鐵的歐洲國家每年都錄得巨額虧蝕，只有日本能收支平衡，日本其實具備了哪些獨特的社會條件？
王：美國沒有高鐵，並不能說明高鐵不應該在中國出現。美國走了一條高度依賴公路和航空的道路，這是在其對全球石油資源的控制和不考慮低碳經濟的時代做出的選擇。高鐵發展的初期階段（10年至20年）單獨從經營上計算，賠錢幾乎是肯定的，問題是究竟有沒有實現其預定的社會及經濟效益和目標。
問：每年春運都是中國民工的惡夢，其實中國的交通運輸系統最急需改善的是什麽？高鐵能解決這些問題嗎？還是製造了更多問題？聽說為了提高載客率，很多路線相近但較廉價的火車服務都取消了，令一些根本負擔不起高鐵的民衆被迫花大筆金錢乘搭，這情况是否很嚴重？
王：這是除了安全方面的隱患以外，另外一個最為本質的問題。我們幾個月前組織了一個12,000份的問卷調查，發現大多數高鐵的乘客都是商務客，都是時間更值錢的乘客。而一般民衆需要的是快速（160至200公里∕小時）同時價格適宜的服務。同時發現，鐵路需要服務的城際市場有一個缺失，就是區域市場。目前的高鐵並沒有做到這一點，或者說，鐵道部在發展高鐵的時候，嚴重誤判了這個區域市場的重要需求。其實，廣珠城際開通後，客流量很大。出事的寧波－溫州－廈門的高鐵也是需求極高、經濟效益最高的一段，每天20萬人次的客流量。不提供價格適當的服務，乘客就不會轉移，前面提到的國家大目標就不能實現。
問：中國高鐵發展計劃的佈局、路線走向是否合理？部分高鐵線路已開通一段日子，對途經城市的經濟有否帶來預期的貢獻？有令一般民衆的生活得到改善嗎？
王：中國高鐵網站的佈局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對於沿線城市的帶動作用不一，這是我帶領的一個研究小組正在研究的內容。我們的初步發現，受惠的首先是大都市和有較好旅遊資源的城市，而其他一般城市受益不顯著。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停車的頻率。車次少的城市，自然得益少。不少城市將高鐵站設在遠離城市的新區，目前成功帶動所在新區經濟發展的非常少，未來失敗的風險也很高。
問：興建高鐵的計劃大提速，終於引爆了第一起嚴重安全事故，早前亦有傳退休工程師表示「一生不會坐高鐵」。事到如今，你認為當局應對已建及未建成的高鐵計劃作出怎樣的調整？
王：首先，要組織獨立於鐵道部的專家組，重新審視高鐵發展計劃，並逐項檢查現在所採用的技術及尚未開工建設的路段與車站，必要時叫停建設的進展。其次，對已經在運營中的高鐵（不包括京滬線，因為它根本不應該趕在今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90周年紀念日前投入營運），降低速度以便減少基本風險和能耗，同時降低票價，這一點其實在7月1日已經有所實現。第三，有條件的相鄰城市，比如已經發展了地鐵的兩三個相鄰城市，應該採用成熟技術，用較低的造價，有選擇地自下而上發展中高速（80至200公里時速）城際軌道交通連線。第四，從長遠考慮，需要徹底打破鐵道部對鐵路的長期壟斷，打破其政企關係不清的情况。這個壟斷不打破，提高社會對其監督的透明度是不可能的。這次事件證明，鐵道部長期以來採用包括左右輿論和專家意見的種種手段，不僅欺騙了公衆，更同時欺騙了中央政府。在不徹底改造鐵道部之前，公衆是不會再信任鐵道部的。
問：廣深港高鐵，起點在並不繁華的番禺，香港的終點站亦位於接駁不便的西九龍，線路中間停站過多，同樣備受争議，你認為這設計是否有調整的必要？能否吸引你所指的主要客源—— 商務及旅客？（亦可添加其他你對香港高鐵的看法）
王：這個提法對一半，錯一半：位於番禺的廣州南站是不當的選址，但已經無可挽回，只能補救；而西九龍是正確選址——在相當市中心的地點，對香港發展商務及旅遊有利，與內地多數車站選址比較，更是少有的正確。至於廣深港高鐵是否中間停站過多，由於廣東省的情况特別複雜，說來話長，不可能在這裏展開討論。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周日話題 - 2011-07-31
7.23高鐵慘劇後，我聯想到這金句。沒有幸災樂禍的意思，但時間已經給出答案，究竟這句話適合形容反高鐵的80後、建高鐵的前鐵道部長劉志軍，還是對高鐵寄予厚望的整個國家？
「和諧號」這名字是貼切的，中國式的和諧本就是建基於高速發展的經濟火車頭上，這輛列車一天尚在前進，未上車的人民都能期望總有一天富到自己。惟一夜之間，「和諧號」神話破滅，上車與未上車的人民情緒總爆發，終於懂得對「中國速度」喊停。
連日來，內地媒體與微博上的質問，與去年香港反高鐵青年的聲音遙相呼應—— 經濟高速發展背後，犧牲了的是什麼？我們真的需要高鐵嗎？若是，我們需要的又是怎樣的高鐵？
在沉痛哀悼與聲討問責之餘，大概也需要從社會經濟層面，重新檢視中國高鐵的發展計劃。港大地理系主任王緝憲副教授，研究中港城市的交通運輸系統，他對於這些疑問提出了以下意見：
問：中央政府當年提出興建高鐵的鴻圖大計，背後理據主要有哪些？你認為這些理據是否成立？
王：中國發展高鐵的大計，主要出於以下考慮：
（1）在發展了高速公路網之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高速公路里程最長的國家，其負面影響是大大提高中國對石油資源的依賴和環境污染。這對國家能源安全和減低碳排放都非常不利。對於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發展鐵路才是長久之計。
（2）中國鐵路系統的貨運能力不足，主要是客運太繁忙，需求太大（今天仍然如此：每天火車都是乘客滿滿），更不用說春運。發展高鐵的一個理據是騰出部分原有線路的能力運貨，因為長途運輸煤炭、糧食等貨物採用公路是非常不合理的，造成大量的能源浪費和環境污染。
（3）高速鐵路在歐洲和日本已經成熟。歐洲高鐵的發展顯示，其不僅是比公路更環保的方式，也是比航空更便捷更環保的交通方式。歐洲正在將各國的高鐵連接成一個歐洲高鐵網，這對於將來減少航空運輸造成的碳排放、減少公路的擁擠都非常有利。中國有關研究機構在本世紀初到歐洲考察，意識到這個問題，提出大力發展高鐵。
（4）當出現環球金融海嘯後，國務院決定支援鐵道部加速發展高鐵來拉動經濟，將2020年實現的目標提前到2015年實現，這是非常成問題的一個決策，因為它配合了當時鐵道部長劉志軍的個人野心和種種導致鐵道部更加壟斷鐵路的做法，掩蓋了不少嚴重的技術問題和財政問題。
問：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其實都沒有高鐵；就中國已建成的高鐵線看，盈利似乎並不理想，你認為中國的城市和經濟發展是否已到了適合建設高鐵的階段？有高鐵的歐洲國家每年都錄得巨額虧蝕，只有日本能收支平衡，日本其實具備了哪些獨特的社會條件？
王：美國沒有高鐵，並不能說明高鐵不應該在中國出現。美國走了一條高度依賴公路和航空的道路，這是在其對全球石油資源的控制和不考慮低碳經濟的時代做出的選擇。高鐵發展的初期階段（10年至20年）單獨從經營上計算，賠錢幾乎是肯定的，問題是究竟有沒有實現其預定的社會及經濟效益和目標。
問：每年春運都是中國民工的惡夢，其實中國的交通運輸系統最急需改善的是什麽？高鐵能解決這些問題嗎？還是製造了更多問題？聽說為了提高載客率，很多路線相近但較廉價的火車服務都取消了，令一些根本負擔不起高鐵的民衆被迫花大筆金錢乘搭，這情况是否很嚴重？
王：這是除了安全方面的隱患以外，另外一個最為本質的問題。我們幾個月前組織了一個12,000份的問卷調查，發現大多數高鐵的乘客都是商務客，都是時間更值錢的乘客。而一般民衆需要的是快速（160至200公里∕小時）同時價格適宜的服務。同時發現，鐵路需要服務的城際市場有一個缺失，就是區域市場。目前的高鐵並沒有做到這一點，或者說，鐵道部在發展高鐵的時候，嚴重誤判了這個區域市場的重要需求。其實，廣珠城際開通後，客流量很大。出事的寧波－溫州－廈門的高鐵也是需求極高、經濟效益最高的一段，每天20萬人次的客流量。不提供價格適當的服務，乘客就不會轉移，前面提到的國家大目標就不能實現。
問：中國高鐵發展計劃的佈局、路線走向是否合理？部分高鐵線路已開通一段日子，對途經城市的經濟有否帶來預期的貢獻？有令一般民衆的生活得到改善嗎？
王：中國高鐵網站的佈局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對於沿線城市的帶動作用不一，這是我帶領的一個研究小組正在研究的內容。我們的初步發現，受惠的首先是大都市和有較好旅遊資源的城市，而其他一般城市受益不顯著。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停車的頻率。車次少的城市，自然得益少。不少城市將高鐵站設在遠離城市的新區，目前成功帶動所在新區經濟發展的非常少，未來失敗的風險也很高。
問：興建高鐵的計劃大提速，終於引爆了第一起嚴重安全事故，早前亦有傳退休工程師表示「一生不會坐高鐵」。事到如今，你認為當局應對已建及未建成的高鐵計劃作出怎樣的調整？
王：首先，要組織獨立於鐵道部的專家組，重新審視高鐵發展計劃，並逐項檢查現在所採用的技術及尚未開工建設的路段與車站，必要時叫停建設的進展。其次，對已經在運營中的高鐵（不包括京滬線，因為它根本不應該趕在今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90周年紀念日前投入營運），降低速度以便減少基本風險和能耗，同時降低票價，這一點其實在7月1日已經有所實現。第三，有條件的相鄰城市，比如已經發展了地鐵的兩三個相鄰城市，應該採用成熟技術，用較低的造價，有選擇地自下而上發展中高速（80至200公里時速）城際軌道交通連線。第四，從長遠考慮，需要徹底打破鐵道部對鐵路的長期壟斷，打破其政企關係不清的情况。這個壟斷不打破，提高社會對其監督的透明度是不可能的。這次事件證明，鐵道部長期以來採用包括左右輿論和專家意見的種種手段，不僅欺騙了公衆，更同時欺騙了中央政府。在不徹底改造鐵道部之前，公衆是不會再信任鐵道部的。
問：廣深港高鐵，起點在並不繁華的番禺，香港的終點站亦位於接駁不便的西九龍，線路中間停站過多，同樣備受争議，你認為這設計是否有調整的必要？能否吸引你所指的主要客源—— 商務及旅客？（亦可添加其他你對香港高鐵的看法）
王：這個提法對一半，錯一半：位於番禺的廣州南站是不當的選址，但已經無可挽回，只能補救；而西九龍是正確選址——在相當市中心的地點，對香港發展商務及旅遊有利，與內地多數車站選址比較，更是少有的正確。至於廣深港高鐵是否中間停站過多，由於廣東省的情况特別複雜，說來話長，不可能在這裏展開討論。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周日話題 - 2011-07-31
員工爆港鐵「鐵道部化」
7．23高鐵慘劇的真相，隨着損毁車廂被極速掩埋，鐵道部官員一句「反正我信了」就完事。
這邊廂，大股東為特區政府的港鐵，近年多番瞞報事故為人詬病。一群80後港鐵員工今年初義憤填膺，在 Twitter 開設 MTR Service Update，工作時一聽到風吹草動，便即時發 tweet 公布事故信息，至今吸引了近1300名 followers。
上月底有傳媒報道他們的行動後，事隔僅5天，港鐵極速印製逾萬份工作守則，要員工簽署確認，不得將車務資訊對外公開。兩星期後，港鐵在網站推出「金博士話你知」動畫系列，得意又和諧地解說各種常見鐵路事故。
短片裏，機件摩擦產生的煙霧和異味，竟被動畫角色大讚「好香」，問是否在 BBQ；短路跳掣令車廂烏燈黑火，角色又可以聯想到是為了開 party。總之無論遇到什麼事故，金博士一律叫你「唔使驚」、「無事嘅」，至於你信不信……
受訪的港鐵員工都認為，香港鐵路的快捷和便利仍然是世界領先的，也相信公司對系統安全仍有一套可靠的標準；但在一些運作細節上，已漸見為追求盈利而犧牲服務質素的表現；或許不至造成重大人命傷亡，但種種導致班次延誤的事故則層出不窮，而在事故發生後對公眾知情權的處理，更有「鐵道部化」的趨勢。
延誤層出不窮
Kevin（化名）是負責站務的港鐵職員。今年1月，東鐵早上7時許因壞車而全線服務受阻；8時半，他看即時新聞說，7時45分將壞車移走並公布服務回復正常，於是他按原定計劃於9時乘搭東鐵，不料線路未能消化早前阻塞的一堆列車，列車開開停停，平常10多分鐘的車程變成20多分鐘引致遲到。就在他心急如焚時，還不斷聽到廣播說「列車服務已回復正常」。
「車程時間大增四分之三，怎可以算回復正常？站在乘客角度，車程當然要跟平時完全一樣才叫正常，但移走了壞車就說無事，根本壞車後兩個小時，服務仍然受阻。」
由於去年已有數次繁忙時間信號故障、上班族大擠塞而港鐵全無公布，Kevin 與一班同事決定發揮民間力量，透過 Twitter（twitter.com/mtrupdate）發布員工收到的事故真相，市民亦可以將所見即時retweet。
另一組織成員 Samuel 曾留學英國，他說當地鐵路服務穩定雖不及香港，但透明度卻高得多，無論是預定維修工程、還是突發事故致延誤，都有詳盡及實時的公布。倫敦、紐約地鐵，以至地方上的鐵路公司，都利用各種手機 Apps、Twitter、iGoogle 上的小工具發布最新資訊，或至少在網站首頁不斷刷新。消息內容除了哪處有事故，還包括原因、估計延誤時間、並建議改道的路線選擇。「相反，港鐵就算有廣播，往往是『阿媽係女人』式，告訴你『列車服務受阻，不便之處，敬請原諒』。我已經塞在車廂裏了，哪用你來告訴我列車服務受阻？不講事故原因及影響程度，乘客怎麼決定更改行程？」Samuel 說。
「6月17日，將軍澳線信號故障，乘客白等半個鐘，港鐵不承認信號系統有問題，卻說是『天雨影響』，將軍澳線根本沒有露天段，怎會受天雨影響呢？」Kevin 說。
公布事故信息很和諧
Kevin 自言搭九鐵大，見證兩鐵合併後，從前一些相對開明的做法改變。當年九鐵有「8分鐘通報機制」，當服務受影響超過8分鐘，就會通知傳媒，讓準備乘坐鐵路的乘客盡快得知消息。兩鐵合併之後，這機制無聲消失，昔日新聞中常常聽到出現故障的九鐵、西鐵，「變得相當和諧」。現時港鐵往往留待服務受影響20分鐘以上才公布，車站廣播的範圍與資訊亦不全面。
除了印製萬份員工守則提醒不能「泄露」車務資訊外，Kevin 和 Samuel 覺得最可笑是「金博士話你知」系列動畫。據說，「金博士」就是車務總監、英國倫敦大學機械工程博士金澤培的化身。
對於列車行駛時冒煙兼有異味入侵車廂，金博士解釋為「車輛跟 brake 皮摩擦起來很自然產生熱能，轉化成煙霧及異味！雖然係咁，架車唔會有危險」。主修化學的 Samuel 說，「車唔會有危險，不過人會囉。煞車皮的成分包括金屬同聚合物，高熱下釋放，吸得多會有害！」他認為港鐵企圖將問題合理化，而不是去想辦法改善。
港鐵甚至對內都將資訊收緊。今年4月，九廣鐵路車務員協會便向廣鐵管理層示威，抗議09 年起停止透過內聯網及車站報告板向前線員工公布每日鐵路事故資料，連直接涉事的員工亦不能查閱調查報告，無法從中學習以提升安全水平。
一名工會代表昨日接受訪問時亦認同，兩鐵合併後政策愈趨嚴苛。「各種保密條款一向都擺着，但這兩年特別嚴厲執行，我們都不很了解界線在哪裏，卻又要簽署同意遵守，以致有時工作有需要，也不知道可否將資料 foward 給前線同事。甚至用公司電郵帳戶發一封包含自己姓名和身分證號碼的郵件出去，不理內容如何，系統會自動 block 住，並被上司警告。」
Kevin 認為，港鐵事故連連屢受詬病，除了「死要面」封鎖資訊外，更根本問題是，為何這麼多事故？翻查資料，由05至09年間，令港鐵服務延遲15分鐘以上的事故數字，明顯有增加之勢（見表）。Kevin 直指公司上市後，「所有問題指向錢，永遠都是錢，股東回報最重要」。
為了省錢，近年市區線的供電組件改用國產，較原用的日本三菱牌便宜。但日產的用3年，國產的8個月便壞，結果省不了多少，又常跳掣，去年油麻地站斷電纜致服務癱瘓數小時，便是因此而起。公司上市後，財務預算的審批程序亦更僵化，當設備比預期壽命提早損壞，還要慢慢排期更換；如說西鐵控制中心的大屏幕，顯示器「一撻撻」無法看清，仍更換無期。
內地高鐵慘劇令港人擔心將來高鐵香港段的安全。然而，就算不搭高鐵，國產列車亦避無可避。港鐵即將引入一批由中國北車生產的地鐵行走市區線；將來的南港島線亦斥資14億元，購入由北車自主研發及生產的無人駕駛列車。
港鐵發言人沒有正面回應該批新車是否曾有品質問題，但強調採購設備及系統有既定標準。至於「金博士話你知」的動畫，只是希望讓乘客有另一種方式了解列車運作，採購「brake 皮」時向供應商訂明不能含有毒物質。個別員工若對車務運作或鐵路事宜有任何意見，港鐵鼓勵他們向上司表達。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周日話題 - 2011-07-31
這邊廂，大股東為特區政府的港鐵，近年多番瞞報事故為人詬病。一群80後港鐵員工今年初義憤填膺，在 Twitter 開設 MTR Service Update，工作時一聽到風吹草動，便即時發 tweet 公布事故信息，至今吸引了近1300名 followers。
上月底有傳媒報道他們的行動後，事隔僅5天，港鐵極速印製逾萬份工作守則，要員工簽署確認，不得將車務資訊對外公開。兩星期後，港鐵在網站推出「金博士話你知」動畫系列，得意又和諧地解說各種常見鐵路事故。
短片裏，機件摩擦產生的煙霧和異味，竟被動畫角色大讚「好香」，問是否在 BBQ；短路跳掣令車廂烏燈黑火，角色又可以聯想到是為了開 party。總之無論遇到什麼事故，金博士一律叫你「唔使驚」、「無事嘅」，至於你信不信……
受訪的港鐵員工都認為，香港鐵路的快捷和便利仍然是世界領先的，也相信公司對系統安全仍有一套可靠的標準；但在一些運作細節上，已漸見為追求盈利而犧牲服務質素的表現；或許不至造成重大人命傷亡，但種種導致班次延誤的事故則層出不窮，而在事故發生後對公眾知情權的處理，更有「鐵道部化」的趨勢。
延誤層出不窮
Kevin（化名）是負責站務的港鐵職員。今年1月，東鐵早上7時許因壞車而全線服務受阻；8時半，他看即時新聞說，7時45分將壞車移走並公布服務回復正常，於是他按原定計劃於9時乘搭東鐵，不料線路未能消化早前阻塞的一堆列車，列車開開停停，平常10多分鐘的車程變成20多分鐘引致遲到。就在他心急如焚時，還不斷聽到廣播說「列車服務已回復正常」。
「車程時間大增四分之三，怎可以算回復正常？站在乘客角度，車程當然要跟平時完全一樣才叫正常，但移走了壞車就說無事，根本壞車後兩個小時，服務仍然受阻。」
由於去年已有數次繁忙時間信號故障、上班族大擠塞而港鐵全無公布，Kevin 與一班同事決定發揮民間力量，透過 Twitter（twitter.com/mtrupdate）發布員工收到的事故真相，市民亦可以將所見即時retweet。
另一組織成員 Samuel 曾留學英國，他說當地鐵路服務穩定雖不及香港，但透明度卻高得多，無論是預定維修工程、還是突發事故致延誤，都有詳盡及實時的公布。倫敦、紐約地鐵，以至地方上的鐵路公司，都利用各種手機 Apps、Twitter、iGoogle 上的小工具發布最新資訊，或至少在網站首頁不斷刷新。消息內容除了哪處有事故，還包括原因、估計延誤時間、並建議改道的路線選擇。「相反，港鐵就算有廣播，往往是『阿媽係女人』式，告訴你『列車服務受阻，不便之處，敬請原諒』。我已經塞在車廂裏了，哪用你來告訴我列車服務受阻？不講事故原因及影響程度，乘客怎麼決定更改行程？」Samuel 說。
「6月17日，將軍澳線信號故障，乘客白等半個鐘，港鐵不承認信號系統有問題，卻說是『天雨影響』，將軍澳線根本沒有露天段，怎會受天雨影響呢？」Kevin 說。
公布事故信息很和諧
Kevin 自言搭九鐵大，見證兩鐵合併後，從前一些相對開明的做法改變。當年九鐵有「8分鐘通報機制」，當服務受影響超過8分鐘，就會通知傳媒，讓準備乘坐鐵路的乘客盡快得知消息。兩鐵合併之後，這機制無聲消失，昔日新聞中常常聽到出現故障的九鐵、西鐵，「變得相當和諧」。現時港鐵往往留待服務受影響20分鐘以上才公布，車站廣播的範圍與資訊亦不全面。
除了印製萬份員工守則提醒不能「泄露」車務資訊外，Kevin 和 Samuel 覺得最可笑是「金博士話你知」系列動畫。據說，「金博士」就是車務總監、英國倫敦大學機械工程博士金澤培的化身。
對於列車行駛時冒煙兼有異味入侵車廂，金博士解釋為「車輛跟 brake 皮摩擦起來很自然產生熱能，轉化成煙霧及異味！雖然係咁，架車唔會有危險」。主修化學的 Samuel 說，「車唔會有危險，不過人會囉。煞車皮的成分包括金屬同聚合物，高熱下釋放，吸得多會有害！」他認為港鐵企圖將問題合理化，而不是去想辦法改善。
港鐵甚至對內都將資訊收緊。今年4月，九廣鐵路車務員協會便向廣鐵管理層示威，抗議09 年起停止透過內聯網及車站報告板向前線員工公布每日鐵路事故資料，連直接涉事的員工亦不能查閱調查報告，無法從中學習以提升安全水平。
一名工會代表昨日接受訪問時亦認同，兩鐵合併後政策愈趨嚴苛。「各種保密條款一向都擺着，但這兩年特別嚴厲執行，我們都不很了解界線在哪裏，卻又要簽署同意遵守，以致有時工作有需要，也不知道可否將資料 foward 給前線同事。甚至用公司電郵帳戶發一封包含自己姓名和身分證號碼的郵件出去，不理內容如何，系統會自動 block 住，並被上司警告。」
Kevin 認為，港鐵事故連連屢受詬病，除了「死要面」封鎖資訊外，更根本問題是，為何這麼多事故？翻查資料，由05至09年間，令港鐵服務延遲15分鐘以上的事故數字，明顯有增加之勢（見表）。Kevin 直指公司上市後，「所有問題指向錢，永遠都是錢，股東回報最重要」。
為了省錢，近年市區線的供電組件改用國產，較原用的日本三菱牌便宜。但日產的用3年，國產的8個月便壞，結果省不了多少，又常跳掣，去年油麻地站斷電纜致服務癱瘓數小時，便是因此而起。公司上市後，財務預算的審批程序亦更僵化，當設備比預期壽命提早損壞，還要慢慢排期更換；如說西鐵控制中心的大屏幕，顯示器「一撻撻」無法看清，仍更換無期。
內地高鐵慘劇令港人擔心將來高鐵香港段的安全。然而，就算不搭高鐵，國產列車亦避無可避。港鐵即將引入一批由中國北車生產的地鐵行走市區線；將來的南港島線亦斥資14億元，購入由北車自主研發及生產的無人駕駛列車。
港鐵發言人沒有正面回應該批新車是否曾有品質問題，但強調採購設備及系統有既定標準。至於「金博士話你知」的動畫，只是希望讓乘客有另一種方式了解列車運作，採購「brake 皮」時向供應商訂明不能含有毒物質。個別員工若對車務運作或鐵路事宜有任何意見，港鐵鼓勵他們向上司表達。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周日話題 - 2011-07-31
2011年7月24日 星期日
誰在害怕二次創作？
遞補機制惹來的罵聲四起掩蓋下，被封為「網絡廿三條」的《2011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已悄悄並神速地過了首讀和二讀，網民頭上的一把刀愈逼愈近。政府強調收緊法例打擊網上盜版是與時並進、保護創意所必須。新例卻將創意爆燈的二次創作（如惡搞歌曲或圖片）一網打盡；即使非牟利用途，若「達到損害版權擁有人權利的程度」，便是干犯刑事罪行，最高每件作品可判罰5萬元及監禁4年。
何謂「損害版權擁有人權利」卻是定義模糊，考慮因素除經濟上的損失外，更涵蓋對原作品「潛在市場或價值的影響」；知識產權署長張錦輝進一步說明，將本來嚴肅的作品惡搞成詼諧，也是對原作的貶損性處理，傷害了版權擁有人精神方面的感受，亦屬侵權行為。範圍之闊，超乎想像。
新例條文與官員講法都口口聲聲為版權持有人設想，對他們的經濟利益以至精神感受呵護備至。那邊廂，職業創作人卻紛紛指出，現行的民事訴訟機制已足夠他們追討損失、捍衛權益，刑事化非但不必，更會扼殺他們最重視的創作和表達自由。港大副教務長、著名翻譯及改編劇作家陳鈞潤教授不禁提問—— 誰在害怕二次創作？
就此修訂草案的爭議，我們以電郵訪問了「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CASH）的9名理事。理事會主席陳永華教授表示時間倉促，需要進一步研究法例細節才能發表意見。著名唱片監製梁榮駿簡短回覆說：「個人認為今次將相關行為刑事化是不必要的」；作家理事陳鈞潤教授、出版人理事兼富士太平洋音樂版權（東南亞）有限公司總經理何志恩，都從個人立場作出較詳細的回應。
陳鈞潤：歌神也舊曲填新詞
陳鈞潤教授是英國皇家藝術學會院士，曾翻譯和改編多部舞台劇及歌劇，擅長在原來故事架構下，將人物背景語言本地化，加插俗俚語、相關語及港式幽默等，以拉近香港觀衆與西方劇作的距離，屬二次創作的模範，也經常擔任舊曲新詞比賽的評審。他認為時下網民改編歌詞以抒胸臆、針貶時弊是中國文學的優良傳承，直言今次修例是「矯枉過正」。
陳教授指出，中國的宋詞元曲、以至京崑粵劇都用舊曲譜寫新曲詞，文人之間互贈歌詞交流寄意，是重要的傳統文化。到了近代更多翻唱外國歌用新中文詞，比如唐滌生，就用了不少時代曲以至歐洲輕歌劇的調子；而陳歌辛50年代的國語歌《玫瑰玫瑰我愛你》被翻唱成英文歌「Rose, Rose I Love You」，「誰又告過誰來？」
至於惡搞的例子，他認為近代始祖該數鄧寄塵將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 改成《飛哥跌落坑渠》；70年代黃霑作曲填詞、與溫拿合拍電影《大家樂》，後來全部歌曲都被許冠傑惡搞，《只有知心一個》被改成《只發醫生一個》。「這是文人詩酒唱酬式的韻事，霑叔沒告他，醫生們也沒有小器無聊到去告歌神！」
不過，這些例子絕對符合知識產權署長張錦輝「嚴肅變作詼諧」的定義，如果草案通過，又是「貶損性處理」，一切公開表演、陳列、發佈或傳播皆屬刑事罪行。刑事化的意思是，即使霑叔不以為忤，執法人員也可以上門拘捕歌神，就算最終法庭判斷歌神的惡搞無傷大雅、無罪釋放，由拘捕到判決之間的漫長折騰，已是一種懲罰和阻嚇。
陳鈞潤認為，現行法例下，原創人如不滿惡搞作品對自己構成損失，大可民事索償；如刑事化，是否要煮鶴焚琴追究以上樂壇韻事？「是誰要求刑事化？誰是惡搞的受害人？我見到的是兩個（當然我有可能看漏）；近期的惡搞，針對的是大地產商和政府，前者未見有人對號入座要求刑事化，政府更不應該打壓批評而行苛政以顯其量窄！而我看不到原創作者有自覺是受害人，包括我自己。有人賞面二創拙作，我會受寵若驚。我為天主教會填詞的聖詠，據說在內地給老翻製成K 碟，這有助傳教，我歡喜都來不及，不會去告人。」
他又指出，舊曲新詞的創作，有助新血加入填詞行列。「今年已見到有舊曲新詞的比賽，改為要『新曲新詞』。主辦機構可能不想捲入法律爭拗，但懂得作詞的人未必懂作曲，那無疑是令參賽門檻提高了。」而行外人要正式辦手續取得版權人的授權，有其難度；根據他的經驗，一些知名作品的版權費可以非常高，甚至有錢都買不到。
不過，CASH 的出版人理事之一、富士太平洋音樂版權（東南亞）有限公司總經理何志恩認為，維護版權觀念是最首要原則。「我們不可以說，因為我不懂拍照、也不認識任何攝影師，那就在未取得授權下使用別人的照片，這是藉口。」現時有很多軟件會提供音樂檔案及其他現成的創作素材，都是合法和尊重原創人的創作途徑。無論使用、轉發的是原創還是改編作品，重點是有沒有事先取得版權持有人同意，至於能否取得版權許可和版權費的額度，視乎用途和版權人的意願， 而這始終是應該受到尊重的。
有意見認為，香港修訂版權條例時，應效法歐盟、澳洲和美國加入豁免條文，讓惡搞、「滑稽模仿」之類的二次創作，可以「公平使用」的原則作抗辯理由。但何志恩有所保留，「如果未經授權複製或轉載原創作品是刑事罪行、而改編作品則可獲豁免，會引起很多版權上的爭議。舉個例子，如一篇文章未獲授權而被足本轉載，是犯了刑事罪；但同樣未獲授權而修改了幾隻字再轉載，就不犯刑事罪，這不是很矛盾嗎？」
填詞人：扼殺創作自由
填詞人陳心遙則恐怕法例過嚴，對創作界來說得不償失。「現時對樂壇最傷的盜版行為，是將原創足本的音樂任人下載，但這些主要發生在內地和境外網站，如果政府想保護版權持有人，應該多關注怎樣有效打擊境外侵權的問題，今次推出的修訂即使通過，我見不到會在這方面有很大作用。」
「反而一些原本無心侵害版權利益的人卻墮入法網中，例如自彈自唱心愛偶像的歌曲、抒發感情，或者借現存的圖片二次創作，諷刺時弊，這些是自由世界裏很珍貴的宣泄渠道，我看不到會損害原作者的權益；將相關行為刑事化，令這些人恐懼落入法網而卻步，這對創作環境不是一件善良的事。」
陳心遙自言從來沒參與過惡搞，也從沒這麼關心過立法議案，但見到今次版權修訂條例出台，特地細心研究條文，又諮詢律師的意見，因他確實感到「創作自由」這條最重要的原則受到威脅。
「過去創作人覺得受侵權可以循民事索償，刑事化的話，有沒有損害創作人利益，解釋權在執法者。我不想揣測，推出這條法例背後有什麼政治考慮，但法例通過了就沒回頭，我們有必要作最壞打算，最極端的情况下，這條例可以被執法機關怎樣運用呢？發放一幅電視劇的截圖都可以算刑事，我不覺得警方會一夜之間拉晒全部人，但他會選哪些人去拉？我們不能預測。我希望所有創作人都多去了解這條例，再決定是否值得支持。」
條例影響之廣泛、引起的恐慌，大概可從網民反應看出。除了網上討論區一片怒吼外，昨天立法會就《版權（修訂）條例草案》舉行公眾諮詢會，不少過往身分隱密的網民都決定站出來發聲。發言名單上連串的「花生友俱樂部」、「將感揮友貧黨」、「光豬六壯士」、「全球改圖苦主大聯盟香港分部」蔚為奇觀。起源自高登的「鍵盤戰線」收集了近500名網民聯署意見書，要求政府撤回惡法。
網民：先取授權不切實際
鍵盤戰線的發起人「阿虎」和「虎王夏天」，正職分別是產品設計和平面設計師。夏天說，其他幾個戰友都是不同範疇的設計人，「我也很討厭自己的作品被人抄，但二次創作和抄襲是兩回事，也往往跟原來的作品不同market，沒有利益衝突。沒有人會因為看了批評政改『超錯』的魔盜王海報改圖而不去看《魔盜王》，反而可能有人覺得改圖有趣，本來不看的都打算去看這套戲。」
他們又批評，要在二次創作前取得所有相關版權人的授權是不切實際。「如果我想改《阿凡達》的海報，我去問占士金馬倫，你覺得他會睬我嗎？相關的版權費對於初學者來說能負擔嗎？條例通過後，不想犯法的話，找素材的渠道就會大大收窄，那你就不要告訴我，政府在推動創意產業。」
為了反對「惡搞」刑事化，鍵盤戰線已聯同多位有名氣的創作人結成同盟，包括作家及編劇黃洋達、填詞人梁柏堅和喬靖夫、漫畫《龍虎門》主筆張萬有、《絕代英雄》的黃永高等，透過一系列的創作，表達文化藝術界對新修訂版權條例打壓創作自由的不滿。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周日話題 - 2011-07-24
何謂「損害版權擁有人權利」卻是定義模糊，考慮因素除經濟上的損失外，更涵蓋對原作品「潛在市場或價值的影響」；知識產權署長張錦輝進一步說明，將本來嚴肅的作品惡搞成詼諧，也是對原作的貶損性處理，傷害了版權擁有人精神方面的感受，亦屬侵權行為。範圍之闊，超乎想像。
新例條文與官員講法都口口聲聲為版權持有人設想，對他們的經濟利益以至精神感受呵護備至。那邊廂，職業創作人卻紛紛指出，現行的民事訴訟機制已足夠他們追討損失、捍衛權益，刑事化非但不必，更會扼殺他們最重視的創作和表達自由。港大副教務長、著名翻譯及改編劇作家陳鈞潤教授不禁提問—— 誰在害怕二次創作？
就此修訂草案的爭議，我們以電郵訪問了「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CASH）的9名理事。理事會主席陳永華教授表示時間倉促，需要進一步研究法例細節才能發表意見。著名唱片監製梁榮駿簡短回覆說：「個人認為今次將相關行為刑事化是不必要的」；作家理事陳鈞潤教授、出版人理事兼富士太平洋音樂版權（東南亞）有限公司總經理何志恩，都從個人立場作出較詳細的回應。
陳鈞潤：歌神也舊曲填新詞
陳鈞潤教授是英國皇家藝術學會院士，曾翻譯和改編多部舞台劇及歌劇，擅長在原來故事架構下，將人物背景語言本地化，加插俗俚語、相關語及港式幽默等，以拉近香港觀衆與西方劇作的距離，屬二次創作的模範，也經常擔任舊曲新詞比賽的評審。他認為時下網民改編歌詞以抒胸臆、針貶時弊是中國文學的優良傳承，直言今次修例是「矯枉過正」。
陳教授指出，中國的宋詞元曲、以至京崑粵劇都用舊曲譜寫新曲詞，文人之間互贈歌詞交流寄意，是重要的傳統文化。到了近代更多翻唱外國歌用新中文詞，比如唐滌生，就用了不少時代曲以至歐洲輕歌劇的調子；而陳歌辛50年代的國語歌《玫瑰玫瑰我愛你》被翻唱成英文歌「Rose, Rose I Love You」，「誰又告過誰來？」
至於惡搞的例子，他認為近代始祖該數鄧寄塵將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 改成《飛哥跌落坑渠》；70年代黃霑作曲填詞、與溫拿合拍電影《大家樂》，後來全部歌曲都被許冠傑惡搞，《只有知心一個》被改成《只發醫生一個》。「這是文人詩酒唱酬式的韻事，霑叔沒告他，醫生們也沒有小器無聊到去告歌神！」
不過，這些例子絕對符合知識產權署長張錦輝「嚴肅變作詼諧」的定義，如果草案通過，又是「貶損性處理」，一切公開表演、陳列、發佈或傳播皆屬刑事罪行。刑事化的意思是，即使霑叔不以為忤，執法人員也可以上門拘捕歌神，就算最終法庭判斷歌神的惡搞無傷大雅、無罪釋放，由拘捕到判決之間的漫長折騰，已是一種懲罰和阻嚇。
陳鈞潤認為，現行法例下，原創人如不滿惡搞作品對自己構成損失，大可民事索償；如刑事化，是否要煮鶴焚琴追究以上樂壇韻事？「是誰要求刑事化？誰是惡搞的受害人？我見到的是兩個（當然我有可能看漏）；近期的惡搞，針對的是大地產商和政府，前者未見有人對號入座要求刑事化，政府更不應該打壓批評而行苛政以顯其量窄！而我看不到原創作者有自覺是受害人，包括我自己。有人賞面二創拙作，我會受寵若驚。我為天主教會填詞的聖詠，據說在內地給老翻製成K 碟，這有助傳教，我歡喜都來不及，不會去告人。」
他又指出，舊曲新詞的創作，有助新血加入填詞行列。「今年已見到有舊曲新詞的比賽，改為要『新曲新詞』。主辦機構可能不想捲入法律爭拗，但懂得作詞的人未必懂作曲，那無疑是令參賽門檻提高了。」而行外人要正式辦手續取得版權人的授權，有其難度；根據他的經驗，一些知名作品的版權費可以非常高，甚至有錢都買不到。
不過，CASH 的出版人理事之一、富士太平洋音樂版權（東南亞）有限公司總經理何志恩認為，維護版權觀念是最首要原則。「我們不可以說，因為我不懂拍照、也不認識任何攝影師，那就在未取得授權下使用別人的照片，這是藉口。」現時有很多軟件會提供音樂檔案及其他現成的創作素材，都是合法和尊重原創人的創作途徑。無論使用、轉發的是原創還是改編作品，重點是有沒有事先取得版權持有人同意，至於能否取得版權許可和版權費的額度，視乎用途和版權人的意願， 而這始終是應該受到尊重的。
有意見認為，香港修訂版權條例時，應效法歐盟、澳洲和美國加入豁免條文，讓惡搞、「滑稽模仿」之類的二次創作，可以「公平使用」的原則作抗辯理由。但何志恩有所保留，「如果未經授權複製或轉載原創作品是刑事罪行、而改編作品則可獲豁免，會引起很多版權上的爭議。舉個例子，如一篇文章未獲授權而被足本轉載，是犯了刑事罪；但同樣未獲授權而修改了幾隻字再轉載，就不犯刑事罪，這不是很矛盾嗎？」
填詞人：扼殺創作自由
填詞人陳心遙則恐怕法例過嚴，對創作界來說得不償失。「現時對樂壇最傷的盜版行為，是將原創足本的音樂任人下載，但這些主要發生在內地和境外網站，如果政府想保護版權持有人，應該多關注怎樣有效打擊境外侵權的問題，今次推出的修訂即使通過，我見不到會在這方面有很大作用。」
「反而一些原本無心侵害版權利益的人卻墮入法網中，例如自彈自唱心愛偶像的歌曲、抒發感情，或者借現存的圖片二次創作，諷刺時弊，這些是自由世界裏很珍貴的宣泄渠道，我看不到會損害原作者的權益；將相關行為刑事化，令這些人恐懼落入法網而卻步，這對創作環境不是一件善良的事。」
陳心遙自言從來沒參與過惡搞，也從沒這麼關心過立法議案，但見到今次版權修訂條例出台，特地細心研究條文，又諮詢律師的意見，因他確實感到「創作自由」這條最重要的原則受到威脅。
「過去創作人覺得受侵權可以循民事索償，刑事化的話，有沒有損害創作人利益，解釋權在執法者。我不想揣測，推出這條法例背後有什麼政治考慮，但法例通過了就沒回頭，我們有必要作最壞打算，最極端的情况下，這條例可以被執法機關怎樣運用呢？發放一幅電視劇的截圖都可以算刑事，我不覺得警方會一夜之間拉晒全部人，但他會選哪些人去拉？我們不能預測。我希望所有創作人都多去了解這條例，再決定是否值得支持。」
條例影響之廣泛、引起的恐慌，大概可從網民反應看出。除了網上討論區一片怒吼外，昨天立法會就《版權（修訂）條例草案》舉行公眾諮詢會，不少過往身分隱密的網民都決定站出來發聲。發言名單上連串的「花生友俱樂部」、「將感揮友貧黨」、「光豬六壯士」、「全球改圖苦主大聯盟香港分部」蔚為奇觀。起源自高登的「鍵盤戰線」收集了近500名網民聯署意見書，要求政府撤回惡法。
網民：先取授權不切實際
鍵盤戰線的發起人「阿虎」和「虎王夏天」，正職分別是產品設計和平面設計師。夏天說，其他幾個戰友都是不同範疇的設計人，「我也很討厭自己的作品被人抄，但二次創作和抄襲是兩回事，也往往跟原來的作品不同market，沒有利益衝突。沒有人會因為看了批評政改『超錯』的魔盜王海報改圖而不去看《魔盜王》，反而可能有人覺得改圖有趣，本來不看的都打算去看這套戲。」
他們又批評，要在二次創作前取得所有相關版權人的授權是不切實際。「如果我想改《阿凡達》的海報，我去問占士金馬倫，你覺得他會睬我嗎？相關的版權費對於初學者來說能負擔嗎？條例通過後，不想犯法的話，找素材的渠道就會大大收窄，那你就不要告訴我，政府在推動創意產業。」
為了反對「惡搞」刑事化，鍵盤戰線已聯同多位有名氣的創作人結成同盟，包括作家及編劇黃洋達、填詞人梁柏堅和喬靖夫、漫畫《龍虎門》主筆張萬有、《絕代英雄》的黃永高等，透過一系列的創作，表達文化藝術界對新修訂版權條例打壓創作自由的不滿。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周日話題 - 2011-07-24
2011年7月17日 星期日
竊聽風暴—— 權力精英的傲慢假設
9年前，一名13歲女孩失蹤遇害後被竊聽電話留言，是為藥引；168年歷史、全球最暢銷英文報章《世界新聞報》結業，是第一聲炮響。沒錯，只是第一聲。點燃藥引的人預告：More to come。
「對我而言，這不是個別記者的操守問題。這是關於權力精英階層的故事。關於一個世界上最強大的新聞集團、一個國家最龐大的警隊、最有權力的政黨，以及傳媒投訴委員會，他們如何結成同謀，令彼此能更便利地苟且偷安。關於他們如何想當然地認為自己可以逍遙法外、並想當然地以為欺騙世上其餘所有人完全沒問題── 因為我們只是小人物，我們不會知道他們幹了什麼。由始至終最使我氣憤的一點，就是這些權力精英們的傲慢假設。」
是這一道氣，支持《衛報》偵查記者戴維斯（Nick Davies）度過四年的寂寞，鍥而不捨尋求真相，揭露傳媒史上最醜惡的一場竊聽風暴。
事情由2005年開始。《世界新聞報》一則關於威廉王子膝蓋受傷的報道惹起王室人員懷疑，認為只有竊聽才能知道這消息，要求警方徹查。結果07年該報政治版編輯古德曼（CliveGoodman）及其聘用的私家偵探穆爾凱爾（Glenn Mulcaire）罪成入獄，時任報館總編輯庫爾森（Andy Coulson）聲稱對下屬所為毫不知情，但又決定辭職，旋即被時為反對黨的領袖卡梅倫延攬為傳訊總監；卡梅倫當選首相後，庫爾森更入閣擔當首席發言人。
苦苦追查換來一片死寂
公眾漸漸淡忘往事，而戴維斯並不滿足，他相信竊聽應不是個別事件，於是依靠自己30多年積累的消息來源，循各渠道蒐集證據。2009年7月，他在《衛報》發表竊聽醜聞的首篇報道，揭露新聞集團竊聽數以千計的手機用戶，非法取得銀行、稅務、社保檔案等個人私隱資料，受害人包括多名政客、演藝界及球壇明星；他指出警方亦掌握這些證據，但沒有執法。光是其中三單個案，新聞國際便曾秘密付出共100萬英磅予受害人作「掩口費」，並成功令法庭與警方終止調查。而證據顯示，身為高官的庫爾森在任職《世界新聞報》總編期間亦與這些非法行為有關。
如此爆炸性的報道，戴維斯原期待可以一石擊起千重浪，引發數以百計受害人對新聞集團興訟、違法記者被捕、報館高層受查辭職。但這些通通沒發生，換來的是一片令人難堪的死寂。
《衛報》總編魯斯布列查（Alan Rusbridger）憶述，當時倫敦警察廳宣布調查，然後只過了數小時，警方宣布行動結束，並無發現任何值得調查的事情。新聞國際趾高氣揚地指摘《衛報》妖言惑眾，其他行家亦冷漠以對。有國會議員私下表示同情，但沒有人願意走出來自找麻煩。
戴維斯深信錯的並不是自己，忍受着對手奚落，兩年間不斷跟進事件，並發掘更多受害者資料、新聞集團及其同謀者的關係和犯罪細節等，持續地發表數十篇沒人關注的報道。
今年7月4日，他披露02年一名13歲女童道勒（Milly Dowler）遭綁架及謀殺後，《世界新聞報》竊聽女童的手機留言信箱，並在信箱已滿後刪除部分留言，以清出空間收集並竊聽更多信息；其家人及警方發現一度爆滿的留言信箱突然出現空間，以為這證明女童仍然在生，引致錯判形勢。
或許已習慣了公眾的冷漠，戴維斯沒有預計過報道會有如此強烈的反響。在此之前，公眾以為竊聽對象只限於政要名人，這群人有豐富的資源和能力追究相關報章、悍衛個人權益；當手無寸鐵的普通人—— 一個遇害女童的家庭也受影響，其後更揭出反恐戰陣亡軍人、恐襲受害者家屬皆被竊聽，大眾感到危機前所未有地切身，聲討和要求徹查梅鐸新聞集團的聲勢空前熾烈。
十天之內，卡梅倫與曾經無比親近的梅鐸陣營劃清界線，《世界新聞報》前主編及卡梅倫愛將庫爾森旋即被捕，《世界新聞報》結業，梅鐸收購天空電視的大計泡湯，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宣布介入調查美國國民被竊聽，以及美警涉嫌受賄事宜，而倫敦警察廳就數年來的疏忽連番致歉。
為何警方沒揭露真相
英國國會宣布就事件進行公開聆訊，梅鐸和幼子詹姆斯，以及新聞國際女總裁布魯克斯（Rebekah Brooks）都被傳召作供。聆訊一方面針對新聞集團及傳媒整體的操守問題，另一焦點是追查警方為何長久以來未有揭露真相、背後牽涉的利益關係。
「4年以來，警方表現可恥而不誠實，調查工作上徹底失敗，而這種失敗明顯源於恐懼，害怕為這權傾朝野的新聞帝國帶來麻煩，故沒有將他們繩之以法。對公眾、傳媒及國會發出的聲明裏，警方多次迴避，沒有坦白說出事實。」戴維斯說。警方的恐懼未必沒根據，《紐約時報》報道，06年警方就竊聽事件展開初步調查時，5名資深探員的手機便淪為竊聽目標，其中兩人的負面私生活更在報章上曝光，令人質疑警隊是否因而膽怯，以致其後的調查工作無疾而終。
即使事件屬實，相比起梅鐸在政壇上呼風喚雨的影響力，透過竊聽報復區區幾名警員，大概只算小事一樁。梅鐸於1981年收購《泰晤士報》，大力支持時任首相的戴卓爾夫人削弱工會權力，開啟了英國官媒勾結的時代。1997年，梅鐸力挺工黨貝理雅出任首相，旗下媒體造勢推波助瀾，結束保守黨持續18年的執政；去年大選轉捧保守黨，於是又輪到卡梅倫上台。他當選後亦投桃報李，竊聽風暴引爆前，便多番迴護梅鐸的天空電視收購計劃，企圖讓已佔有4成英國報章市場的新聞集團勢力進一步膨漲。
儘管卡梅倫為求挽回形象而極速轉軚，但英國民眾想必不會忘記這位首相與梅鐸多年來的親密關係。時事評論員Peter Oborne 一篇指摘卡梅倫「誤交損友」的文章引起英民熱話，內容指卡梅倫不單與梅鐸「契女」、新聞國際總裁布魯克斯夫婦過從甚密，而在他當選首相前，《衛報》總編魯斯布列查已透過卡梅倫的親信傳話，提醒他庫爾森涉及的不法勾當，惟卡梅倫當作耳邊風，當選後仍延攬他入閣。
隨着這些來自新聞集團的密友陸續被揭出惡行，Peter Oborne 認為卡梅倫已陷進陰溝裏難以翻身，竊聽風暴將令這位曾經年輕朝氣的首相面對民望轉捩點。
壟斷市場的媒體霸權
令民眾徹底失望的還有監察機構—— 由英國傳媒業界自行成立的傳媒投訴委員會（Press Complaints Commission，PCC）。輿論紛指PCC 是無牙老虎，09年《衛報》報道竊聽事件後只發過兩份毫無發現的報告，近日又突然承認被誤導，顯示由新聞界進行自我監管已不再可行。卡梅倫公開表示要建立一個獨立於政府和新聞界的法定監管機構，惟業界與公眾對「後PCC」年代的傳媒監察應何去何從仍存在分歧。
英國警方、國會以至美國FBI 的調查才剛開始，萬眾期待事件發展下去可揪出更多新聞集團、警隊與政界之間相互包庇的黑幕。在法律制裁之前，民眾已率先發動消費者力量，杯葛梅鐸旗下產品。據業界粗略統計，英國《太陽報》上周六銷量較今年2 月下跌近一成，《泰晤士報》亦跌6.7%。facebook 和twitter 湧現杯葛梅鐸群組。新聞集團股價在美國和澳洲連日重挫，市值在短短4個交易日內蒸發約546億港元。儘管梅鐸開腔澄清，沒打算出售旗下幾份英國報章，但民眾都期待長久以來遭寡頭壟斷的傳媒業，能在竊聽風暴後迎來重新洗牌的契機。
與香港傳媒競爭激烈、不擇手段谷銷量不同，港大陳婉瑩教授指出，梅鐸新聞集團能恣意侵犯他人私隱，是一媒獨大下，傳媒大亨勾結政權、警權互相包庇的結構性產物，這種被制度縱容下的為所欲為，亦是值得香港人警剔的地方。
她認為，傳媒業界總是多元化為好，媒體之間的互相監察可補法律之不足，而新興的獨立與網上媒體，更是打破梅鐸一類媒體霸權的希望所在。不過，身處香港，我們走進任何一間便利店都能見到上百種不同的報章雜誌，壟斷市場的媒體霸權似乎並不存在。但種類甚多的報章雜誌為何都顯得面目模糊和同一化？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周日話題 - 2011-07-17
「對我而言，這不是個別記者的操守問題。這是關於權力精英階層的故事。關於一個世界上最強大的新聞集團、一個國家最龐大的警隊、最有權力的政黨，以及傳媒投訴委員會，他們如何結成同謀，令彼此能更便利地苟且偷安。關於他們如何想當然地認為自己可以逍遙法外、並想當然地以為欺騙世上其餘所有人完全沒問題── 因為我們只是小人物，我們不會知道他們幹了什麼。由始至終最使我氣憤的一點，就是這些權力精英們的傲慢假設。」
是這一道氣，支持《衛報》偵查記者戴維斯（Nick Davies）度過四年的寂寞，鍥而不捨尋求真相，揭露傳媒史上最醜惡的一場竊聽風暴。
事情由2005年開始。《世界新聞報》一則關於威廉王子膝蓋受傷的報道惹起王室人員懷疑，認為只有竊聽才能知道這消息，要求警方徹查。結果07年該報政治版編輯古德曼（CliveGoodman）及其聘用的私家偵探穆爾凱爾（Glenn Mulcaire）罪成入獄，時任報館總編輯庫爾森（Andy Coulson）聲稱對下屬所為毫不知情，但又決定辭職，旋即被時為反對黨的領袖卡梅倫延攬為傳訊總監；卡梅倫當選首相後，庫爾森更入閣擔當首席發言人。
苦苦追查換來一片死寂
公眾漸漸淡忘往事，而戴維斯並不滿足，他相信竊聽應不是個別事件，於是依靠自己30多年積累的消息來源，循各渠道蒐集證據。2009年7月，他在《衛報》發表竊聽醜聞的首篇報道，揭露新聞集團竊聽數以千計的手機用戶，非法取得銀行、稅務、社保檔案等個人私隱資料，受害人包括多名政客、演藝界及球壇明星；他指出警方亦掌握這些證據，但沒有執法。光是其中三單個案，新聞國際便曾秘密付出共100萬英磅予受害人作「掩口費」，並成功令法庭與警方終止調查。而證據顯示，身為高官的庫爾森在任職《世界新聞報》總編期間亦與這些非法行為有關。
如此爆炸性的報道，戴維斯原期待可以一石擊起千重浪，引發數以百計受害人對新聞集團興訟、違法記者被捕、報館高層受查辭職。但這些通通沒發生，換來的是一片令人難堪的死寂。
《衛報》總編魯斯布列查（Alan Rusbridger）憶述，當時倫敦警察廳宣布調查，然後只過了數小時，警方宣布行動結束，並無發現任何值得調查的事情。新聞國際趾高氣揚地指摘《衛報》妖言惑眾，其他行家亦冷漠以對。有國會議員私下表示同情，但沒有人願意走出來自找麻煩。
戴維斯深信錯的並不是自己，忍受着對手奚落，兩年間不斷跟進事件，並發掘更多受害者資料、新聞集團及其同謀者的關係和犯罪細節等，持續地發表數十篇沒人關注的報道。
今年7月4日，他披露02年一名13歲女童道勒（Milly Dowler）遭綁架及謀殺後，《世界新聞報》竊聽女童的手機留言信箱，並在信箱已滿後刪除部分留言，以清出空間收集並竊聽更多信息；其家人及警方發現一度爆滿的留言信箱突然出現空間，以為這證明女童仍然在生，引致錯判形勢。
或許已習慣了公眾的冷漠，戴維斯沒有預計過報道會有如此強烈的反響。在此之前，公眾以為竊聽對象只限於政要名人，這群人有豐富的資源和能力追究相關報章、悍衛個人權益；當手無寸鐵的普通人—— 一個遇害女童的家庭也受影響，其後更揭出反恐戰陣亡軍人、恐襲受害者家屬皆被竊聽，大眾感到危機前所未有地切身，聲討和要求徹查梅鐸新聞集團的聲勢空前熾烈。
十天之內，卡梅倫與曾經無比親近的梅鐸陣營劃清界線，《世界新聞報》前主編及卡梅倫愛將庫爾森旋即被捕，《世界新聞報》結業，梅鐸收購天空電視的大計泡湯，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宣布介入調查美國國民被竊聽，以及美警涉嫌受賄事宜，而倫敦警察廳就數年來的疏忽連番致歉。
為何警方沒揭露真相
英國國會宣布就事件進行公開聆訊，梅鐸和幼子詹姆斯，以及新聞國際女總裁布魯克斯（Rebekah Brooks）都被傳召作供。聆訊一方面針對新聞集團及傳媒整體的操守問題，另一焦點是追查警方為何長久以來未有揭露真相、背後牽涉的利益關係。
「4年以來，警方表現可恥而不誠實，調查工作上徹底失敗，而這種失敗明顯源於恐懼，害怕為這權傾朝野的新聞帝國帶來麻煩，故沒有將他們繩之以法。對公眾、傳媒及國會發出的聲明裏，警方多次迴避，沒有坦白說出事實。」戴維斯說。警方的恐懼未必沒根據，《紐約時報》報道，06年警方就竊聽事件展開初步調查時，5名資深探員的手機便淪為竊聽目標，其中兩人的負面私生活更在報章上曝光，令人質疑警隊是否因而膽怯，以致其後的調查工作無疾而終。
即使事件屬實，相比起梅鐸在政壇上呼風喚雨的影響力，透過竊聽報復區區幾名警員，大概只算小事一樁。梅鐸於1981年收購《泰晤士報》，大力支持時任首相的戴卓爾夫人削弱工會權力，開啟了英國官媒勾結的時代。1997年，梅鐸力挺工黨貝理雅出任首相，旗下媒體造勢推波助瀾，結束保守黨持續18年的執政；去年大選轉捧保守黨，於是又輪到卡梅倫上台。他當選後亦投桃報李，竊聽風暴引爆前，便多番迴護梅鐸的天空電視收購計劃，企圖讓已佔有4成英國報章市場的新聞集團勢力進一步膨漲。
儘管卡梅倫為求挽回形象而極速轉軚，但英國民眾想必不會忘記這位首相與梅鐸多年來的親密關係。時事評論員Peter Oborne 一篇指摘卡梅倫「誤交損友」的文章引起英民熱話，內容指卡梅倫不單與梅鐸「契女」、新聞國際總裁布魯克斯夫婦過從甚密，而在他當選首相前，《衛報》總編魯斯布列查已透過卡梅倫的親信傳話，提醒他庫爾森涉及的不法勾當，惟卡梅倫當作耳邊風，當選後仍延攬他入閣。
隨着這些來自新聞集團的密友陸續被揭出惡行，Peter Oborne 認為卡梅倫已陷進陰溝裏難以翻身，竊聽風暴將令這位曾經年輕朝氣的首相面對民望轉捩點。
壟斷市場的媒體霸權
令民眾徹底失望的還有監察機構—— 由英國傳媒業界自行成立的傳媒投訴委員會（Press Complaints Commission，PCC）。輿論紛指PCC 是無牙老虎，09年《衛報》報道竊聽事件後只發過兩份毫無發現的報告，近日又突然承認被誤導，顯示由新聞界進行自我監管已不再可行。卡梅倫公開表示要建立一個獨立於政府和新聞界的法定監管機構，惟業界與公眾對「後PCC」年代的傳媒監察應何去何從仍存在分歧。
英國警方、國會以至美國FBI 的調查才剛開始，萬眾期待事件發展下去可揪出更多新聞集團、警隊與政界之間相互包庇的黑幕。在法律制裁之前，民眾已率先發動消費者力量，杯葛梅鐸旗下產品。據業界粗略統計，英國《太陽報》上周六銷量較今年2 月下跌近一成，《泰晤士報》亦跌6.7%。facebook 和twitter 湧現杯葛梅鐸群組。新聞集團股價在美國和澳洲連日重挫，市值在短短4個交易日內蒸發約546億港元。儘管梅鐸開腔澄清，沒打算出售旗下幾份英國報章，但民眾都期待長久以來遭寡頭壟斷的傳媒業，能在竊聽風暴後迎來重新洗牌的契機。
與香港傳媒競爭激烈、不擇手段谷銷量不同，港大陳婉瑩教授指出，梅鐸新聞集團能恣意侵犯他人私隱，是一媒獨大下，傳媒大亨勾結政權、警權互相包庇的結構性產物，這種被制度縱容下的為所欲為，亦是值得香港人警剔的地方。
她認為，傳媒業界總是多元化為好，媒體之間的互相監察可補法律之不足，而新興的獨立與網上媒體，更是打破梅鐸一類媒體霸權的希望所在。不過，身處香港，我們走進任何一間便利店都能見到上百種不同的報章雜誌，壟斷市場的媒體霸權似乎並不存在。但種類甚多的報章雜誌為何都顯得面目模糊和同一化？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周日話題 - 2011-07-17
2011年7月10日 星期日
人在做，他在看
七一夜，我在干諾道中堵路現場，與一個年輕示威者聊天之際，他忽然拉拉我手臂，很開心地說，「你睇，那個橙色衫的叔叔又來看我們了！」順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是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
近年警民衝突頻繁，反高鐵集會、反政改青年圍堵立法會、支聯會六四遊行、中聯辦外各大小示威，都有他的橙色身影。過往羅沃啟只是從旁觀察，今年七一，他首次成了鏡頭焦點，因為警察差點想要拘捕他。
那晚他振振有辭與警官爭辯，「全世界從事人權監察的組織都應該得到政府支持，而不是打壓。」十多年來在示威過程充當觀察員，從沒受到阻撓，不料警權之手今次伸向監察人員。後來曲線一點想，「真係拉我就好呀，上到去法庭，你就大獲，一定國際嘩然。」
羅沃啟年輕時是個毛派，自言對毛澤東、馬克思的著作看得比很多新左老左都熟，但後來，祖國的發展當然是令他失望的。「報國無門」之下，心想還是做好香港更實際。
95年大律師夏博義（Paul Harris）牽頭，聯同戴啟思、陳文敏、陸恭蕙等成立人權監察時，羅沃啟是蟻聯的成員，正為立法局增設功能組別的議題鬧到聯合國上去。大家都關注回歸後的香港人權法治，在日內瓦人權委員會遇上，陸恭蕙趁會議期間小休便邀他加入。
只求一國兩制倒退減慢
羅成了人權監察的首任總幹事，轉眼便16年。「香港的法治、自由、公民社會的空間，對中國人來說是個重要的示範單位，回歸後希望將這些優點保留，盡量將一國兩制的倒退程度減慢。」他笑說，「我們要求已經好低，是倒退定了，只希望倒退得慢一些。」
人權工作範圍甚廣，十多年來，由政制發展、言論表達和新聞自由、性別與種族歧視、私隱權等大小議題，羅沃啟都積極在本地媒體以及國際人權會議上發聲。近年警權問題前所未有地惹人關注，也成為人權監察的重點工作。
羅打趣說，97回歸大典舉行期間，李明逵用來掩蓋示威聲浪的貝多芬《命運交響樂》，恰恰選中了歌曲，「那正是納粹時期，受害者被推進毒氣室，臨死前播的音樂。」可說為回歸後的集會自由敲起了喪鐘。
事後輿論與警監會（現稱「監警會」）一致抨擊，警隊內部也發出指引，明言處理示威遊行時，不能假設參與者有犯罪意圖，警方主要角色是協助示威順利進行。
「回歸初期，警隊至少會盡量給公眾一個政治中立的形象。但近年來，可以見到那份指引的原則已經蕩然無存。警方處理示威時，無論立場和策略，都明顯受政治影響，變成是政府的一環，去協助維護中央權威，減少尷尬場面，甚至只是用來打壓示威者。」
在這種改變下，羅目睹警民之間的互信一點一滴流失。「只要有一次處理不當，以後市民就唔會再聽你講。那次警察收咗支聯會個民主女神像，我在遊行隊列裏見到一些好多年無出來的舊朋友，他們都是些乖到唔恨的人，但我看着他們一路行、一路踢警方擺下的雪糕筒，每個人經過就踢開幾吋，踢踢吓，遊行隊伍就多佔了成半條行車線。他們這是在對警方做無聲的抗議，表明『我哋已經唔會再接受你的一套』。」
警員膽粗粗好危險
另一方面，羅私下接觸警方朋友時，亦聽到他們說，警隊內部對示威者已產生一種非常敵意的氣氛，情况令人擔憂。「曾偉雄帶頭話，維護法紀要道歉是天方夜譚，好似好壯士氣，下面的人就諗， 『上頭夠硬，我哋就做硬佢』，以為出了事有一哥撐。膽粗粗是好危險，你對着的不是大奸大惡、江湖大盜嘛。」
事實上，所謂果斷執法，羅沃啟認為並不能收震攝示威者之效。「這樣大規模拘捕示威人士，只會壯大支敢死隊。到一個地步，大家拉又拉過、鎖又鎖過，其實就畢業，以後都不會驚。問題是社會上有些根本矛盾解決不到，有班人覺得在體制上找不到出路，而這體制又無民意授權，衝突必定會繼續，他們亦預計好要付代價。」他簡單一句概括：no justice, no peace。
堵路是對基本社會契約的質問
但示威者以行動爭取民主權利之餘，亦有市民質疑堵路的行為損害了普通人的道路使用權，到底示威集會的權利界線應該怎樣劃分？誰有資格決定什麼時候可以犧牲其他道路使用者的權益？羅指出，堵路示威的行為在各國都有案例，其中以色列最高法院就有判辭指出，道路並不是純粹的交通用途，亦是一個表達訴求的地方。「既然道路平時已被車輛佔用，在某些日子讓示威者使用，是否可以將就到？當然每次示威的情况不同。香港的終審庭案例就認為，示威一定會造成阻礙，但不應去到一個不合理的地步，超乎合理的阻礙則可以視為違法。」
「但你要留意，堵路的人也知道自己是違法，這班人不是亂衝出去的暴民，是經過深層思考的，你同佢哋傾偈會發覺佢哋睇好多理論，直接行動、公民抗命的論述朗朗上口。」羅解釋，現時堵路示威的行動，正是對基本社會契約的質問，人民將權力交給政府，條件是政府要為人民的福祉作出適當決策；一旦政府濫權做一些損害人民的事情，它違反社會契約在先，人民就沒必要聽命於這個政府了。這時候如果當權者使用暴力的國家機器去鎮壓反對聲音，一批人會甘願被國家機器懲罰，透過受罰顯示體制的不合理性，期望在社會上喚起更多人反抗。
羅沃啟認為，抱着這種信念的堵路者，其實是社會上的良心和精英；傷害他們，等於在傷害社會的寶貴資源。「公民抗命並不容易，有各樣的原因會導致其失敗，無法喚起市民共鳴。但我們人權監察的基礎精神是，一個人即使犯了法、判了刑，都有他的基本權利，在被捕過程都要受到尊重。」
在高牆與雞蛋之間，羅沃啟總是站在雞蛋的一邊。有時示威者見到現場有他在，都比較安心，起碼有個見證。「警隊有足夠裝備去保護自己，而且用的是公家資源。示威者在牛高馬大的警員面前其實是很弱勢的，受到不公平或暴力對待，要投訴追究都不容易，往往付出很多時間精力和代價之後，仍然得不到合理裁決。」
不過，為免損害組織的中立性，觀察員即使見到警方有過分使用武力，亦不會立刻出言制止，以免干擾事態發展。人權監察做的是記下證據，循政府體制、法律訴訟和聯合國機制等途徑，爭取公義的裁決及制度、政策上的轉變。
「傳媒也是一道監察力量，但我們對人權的事情會敏感一點、留意的細節多一點。比如警方清場時，記者通常影到示威者被抬出警方人牆就完了，我們會有兩個觀察員，一個拍攝人牆內的路段、一個拍攝人牆外到上警車為止。另外，近年警方大量攝錄示威遊行場面，我們也會留意，他們是影整個場面、還是個別示威者的大頭？有些警員拍攝時給人報復式的感覺，專登將鏡頭近距離對着你，都是涉嫌侵犯私隱權。你不能說，『無做壞事怕咩人影？』喂，我去廁所都唔係做壞事，唔等於你可以影。影咗之後，片段如何使用？哪些部門和級別的警員可以看到？保存期多久？都是很重要的人權問題。」
警察都誤解「公共空間」
羅沃啟說，要判斷警方是否「合理地使用武力」，往往要考慮整個活動的細節經過，近年雖增加了觀察遊行示威的資源，但面對社運青年野貓式行動，他亦笑謂「太spontaneous 了，完全唔知幾時會發生、邊度發生，好突擊，趕到去可能已經出咗事好耐。我們的觀察員大部分是義工，call 起人嚟，有人要湊仔、有人聽日考試，都幾難次次去睇。」
是否資源不足？羅沃啟說，其實都很多人願意幫手，不過有些是大律師，有些是記者，也有些有政黨背景，不便擔當觀察員，但都會在背後出錢出力，協助打官司、寫報告、贊助他們去聯合國開會等；由於組織的角色中立，而本地專責監察人權狀况的團體又不多，間中也會得到政府一些項目撥款。
至於一般市民對人權監察工作的支持度，羅覺得視乎時節而定，六四、七一等敏感時刻會特別關注，遊行期間都很多市民主動走過來捐款。「抽空咁講，大家都會覺得人權和自由很重要，但具體問題上的認識便有參差，例如維持社會穩定與個人權利之間應如何取捨？道路就是讓車行，用來表達就不妥當？包括警察在內都存在對公共空間的錯誤理解。」
「好多時對自己有益嗰下就會講權利，但不打算付出代價。社會為弱勢人士做多些，好像覺得額外施恩，其實是應份的嘛。大家如何對待新移民、少數族裔？新右派的興起，其實也反映個別人士的人權意識、素養有改善空間。」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 - 2011-07-10
近年警民衝突頻繁，反高鐵集會、反政改青年圍堵立法會、支聯會六四遊行、中聯辦外各大小示威，都有他的橙色身影。過往羅沃啟只是從旁觀察，今年七一，他首次成了鏡頭焦點，因為警察差點想要拘捕他。
那晚他振振有辭與警官爭辯，「全世界從事人權監察的組織都應該得到政府支持，而不是打壓。」十多年來在示威過程充當觀察員，從沒受到阻撓，不料警權之手今次伸向監察人員。後來曲線一點想，「真係拉我就好呀，上到去法庭，你就大獲，一定國際嘩然。」
羅沃啟年輕時是個毛派，自言對毛澤東、馬克思的著作看得比很多新左老左都熟，但後來，祖國的發展當然是令他失望的。「報國無門」之下，心想還是做好香港更實際。
95年大律師夏博義（Paul Harris）牽頭，聯同戴啟思、陳文敏、陸恭蕙等成立人權監察時，羅沃啟是蟻聯的成員，正為立法局增設功能組別的議題鬧到聯合國上去。大家都關注回歸後的香港人權法治，在日內瓦人權委員會遇上，陸恭蕙趁會議期間小休便邀他加入。
只求一國兩制倒退減慢
羅成了人權監察的首任總幹事，轉眼便16年。「香港的法治、自由、公民社會的空間，對中國人來說是個重要的示範單位，回歸後希望將這些優點保留，盡量將一國兩制的倒退程度減慢。」他笑說，「我們要求已經好低，是倒退定了，只希望倒退得慢一些。」
人權工作範圍甚廣，十多年來，由政制發展、言論表達和新聞自由、性別與種族歧視、私隱權等大小議題，羅沃啟都積極在本地媒體以及國際人權會議上發聲。近年警權問題前所未有地惹人關注，也成為人權監察的重點工作。
羅打趣說，97回歸大典舉行期間，李明逵用來掩蓋示威聲浪的貝多芬《命運交響樂》，恰恰選中了歌曲，「那正是納粹時期，受害者被推進毒氣室，臨死前播的音樂。」可說為回歸後的集會自由敲起了喪鐘。
事後輿論與警監會（現稱「監警會」）一致抨擊，警隊內部也發出指引，明言處理示威遊行時，不能假設參與者有犯罪意圖，警方主要角色是協助示威順利進行。
「回歸初期，警隊至少會盡量給公眾一個政治中立的形象。但近年來，可以見到那份指引的原則已經蕩然無存。警方處理示威時，無論立場和策略，都明顯受政治影響，變成是政府的一環，去協助維護中央權威，減少尷尬場面，甚至只是用來打壓示威者。」
在這種改變下，羅目睹警民之間的互信一點一滴流失。「只要有一次處理不當，以後市民就唔會再聽你講。那次警察收咗支聯會個民主女神像，我在遊行隊列裏見到一些好多年無出來的舊朋友，他們都是些乖到唔恨的人，但我看着他們一路行、一路踢警方擺下的雪糕筒，每個人經過就踢開幾吋，踢踢吓，遊行隊伍就多佔了成半條行車線。他們這是在對警方做無聲的抗議，表明『我哋已經唔會再接受你的一套』。」
警員膽粗粗好危險
另一方面，羅私下接觸警方朋友時，亦聽到他們說，警隊內部對示威者已產生一種非常敵意的氣氛，情况令人擔憂。「曾偉雄帶頭話，維護法紀要道歉是天方夜譚，好似好壯士氣，下面的人就諗， 『上頭夠硬，我哋就做硬佢』，以為出了事有一哥撐。膽粗粗是好危險，你對着的不是大奸大惡、江湖大盜嘛。」
事實上，所謂果斷執法，羅沃啟認為並不能收震攝示威者之效。「這樣大規模拘捕示威人士，只會壯大支敢死隊。到一個地步，大家拉又拉過、鎖又鎖過，其實就畢業，以後都不會驚。問題是社會上有些根本矛盾解決不到，有班人覺得在體制上找不到出路，而這體制又無民意授權，衝突必定會繼續，他們亦預計好要付代價。」他簡單一句概括：no justice, no peace。
堵路是對基本社會契約的質問
但示威者以行動爭取民主權利之餘，亦有市民質疑堵路的行為損害了普通人的道路使用權，到底示威集會的權利界線應該怎樣劃分？誰有資格決定什麼時候可以犧牲其他道路使用者的權益？羅指出，堵路示威的行為在各國都有案例，其中以色列最高法院就有判辭指出，道路並不是純粹的交通用途，亦是一個表達訴求的地方。「既然道路平時已被車輛佔用，在某些日子讓示威者使用，是否可以將就到？當然每次示威的情况不同。香港的終審庭案例就認為，示威一定會造成阻礙，但不應去到一個不合理的地步，超乎合理的阻礙則可以視為違法。」
「但你要留意，堵路的人也知道自己是違法，這班人不是亂衝出去的暴民，是經過深層思考的，你同佢哋傾偈會發覺佢哋睇好多理論，直接行動、公民抗命的論述朗朗上口。」羅解釋，現時堵路示威的行動，正是對基本社會契約的質問，人民將權力交給政府，條件是政府要為人民的福祉作出適當決策；一旦政府濫權做一些損害人民的事情，它違反社會契約在先，人民就沒必要聽命於這個政府了。這時候如果當權者使用暴力的國家機器去鎮壓反對聲音，一批人會甘願被國家機器懲罰，透過受罰顯示體制的不合理性，期望在社會上喚起更多人反抗。
羅沃啟認為，抱着這種信念的堵路者，其實是社會上的良心和精英；傷害他們，等於在傷害社會的寶貴資源。「公民抗命並不容易，有各樣的原因會導致其失敗，無法喚起市民共鳴。但我們人權監察的基礎精神是，一個人即使犯了法、判了刑，都有他的基本權利，在被捕過程都要受到尊重。」
在高牆與雞蛋之間，羅沃啟總是站在雞蛋的一邊。有時示威者見到現場有他在，都比較安心，起碼有個見證。「警隊有足夠裝備去保護自己，而且用的是公家資源。示威者在牛高馬大的警員面前其實是很弱勢的，受到不公平或暴力對待，要投訴追究都不容易，往往付出很多時間精力和代價之後，仍然得不到合理裁決。」
不過，為免損害組織的中立性，觀察員即使見到警方有過分使用武力，亦不會立刻出言制止，以免干擾事態發展。人權監察做的是記下證據，循政府體制、法律訴訟和聯合國機制等途徑，爭取公義的裁決及制度、政策上的轉變。
「傳媒也是一道監察力量，但我們對人權的事情會敏感一點、留意的細節多一點。比如警方清場時，記者通常影到示威者被抬出警方人牆就完了，我們會有兩個觀察員，一個拍攝人牆內的路段、一個拍攝人牆外到上警車為止。另外，近年警方大量攝錄示威遊行場面，我們也會留意，他們是影整個場面、還是個別示威者的大頭？有些警員拍攝時給人報復式的感覺，專登將鏡頭近距離對着你，都是涉嫌侵犯私隱權。你不能說，『無做壞事怕咩人影？』喂，我去廁所都唔係做壞事，唔等於你可以影。影咗之後，片段如何使用？哪些部門和級別的警員可以看到？保存期多久？都是很重要的人權問題。」
警察都誤解「公共空間」
羅沃啟說，要判斷警方是否「合理地使用武力」，往往要考慮整個活動的細節經過，近年雖增加了觀察遊行示威的資源，但面對社運青年野貓式行動，他亦笑謂「太spontaneous 了，完全唔知幾時會發生、邊度發生，好突擊，趕到去可能已經出咗事好耐。我們的觀察員大部分是義工，call 起人嚟，有人要湊仔、有人聽日考試，都幾難次次去睇。」
是否資源不足？羅沃啟說，其實都很多人願意幫手，不過有些是大律師，有些是記者，也有些有政黨背景，不便擔當觀察員，但都會在背後出錢出力，協助打官司、寫報告、贊助他們去聯合國開會等；由於組織的角色中立，而本地專責監察人權狀况的團體又不多，間中也會得到政府一些項目撥款。
至於一般市民對人權監察工作的支持度，羅覺得視乎時節而定，六四、七一等敏感時刻會特別關注，遊行期間都很多市民主動走過來捐款。「抽空咁講，大家都會覺得人權和自由很重要，但具體問題上的認識便有參差，例如維持社會穩定與個人權利之間應如何取捨？道路就是讓車行，用來表達就不妥當？包括警察在內都存在對公共空間的錯誤理解。」
「好多時對自己有益嗰下就會講權利，但不打算付出代價。社會為弱勢人士做多些，好像覺得額外施恩，其實是應份的嘛。大家如何對待新移民、少數族裔？新右派的興起，其實也反映個別人士的人權意識、素養有改善空間。」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 - 2011-07-10
2011年7月3日 星期日
這夜，我扮示威者
今年七一前夕，火藥味甚濃，部分團體事先張揚遊行後要「反轉政府總部」，並在禮賓府或其他地方進行干擾活動或集會；警方面對近日連串的濫權指控亦嚴陣以待，指示前線警員以克制和高透明度的方式執法，在機動部隊（PTU）人牆之間留下空隙讓傳媒拍攝，「抬人過程盡量靠近記者」，大有在公眾面前做場good show 的準備。我卻懷疑，乖乖地待在警方畫好的記者區內，看他們準備好讓我看的畫面，距離真相會有多遠？
近年來每遇示威清場，警方與示威者總是各執一詞。示威人士指控警察濫用暴力、抬人時故意令他們受傷；警方則指示威者不合作在先，破壞秩序。而對於示威人士所言「慘况」，記者行家們好像總是沒看到、沒報道，到底是真的沒發生、純屬虛構揑造？還是記者站得太遠、看不清楚？比對報章報道與示威者在網上的講法，看得人老大納悶。
於是向黎主編提出一個大膽建議：既有便衣警員混在遊行市民之間蒐集情報，又有市民穿起公安服奏樂示威；七一晚上，記者何不也化身示威者，混在人群之中看看到底發生什麼事？取得上司首肯後，七一下午，我一身示威裝備，包括足夠維持一個晚上的乾糧食水、中胡椒噴霧後洗眼用的大支眼藥水、為防跌倒擦傷而在大熱天穿上長牛仔褲，往政府總部進發。
下午五時許，我隨遊行大隊抵達政府總部，當時已有一些先完成遊行的人士聚集靜坐，部分人預備好地墊、糧水、書本和iPad 等預備長時間抗爭，但當中亦有為數甚多的人只是遊行後短暫停留，並無「反轉政府總部」的打算。
「如果每個人都不出聲，政府就會變本加厲」
七十後的Sam 是政府合約工，○三年開始每年都參加七一遊行，今年特別響應大會呼籲，在遊行後留下坐了一段時間，「過往七一遊行，最多兩個小時就行完，今年卻花了三個多小時。光是由維園到邊寧頓街竟行了一小時，感覺政府在留難上街人士。今年六四我又被點去泳池旁兜大圈，如果每個人都不出聲，政府就會變本加厲」。
在大學修讀文化研究的莫同學與朋友同來，遊行後在政府總部外坐了一個下午，對於是否要留守等清場還未決定，「想聲援過去幾次在抗爭中被捕的朋友，覺得他們對社會很有心，但如果時間太晚，就會先離開了。」然後他又問身邊幾個朋友的意向。
無組織、「睇情形」，是今次堵路行動我所看見的最大特色。晚上八時許，一些八、九十後青年小群組似是收到某些風聲，紛紛耳語相傳，然後陸續收拾地墊、示威道具等大包小包，轉移陣地往山下走去。九時左右，總部外的講台上有人嗌咪，說有示威者計劃在皇后大道中堵路，一時間大批散兵游勇快步衝落山，在長江中心外的皇后大道中路段匯合成接近五六百人的堵路大軍。
朋友看電視新聞，跟我說有「社民連一批人」在皇后大道中堵路，我在現場聽到挺愕然。雖然見到長毛、陶君行的身影，但他們沒有擔當任何領導角色，堵路者其實以八、九十後青年為主，一些熟口熟面的曾在反高鐵、守衛菜園村等抗爭上見過，雖有些十來人組成的朋友圈子，也有很多是兩三人結伴、或者獨自前來。
無行動計劃耳語相傳下一步
他們甚至全無行動計劃。抗爭經驗較豐富的眾多小群組埋頭商議下一步行動，並派出代表與其他群組協調溝通，我和一些散兵游勇則坐在旁邊玩iphone 聊天。群組代表提倡民主精神，對我們這些「生面口」的新丁也都逐個收集意見。代表們有了決定，又逐個小組耳語相傳，以免被人群中的無數便衣探員得悉。確保所有抗爭者都知道下一步行動方向後，一兩個小組帶頭衝，其他人便緊跟尾隨。
當晚的堵路者意見認為，在同一個地點逗留過久，警察便會有足夠時間部署清場，因此不斷打遊擊換地點，十時半由長江中心衝到干諾道中西行線，十一時半又由西行線跑到東行線。但跑到東行線後，附近已沒有其他主要幹道可以堵了，零時起，警察組成的人鏈便不斷收緊，把仍在留守的百多名堵路者重重圍困。
與金鐘道的亂况不同，我跟了中環這一批堵路者走，見到的是一次寧靜得異樣的清場行動。
早在十時許，現場便有小組代表分發「示威者被捕須知」傳單，並對沒有被捕經驗的堵路初哥解釋被拘捕後的法律權利，「踢保」與「坐爆」的選擇利弊，傳單上印有民陣警權關注組支援熱線，可以替被捕人士安排律師支援。從傳單內容可見，堵路者對警察存有很大戒心，詳列一旦被脫衣搜身、暴力及不合理對待時應如何應對。
也許因為每個人都在心理及實質上作好被捕的準備，在清場行動中，堵路者與警方都非常冷靜。零時許，警方在比較遠離我的一邊開始清場時，甚至靜得根本沒引起我的注意。清場過程很慢，大部分時間就是記者打着拍攝用的燈、圍成一圈照着中間的警員和示威者，抬與被抬的都默不作聲；只見留守人士一個接一個的靜靜消失，趁着封路後儼如死城的中環作背景，這畫面猶如一場奇怪的宗教儀式。有個別示威者被抬時喊「警察拉我隻手」、「好痛」，哄動都是幾句就完了，沒多久又靜下來。後來有青年唱起《人民之歌》、《自由花》、《海闊天空》等，歌聲和人丁一樣單薄。
「遊行無用，行來幹嗎？」
為何要堵路？這種在香港吃力不討好的抗爭方式，例必惹來「阻住返工∕放工」的口誅筆伐。與堵路者交談之間了解到，他們各有各的訴求和關注點，但採取了同一個方式表達，因為對政府「和平理性」已沒有效果。八十後的Kitty 曾跟隨一批社運青年到禮賓府遞請願信，但特首連見個面、接封信都不願， 「我當場就哭了，為什麼我們的官員要這樣冷待市民？」此後她覺得再做什麼都沒用，今年七一首次加入堵路行列，其實也是無奈之中的最後反抗。
從事寫作的Raymond 與十六歲女兒冬冬一同堵路，這晚是他們的第一次「公民抗命」，「我知道這是犯法，但遊行無用，行來幹嗎？大陸和特區政府，目前施行的根本是暴政，經濟政策、房屋政策、教育政策都愈來愈離譜，能夠行出來示威，是香港最後的堡壘。我們不是激進的人、不是要打打殺殺，但我們要有勇氣，行出來的人夠多，警察總會就範。」對於即將被捕，父女們都說不怕，「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八十後的Tommy 是泰國華僑，同樣是堵路新丁。在餐廳任職的他今年專誠請假遊行，因為○三年至今香港的民主倒退程度已令他忍無可忍。他擁有泰國護照和投票權，每逢泰國選舉，就算他不能回家鄉，駐港領事館也會安排海外居民投票，香港人卻連在自己的城市裏補選的權利都沒有，「在泰國堵路很平常，當年紅衫軍在旅遊區Central World 縱火、癱瘓機場，對依賴旅遊業的泰國經濟來說傷害很大，但經濟再差，泰國人不會怪示威者，因為他們有信心，用手中的選票換一個有能力的政府」。
凌晨二時，Tommy 跟我交談後不久，就跟其餘最後幾位示威者被警方押走，清場完成，而我亮出記者證脫身了。但同樣為了觀看警方執法而來的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卻險些被捕。警員把他拉到一邊，要他證實自己的身分，羅用英文跟一名警察長官理論，說國際人權法都講明，市民權利有可能被侵害的情况下，人權組織是有權到場觀看的；十多年來從事人權監察運動，這是首次受到阻礙。他怒氣冲冲要警方解釋和道歉，結果該警官竟不發一言轉身走。
見證了一場冷靜到不行的清場行動
離開干諾道中，我沿天橋往金鐘道另一個堵路現場，眼前是一個奇景——力寶中心連接香港公園那邊的天橋上，站着密麻麻的圍觀者，年齡由二十多歲到四十、五十歲都有，他們不是看熱鬧，神情很認真，有些似乎相識但很少人交談，就那樣默默的看。
或者他們跟我一樣，拒絕聽信警民各執一詞的說法，也拒絕相信經過剪接的新聞鏡頭。或者當大家都意識到，我們都有見證、記錄、述說的權利，警察濫權的可能性便會自然終結。七一這晚，我見證了一場冷靜到不行的清場行動，在鎂光燈下，如果連堵路都變成一種形式、常態、例牌的演出，抗爭者以後還應如何去爭取？
跟示威者同過了累極的一晚，跳上的士回家，收音機竟剛好播着這首歌的結尾——
在這夜這猛火像燎原
大眾議論到這三位少年
就似在怨用處沒有一點
在這夜這猛火像燎原
大眾議論到這三位少年
亂說亂說
愈說祇有愈遠
——《十個救火的少年》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07-03
近年來每遇示威清場，警方與示威者總是各執一詞。示威人士指控警察濫用暴力、抬人時故意令他們受傷；警方則指示威者不合作在先，破壞秩序。而對於示威人士所言「慘况」，記者行家們好像總是沒看到、沒報道，到底是真的沒發生、純屬虛構揑造？還是記者站得太遠、看不清楚？比對報章報道與示威者在網上的講法，看得人老大納悶。
於是向黎主編提出一個大膽建議：既有便衣警員混在遊行市民之間蒐集情報，又有市民穿起公安服奏樂示威；七一晚上，記者何不也化身示威者，混在人群之中看看到底發生什麼事？取得上司首肯後，七一下午，我一身示威裝備，包括足夠維持一個晚上的乾糧食水、中胡椒噴霧後洗眼用的大支眼藥水、為防跌倒擦傷而在大熱天穿上長牛仔褲，往政府總部進發。
下午五時許，我隨遊行大隊抵達政府總部，當時已有一些先完成遊行的人士聚集靜坐，部分人預備好地墊、糧水、書本和iPad 等預備長時間抗爭，但當中亦有為數甚多的人只是遊行後短暫停留，並無「反轉政府總部」的打算。
「如果每個人都不出聲，政府就會變本加厲」
七十後的Sam 是政府合約工，○三年開始每年都參加七一遊行，今年特別響應大會呼籲，在遊行後留下坐了一段時間，「過往七一遊行，最多兩個小時就行完，今年卻花了三個多小時。光是由維園到邊寧頓街竟行了一小時，感覺政府在留難上街人士。今年六四我又被點去泳池旁兜大圈，如果每個人都不出聲，政府就會變本加厲」。
在大學修讀文化研究的莫同學與朋友同來，遊行後在政府總部外坐了一個下午，對於是否要留守等清場還未決定，「想聲援過去幾次在抗爭中被捕的朋友，覺得他們對社會很有心，但如果時間太晚，就會先離開了。」然後他又問身邊幾個朋友的意向。
無組織、「睇情形」，是今次堵路行動我所看見的最大特色。晚上八時許，一些八、九十後青年小群組似是收到某些風聲，紛紛耳語相傳，然後陸續收拾地墊、示威道具等大包小包，轉移陣地往山下走去。九時左右，總部外的講台上有人嗌咪，說有示威者計劃在皇后大道中堵路，一時間大批散兵游勇快步衝落山，在長江中心外的皇后大道中路段匯合成接近五六百人的堵路大軍。
朋友看電視新聞，跟我說有「社民連一批人」在皇后大道中堵路，我在現場聽到挺愕然。雖然見到長毛、陶君行的身影，但他們沒有擔當任何領導角色，堵路者其實以八、九十後青年為主，一些熟口熟面的曾在反高鐵、守衛菜園村等抗爭上見過，雖有些十來人組成的朋友圈子，也有很多是兩三人結伴、或者獨自前來。
無行動計劃耳語相傳下一步
他們甚至全無行動計劃。抗爭經驗較豐富的眾多小群組埋頭商議下一步行動，並派出代表與其他群組協調溝通，我和一些散兵游勇則坐在旁邊玩iphone 聊天。群組代表提倡民主精神，對我們這些「生面口」的新丁也都逐個收集意見。代表們有了決定，又逐個小組耳語相傳，以免被人群中的無數便衣探員得悉。確保所有抗爭者都知道下一步行動方向後，一兩個小組帶頭衝，其他人便緊跟尾隨。
當晚的堵路者意見認為，在同一個地點逗留過久，警察便會有足夠時間部署清場，因此不斷打遊擊換地點，十時半由長江中心衝到干諾道中西行線，十一時半又由西行線跑到東行線。但跑到東行線後，附近已沒有其他主要幹道可以堵了，零時起，警察組成的人鏈便不斷收緊，把仍在留守的百多名堵路者重重圍困。
與金鐘道的亂况不同，我跟了中環這一批堵路者走，見到的是一次寧靜得異樣的清場行動。
早在十時許，現場便有小組代表分發「示威者被捕須知」傳單，並對沒有被捕經驗的堵路初哥解釋被拘捕後的法律權利，「踢保」與「坐爆」的選擇利弊，傳單上印有民陣警權關注組支援熱線，可以替被捕人士安排律師支援。從傳單內容可見，堵路者對警察存有很大戒心，詳列一旦被脫衣搜身、暴力及不合理對待時應如何應對。
也許因為每個人都在心理及實質上作好被捕的準備，在清場行動中，堵路者與警方都非常冷靜。零時許，警方在比較遠離我的一邊開始清場時，甚至靜得根本沒引起我的注意。清場過程很慢，大部分時間就是記者打着拍攝用的燈、圍成一圈照着中間的警員和示威者，抬與被抬的都默不作聲；只見留守人士一個接一個的靜靜消失，趁着封路後儼如死城的中環作背景，這畫面猶如一場奇怪的宗教儀式。有個別示威者被抬時喊「警察拉我隻手」、「好痛」，哄動都是幾句就完了，沒多久又靜下來。後來有青年唱起《人民之歌》、《自由花》、《海闊天空》等，歌聲和人丁一樣單薄。
「遊行無用，行來幹嗎？」
為何要堵路？這種在香港吃力不討好的抗爭方式，例必惹來「阻住返工∕放工」的口誅筆伐。與堵路者交談之間了解到，他們各有各的訴求和關注點，但採取了同一個方式表達，因為對政府「和平理性」已沒有效果。八十後的Kitty 曾跟隨一批社運青年到禮賓府遞請願信，但特首連見個面、接封信都不願， 「我當場就哭了，為什麼我們的官員要這樣冷待市民？」此後她覺得再做什麼都沒用，今年七一首次加入堵路行列，其實也是無奈之中的最後反抗。
從事寫作的Raymond 與十六歲女兒冬冬一同堵路，這晚是他們的第一次「公民抗命」，「我知道這是犯法，但遊行無用，行來幹嗎？大陸和特區政府，目前施行的根本是暴政，經濟政策、房屋政策、教育政策都愈來愈離譜，能夠行出來示威，是香港最後的堡壘。我們不是激進的人、不是要打打殺殺，但我們要有勇氣，行出來的人夠多，警察總會就範。」對於即將被捕，父女們都說不怕，「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八十後的Tommy 是泰國華僑，同樣是堵路新丁。在餐廳任職的他今年專誠請假遊行，因為○三年至今香港的民主倒退程度已令他忍無可忍。他擁有泰國護照和投票權，每逢泰國選舉，就算他不能回家鄉，駐港領事館也會安排海外居民投票，香港人卻連在自己的城市裏補選的權利都沒有，「在泰國堵路很平常，當年紅衫軍在旅遊區Central World 縱火、癱瘓機場，對依賴旅遊業的泰國經濟來說傷害很大，但經濟再差，泰國人不會怪示威者，因為他們有信心，用手中的選票換一個有能力的政府」。
凌晨二時，Tommy 跟我交談後不久，就跟其餘最後幾位示威者被警方押走，清場完成，而我亮出記者證脫身了。但同樣為了觀看警方執法而來的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卻險些被捕。警員把他拉到一邊，要他證實自己的身分，羅用英文跟一名警察長官理論，說國際人權法都講明，市民權利有可能被侵害的情况下，人權組織是有權到場觀看的；十多年來從事人權監察運動，這是首次受到阻礙。他怒氣冲冲要警方解釋和道歉，結果該警官竟不發一言轉身走。
見證了一場冷靜到不行的清場行動
離開干諾道中，我沿天橋往金鐘道另一個堵路現場，眼前是一個奇景——力寶中心連接香港公園那邊的天橋上，站着密麻麻的圍觀者，年齡由二十多歲到四十、五十歲都有，他們不是看熱鬧，神情很認真，有些似乎相識但很少人交談，就那樣默默的看。
或者他們跟我一樣，拒絕聽信警民各執一詞的說法，也拒絕相信經過剪接的新聞鏡頭。或者當大家都意識到，我們都有見證、記錄、述說的權利，警察濫權的可能性便會自然終結。七一這晚，我見證了一場冷靜到不行的清場行動，在鎂光燈下，如果連堵路都變成一種形式、常態、例牌的演出，抗爭者以後還應如何去爭取？
跟示威者同過了累極的一晚，跳上的士回家，收音機竟剛好播着這首歌的結尾——
在這夜這猛火像燎原
大眾議論到這三位少年
就似在怨用處沒有一點
在這夜這猛火像燎原
大眾議論到這三位少年
亂說亂說
愈說祇有愈遠
——《十個救火的少年》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 2011-07-03
2011年6月26日 星期日
潘小濤 港人視野看國情
王光亞訪港，見官員、遊街市、食蛋撻，特首高官以至傳媒都圍着他團團轉了好幾天。我們知道他是港澳辦主任，所以警察封路、大家夾道歡迎；但在北京，他有另一個銜頭，叫「中共第十七屆中央候補委員」。
什麼是候補委員？有候補自然應該有正選。正選的第十七屆中共中央委員有204個。「中國通」潘小濤打個比方，如果中國是一間大公司，中央委員會就好比董事會，董事人數眾多，一年只開會一次，重大決策是由常務董事會（政治局）做的，常董們也只是每月開一次會，權力集中在成員更少、更核心的董事長會議（政治局常委），他們每星期開一次會。
夠資格一年開一次會的204個正式委員，有人出缺才輪到候補王光亞的份兒，「如果對中國政治稍有了解，一聽就知道，這個官階的人，在北京一個花樽掉下來都可以砸中幾個，一點都不特別。」
「但來到香港，我們給他超高的禮遇，聽他說三道四，『喂你樓價唔得喎，大家無辦法安居樂業喎』，這明明是香港的事務，以前江澤民時代是絕對不會這樣講的。」
王光亞「鬧醒」曾蔭權，市民額手稱慶，渾然忘卻什麼是一國兩制、港人自港、高度自治，潘小濤大感不妥。「北京求其一個欽差，都可以對香港指指點點，更何况習近平、溫家寶、胡錦濤？他們影響着整個香港社會發展，我們對他們卻這樣無知，是否要了解多些？ 如果你明白國情， 你就識分『唓，一個候補委員，駛乜理佢丫？』但而家你唓都唔識唓、唔敢唓。」
潘小濤從事中國新聞採訪及評論多年，決意要讓港人認識中國真面目。去年他推出首部著作《國情》，由分析暴力遷拆、黑心食物、環境污染、形象工程等新聞故事入手，呈現當下中國百態。寫着寫着，終發現一切的社會亂象，歸根究柢都是黨國不分、一黨專政的衍生物。於是寫作續集《國情2》，為讀者解構黨國體制。究竟「人大」和「政協」搞乜鬼？「國家主席」和「總理」邊個大？繁複艱澀的政府結構與運作，都用平易近人的文字事例一一道來。
《國情2》前半部解釋黨國體制，後半部則分析體制腐敗下產生的種種惡果，著名的「我爸是李剛」事件、鄧玉嬌案、毒奶粉案、四川豆腐渣工程，以至劉曉波、趙連海、茉莉花革命等與體制抗衡、爭取變革的努力都有論及。
潘小濤寫書，着重以香港人的視野看中國，總會用我們熟悉的新聞事件作為切入點，他特別希望《國情》系列可以成為中學生、年輕人認識中國的入門書。今天的中共文宣手段愈來愈多，網上充斥五毛黨精心設計的帖子和視頻混淆視聽，連皇仁名校生都學來「六四是北京學生遭外國勢力利用、密謀推翻中共」的偉論，潘小濤更覺新生代必須具備更多知識才能分辨是非。
如非鐵幕也是櫥窗
「香港人對中國實在了解得太少，中國就算不是鐵幕，也是一個個的櫥窗，展示着各種裝飾工程 ── 上海人幾有錢！中央領導人幾關懷百姓！」民調顯示香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屢屢超越對特區政府，他認為港人與很多內地百姓一樣犯了「只打貪官、不打皇帝」的錯誤。
「可能因為太遙遠，以為對自己沒影響，也可能因為不了解。在菜園村你比人欺侮，還可以上街、可以向傳媒申訴、可以搞關注組保障自己的權益；但在中國你抗議收地不公，是反黨反社會的行為，你會被拉、被判監、被人打。」魔鬼在於制度上的不合理、不透明，而不止是下層官員的個人問題，「皇帝不授權，貪官哪能胡作非為？」
沒有順民，就不會有暴君。潘小濤認為中國百姓堪稱世上最寬容人民，在中共執政的60年間，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大躍進、文革，中共不斷替自己製造問題，而老百姓則不斷給予機會它去糾正；到了改革開放，中共說要「摸着石頭過河」，大家就跟它一起泡在河中心，支持它試驗摸索，到了今天，它還說自己是個「學習型政黨」。「天下間哪有這麼好的人民，容許執政黨不斷犯錯，然後在執政六十年後還在學習如何執政？中共有給機會蔣介石學習執政嗎？」
他形容今天的共產黨自大又自卑，拍出《建黨偉業》替自己慶生，一方面想有人歌功頌德，一方面想博百姓的同情分，「你睇我哋建黨之路幾咁辛酸、幾咁困難、幾咁多險阻？是得來不易的，所以你要體諒我哋無辦法放權、無咁快做到政改。」但這兩項目標都達不到，人民雖然被組織動員去看，回到家中上網就惡搞它，在影評網給一粒星，逼得中共下令關閉評論功能。
但幽默一點，潘小濤認為也可以當它是反黨電影來看，「中共始創人之一的陳獨秀，五四運動後在北京街頭發表演講、派傳單，反政府反制度，按今日的標準，就叫做『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要像劉曉波一樣判監十一年。但陳獨秀八十幾日就放出來，為什麼？因為那時整個社會對國家和政府的概念分得很清，反政府不等於叛國，所以無法起訴。戲裏面你見到以前學生運動可以打砸搶燒地示威，警察都不會開槍或用刺刀對付；學生被抓了，蔡元培可以聲言辭職，用道德壓力逼北洋政府放人。九十年前中共誓死反對的政權尚且容許大家這樣做，今天的中共倒退到什麼程度呢？」
無自信的黨
拍片慶生拍出禍。《建黨偉業》上畫後，網上瘋傳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的畢業禮致詞，說自己活在一個非常荒誕的時代：「鼓勵你唱革命歌曲，但是不鼓勵革命；鼓勵你看《建黨偉業》，但是不鼓勵建黨。」潘小濤說，其實我們面前的是個愈來愈無自信的黨，對自己人民的維穩經費還超出對付外敵的國防預算，因為黨比誰都清楚，「十幾名代表、開個會就可以創黨，當年佢做得到，佢都好驚今日你會做到。」
訪問當天，艾未未終於被放回家。兩個多月來，香港八十後以噴畫質問「誰在害怕艾未未」，我一直心裏更疑惑的是，那個誰為何這樣害怕艾未未？今個星期，看看《建黨偉業》，讀讀《國情》，恍然大悟。原來「誰」在艾未未身上，看到自己九十年前的影子。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時令讀物 - 2011-06-26
什麼是候補委員？有候補自然應該有正選。正選的第十七屆中共中央委員有204個。「中國通」潘小濤打個比方，如果中國是一間大公司，中央委員會就好比董事會，董事人數眾多，一年只開會一次，重大決策是由常務董事會（政治局）做的，常董們也只是每月開一次會，權力集中在成員更少、更核心的董事長會議（政治局常委），他們每星期開一次會。
夠資格一年開一次會的204個正式委員，有人出缺才輪到候補王光亞的份兒，「如果對中國政治稍有了解，一聽就知道，這個官階的人，在北京一個花樽掉下來都可以砸中幾個，一點都不特別。」
「但來到香港，我們給他超高的禮遇，聽他說三道四，『喂你樓價唔得喎，大家無辦法安居樂業喎』，這明明是香港的事務，以前江澤民時代是絕對不會這樣講的。」
王光亞「鬧醒」曾蔭權，市民額手稱慶，渾然忘卻什麼是一國兩制、港人自港、高度自治，潘小濤大感不妥。「北京求其一個欽差，都可以對香港指指點點，更何况習近平、溫家寶、胡錦濤？他們影響着整個香港社會發展，我們對他們卻這樣無知，是否要了解多些？ 如果你明白國情， 你就識分『唓，一個候補委員，駛乜理佢丫？』但而家你唓都唔識唓、唔敢唓。」
潘小濤從事中國新聞採訪及評論多年，決意要讓港人認識中國真面目。去年他推出首部著作《國情》，由分析暴力遷拆、黑心食物、環境污染、形象工程等新聞故事入手，呈現當下中國百態。寫着寫着，終發現一切的社會亂象，歸根究柢都是黨國不分、一黨專政的衍生物。於是寫作續集《國情2》，為讀者解構黨國體制。究竟「人大」和「政協」搞乜鬼？「國家主席」和「總理」邊個大？繁複艱澀的政府結構與運作，都用平易近人的文字事例一一道來。
《國情2》前半部解釋黨國體制，後半部則分析體制腐敗下產生的種種惡果，著名的「我爸是李剛」事件、鄧玉嬌案、毒奶粉案、四川豆腐渣工程，以至劉曉波、趙連海、茉莉花革命等與體制抗衡、爭取變革的努力都有論及。
潘小濤寫書，着重以香港人的視野看中國，總會用我們熟悉的新聞事件作為切入點，他特別希望《國情》系列可以成為中學生、年輕人認識中國的入門書。今天的中共文宣手段愈來愈多，網上充斥五毛黨精心設計的帖子和視頻混淆視聽，連皇仁名校生都學來「六四是北京學生遭外國勢力利用、密謀推翻中共」的偉論，潘小濤更覺新生代必須具備更多知識才能分辨是非。
如非鐵幕也是櫥窗
「香港人對中國實在了解得太少，中國就算不是鐵幕，也是一個個的櫥窗，展示着各種裝飾工程 ── 上海人幾有錢！中央領導人幾關懷百姓！」民調顯示香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屢屢超越對特區政府，他認為港人與很多內地百姓一樣犯了「只打貪官、不打皇帝」的錯誤。
「可能因為太遙遠，以為對自己沒影響，也可能因為不了解。在菜園村你比人欺侮，還可以上街、可以向傳媒申訴、可以搞關注組保障自己的權益；但在中國你抗議收地不公，是反黨反社會的行為，你會被拉、被判監、被人打。」魔鬼在於制度上的不合理、不透明，而不止是下層官員的個人問題，「皇帝不授權，貪官哪能胡作非為？」
沒有順民，就不會有暴君。潘小濤認為中國百姓堪稱世上最寬容人民，在中共執政的60年間，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大躍進、文革，中共不斷替自己製造問題，而老百姓則不斷給予機會它去糾正；到了改革開放，中共說要「摸着石頭過河」，大家就跟它一起泡在河中心，支持它試驗摸索，到了今天，它還說自己是個「學習型政黨」。「天下間哪有這麼好的人民，容許執政黨不斷犯錯，然後在執政六十年後還在學習如何執政？中共有給機會蔣介石學習執政嗎？」
他形容今天的共產黨自大又自卑，拍出《建黨偉業》替自己慶生，一方面想有人歌功頌德，一方面想博百姓的同情分，「你睇我哋建黨之路幾咁辛酸、幾咁困難、幾咁多險阻？是得來不易的，所以你要體諒我哋無辦法放權、無咁快做到政改。」但這兩項目標都達不到，人民雖然被組織動員去看，回到家中上網就惡搞它，在影評網給一粒星，逼得中共下令關閉評論功能。
但幽默一點，潘小濤認為也可以當它是反黨電影來看，「中共始創人之一的陳獨秀，五四運動後在北京街頭發表演講、派傳單，反政府反制度，按今日的標準，就叫做『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要像劉曉波一樣判監十一年。但陳獨秀八十幾日就放出來，為什麼？因為那時整個社會對國家和政府的概念分得很清，反政府不等於叛國，所以無法起訴。戲裏面你見到以前學生運動可以打砸搶燒地示威，警察都不會開槍或用刺刀對付；學生被抓了，蔡元培可以聲言辭職，用道德壓力逼北洋政府放人。九十年前中共誓死反對的政權尚且容許大家這樣做，今天的中共倒退到什麼程度呢？」
無自信的黨
拍片慶生拍出禍。《建黨偉業》上畫後，網上瘋傳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的畢業禮致詞，說自己活在一個非常荒誕的時代：「鼓勵你唱革命歌曲，但是不鼓勵革命；鼓勵你看《建黨偉業》，但是不鼓勵建黨。」潘小濤說，其實我們面前的是個愈來愈無自信的黨，對自己人民的維穩經費還超出對付外敵的國防預算，因為黨比誰都清楚，「十幾名代表、開個會就可以創黨，當年佢做得到，佢都好驚今日你會做到。」
訪問當天，艾未未終於被放回家。兩個多月來，香港八十後以噴畫質問「誰在害怕艾未未」，我一直心裏更疑惑的是，那個誰為何這樣害怕艾未未？今個星期，看看《建黨偉業》，讀讀《國情》，恍然大悟。原來「誰」在艾未未身上，看到自己九十年前的影子。
《明報》- 星期日生活 - 時令讀物 - 2011-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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